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难之殇：波兰人自己的记忆

( 4月15日，遇难者家属在灵柩前痛悼亲人 )

绕不开的卡廷

59岁的波兰前内务部长亨利·马耶夫斯基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前天晚上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命名日庆祝，4月10日是个周六，他起得比平时晚一些。起晚一些原本没什么，可他突然被朋友的电话吵醒，“马上打开电视，总统的专机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亨利·马耶夫斯基说，关于总统专机出事的消息，大约在一个多月前已经传过一次，那次是格鲁吉亚的某个电视台播出了一则假新闻，说俄罗斯大举进犯格鲁吉亚，并导致波兰总统的专机在格鲁吉亚境内爆炸坠毁。亨利·马耶夫斯基说他将信将疑地打开电视，画面和评论在不断切换，内容全都是总统专机坠落，他呆住了。“过了好几分钟，完全不敢相信这一切，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陆续的信息表明，一切都是真的。”

遇难者的数字陆续统计出来，亨利告诉本刊记者：“我就那样盯着电视，屏幕下方的字幕不断显现出遇难者的名单，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加长，除了总统夫妇，我认识的其他朋友们的名字也陆续出现，那种感觉太悲痛了，难以置信。”每一个熟悉的名字，都会让亨利迅速闪现一段记忆。“我和卡钦斯基总统曾经是几十年的朋友，团结工会时期我们在一起工作过。1990年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格但斯克省警察总局局长，一个是波兰国家最高检察委员会，我选了前者，他选了后者。”亨利说，还有许多名字，也是团结工会时期的朋友们。“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当年历史的书，前几天我还跟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电话，讨论上世纪70年代的一些相关的照片和电影，还跟国家记忆研究院的主席雅鲁什·库提卡讨论过相关的法律问题。”亨利说他起初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都会在同一架飞机上？”随着新闻报道不断深入，他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赶去参加卡廷惨案7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个96人的团队，包括以总统为代表的政府要员、社会精英、卡廷事件的研究组织和遇难者的家属后人。

卡廷事件是波兰历史上无法回避的一道伤疤，雅盖隆大学历史系教授彼得·弗朗拉什卡告诉本刊记者：“卡廷事件的消息最早来自1941年德国人的宣传，可对波兰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艰难抉择，人民不愿意相信作为侵略者的德国人，可也没办法去相信苏联人。”这段波兰人自己的悲惨历史，一度是波兰国内的禁忌。“许多年里，卡廷都是一个禁忌词。”彼得教授回忆，“在书上不存在，报上也没有，只有在海外的波兰移民以写作来纪念，遇难者家属和后人则偷偷用其他方式纪念。到了1970年前后，大学课堂上，有些老师在提到波兰流亡政府和苏联关系的时候，会说到因为卡廷事件导致苏联和波兰断绝了外交关系，但不会做任何具体解释。1978年，我亲眼在克拉科夫街头看到，一个16岁的少年因为在墙上写了卡廷这个词，马上被5名警察带走。到了80年代初，团结工会成立，人们才可以公开谈论卡廷，根据海外移民写的书来了解卡廷。可这短暂的自由很快结束，直到1989年之后，禁忌才得以彻底消除，卡廷第一次可以出现在课本里。”

为什么波兰人要执著地追寻卡廷事件？“只是为了真相，这也是波兰人对待历史的一贯态度，我们希望苏联相关的秘密档案可以全部公开，并不是要说服人们去相信什么，而是把真相说出来，不再对历史撒谎。”彼得教授告诉本刊记者，“遇难者的家属和后人，两年前已经撤回了对苏联索赔的诉讼，他们想要的，也只是真相，你能想象吗，许多人甚至至今都不能在残缺的名单上找到自己的亲人。”波兰前总统办公室主任克什斯托夫·布什则告诉本刊记者：“曾经的内务部长安德烈的父亲也在卡廷遇害，因为职务关系，他虽然可以多次到苏联去寻找父亲的信息，并得到了一些信息，但至今没有找到确凿的文件证明。”

( 2005年，时任波兰华沙市长、法律与公正党总统候选人卡钦斯基在参加总统选举投票后亲吻孙女埃娃 )

“卡廷森林里那个无言的十字架，也是上世纪80年代才有机会建起来。”克什斯托夫向本刊记者回忆，“在苏联解体后，卡廷事件也一直是波兰和俄罗斯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2010年4月7日，俄罗斯总理普京邀请波兰总理图斯克到卡廷参加正式的纪念活动，这是卡廷事件发生70年以来历史上的第一次。”可是脾气固执、向来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的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并不在这场纪念活动的邀请名单上，于是才有了4月10日的总统专机出行。“这完全是波兰单方面的纪念活动。”克什斯托夫说，“虽然波兰确定的卡廷惨案的纪念日其实是4月13日，但总统出席的这次活动原计划4月10日10点举行，总统专机6点50分从华沙起飞，预计9点半左右能够到达卡廷，他们参加完这个活动后，当天下午就会马上返回。”

结果无人生还。从4月10日下午开始，死难者的遗体在经过DNA鉴定后，分批次运回华沙。那是难以想象的惨烈，直到4月17日，毕苏斯基广场上为全部96名遇难者举行追思哀悼会的时候，还有21位遇难者的遗体未能找到。祖伊丝·古斯特（Zosi Gust）曾经是团结工会瓦文萨时期的第一秘书，也是亨利和克什斯托夫共同的朋友。当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最初的遇难者名单中之后，亨利马上就给克里斯托夫打了电话，他说：“我想确认这是不是真的，结果非常幸运，布什告诉我，他几分钟前刚刚跟她通过电话，她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没有上飞机，她还活着，真像是个奇迹。”

( 2007年9月17日，俄罗斯卡廷纪念公墓，卡钦斯基总统祭奠遇难的波兰人 )

内心的悼念

从4月10日上午开始，华沙最主要的几个电视台，全部变成了关于空难的直播。4月11日开始，举国哀悼。街头的大屏幕和电视禁止播放任何广告，取消一切娱乐活动。但除此之外，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更大的影响。其他的节奏依旧按部就班，早上9点上班，下午十五六点下班。虽然涌入市区克拉科夫大街的人群不断在增加，总统府前的队伍满满挤占了两侧街道的大部分位置，过往人群只能缓慢通行，但一切并不混乱。

( 4月11日，在纽约圣斯劳斯科斯特卡教堂前数百名波兰移民悼念因飞机失事遇难的同胞 )

总统府外架设了电子屏，直播圆柱厅里的告别悼念实况。等候的长队里人们行装各异，有的带着雨伞和板凳，等候期间安静看报。有的打扮成古老皇家军队的模样，肩扛古老的旗帜、从军装到行军包每个细节一丝不苟。还有许多人组团而来，戴着国旗色的统一袖章或是三角丝巾，还有黑色长衣及地的神学院学生和修女。一对来自华沙220多公里外一个小镇的父子俩，4月16日上午赶到，带着大包行李，还来不及找个宾馆住下，就先加入了等候的长队，打开自带的折叠椅，父亲安静地看着当天的报纸，儿子举着一面国旗站在他身后。与许多受访者一样，他们对于本刊记者的一些问题，有无法理解的疑惑。“为什么要如此辛苦地过来？因为我们想来向总统和夫人告别。”“为什么要带上凳子，这是否会不够严肃？因为要排很长的队，我年纪大了，站得太久会觉得累，我不明白，这样为什么就会不严肃?”说话间，一片乌云飘过，刚刚还是阳光明媚，瞬间就落下雨点来，父子俩从行李中找出一把雨伞，打开，继续看着报纸，跟随人群挪动，等待。

就在这条蛇形长队一侧的街边过道上，咖啡馆依旧摆出了露天的座椅，也有人在安静地抽烟、喝咖啡，看着眼前攒动的人群。古城广场上，美人鱼雕像周围的长凳上，闲坐着观光的游人，还有更多人在古城中穿行，他们和这举国哀悼彼此相安无事，没有人横加干涉和指责。每个受访者会不约而同重复一个答案：“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我想这样做，所以我这样做了。”陪同翻译的海外华人陈先生几次提醒本刊记者：“有些问题并不合适，在波兰人看来会很不礼貌，他们注重个人空间。”很偶然，19点多钟，本刊记者再到总统府前的广场，再遇到那对父子，经过9小时的等候，他们终于完成了心愿，但他们还不会离开，等着参加4月17日毕苏斯基广场上的悼念仪式，接着赶往克拉科夫，守候4月18日总统夫妇在圣玛丽亚教堂的弥撒和瓦维尔王宫教堂中的葬礼。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应该怎么做，一切都是自由的个人选择，他们选择自己愿意的方式，来记忆这场灾难，对死难者表示最真诚的悼念。对于别人的不同选择，他们也坦然接受，不做评价。他们也完全不担心国家政局的走向和社会的稳定，他们很纳闷：“我们有宪法，我们有自己的宗教，这些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有这种疑问？”

( 4月12日，俄罗斯民众在莫斯科的教堂里参加波兰总统专机失事遇难者的悼念仪式 )

电视台的直播一直在继续，画面从人头攒动的总统府广场切回各个演播室，讨论着4月17日和18日即将举行的两个隆重仪式和各个细节。遇难者的名字、照片和他们生前的画面片段剪辑不断在电视上循环播放，配着肃穆但不悲戚的音乐。印有96名遇难者照片的海报很快贴在了街头的许多报刊亭上，斜对着总统府的波兰文化办公室临街的三面拱形玻璃窗上，贴出了更大幅的遇难者们的照片，鲜花和烛灯于是占据了更多的路面，过往的人群需要避开它们和那条等候的长队，一个接一个挤着通过。但是本刊记者所到的几天，没有看到人群中的任何争执和吵闹，只看到越来越多的童子军和志愿者走上街头，分发自制的宣传册和遇难者照片。

对于空难原因，本地电视和报纸的讨论都非常克制；对于如此众多的总统班底出行，讨论同样克制；总统夫妇4月18日下葬克拉科夫王宫教堂引发的争议，也同样被做了淡化处理。瓦维尔王宫是波兰人最高荣耀的圣地，只有以前的国王，后来民族英雄式的重要人物，才能获得在这里下葬的殊荣。自波兰流亡政府的重要人物西科尔斯基的葬礼之后，半个世纪以来，没有新的人物下葬。当卡钦斯基的家属选择了在这里举行葬礼后，4月13日傍晚，数百名波兰民众聚集在瓦维尔大教堂门前进行抗议，他们高喊着“不要在瓦维尔”的口号，并且打出了“他不配当国王”的标语。但克拉科夫总主教斯坦尼斯瓦夫·济维兹枢机迅速出面表态，支持这个决定，化解了僵局。于是一切照常进行。所有的争议，都将被放到哀悼期之后。“在波兰人的文化传统中，哀悼期讨论这一切都不合适。”亨利对本刊记者表示歉意，“请允许我不回答关于瓦维尔下葬地的问题，因为现在还在哀悼期。下葬在瓦维尔城堡是个事实，对于事实，我们只是陈述，而不去讨论。作为我自己的悼念，我更希望时光倒流，逝者犹在。”

传承的记忆

这次的哀悼，所有的鲜花和烛灯、总统府前的那条长队以及4月17日和18日的两场重大仪式，不过是把波兰人日常对逝者的纪念，成倍数地放大了。纪念早就扎根在波兰人的文化传统里，就像安德鲁·纳格尔斯基告诉本刊记者的那样，“纪念是波兰人保存民族身份的一种方式——我们提醒彼此，相互讲述着延续记忆的故事。谁，在哪场斗争中死去；谁，是这个或那个时期的英雄；谁，代表了波兰的某个时期，尊重并记住逝者，已经成为波兰的传统”。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个人都应该记住自己的历史，这也是波兰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彼得教授拿出一本地图，向本刊记者描述，“波兰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你看，我们位于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没有足够安全的山脉和河流可以做屏障。历史上，我们的邻国总是不断侵占波兰的领土。‘二战’期间，德国人甚至轻蔑地把波兰叫做‘世界的阴沟’，这是波兰历史上无法抹掉的记忆。”波兰人的记忆传承，来自母语、家庭和各种纪念。他们如此固执地守着自己的民族文化，英语在这里并不通用，华沙大学提供的历史系教授，能用英语沟通的两个都在外出差，剩下的，只能用波兰语来讲述。除了古城游览区中心的餐厅和博物馆有少量的英文标志外，其他绝大多数场所都只有波兰语，让人连路牌都看不懂。“我们并不拘泥于任何特定的形式。”前内务部长亨利告诉本刊记者，“我见过整车中国青年人去参观长城，我也认为这是很好的记住历史的方式，这些记忆和纪念方式，并不需要特别沉重，但我们要记住的并不只是日期，而是到底发生过什么。”

安德鲁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中长大，他的父母都是波兰人，但他在苏格兰爱丁堡出生，在美国长大。全家的迁徙是因为“二战”的灾难，他告诉本刊记者：“我的父亲1939年加入了波兰军队，对德军作战，在波兰投降后，波兰军官得到消息，会被送到战俘军营。他和其他几个军官成功地逃出波兰，他们向南经过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最后到达法国，祖父、祖母和我的母亲已经逃到了那里。他们被编入法国正在形成的波兰军队，当法国被占领后，英国将他们撤到英国境内，他成为在英国的波兰军队的一名军官，直到战争结束。我的祖父则是波兰伦敦流亡政府的一员，战争结束时，我的祖父和父亲决定不再回波兰，留在英国。”

“在我不到1岁的时候，我们举家迁往美国，但是在家里，我的父母和我、我的姐妹都说波兰语。”安德鲁的波兰记忆，最早来自家庭故事。“我听过很多关于波兰的历史和战争，包括卡廷的历史。人们在家里讲述这些故事，也有很多地下读物。在华沙，人们有一种‘流动的大学’，是从1885到1905年俄罗斯占领波兰的时候就开始存在的‘地下大学’。这些课开设在华沙人的家中，人们坐在一起，讲述他们所知道的历史，包括在当时官方课堂上学不到的卡廷故事。1980年，团结工会在波兰变得活跃，他们常常会提到卡廷大屠杀，他们会说，为什么我们要歪曲我们的历史，我们应该把历史真相说出来，包括那些悲痛的记忆。这些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那时候，我的父亲和祖父常常会谈起波兰独立的未来，但在那个时候，这还只是遥远的可能。”

“父亲和祖父也是以故事的形式，把波兰的记忆传给我。”安德鲁告诉本刊记者，“我的祖父是个忠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人。‘二战’刚开始的时候，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把珠宝、值钱的东西都放到了国家银行，这样波兰政府就能够有更充足的资源作战。但这一切很快就没了影踪，很可能是被占领波兰的德国人拿走了。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在我纽约的家中，记忆仍然以照片的方式保存下来。家里挂着一张我祖父的照片，是他在1903年拍的，他穿着苏联军装，因为那时候，波兰正处在苏联的占领之下，他必须为苏军服务。”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也是波兰人的特色，他们从来不想着去修饰和裁剪，华沙历史博物馆的一面墙上，还挂着希特勒当年到华沙视察的大幅照片。

安德鲁回忆：“我的父亲是一个初级军官，他领导一支坦克部队，他们使用的坦克，是‘一战’中法国使用的坦克，他们几乎没有可能打赢德国那时最先进的Panzer坦克。父亲真正明白波兰无法保卫自己，无法在‘二战’中获胜，是1939年9月17日。德军在1939年9月1日从西线进攻了波兰，17日，苏联从东线进攻波兰。他的坦克部队在布雷斯特，那正是德军和苏联军队马上将交会的地方。那天，他告诉他的士兵，尽他们所能去逃生，因为当时的情形是那么清醒，令人绝望。他和几个波兰年轻军人逃了出来，进入一片森林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说，前面有德国军人正在巡逻，把枪扔掉，否则他们会向你开枪。他们把随身带的武器扔掉。巡逻的德国军人叫他们站住，开始搜身，他们在父亲的衬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小盒香烟。德国人拿走了他的香烟，我年轻的父亲竟然喊道：‘把香烟还给我！’父亲回忆起来时说，他感到很万幸，德国军人那天居然没有向他开枪。”

“我的父亲是在苏联军队占领波兰东部以后离开的波兰。波兰刚刚投降的时候，父亲还没有离开，他当时正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他告诉他的姑父，他打算逃走，这位姑父建议他说，不要往东走。因为当德军从西边入侵的时候，波兰西边的很多人都往东边逃，而与此同时，东边的人正向西边逃，没有人知道，东部和西部哪里会更好——苏联和德国一样危险。我的父亲听了姑父的建议，他没有往东走，而是南下，然后向西。实际上，波兰和苏联早在1920年就曾有过战争，我的姑父和一些波兰人一样，对苏联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我的祖父在流亡政府的工作之一，就是反对苏联把一个政府强加给波兰。”

接受着波兰母语教育和历史传承的安德鲁，17岁时作为大学生第一次回到波兰，在克拉科夫上了一学期学。他在波兰结婚，妻子是波兰人。从那以后，他不断因为家庭原因和以记者身份回到波兰。1990到1995年，安德鲁成为美国《新闻周刊》在波兰的主编，随后在那里创立了《新闻周刊》的波兰语刊物。他家的祖宅已经成了土耳其使馆，波兰政府考虑过给他父亲一些补偿，但父亲拒绝了。他的妻子常常去波兰的古玩市场搜集一些古董家具，不全是波兰的旧家具，也有奥地利的老家具。“我们都运回纽约，现在的家中挂着波兰刺绣和波兰画家的画，这会让我想起华沙，想起波兰。”

复杂的政局

因为职业原因，安德鲁采访过总统卡钦斯基和飞机上的许多政要。“卡钦斯基是一个很有口才的政治家。他对俄罗斯态度很强硬，比其他的团结党的政治家更加民族主义。可能每个人都为波兰祖国而自豪，但很少有人像卡钦斯基这样对德国和俄罗斯抱有深刻的怀疑。从波兰的角度看，这是可以理解的逻辑。只不过，如果卡钦斯基不是死在去卡廷的路上，而是死在其他地方，并和这么多人一起遇难，他的死也许不会在波兰激起这样的悲恸，不会让全国人都团结起来，包括那些不一定支持他的人。如今他的死，以其象征意义，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团结。”

卡钦斯基孪生兄弟俩的政治生涯，像不可复制的传说。他们俩童星出身，主演过漫画改编的《偷月二人行》，一同考上华沙大学法律系，一起筹建法律与公正党，投身政治。民主政治也有自己的复杂游戏规则。在波兰，总统的选举是5年一次，而议会的选举是4年一次。议会选出来的是总理，也是政府事务更实权的掌控者，在议会选举中，票数是核心，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的一个或几个党派才可以单独或者联合组阁，获得多数票的党派的主席，通过议会的任命成为总理。

2005年，卡钦斯基作为法律与公正党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他的双胞胎哥哥则对公众表态，即使弟弟当选，自己也不会担任总理。卡钦斯基战胜对手党派代表图斯克当选，他的哥哥的确在一段时间内信守了承诺，但不久后就以党主席的身份免掉了当时的总理，自己参选成为新的总理。可这对兄弟搭档的政府班子，运转并不顺畅，各党派之间纷争不断，就是联合执政的党派之间，也是相互攻击。于是担任总理两年后，卡钦斯基的哥哥提出重新组阁，希望能在新的议会选举中，法律与公正党可以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单独组阁。但事与愿违，民众的需求似乎发生了变化，法律与公正党的口号，没有吸引预期中的人气，反而是图斯克所在的公民论坛党占据了上风。于是，重新组阁后，卡钦斯基昔日的竞选对手图斯克成了总理。这也让波兰政坛出现了更加尴尬的局面，总统与总理分属两个党派。

两个人之间的分歧，甚至闹出了一些国际笑话，2008年10月的欧洲首脑峰会，波兰原本是由总理图斯克出席，但总统卡钦斯基坚决要去。结果两人闹出了争抢专机的笑话，图斯克先乘专机到达，之后拒绝让飞机返回接卡钦斯基，结果卡钦斯基包机前往。两人碰面之后，又在峰会上争抢座位。波兰人民觉得这简直是个笑话，当地报纸曾评价：“他们就像两个没长大的孩子在争抢一个玩具。”这次冲突，也被认为是“卡钦斯基和图斯克两人及两派政治阵营之间严重的政治冲突，同时表明两人之间争夺2010年总统宝座的较量已经开始”。波兰新的总统大选，原定于2010年10月开始，不过2010年初的民调数据显示，卡钦斯基的支持率一直很低，安德鲁分析：“在10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很小，他很可能会成为任期一届的总统，有人喜欢他，有人不喜欢他。但他去世的时间与地点，让即使政见与卡钦斯基不同的人，也对他的死抱有敬意。”

“斯摩棱斯克的悲剧，也让我们认识到生命的偶然和脆弱，所以我们更加要珍惜生活。”亨利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在心中悲痛，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要充满信心地继续生活。”他和许多人一样，都从这桩悲剧中找到了积极的意义，“他们是去参加卡廷惨案纪念的，为了纪念一场灾难，遭遇了另一场灾难，可这次灾难，反而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卡廷。俄罗斯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表示，电影《卡廷森林》甚至已经在俄罗斯的一个大的电视台播放，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就像雅盖隆大学的彼得教授所说：“这将在更大程度上改善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向波兰敞开了大门，我们当然也期待这样的推动，能够促使俄罗斯解密更多的档案，还原卡廷真相。”

只是对卡钦斯基的家人和其他遇难者的家属来说，这种悲痛是难以弥补的。卡钦斯基的哥哥一直未婚，与90岁高龄的母亲同住。卡钦斯基夫妇也只有一个女儿、两个外孙。如何在天主教的信仰中化解这种悲痛，隔着巨大文化差异，实在让人难以切身感受和描摹。

神圣的仪式

华沙城实在不大，与北京无法相提并论。市区克拉科夫大街连接起了最繁华的区域，与之紧邻的毕苏斯基广场，就是城里最大的集会场所。广场四周没有任何围栏，绿地和树木的面积，远远超过水泥地。葱绿的草地上，弥散着植物的清爽气味。4月17日12点，战后波兰最隆重的一场悼念仪式，就在这里举行。

悼念的主席台上，架起了巨幅的照片墙，居中的是巨大的白色十字架，96位遇难者的照片按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齐整平均地贴在十字架两侧。总统夫妇的名字，刚好在左侧居中的位置，他们的照片大小和其他人一样，只是用红白色做了一个边框，那也是国旗的颜色。当天的空袭警报拉响了两次，分别是发生空难的8点56分和仪式开始的12点整，人们自觉地驻足默哀。毕苏斯基广场虽然也用铁栅栏临时搭建起了警戒区域，但那是给各国政要、本国政府要员和遇难者家属留出的区域，其余地方，民众可以自由入场。早上8点草地上就聚集了大量人群，他们或者支起自带的板凳，或者席地而坐，安静地看报等候，也有人在不断地拍照。总统府前等候最后告别悼念的队伍还在继续，排得比前几天更长。一切依旧是有条不紊，各自抉择。

从12点至15点的哀悼仪式，除了特定区域，其他区域，民众全程都可以自由出入，没有任何硬性强制。在各方代表的致辞后，就是宗教仪式时间，神职人员按照天主教的仪式，唱诗班高声吟唱，肃穆而悠扬的歌声，通过扩音器，在城中回荡。在这歌声中，广场上始终会聚着庞大而安静的人群。

17点，总统夫妇的遗体通过克拉科夫大街前往老城的圣约翰教堂，在那里为他们举行告别华沙的弥撒。和遇难者遗体被运回华沙的情形一样，运送遗体的车缓缓驶过，人群排列街道两侧，往车上抛洒各种鲜花，鼓掌，以示悼念。车过之处，鲜花遍地。弥撒结束的时候，大量的人开始赶往克拉科夫，因为4月18日14点，克拉科夫老城的圣玛丽亚教堂为总统夫妇做弥撒，之后，遗体将被送往瓦维尔王宫的教堂下葬。

4月17日18点，经过3个半小时车程，本刊记者赶到华沙南部的克拉科夫。这座美丽的古城，在“二战”期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一切都是原汁原味。老城中的游客们还在瓦维尔城堡参观，街道上刚开始设警戒线，不是密密麻麻的铁栅栏，只是用力扯就会断的薄薄的警戒线，整个克拉科夫城出动了2500名警员，比华沙还要稍多一些，他们担心的并不是自己总统的葬礼会出什么意外，而是那些长途跋涉赶往这里的外国政要。美国总统奥巴马早就表示要来，不过冰岛火山的突然爆发，还是改变了他的行程。倒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如期而来。

4月18日早上8点，克拉科夫古城中已经摩肩接踵，和华沙一样，除了特定区域，民众依旧可以在城内自由行走。古城广场的集会区域，安检人员也只是礼貌性地查问是否携带了水和其他瓶装饮料。在华沙看到过的那些制服军人，穿着他们的礼服，扛着明艳的大旗，已经赶到了这里。总统夫妇的遗体原定在10点到达圣玛丽亚教堂，到14点的弥撒之前，还有4小时可供民众告别悼念。于是和华沙一样，在圣玛丽亚教堂入口处的队伍，已经排出去了好几条街。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根本就轮不到那几秒钟，可他们并不介意这结果，因为愿意，所以就在这里等候。这里也和华沙一样，纯属观光的游人依旧可以自由行走。没有眼泪、没有哭泣，就像亨利说的那样，“遇难者的悼念活动，会以最高规格举行，波兰已经准备好以平和的、平静的、不悲戚的方式来悼念他们”。

4月18日18点，全部仪式结束，各国政要离开，瓦维尔城堡重新对民众开放，人们可以下到教堂地下室，到总统夫妇的石棺前表示悼念。卡钦斯基夫妇的石棺，安放在毕苏斯基的棺木附近。历史已经注定让卡钦斯基成为不能被遗忘的那一个人，他与安葬在尊荣之地的许多人一起，不管未来会经受怎样的争议，注定会被波兰永远记忆。■

（本文的采访得益于波兰华人陈先生的大力帮助和本刊记者蒲实的全力协助，特此感谢）（文 / 王鸿谅） 自己波兰人记忆空难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