南非故事

（文 / 曾焱）

( 南非国家队的球迷们聚集在开普敦最热闹的长街上 )

回归的弗朗西斯

妻子去幼儿园接儿子去了，弗朗西斯·杰拉德（Francis Gerard）自己下厨做了一锅汤，准备好简单的午餐，邀请我坐到餐桌边，边吃边聊，开始为我讲述他们家族和南非的故事。

他的家族来自英国。在他记忆中，他父亲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在他出生前已经写过40本书，直到被战争打断。“二战”结束后，他父亲想要离开阴霾的英国，找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继续写作，听朋友说南非好，就决定搬到南非来。“当时是1946年，我已经在英国出生，被父母抱在怀里带到了南非。我妹妹比我小1岁半，是全家到南非后不久出生的，然后是弟弟，比我小3岁。最开始我们不住在约翰内斯堡，而在马陶，靠近德班的一个地方。到那儿不久，父亲帮人成立了一个名为‘自由党’的政党。这不是白人党派，成员里包括白人、黑人、有色人，各种人都有，所以我小时候并不懂得人种的差别，那时的玩伴也有不同肤色，父母和我从来没有觉得不妥。我在马陶长到6岁，然后全家搬到了约翰内斯堡，我在那儿上学。我突然发现黑人住在一个地方，白人住在另一个地方，我能看到的黑人仅限于那些为我们家工作的杂役。当发现学校里也只有白人时，我很惊讶：‘褐色皮肤的人在哪儿？’这是个让我震惊的发现，就算当时只有六七岁，我也能感觉到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小弗朗西斯随父母迁居到约翰内斯堡的50年代初，正是南非国民党政府开始全面实施“班图斯坦计划”的开始，官方从法律上建立起一套严酷的种族隔离体制。而小弗朗西斯当年在约翰内斯堡学校里“震惊地发现”，则是1953年《班图教育法》颁布的结果，这项法令授权政府对非洲人教育加以完全控制，取消黑人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教会学校也必须遵守政府约束，否则予以关闭。弗朗西斯回忆说：“当时我上的是天主教会办的一所男校，叫圣大卫。学校希望大门向所有人敞开，有时就和种族隔离政府对着干，政府说‘只有白人可以上这个学校’，学校就说‘不行，你们能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关起来吗？我们还是会收黑人’。所以在我毕业前，大约60年代前期，我们学校里也能看到少量黑人学生了。”

但在那个年代的南非，这是极少的例外。弗朗西斯说，在他成长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全南非都在实行严酷的种族隔离，他不喜欢，所以20岁的时候决定离开这个国家。“我没上大学，我的大学就是旅行的路途。我上学的年代，南非学生都需要通过两门重要考试，一门用英语，一门用南非荷兰语（又称阿非利卡语）。我的南非荷兰语非常差，得了个H，大概是百分制的10分到15分吧。我爸爸很生气，让我重考，3个月后我拿了个G，大概是15分到20分。在当时如果通不过南非荷兰语考试，就不能上大学，所以我决定抛开一切，徒步穿越非洲，去一个我不需要担心这种事情的地方生活。在我穿越非洲以及后来在亚洲旅行的过程中，我发现人们学习的方式比起看书学习有趣多了，比如由老人为孩子口述知识。等18个月后我的旅行结束时，我已经不想上什么大学了。我去了印度，最后到了伦敦，在那里定居。1976、1977年的英国很棒，当时正处于伟大的流行音乐革命时期，有‘披头士’，有‘滚石’，而我成了一个摄影师，做BBC的电视制片人，然后开始拍电影。”弗朗西斯制作了很多纪录片，关注世界各地不同人群的生活状态，也包括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他的父母和弟妹则一直留在南非，妹妹在开普敦，目前主持南非一个很大的艾滋病慈善组织，收留和治疗感染了HIV的孩子。弟弟经营了一家非常大的房地产公司，很有钱，但弗朗西斯对我说，他做他的事，我做我的事，我们有不同的兴趣。

( 弗朗西斯陪同南非前总统姆贝基参观“起源中心” )

和那些反对种族歧视的南非白人一样，弗朗西斯对于身份的归属问题也有本能的排斥。过去因为不愿接受和无力改变现实而离开，现在为了改变和回馈南非而回来，对于他们，南非是家乡，但那可能是更多和情感、和记忆关联，而非国籍。“我没有宗教信仰，曾经有过，现在绝对没有了。我讨厌国界，我不觉得我是南非人或者英国人或者欧洲人或其他什么人，但可能更偏向于非洲人一点。我在英国住过很长时间，说的是英式英语，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儿，但仍感觉英国人真奇怪，他们和这里的人不同，即使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对南非我有一种内心的感情上的忠诚，我希望这里的局势越来越好，50年的浩劫就是50年的实验。”

与他父亲当年一样，2000年，弗朗西斯携妻女从英国回到南非，创办“起源中心”岩画艺术研究所，他们的小儿子吕克也在南非出生。当他重新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生活，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1994年的重大转折。他想回馈南非，因为这是他的家乡，有他童年的许多回忆，“起源中心”是他为南非做的第一件事情，现在，他又设法帮助南非的数学和科学教育。

( 埃文·米尔顿 )

“回到南非定居的第一年，我觉得很失望，因为没有什么真正改变了，白人还过着以前那样的生活，黑人的生活也没什么大变化。有些黑人变富裕了，但其他人呢？似乎和从前没有不同。1994年本该是个激烈的变化，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把矿山和企业都收归国有，经济命脉还在白人手里，从未改变。我真的认为变化之小让人吃惊，曼德拉当总统后在走钢丝，小心翼翼。”

弗朗西斯和家人现在住的地方叫做Parkwood，送我过去的黑人司机告诉我，那片社区很好，很安全。和弗朗西斯聊到今天约翰内斯堡的状况，聊到白人和黑人的相处，他说，变化后的最初10年，人们确实非常紧张，白人十分担心黑人把他们的头砍下来。“现在不那么紧张了，人们更喜欢争论了，但还是会有某些特定的词句不可以说，比如‘Nigger’这样带有侮辱性的词是不能在这个国家使用的。黑人之间可以这样用，开玩笑似的，但白人绝对不能，否则会挨打。”弗朗西斯说，自己有时早上醒来也会忍不住想大叫，为什么人总在犯错做蠢事？但不管怎样，他还抱有希望，“人应该享受好的东西，但得确定你为此所做的事情没有伤及他人。这就是南非的问题。过去白人伤害黑人，或者杀害桑人，现在有些黑人也会不加思考就伤害白人，这可能是人的本性。你所能做的只是帮助人们少伤害他人。这个国家有个习惯说法，叫做‘当我们人⋯⋯’比如，‘当我们白人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思考得很清楚’。说这种话的人该被赶出去，因为他们只会向后看。我还抱有希望，比较实际的预期是，十几年后，那些1994年后出生的孩子已经25、30岁了，他们对之前糟糕的生活没有记忆，然后情况会慢慢变好。很大程度上希望在这一代，所以教育才如此重要。我们正在计划把一个老天文馆改建成科学中心，我们还会制作电视节目、电台节目，在报纸上写文章，让人们重新思考科学，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 1994年，在种族隔离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布兰达和印度裔作曲家希瓦结了婚 )

告别的时候，弗朗西斯认真地建议我去小镇看看，估计他指的是Township，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这是对隔离黑人的郊区定居点的称呼。弗朗西斯说，那里的居民大多是贫穷的工人，努力想过上好日子，但很不容易。

开普敦的埃文

埃文·米尔顿（Evan Milton）趴在咖啡馆的小圆桌上，给我们列出他喜欢的南非爵士乐手的单子，叮嘱我们周日晚上一定要去“绿海豚”酒吧，周一到“彩虹屋”，周二不要错过长街上的“皇家”，说当地年轻人都喜欢去那里，有白人也有黑人，特别是学生。

乐评人埃文，老朋友都叫他小名Blue，因为他有一双好看的蓝眼睛。埃文每周为开普敦当地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The Argus》写音乐专栏，也兼着一家网站的战略发展经理，自嘲光当记者养活不了自己。到开普敦第二天，约了他一起吃午饭。我们说想去一家有当地特色的餐馆，他就直接把我们领到了开普敦城里有名的热闹地儿——长街（Long Street）。一路走过去，爵士酒吧、餐馆、古董店、二手书和卖非洲手工艺品的小店密密排开，可惜正好碰上星期天，十之八九没有开门。

埃文继续写他的爵士乐清单。“你们一定得买些CD带回去。好吧，需要购买的爵士乐如下：我最喜欢的南非爵士乐队叫做‘12号语言’，这个名字起得很巧妙，因为南非有11种官方语言，所以12号语言就是音乐了。还有昨天晚上，我本应该早点告诉你们的，但我以为你们有别的安排了——昨晚一个叫‘新鲜褐色’的乐队举行新专辑发布活动，叫做《非洲电台》，混合了爵士、国际音乐、非洲音乐和流行音乐元素，非常非常好。这张专辑你们一定要买。有个来自开普敦的爵士乐手，我认为他非常出色，已经去世了，就是在这附近去世的，名字叫温斯顿·曼昆库。还有著名的爵士乐钢琴家阿卜杜拉·亚伯拉罕，他的音乐也很不错。亚伯拉罕写过一首歌叫《曼宁堡》（Manenburg），曼宁堡在离开普敦1.5公里外的地方，非常贫穷，种族隔离还没有解除的时候，白人有国歌，非洲人国民大会也有自己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歌，也就是1994年实现平等后用的国歌，但在西方的CD里总有一首歌，被称为‘非官方斗争国歌’，就是这首《曼宁堡》。你去咖啡馆或者有色人的爵士酒吧，很可能就会听到这首歌，非常优美，也非常伤感。”

在比勒陀利亚长大，到南非最好的开普敦大学念英国文学，毕业后留在开普敦生活，但埃文说，他喜欢的城市是约翰内斯堡，因为那里复杂而有生气，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想他喜欢的可能是生活的悬念，不像开普敦，城市气质是美丽而温吞。聊天中说起南非著名作家库切，移民澳大利亚前曾在开普敦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埃文说是啊，我读书的时候他也在学校，不过没有教过我，他的女友倒是给我们上过课。

埃文的父系家族，在他曾祖父一辈从英国来到南非，到埃文这里，早已经认自己是南非人，英国只是遥远的别处。相比父辈，埃文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困扰要小了很多。说到比勒陀利亚，在埃文的记忆中那里相当封闭。作为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一直是种族隔离的主要地区，埃文说，在那里长大的白人永远不会遇见和他们身份平等的黑人。在他到开普敦上学以前的生活中，黑人永远都是园丁或者清洁工。到开普敦后，他开始交一些黑人朋友，其中有一个叫苏威斯特，是他大学时代的好朋友，他们共同遭遇的一件事情让埃文无法忘掉。“我家在比勒陀利亚，他住玛玛勒迪，那是比勒陀利亚旁边的一个小镇（Township，在南非指被隔离的黑人郊区）。放假时我们都回家了，就打算见一面，约在比勒陀利亚市中心。在开普敦我们经常会一起去许多地方，可到了比勒陀利亚，我们想去咖啡馆或者酒吧，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说你是白人，你可以进来，但你的朋友不行。我们都知道种族隔离仍在进行，但还是感到震惊。我们曾企图改变这种现状，突然间，现状又提醒了我们。当然，这种情况对他的伤害要比对我大得多。”

埃文说，从那时开始，他迷上了音乐，特别是爵士乐，因为只有在爵士酒吧里，白人和黑人一起欣赏音乐，一起演奏，生活保持一点正常。除了爵士酒吧外，其他的地方都很糟糕。1989年埃文参加了支持黑人反种族隔离的大游行。对于曼德拉，他也视为“我们的领导人”而不是“他们黑人的领导人”。埃文说，他的一些朋友曾短暂地见过曼德拉，他虽然没见过，但曾和曼德拉一起参加过同一个集会。“我就站在这儿，他在那儿，能见到他真是非常高兴。”埃文坐在高高的酒吧椅上，开心地比划着当时自己和曼德拉的距离。

我问他，作为一个白人，为什么有这样的立场？埃文说：“我也不知道，以前也有人这样问过我。我的朋友杰瑞米，还有我提到过的戴夫，也都参加了。我们属于自由左翼，投票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痛恨政府对待黑人的方式，痛恨警察。现在的警察是为了保护南非所有人和惩罚犯罪，当时的警察不好，因为他们只想控制大家。杰瑞米和我曾经差一点被逮捕，其实我们只是在街上走，我的头发很长，他剃着光头，就因为我们的样子比较不同，他们就拦住搜身。”

在埃文出生和度过少年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在继续，白人不能和非白人通婚，也几乎隔绝交往。“很多白人没有黑人朋友，我也不认为很多黑人会有白人朋友，反过来也一样。当时很多左翼人士明白政府的所作所为非常错误，不说像纳粹德国那么糟糕，但也耸人听闻。你只要一听说这些事，就不可能不对政府感到愤怒，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但我的很多同学并不同意，父母也不太喜欢我的想法。我父母是中产阶级，保守派偏左翼——在南非你不能使用‘保守’这个词，只有左翼和右翼。我感觉当时大多数人不愿意关心政治，他们只想拥有好工作、好房子、不错的朋友、恋爱生子等等，但我父母都是聪明人，他们上过大学，去过海外，能看电视，听收音机，能从国外买书和杂志，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呢？政府对他们撒谎，他们选择相信了那些谎言。”

1994年发生大变革后，有些白人选择移民离开了南非，其中包括像库切这样的著名知识分子。但埃文说，他从来没有过移民的想法。“南非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的国家，这儿不仅有黑人和白人，还有有色人种，以及印度人和中国人。我不知道官方数据，但我最近看到一些统计数字，有人离开，但也有很多人回来。可能各占一半吧。”

我迟疑着对埃文说，我还有一个私人问题，如果你不喜欢，可以不回答——你交往过黑人女朋友吗？埃文看着我，笑了，说这个问题嘛我可能会惹上麻烦，但他还是坦率地回答了：“我和黑人女孩约会过几次，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但我曾经有过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朋友，大概是在2002年。当时南非已经是民主共和国了，种族隔离没有了，80%的时候都很正常，但20%的时候还会有麻烦，是小麻烦，不是大麻烦，通常是社交性问题。比如有一次，我们去参加她叔叔举办的聚会，当时有很多人，我是唯一的白人，其他都是有色人。那是个很大的聚会，有个人喝多了，开始对我发怒，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凭什么来抢我们的女人？情况很糟糕，但幸好其他人都指责他这样做不对。还有一次是车子停在外面被人打碎了玻璃，开普敦当地有许多有色人种的犯罪团伙，可能是其中一个人做的，然后他们会停下来看看我的女朋友说，我们砸的可不是你。我想这不只是南非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问题。”

布兰达的爱情

布兰达（Brenda Radloff）获过南非戏剧界的Vita大奖，是约堡大剧场Montecasino舞台上熠熠生光的女主角，但在生活中看起来，她更像一个温良的居家妻子和母亲。朋友告诉我，布兰达和南非印度裔作曲家希瓦（Siva Devar）的爱情故事，十几年前在约堡曾是白人和非白人勇敢结合的骇俗之举。2003年冬天，希瓦因心脏病发在家中去世，留下布兰达和他们的3个孩子。

去布兰达家里那天，她7岁的小儿子兹亚（Ziya）病了，没有上学，整个下午都安静地靠在沙发上看动画片，布兰达间或走过去和他温柔地说话，他总是没有力气地笑笑，像个小天使。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13岁的凯鲁娜（Kiluna）和9岁的莉拉（Leela）也放学回家了，两个女儿都有着褐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加上印度人的漂亮大眼睛，布兰达笑嘻嘻地说，每次带孩子们出去，都没有人相信她是孩子的妈妈。凯鲁娜在国际艺术学校上学，听她说学校里好玩的事情，知道她有三个好朋友，一个白人，一个黑人，还有一个是像她一样的有色人。黑人好朋友是个男孩，布兰达取笑她，是男朋友吧？凯鲁娜反驳妈妈说不是，脸也红了。在这个家里，肤色从来都不是禁忌。和布兰达一家相处了9年的黑人女佣安娜（Anne），和布兰达一样来自东开普省。安娜告诉我，她的家乡是QwaQwa，种族隔离时期由南非白人政府制定的10个土著保留地“班图斯坦”之一，也称“黑人家园”。这片地区只有655平方公里，住了大约18万说塞苏陀语的巴苏陀人。在塞苏陀语里，这个地名有奇特的发音方法，负责接送我们的黑人司机吉文（Given）后来为我示范了数次：在按照字母发音念出这个词的同时，要以舌头轻弹上颚，发出两声清脆的声响。1994年，27岁的安娜离开家乡到了约堡，做过清洁工，后来遇到布兰达，就在她家安定下来。她们相处得很好，3个孩子差不多都是安娜带大。胖阔的安娜总是在笑，她给我看她的戒指，高兴地告诉我她去年结婚了。而据我所知，安娜和现在的丈夫一起生活了很多年，都早已经当上了外婆。很多黑人男子不愿意结婚，安娜能当上新娘不容易，所以她特别高兴。

布兰达现在的先生尼克（Nick）是希腊裔，母亲是德国人。希腊人到南非大约是从19世纪开始，主要从事采矿和铁路行业。1906年以后，由于种族歧视越来越严重，希腊人也慢慢被荷裔南非白人和英国人从铁路行业赶了出去，很多人靠开小咖啡馆和水果蔬菜店来谋生。尼克曾经在1994年后离开南非去了美国，但10年后还是回来了。2007年他遇见布兰达，两人组成了这个新的家庭。尼克进来的时候，布兰达正和我说到当年认识希瓦的故事，我犹豫着停了下来，布兰达摆摆手，说没关系，尼克不会介意的。

布兰达在东开普省长大，历史上那里曾是土著科萨人的王国领地，有最早发现南非岩画的大鱼河。18世纪荷兰人进入大鱼河流域，1796年英国第一次占领开普，1820年接替荷兰人在这里建立了殖民统治，英国殖民政府拨款5万英镑从国内资助5000个移民进入开普半岛。从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陆续迁入南非的英国移民大都居住在开普、伊丽莎白港和东伦敦。读大学时布兰达到了德班，印度裔南非人主要生活在这座城市。1994年3月，布兰达参加排演音乐剧《金发女郎》，希瓦担任音乐总监。那时候，南非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大选还没有举行，曼德拉两个月后才当选总统，国家的大变革还没有开始，这两个不同种族的人已经决定了要一场惊天动地的相爱。从50年代到80年代，极端种族主义的荷裔国民党政府执政期间，南非对白人和黑人的关系采取了严刑峻法来管制。在肤色关系最紧张的约翰内斯堡，一个白人如果公开向黑人打招呼问候，也会受到其他白人的指责。为了保证所谓白人血统不被黑人和有色人沾染，白人和非白人的通婚是尤其被禁止的，一个白人牧师如果替白人男子和非白人女子证婚，将被判10年苦役，即使该女子只有1/16的黑人或印度人血统也一样。而如果黑人与白人女子结婚，将判处死刑。到变革前夕的90年代，严刑虽然废除了，白人社会的舆论仍然是令人生畏和难以逾越的。《金发女郎》的主题就是表现偏见和打破偏见，结果在演出季开始的时候，布兰达和希瓦之间发生了浪漫的感情，第二年他们就结了婚。之后布兰达又加入表现种族歧视的新剧《演出之船》，在里面演一个混血的角色，她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一艘船上演出，被发现是混血后就被踢下了船。1996年，他们搬到了约翰内斯堡，因为布兰达要演《国王与我》中的安娜。在南非国家大剧院的演出非常成功，当时她正怀着第一个孩子，布兰达说她觉得自己的个人生活和艺术生涯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了。“我和我丈夫深爱对方，从我遇到他的那一刻起，即使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和他的爱情也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当别人注意到一个白人女子和一个印度男人在一起时，眼光会非常奇怪，说些“真浪费啊”之类的话。布兰达对此视若无睹，但希瓦十分敏感，他经常想教训那些人。布兰达就会阻止他说，这是他们的问题，不要管。布兰达说她的父母属于不赞同种族歧视的南非白人，但刚开始对他们在一起也很担心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在观赏鸟的时候对希瓦说：‘看那鸽子，再看那小麻雀，它们的巢是分开的。’希瓦只是回答：‘可我爱你的女儿，我爱她。’”

身份认同，是不少以英语为母语的南非白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布兰达的父母都出生在南非，她说：“我父亲是个医生，祖父是德国人，祖母是在伦敦出生的爱尔兰人。我母亲这边的家族是英国和挪威血统，19世纪末到南非定居，我母亲在南非出生，但6岁时又回了挪威。”布兰达说，在南非，如果你是一个说英语的南非人，和欧洲文化的渊源对于身份认同就好像很重要，但她从来不这么看。“我不会跳爱尔兰舞蹈，也不说挪威语或德语。我可能继承了基因，但基因并不决定我是谁。我现在的身份深深地附着在‘非洲人’这样一个称谓上面，但我也知道它是多么脆弱。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时，说自己是‘非洲人’，人们会微笑，好像在说：‘怎么可能？’在南非也是，因为我英语说得很好，人们自然地就认为我来自国外。我说我在这儿出生长大，他们就奇怪我的英语怎么这么好呢。”布兰达一边说，一边笑，又讲起自己去年在塞内加尔的经历。她和几个朋友去参观戈雷岛，那里曾经是长达300年的黑奴贸易中心。排队买票的地方有两个牌子，分别写着“非洲游客”和“欧洲游客”。同伴把她拉过去：“来吧，布兰达，你可是非洲人。”她站进了“非洲游客”这一列队伍里，但心里很紧张，直到人家把票卖给她。这是唯一一次，没有人质疑她的非洲人身份，这让布兰达很高兴。

在布兰达的记忆里，1994是奇迹的一年。“我觉得当时大家共同创造的奇迹以及宽容的集体意志，后来再未重现过，那是荣耀的分水岭，我并未感觉到任何恐惧，我感觉我可以生活在光明的阳光下了。我以前总想为自己是南非人而道歉，现在为一种国家荣誉感取代，并愿意挺身而出发出声音，让这个世界更好。现在，当我和三个孩子谈论种族隔离时，他们用那样一种目光看着你，好像你在编故事一样，我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就抬起眉毛：‘什么？居然有种族隔离这么可怕的政策。印度人住在这儿，有色人种住在那儿，黑人住在那儿⋯⋯’我告诉他们这是真的，因为爸爸是印度人，妈妈都不能和爸爸结婚。让他们知道这段历史很重要，了解历史对所有人都很重要。我的大女儿凯鲁娜选择黑人觉醒运动方面做历史课题，关于史蒂夫·比克，现在她的小男朋友是个黑人。我的小女儿莉拉，她给我数出五个最好的朋友，康博的父母来自津巴布韦，小菲斯的父母来自肯尼亚，小奥维利亚是法国和意大利人的后裔，没有任何问题或歧视，这就是他们经历世界的方式。”■ 故事种族隔离南非经济南非黑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