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马兰奇：奥运传奇老人的谢幕

( 2008年，88岁高龄的萨马兰奇亲赴中国参加北京奥运会 )

首次中国之行

当萨马兰奇离世的消息传来时，前驻玻利维亚和乌拉圭大使汤铭新向本刊记者忆起，32年前的这一天，正是萨马兰奇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日子，那时还是外交部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汤铭新为萨马兰奇当翻译。汤铭新相信，这个巧合也是冥冥中暗示了萨马兰奇与中国的一段特殊之缘。

汤铭新回忆，1977年，已是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出任西班牙驻苏联大使。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叫王幼平，他与萨马兰奇私交较好。萨马兰奇向王幼平传递出想访问中国之意。外交部报告国务院，因为会谈必然要涉及台湾问题，国家体委出面向外交部借翻译，汤铭新便被派来。

萨马兰奇和夫人是4月21日抵达北京的。自感带使命而来的萨马兰奇告诉中方接待人员，此次中国之行主要是会谈，参观也是以参观体育场馆为主，其他游览就不必安排了。萨马兰奇的这个要求，让汤铭新印象深刻，多年后他才知道萨马兰奇早就有“工作狂”的绰号。

“会谈开始后，萨翁先向中方人员回顾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史。他说，奥运会是各国运动员和人民友好交往的文化聚会。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亿青年和数以万计运动员的大国，理应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占有位置，奥林匹克运动没有中国的参加是不完整的。他的这番话说得特别坚决。”汤铭新回忆。

( 1993年，萨马兰奇视察德国柏林奥运会场馆 )

当时负责国家体委国际司工作的何振梁，陪同国家体委副主任路金栋一起与萨马兰奇会谈。“在这以前我并不认识他，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头脑和思路非常清晰，讲话有逻辑，看问题全局意识非常强。”何振梁告诉本刊记者，也许是第一次到中国，萨马兰奇讲话很谨慎。

这次会面，也是中国时隔27年后，第一次恢复同国际奥委会的联系。而何老提醒，萨马兰奇的来访，也与一段国际大背景有关：“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奥委会内外都形成一定舆论，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1974年，我们派团参加了德黑兰亚运会，一鸣惊人。”何老向本刊回忆，“当时日本以为亚洲没有对手，只派了二流队伍，结果险些被中国追上。日本大惊，1978年全力以赴，派出最强队伍，但还是被中国赶上。中国的崛起，加之国际奥委会内部一些人也注意到了这股潮流。”

( 1983年11月，萨马兰奇访问印度 )

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是基拉宁。“基拉宁早年曾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当过记者，亲历过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历史很了解，又因为他是爱尔兰人，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分裂状态也多了一重了解。基拉宁想改变这个状况，但在国际奥委会内部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力量。客观地说，作为副主席，萨马兰奇访问中国，离不开基拉宁的支持。当然，萨马兰奇在其中也非常积极。”何老告诉本刊记者。

汤铭新回忆，会谈因台湾问题一直僵持不下，萨马兰奇一度显得焦急。经过多轮会谈，最终形成了台湾地区去除“中华民国”称号的方案。此后，萨马兰奇积极游说欧洲委员，终于使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1979年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

( 2000年9月，萨马兰奇在悉尼奥运村与原住民舞者在一起 )

汤铭新回忆，萨马兰奇生前曾表示过：“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还有两件大事要做：一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土地广阔的国家——中国举办一届奥运会；二是在非洲——唯一一个从未举办过奥运会的大陆举办奥运会。”在萨马兰奇看来，只有实现这两大目标，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才臻于完美。“遗憾的是，萨翁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这一天。”汤铭新说。

最赢利的体育组织

( 2010年2月12日，萨马兰奇和罗格出席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开幕式 )

1980年，萨马兰奇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正是奥林匹克运动最低迷之际。此前国际奥委会举办奥运会的原则是“非职业化、非政治化、非商业化”，这也使得奥林匹克运动在20世纪中叶以后陷入窘境。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欠下10多亿美元的巨额债务，以至于蒙特利尔不得不向该市市民征收奥运特别税，直到2006年11月，才还清30年前欠下的债。奥运会对申办城市渐渐失去了吸引力——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只有美国洛杉矶一个城市提出申办。“那时候堂堂一个国际奥委会只剩流动资金20万美元，可谓经营惨淡。”何振梁介绍。

另一方面，奥林匹克运动又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操弄之物——1980年，美国以及其他64个国家因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抵制莫斯科奥运会。4年后，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作为报复也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带领奥林匹克运动向何处去，这对萨马兰奇无疑是个挑战。

( 1996年7月31日，邓亚萍获第26届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金牌后，萨马兰奇为她颁奖 )

萨马兰奇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一个经营纺织业的富裕家庭，毕业于德语学院和巴塞罗那高级商业研究院，精通西、法、英、俄及德语。早年他曾做过纺织企业的总经理、银行家，后来又担任过议会议长、体育部长和西班牙驻苏大使等重要职务，丰富的经历造就了他出众的工作能力和远见卓识。

萨马兰奇顶着众多反对之声开始对奥运会运作做商业改造。他首先大胆地打破“禁规”，向网球、篮球等职业运动员敞开了大门。“去掉职业与业余的区别，也是去掉一大虚伪的鸿沟。”何老对萨马兰奇吸引职业运动员进入奥运会的决策称赞有加，“萨马兰奇倡导，要把最好的运动员，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都吸引到奥林匹克运动中，这大大提高了奥运会的影响力。”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奥运会不付出场费，不提供奖金，和本国运动员一样住在奥运村里。

有了明星，他又大胆出售奥运会电视转播权、引进商业赞助。对于电视转播权的收入，萨马兰奇坚持在国际奥委会、奥组委、各国奥委会及国际体育单项联台会之间按比例分配。这样就使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奥委会也有能力组织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他在任期间，通过出售电视转播权和赞助权为国际奥委会赚取了120亿美元的资产。通过TOP全球赞助商计划，越来越多有实力的企业被吸引进来，直到北京奥运会，得到的商业赞助已经超过20亿美元，奥运会的影响在世界上越来越大。现在有很多人称，是美国商人尤伯罗斯在洛杉矶奥运会创造了奥运会的商业模式，但是公平地说，如果没有萨马兰奇在幕后顶住压力大胆改革，就没有尤伯罗斯的成功。

时至今日，奥运会已经在商业化、职业化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工作模式。“从现在的发展来看，萨马兰奇的方法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尽管现在也有商业开发损害运动员和体育运动利益的情况出现，比如为了转播商的利益调整比赛时间等，但从大的方向看，这个商业化、职业化的道路是对的。”何振梁客观评价。

中国之缘

在国际奥委会内部号召承认中国体育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地位，使萨马兰奇赢得了中国长久的信任。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遭到了苏联的抵制，但中国、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依然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开赛前，萨马兰奇就对中国代表团做承诺，要给第一位夺金的中国运动员颁奖。值得纪念的是，在开赛首日，许海峰就为中国射落了奥运首金。萨马兰奇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亲自把这枚金牌挂在了许海峰胸前。这也是萨马兰奇担任奥委会主席后颁发的第一枚夏季奥运会金牌。

洛杉矶奥运会后，萨马兰奇受邀观看了国庆35周年的阅兵仪式。“从天安门城楼下来以后，他说：‘你们中国人的组织才能太了不起了！你们能组织这么大的群众游行，也完全有条件组织奥运会。’”何振梁回忆。1989年7月，在国际一片反华声中，萨马兰奇坚持选何振梁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老回忆，当时也有委员提醒萨马兰奇，在这时候选他为副主席，是否有点不合时宜。但萨马兰奇力排众议。“我当选后，他在一个私下的场合里跟我说：‘你应该让中国政府知道，这是国际奥委会的一个姿态。’”

1990年9月，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前，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在接见已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时，正式把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愿望告诉了他。萨马兰奇很高兴，私下里他对何振梁说：“北京的申办也是我的申办。”

萨马兰奇用自己的行动表达对北京的特别关注。何振梁回忆，1990年，萨马兰奇在日本开完国际奥委会的一个会议后，特地把委员们动员来参加北京亚运会，80多个委员来了60多个，何振梁回忆，怕万一出现问题，60多个委员还分了两架飞机飞到北京，“这是国际奥委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北京第一次申奥失败后不久，何振梁回忆，1995年，萨马兰奇在出席上海全运会开幕式时，曾在私下里说：“国际奥委会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在奥运会100周年的时候，没有回到它的发源地希腊；第二个就是2000年世纪之交的奥运会没有交给中国。”他说，“我希望能在自己的任期内纠正第二个错误”。

到了后来，萨马兰奇对北京的支持，在国际奥委会里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尽管他没有投票权，但他多次公开说：“让北京办一次奥运会是我在离任前的最大心愿。”2001年7月13日，卸任前3天，他终于得偿所愿。

虽然不再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了，但萨马兰奇依然关注着中国体育，关注着北京奥运会。何老透露，2008年火炬在境外传递遭遇到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时，当时国际奥委会的很多官员，包括罗格在内，对是否要继续传递火炬都曾有动摇之心，但萨马兰奇发出了他最坚定的支持之声，使得火炬接力继续下去。

何振梁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他真的感到他帮助中国的决定是值得的。”当时已经87岁高龄的萨马兰奇全程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式和精彩比赛，回国后，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人民是一个拥有超强记忆力的民族，他们懂得珍惜患难之交，不会忘记患难时期与自己站在一边的人。正因为如此，在这次北京奥运会上，我才能享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我的爱，这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情感。30年来我29次访问中国。我从中国收获了爱和友谊，也学会了爱与尊重中国人民。”萨马兰奇曾说：“我一生得到过许多称号和荣誉，但我最珍惜的称号就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而萨马兰奇与何振梁30多载的友谊，更是这段中国之缘的缩影。

1982年，何振梁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正式委员。“到了1984年，他开始酝酿我进入执委会。”何振梁说萨马兰奇建议他等一年，在这一年中，萨马兰奇巧妙地做了很多工作：他找理由扩大了执委会人数，避免了何振梁与那些竞选多年的老委员产生竞争。“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重视，中国的声音对他很重要。”

除了工作能力，在何老的理解中，萨马兰奇对他的支持和信任，是因为他背后的中国。1994年在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萨马兰奇夫妇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请挪威国王夫妇等，何振梁夫妇也在受邀之列。席间，萨马兰奇夫人用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说：“我就是赞赏中国的政策。”何老回忆。此前，萨马兰奇也曾多次夸赞邓小平的胆识，“他当年是西班牙驻苏联大使，亲眼看到苏联怎么在一夜之间解体的，他看到了中国的道路，感触良多。我想这是萨马兰奇坚定支持中国的最根本的原因”。

特殊的约定

1991年4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女单决赛赛场上，18岁的邓亚萍正全神贯注地与朝鲜单打选手李粉姬厮杀。“两年前的世锦赛，我输给了她，所以这一次我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报一箭之仇。”邓亚萍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她没有注意到，一位身份特殊的老人是何时走进体育馆注视她的。

“那场比赛我直落3盘赢了李粉姬，下场之后，一位翻译兴奋地告诉我，萨马兰奇要为我颁奖。”邓亚萍说她当时并不知道翻译说的人是谁，“只从大家的言谈话语中感觉这是位很重要的人”。

当时正在日本开会的萨马兰奇受邀观看比赛，邓亚萍顽强的作风和强烈的求胜欲望让喜爱乒乓球运动的萨马兰奇印象深刻。在为邓亚萍颁奖后，萨马兰奇邀请邓亚萍去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访问。

“我以为国际奥委会邀请运动员来参观，是件非常平常的事，所以那天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邓亚萍回忆。可是进到总部，她很快得知，她是第一位被正式邀请到这里参观的运动员。第二天的正式参观是由萨马兰奇的秘书全程陪同的，他告诉邓亚萍，总部楼前专门升了五星红旗，就是为邓亚萍特别安排的。

中午在国际奥委会总部一起吃午餐，萨马兰奇也来了。旁边的架子上有很多巧克力，邓亚萍回忆，“他抓了一把巧克力让我吃，又嘱咐我少吃点，运动员要避免发胖”。即便在知道萨马兰奇的身份后，邓亚萍说她也没有任何拘谨感，“从来没感觉到他高高在上”。

“那天吃饭时，他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等你在巴塞罗那奥运会拿金牌之后，我会再为你颁奖。’他又问我，哪一天是你的决赛？我说不知道，他就让秘书找赛程表去查。秘书把时间告诉他后，他掏出小本子，认真地记下这个日子。我心想，他怎么这么肯定我能打到最后的决赛？——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一场一场地打，很可能中间某一场被淘汰，你永远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与萨马兰奇的这个约定，无疑也成为邓亚萍的动力之一。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她先是同乔红一起夺得女双金牌，之后她也夺得了女单金牌。萨马兰奇果然践约，为她颁了奖。1995年，在世锦赛上第4次为邓亚萍颁奖后，萨马兰奇又与她约定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颁奖。第二年，当邓亚萍不负众望站在冠军领奖台上时，萨马兰奇的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欣喜，颁完奖之后，他又像个慈祥的爷爷，亲昵地拍了拍邓亚萍的脸颊。这动人的场景成为奥运历史上的经典瞬间，他们之间的金牌之约，也成为传颂一时的佳话。

“他对我的关注或青睐，并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也是他对中国关注的一种延伸。”邓亚萍回忆，她后来在国际奥委会任职期间，萨马兰奇经常会给她看他收到的寄自中国的一些信件，她印象很深的是，其中有一封是一个孩子用中文写的，抬头就写“萨爷爷”，她把中文翻译给萨马兰奇听，萨马兰奇非常高兴：“这是你们国家寄来的信，我感觉特别好。”

萨马兰奇对邓亚萍的关心，也从她的运动员生涯延伸到她的人生规划中。

在第一次邀请邓亚萍的晚宴上，萨马兰奇就很认真地对邓亚萍说：“你要学习英文，以后要走入世界，所有的交流都要靠英文。”以后每一次见面，萨马兰奇都会提及此事。退役后邓亚萍便到清华大学外语系学习，本科毕业后，邓亚萍将自己5000多字的英文毕业论文送给萨马兰奇，萨马兰奇将这份论文存放到国际奥委会博物馆，老人认为，这是中国运动员成长过程中最值得纪念的一份“特殊礼物”。

在萨马兰奇的推荐下，1997年，邓亚萍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由此成为第一位进入国际奥委会的中国运动员。

在邓亚萍眼里，萨马兰奇有一种“把尖锐的矛盾化解掉的大智慧”，但并不霸道、咄咄逼人。“他有一种强大的人格魅力，他在那里，只是淡淡的几句话，但周围的同事都有为了他，可以付出自己的所有的那种感召力。”

萨马兰奇对邓亚萍的宠爱，国际奥委会都知道，平时萨马兰奇非常忙，如果看到邓亚萍出现，大家会自动地留几分钟的私人时间给他们交流。后来的结婚、生子，邓亚萍都会通知萨马兰奇，“就是那种朋友之间纯洁的友谊”。2008年萨马兰奇到北京参加奥运会时，邓亚萍还请他与自己的家人一起聚餐，“他感觉特别好”。

两个月前，在冬奥村的开村仪式上，邓亚萍见到了萨马兰奇。参观奥运村一起吃饭时，邓亚萍坐在萨马兰奇旁边。“那时感觉他身体比较弱，但精神还好，胃口也不错，饭后秘书递了甜点，他还吃了。”萨马兰奇很关心邓亚萍的新工作，还询问了她工作情况。

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我刚刚和他的秘书通过电话，知道他走的时候没有经历太多痛苦，很安详，我听了稍感欣慰⋯⋯”一次又一次红了眼圈的邓亚萍最终还是哽咽起来。

最后的告别

在何振梁眼里，萨马兰奇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西班牙人。突尼斯总理流亡法国时，萨马兰奇让几位老委员把他在巴黎的生活费用全部承担下来；一个委员患了心脏病，他把这位委员专门请到洛桑的一家医院休息治疗；何老的夫人梁丽娟几年前得了乳腺癌，萨马兰奇得知后，也专门把她请到瑞士去休养。“他夫人在世时，我们感觉在国际奥委会工作，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1955年，35岁的萨马兰奇与玛丽亚·特雷莎结婚。玛丽亚来自西班牙一个很有势力的纺织业大家族，受过良好教育，她为萨马兰奇的体育事业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何振梁介绍说，以往的主席都驻在本国，只是由总干事在操作一切，而萨马兰奇当选主席后，他坚持长驻在瑞士洛桑的总部，只有周末才回家，所以平时是他的夫人负担着家庭事务和教育子女的责任。在萨马兰奇在位的20年中，他们夫妇也是聚少离多。这一点也让邓亚萍感触颇深：“一年他有200多天在国外飞，不出访的时候就住在国际总部的饭店里，非常简单，外面有个厅，一间睡房，他就在那里工作。”

萨马兰奇与夫人感情甚笃。何老透露，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在萨马兰奇用英语和法语交替致开幕词的开头，他用西班牙文说了一句“你好，西班牙”。“我们很多委员当时都愣住了，怎么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何振梁回忆，极少数听到的人，也以为这是萨马兰奇的口头语而已，没有多想。

第二天上午，萨马兰奇匆匆举行了一个紧急的执委会会议。他告诉大家，妻子玛丽亚病重，已处在弥留之际，他必须要赶回去。原来，在萨马兰奇来悉尼以前，玛丽亚已经病重。因为这是个千年奥运会，又是萨马兰奇最后一次主持的奥运会，作为主席，他非参加不可，他只希望医生能设法控制妻子的病情，拖到奥运会开幕式后他好赶回来陪伴她度过最后的日子。

当时墨西哥委员拉尼亚用自己的私人飞机送萨马兰奇赶回巴塞罗那的家，但他在到家前两小时，从飞机的无线电中收听到了玛丽亚去世的消息。

处理完夫人的后事，萨马兰奇又回到悉尼出席了闭幕式，当他出现在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这是对他由衷的敬意和慰问。“虽然夫人的去世对他打击非常大，但他还是处理好了余下的事情，我们委员们都感慨他坚强的意志力。”

联想起开幕式致辞里的第一句话，何振梁猜测，萨马兰奇当时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对病中爱妻的牵挂。“我事后曾向他求证这个推测，他矢口否认，我想他是一个感情不外露的人，他肯定不愿意承认。”何老回忆。但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萨马兰奇还是委婉地确认了这一点。

夫人去世后不久，萨马兰奇也卸去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职位。此后，再出现在公开场合的他便多少显得有些落寞。何老同样是在今年的冬奥会上与萨马兰奇见了最后一面，何老说，“当时我就感觉他身体不如以前，容易疲劳，开幕式几天后他就回西班牙了，后来闭幕式也没见他来”。

在何老看来，萨马兰奇无疑是称得上“伟大”的一位人物。“他在位的21年，也是世界格局变动非常大的时代，‘冷战’结束之后形成新的矛盾，他带领国际奥委会在东西两大阵营里寻求平衡。”何老说，“在他的努力下，人们看到了一种可能：超越政治、超越种族，不论什么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在同一规则下公平竞争，人类不是注定要互相厮杀的。所以南非才第一次有了黑人和白人运动员共同组成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经历，也只有在奥运会上，我们才看到朝鲜和韩国共执一面旗子进入会场，最可贵的是，奥运会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文 / 李菁） 谢幕老人萨马兰奇传奇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