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梦想之名

（文 / 孟静）

( 综艺节目“星光大会”录制现场 )

余铭轩，2004年“超男”总冠军，比李宇春早一届，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一个青涩的孩子突然有了一种当明星的感觉，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和幻觉。轻浮，浮躁，自我，更加自以为是，就是当时的我。大学还没读完，就被前东家带到了长沙，这一年⋯⋯真的不想提。学业放弃了，背着8年的卖身契，怀揣着梦想当明星去了，操蛋地混着。”穷困时，他和亚军AA制一碗5块钱的米粉，那是一天的食物，“免费的通告，免费的演出，免费的⋯⋯就是我的工作。跟公司一次又一次提出解约，一次又一次被拒绝”。这时“快乐男声”举办了，“我知道我对公司已经没有意义了，再一次提出解约，果不其然，相当顺利。真正地失业了”。

余铭轩的失业可以归结为运气，他参加的那届“超男”因为没有拿到牌照，节目只在河南卫视播出过，无声无息，6年过去，他的青春也过去了。

与李宇春同届的易慧碰见了最好的年份，就读于星海音乐学院的她与周笔畅是同学，比赛时由于较胖，止步在全国第8名。有人对她说，如果你瘦下来就不止第8名了，为此她减掉了10斤。那届“超女”从过程到结果算是最公平的一届，选手的知名度与名次成正比。曾经平等的她们现在已经不再平等，“星光大会”的制片人吴小莉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节目组带着她们去台湾录节目，恰好赶上张靓颖在台湾做歌友会，于是安排几位前“超女”也参加，却因为彩排取消了会面，“我觉得他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种暗地里的感觉会一直困扰他们，这批小孩能来再出发，他们还是挺勇敢的。”吴小莉说。表面上，过气选手表现得满不在乎，很开心很豁达，但实际情况呢？“他一定会伪装得特别好，但是你和他们时间待长了，你就会觉得他们其实挺可怜的。他们曾经也红过，所以他也不想让人家觉得他们现在落寞了。这种东西还蛮强烈的，这批孩子自尊心特别强，很容易受伤害。”

春节前，2005年“超女”聚会过一次，前3名一个没来，这差别在易慧嘴里微不足道，她的解释是：毕竟大家的时间都不太好约。李宇春自不用说，张靓颖走国际路线，周笔畅家境富裕，第4名何洁买了房子，第5名纪敏佳正装修房子，进了文工团，叶一茜嫁了田亮。而易慧，还在“北漂”，她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找工作，短暂的成名带给她的是适应不了朝九晚五。“超女”刚结束时，她一场商演的报价叫到过5万元，现在的她，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赚过2万元，不好的时候呢？她淡淡地说：“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呗！”

面对和过去伙伴地位的差异，易慧说：“名次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你多往前一步，可能遇到的东西会不一样的。她们可能越走越前了，我可能还在后退吧。”有一阵她躲在家里不敢见人，只能通过电视看别人的光鲜。“人家说站在十字路口，我这儿连个路都没有。”

( 易慧 )

如吴小莉所说，他们有异常强烈的自尊心和戒心，表现形式就是淡化一切不愉快的过往——和公司的纠纷、经济和精神上的困窘、面对过去伙伴成功的失落，还有不断感谢自己仅存的那点“粉丝”。曾是2006年“超女”第12名的胡灵抗击打能力比一般人强大，她的身世非常悲惨，父母离异后遗弃了她，外婆把她拣回来养大，初中没毕业就辍学进入夜店做歌手，采访中胡灵和记者强调夜店很干净很自由，不像外人想象中那么乱，“娱乐圈反而比我想象的复杂”。

可实际情况是，当“星光大会”的造型师给胡灵试一件浑身亮片的衣服时，她突然闹起别扭，死活不穿。后来她说，在酒吧卖唱时穿的都是带亮片的衣服，这件衣服让她觉得她又回到悲惨的酒吧女，她希望穿上清纯的服装。

( 余铭轩 )

选秀比赛中，为了节目效果和瞬间的感动，会制作一些选手身世的VCR，不能说这些内容是假象，但它们对选手是另一种伤害。现在自己做了唱片工作室的胡灵深谙此道：“其实不是选手家里都挺苦的，是它播出来的都是挺苦的那几个。我也不知道当时拍的就那样，它真是都有点过头了，一下就觉得我被扒光了。”胡灵说，很多情感她愿意放在心里，十几年来家人都很注意不去触碰她父母的事，在那种紧张的节奏上，她就像一个人赤裸裸地站在台上，悲伤要迅速地过去，因为马上要唱歌，唱不好就意味着淘汰，意味着刚才白白悲伤了。

在那速食的几个月里，他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名誉。“我这一生长这么大，突然有那么多人喜欢你，那么多人给你鼓掌，那跟酒吧唱歌肯定是不一样的，肯定有一些情感因素在里面。”胡灵说。他们免不了大大增加期望值，期待这些名可以折现。每个人拿到的是不同的合约，从进分赛区前十开始，名次越高年限越长，从1年到10年不等。西安的选手党宁原本是个大学生，她不太能适应这样的规则，一看到8年的合约就说：“哎呀，要到30岁，我不要活了。”对行业规则比较熟悉的胡灵一直认为天娱的做法没什么苛刻，她只和天娱签了两页纸，却和其他的唱片公司签过10页合约。

借着比赛的热度，有一年时间里他们有很多商业演出，像以前胡灵唱一个月赚2万元，那时她一场可以赚2万元，这个短暂的暴利也是这些小孩不断地失败，又不断地参赛，坚持不离开的理由。他们经常在各种比赛中见到熟人，亲热地打招呼：“你也来了。”胡灵说她见到过演《长江七号》的胖女孩姚文雪，党宁劝过反复参赛的丛浩楠放弃吧，但外人的规劝根本不起作用，他们有的给自己几年期限，而有的人恒心无休止。

在“我型我秀”里红过一阵的师洋又去参加“快男”了，老“超女”们提起他很感慨。师洋走的是“伪娘”路线，身为男儿，行为妖孽。可悲的是，师洋本届遇到了一步到位的刘著，除了身份证上的性别是男人，刘著的所有外在表现都是女性。当一个选手自以为找到自我定位时，他们可能遇到三种情况：风向变了，不流行他这路子了；出现了比他更极致的人；撞大运成功了。而“伪娘”选手注定无法进入主流圈子，因为广电总局对卫视直播海选明令禁止。“他们觉得这一块完全会把学生带坏了的，这些孩子都不学习了，然后产生不正确的舆论导向，会让大家觉得我可以一步登天，一炮而红，在总局来看，这是不值得宣扬的。”

进不了决赛，注定成为选秀的炮灰，为节目炒热提供一些谈资，但这样的代价却是他们自愿付出的，他们自己也清楚游戏规则。参加“星光大会”的孔铭就是这样，他曾是导演张元的助理，因为不满足于做幕后，梦想进入娱乐圈。先是住在一个酒吧里认识的做金融投资的有钱人家里做生活管家，通过那人关系认识了一些导演，而后以模仿范冰冰出道。他把化妆成范冰冰的照片贴到博客上，有人骂他“伪娘，变态，不要脸”，孔铭说他难受得三天吃不下饭。孔铭歌唱得一般，他参加“星光大会”只是因为可以多露脸。因为了解这些边缘艺人的处境，所以当余铭轩和台湾经纪人搭讪时，节目组从不阻拦。

除了李宇春等少数人，选秀歌手们都经历了解约风波。“十强”以外的，如果没有工作，合约自动失效，“十强”以内，基本都要经过官司，当然也不是绝对，还要看公司对他的评估。刚签约的歌手没有工资，情况好的话，会有2000元生活费，所有的经纪合约都没有保障。为企业活动或夜店做演出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一般是五五分成。易慧在与天娱单方面解约后，进入评委黑楠临时开的公司，她把它叫做“战地医院”，这种公司很不正规，经纪人卷走了她和叶一茜的演出费约10万元，不知所踪，公司认为是她们私自接商演造成的，于是对簿公堂。没有活干，又不能解约，眼看着比赛积累的名气渐渐消失，易慧非常焦虑，她很怕这块馅饼变质不能再吃。“我是光着屁股跳进娱乐圈的”，没有背景没有懂行的人帮忙，她完全搞不定。打官司时，央视“法治在线”来采访她，她在电视里看到人家采访的都是杀人案，突然自己成了当事人，忍不住哭了出来。有一刻她怨恨父母，为什么不在比赛时多花点钱投票，以至于道路艰难。

更多的选手是通过商演赚到了钱，像谭维维歌里唱的那样：“给奶奶买了新房。”但是接下来她们没有机会出唱片，胡灵开了唱片工作室，但她很坦白地说：“能够保本的，我们就觉得他是很厉害的了。实体销售太难做了，你铺货的时候，能铺出去2万张，但你可能还得收1万张回来，没有能靠唱片赚钱的，一个也没有。你别说选秀的了，不选秀的也没有。”很显然，电视台消化不了五六十个歌手，也赔不起这么多钱，他们只能拖延说，会发片，但要等。那些能发片的一定是有附加价值的人，比如商演和广告。“赢利的部分还是在演出上，那为什么歌手还要做唱片？其实它是可以让你自己生存下去的一个方式，因为你一定要不断有新的作品出来让大家知道‘噢，他还活着’。这是现在所有宣传的根本。我总不能一辈子恶炒吧，炒作多少我也炒，但你不能一味地炒，当你没有东西出来的时候，你不是瞎炒嘛，白炒！”

刚比赛完时，胡灵接到公司一个电话，告诉她，公司放消息说她和黄雅莉、何洁搞一个组合，这事不是真的，但如果有媒体问，她要默认。这属于非常轻微的炒作。当胡灵签了新东家后，公司炒她陪酒、整容的新闻，她都直认不讳，“爆出来一段，再澄清一段，但你一定要有个新作品”。当歌手们发现没有新作，只是消耗积累时，他们就会非常慌张。

其中有些人熬不住，退出了这个职业，党宁就是这样。她也不情愿，在西安时，父母以她为荣，逢人就说“俺女子”，来到北京，她卸不下面子，上不去下不来成了他们的通病。她曾经也以唱歌为梦想，“回报差不多就行了，但却连差不多都没有，就只有一点点，甚至都没有”。

在给了自己两年时间而一无所得后，她和公司主动提出做幕后宣传，报酬远比不上当歌手，只是稳定一些，她甚至不愿意被归类到“超女”，她参加“星光大会”的目的是帮公司选拔歌手，把自己放到经纪人的位置。党宁属于比较理智，认清自己性格不适合娱乐圈的人，而大多数选手没有其他谋生技能，用他们的话说“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

与什么机会都没有的路人相比，他们以为自己是喜剧，但与成功的同伴相比，他们是悲剧。吴小莉说：“如果各个卫视做完了选秀的节目之后，他们的前景和未来有人规划的话，这档节目我们是做不起来的，等于这些资源肯定是在各个卫视手里，肯定不会放给我们。他们没有未来，他们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参加比赛。”除了按节目内容，带选手到台湾进行全方位明星化的包装、训练外，“星光大会”尽可能多地给这些失意者介绍各种唱片公司，再提供3个去英国音乐学院进修的名额。在“星光大会”制作团队里，流传着一个“反潮流”的说法，即，希望这档节目能让“选秀后”歌手们接受真正正规的训练，并使他们真正回归到探究音乐的本质上来。但这个目的是否能通过一个节目而得偿所愿？吴小莉略带无奈地说：“我们是希望大家也来关注这些选秀后的选手，其实他们现在的处境并不是人人都像李宇春那样的。”

如果说选秀什么都没留下也不是实情，靠参赛维持知名度，他们可以在夜场赚到普通酒吧歌手10倍的收入。台湾的选手同样如此，他们靠这样的办法才能在东南亚登台，或者在综艺节目中做B角演员，挣一两千元的通告费。

又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党宁那样甘愿做回普通人，反复参赛的同时也意味着反复被挑剔，上一个比赛成功不代表下一个比赛不失败，选手们面临着比梦想还更实际的种种问题。有一位台湾选手，刚接了一档节目主持必须出外景，权衡下她来了“星光大会”，第一轮就淘汰了，她当场大哭说：“昨天摄制组刚刚去了内地，这一份工作对我很重要。”

大多数人的浪费生命成全了少数人的光芒，为什么选秀还在办？吴小莉说：“因为内地电视台意识到了培养艺人资源的重要性。内地自制剧、自制晚会越来越多，请外面艺人很贵，需要自产自销的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培养“新鲜血液”的过程需要相当长时间，这个过程里，必然还有大量的炮灰牺牲。■

（实习记者童亮对本文亦有贡献） 选秀之名梦想歌手胡灵易慧吴小莉余铭轩党宁娱乐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