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泉：众望所归下的沉重

( 王宝泉与妻子徐玉英 )

无趣和执著

认识王宝泉的人都知道，王宝泉是一个“无趣”的人。“唱歌跳舞都不会，就是排球，除非有中国队的特别重大的比赛，否则他都一眼不看。”这是妻子徐玉英对丈夫的总结。在天津市体育局工作的徐玉英是个疯狂的体育迷，凡有转播的比赛，网球、篮球、足球、乒乓球、跳水，哪怕是半夜三更，她也会一个人爬起来看电视。“像去年瑞士精英赛巴西打意大利，多好看的比赛，水平太高了，那绝对是享受。还有前些日子的澳网，小威对李娜，我在单位看不见直播，下了班就赶紧往家赶，结果还是没赶上，晚上看的重播。”当然，徐玉英也很理解丈夫，她告诉本刊记者：“他也是天天接触这个，都烦了，而且夜里的比赛他也盯不住，白天带队太累了。”

徐玉英说，看天津女排的比赛，对她来说却是一种折磨。“我常跟他们爷俩说，你什么时候不当教练了，我才能真正享受到排球的快乐。你想，家里两口人，一个在场边急成那样，一个在场地里满地乱滚，我这球看的是什么心情？完全感觉不到竞技体育的魅力，感受不到那种美。”

今年49岁的王宝泉1977年进入天津男排担任主力二传，1989年成为国家男排一员，其中1990年曾作为队长率领中国男排获得亚锦赛冠军，1992年退役后担任天津女排主教练。

王宝泉和陈忠和有过一段时间的交集：陈忠和是袁伟民时期中国女排的陪打教练，并延续到郎平时期，1998年起王宝泉开始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连续协助当时的两任主教练郎平和胡进，并于2001年升职为国家女排助理教练。如果不是2001年6月被查出患有结核性脑膜炎退出国家队，王宝泉或许会有不一样的人生路径，毕竟陈忠和就是从这个位置直接干到国家队主教练的。不过，让人无法预料的是，地方队的执教经历反而最终成就了王宝泉。

( 2009年3月7日，全国女排联赛总决赛第三场，天津女排获胜 )

现天津女排领队兼教练常良才和王宝泉有10多年的合作经历，“执著于事业”是他对王宝泉的评价。“排球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事业，为了排球，妻子孩子他都不管了。”在天津体工大队女排训练馆里，常良才告诉本刊记者。

连年南征北战让王宝泉很少有时间在家，照顾女儿王茜的大部分任务由徐玉英独担。“我怀孕6个月时，他去的国家队。”徐玉英觉得王宝泉对待国家队的召唤就像士兵对待调令一样，“他走的时候真是二话没有，我生王茜的时候，通讯也不方便，当天电话没打通，第二天他才知道的消息，晚上从北京赶了回来。陪我待了3天吧，等我出院当天晚上，他又回队了。”

这一走，等王宝泉再回家时，1岁半的王茜都在学走路了。随后的日子依然是聚少离多，徐玉英只能自己带着孩子生活。“记得有一次我弟弟的孩子过生日，我带王茜去聚餐，看人家都是一家三口来，王茜就哭了，那时候她四五岁吧。我问她为什么哭，她也不说。”徐玉英说，“人们看不到我这一点，都觉得我们一家子多风光，都说我有福，谁也没看到背后的这些。”

有争议的魔鬼训练

如果没有亲眼见过天津女排的训练，你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方式和强度。场地上像开动了一部庞大的、快速运转的机器，排球馆里回荡着皮球砸到地上、墙上的砰砰声，震撼人心。新任主教练刘晓明和助理教练一左一右站在网前连珠炮似的把球扣出去，而接受训练的队员站在端线，先奔向左角摔救一个险球，然后马上站起来跑向右角摔救猛扣过来的另一个球，这样穿梭奔跑、鱼跃摔救。有人计时统计，大约每5秒钟一个往返，如果稍有懈怠或者连续几次救不到球，铁青着脸的刘晓明就会狠狠骂过来。刚做完膝盖手术5天的霍晶已经出现在场上，随队做恢复性训练。

当天在排球馆的还有天津电视台的记者，他们一脸见怪不怪的表情。“这已经是降低难度了，宝泉在的时候练得比这个还狠。”王宝泉的训练方式秉承了原日本著名女排教练大松博文的残酷，“隔着五六米的距离，男陪打拿着球就往你身上砸，完全是歇斯底里的砸法，队员要起球，一天多少个是规定好的，完不成教练就要‘说你’，不管你是奥运冠军还是世界冠军，什么难听的话都有，目的就是主动制造矛盾，让队员下不来台，经受考验”。《天津日报》记者孟凡强告诉本刊，这样的训练内容，每堂课都有。

事实上，这种训练方式并非王宝泉独创。在王宝泉接手天津队之前，天津队在那届全国女排联赛中仅名列第八名，濒临降级。当时天津女排的主教练是一位名叫赵雪琪的老太太，她说天津女排没有别的队伍出色的身体素质，只能在地面上多下苦功，做一个抻不断、拉不折的“橡皮筋”，为此老太太将地面划成100多个防守区域，并针对每个区域对每个人进行防守区域的分配。赵雪琪最得意的弟子应该是李珊，练得最苦的也是她，一次赵雪琪在骂完李珊后抱着她痛哭，说天津队如果有一个人能进国家队就是你……如此苦心，造就了今天的李珊、杨洁、张娜、李娟。

2001年，曾经担任过赵雪琪助理教练的王宝泉接任天津女排主教练，在延续赵雪琪魔鬼式训练风格的同时，王宝泉也形成了自己的带队理念。“他在训练的针对性上并不像外表给人的感觉——直，而是很有头脑。天津队队员里身高1.87米的已经到头了，主攻手只有1.8米，而八一、辽宁、上海这些强队里身高1.9米的球员一大堆。天津队中各位置的队员单独拿出来跟任何高水平球员比都毫无优势，一支没有特点的球队靠的就是技术全面以及顽强的比赛作风，打不死我，我再找机会打死你，也就是打防守反击。王宝泉还继承发展了老女排在一传、防守以及小球串联细微环节的优点，形成了天津女排‘快速，全面，多变’的打法，这成了天津女排与诸强抗衡的最大‘杀手锏’。”常良才告诉本刊记者。

“大运动量不一定出成绩，但运动量不大，一定不能出成绩。”作为支撑魔鬼训练手段的理念，必然会遇到伤病的挑战。长时间高强度的训练，天津女排10个队员9个有伤，没伤的几乎没有。现天津队队员兼助理教练李珊向本刊记者回忆，上届全运会马上要出发打比赛时，队员们都要求打封闭。大夫带的封闭针都打没了，还有没打上的。“其实封闭有激素，打多了不好，但是它的药效能到达深层痛点，迅速缓解受伤部位的伤痛。队员都是老伤了，平时能坚持，比赛时都渴望发挥得更好，所以一般打完封闭要休息一周才能动，但是我们歇个两三天就去比赛了。”

常良才说，几乎每个队员在训练中都挨过骂，甚至和王宝泉吵过架。“练到队员们的身体极限，她们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但是完不成还要挨骂、挨罚，心里肯定很委屈。有的两三天都不理王宝泉。但是运动队的人就是这样，知道王宝泉是对事不对人，过个几天就又都有说有笑了。”很多队员都是在老了退役了才发现，吵吵闹闹中已经和王宝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王宝泉是一个粗线条的人，不会说漂亮话，但是老女排的精神确实是融入了他骨子里，天津女排最让人称赞之处在于她们在比赛中的顽强拼搏精神，在高强度对抗中，球迷们极少看到天津女排被击垮及溃不成军的消极一面出现。”孟凡强还记得，“2001年王宝泉首次出任天津女排主教练，正赶上备战广东九运会。当时他脑膜炎刚好，但是走路顺拐，没人扶着，他走道就是在原地转圈。医生不让他出院，说：你要走，我不负责任。结果他给医生写了份生死状。教练都这样，队员能不拼命吗？那次比赛，天津女排取得了本队历史最好战绩，第五名。”

一个家庭的压力

刚刚执教中国女排仅一年的蔡斌的“下课”有些突然。

按照排管中心主任徐利的解释，蔡斌是在2010年2月18日递交的辞呈。然而，仔细分析，这个解释有些勉强。2月18日是大年初五——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假期，选择这个时间交辞职信，不合逻辑。另外，在2010年3月份的全国女排联赛决赛第一场上海队主场，蔡斌也去了，看起来心情不错，还接受了上海媒体关于国家队组建问题的采访。他还表示，将会到天津看总决赛。决赛第一场结束后，蔡斌去了北京，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按照业内人士推测，蔡斌可能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将被“下课”消息的人。

如果非要将蔡斌和王宝泉做比较，那就是蔡斌“过潮”，王宝泉“太土”。“蔡斌以前带国青队，比赛少，训练压力不大，他接触新鲜事务的能力更丰富，涉猎也比较广，个性上又希望展现一些新东西。但是他有些冒进。王宝泉的眼里就盯着训练和比赛，不上网，没有自己的电脑，也不看电视。只能说各有特点，不好分出优劣来。”某排球专业人士指出，

在3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徐利对蔡斌一年任期做出了这样的结论：“球队作风不好，队里没能形成一股向上的氛围。”颇有“全盘否定”的意味，这无形中也增加了继任者的压力。

事后回想，孟凡强才突然明白，就在排管中心宣布更换国家队主教练前几天，王宝泉已经知道了自己要去一个新的压力更大的岗位，而且是别无选择。

“在3月25日宣布前两天上午，我采访他，结束后，我和电视台的记者跟他告别，走到房门外，他分别拍了下我们俩的肩膀，说：‘这么多年了，感谢你们对我工作和个人的支持，希望以后继续支持！’当时我没多想，回来后觉得不对劲。这么多年，每次比赛完都要给他做专访，他从来没说过这些话。”3月23日下午，孟凡强带着摄影记者去王宝泉家，“摄影记者进去时，王宝泉坐到妻子身边，用手搂着她，对摄影记者说：‘给我们多照几张吧！’采访他这么多年，这也是头一次，能明显感觉到他眼里含着泪”。

孟凡强说，当时他采访徐玉英时，王宝泉就坐在旁边听，结婚22年，这是他第一次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爱人讲他们的感情。徐玉英打发时间的办法，除了看书、看报、看电视，就是一个人散步。她说：“我看报纸连征婚广告都一条不落，你知道我有多无聊了吧。我也不爱逛街，也没别的什么爱好，所以除了上班就在家待着。单位领导同事都很照顾我，他们也知道我的具体情况，所以每次宝泉回家，他们都让我也歇几天，好好陪陪他，我也挺感激他们的。”

作为妻子，徐玉英在料理好丈夫、孩子日常生活的同时，还兼任着“心理按摩师”的工作，可谁又知道，她的压力有多大。

“要是他们比赛没打好，回家以后，我就得想方设法让他们松心。”徐玉英说，“我首先得装轻松，但又不能刻意回避比赛这个话题，因为眼睁着事情就摆在这，我还得主动把话题引起来。一般情况就我问宝泉，是不是运动量太大了，伤又厉害了？是不是该调整一下？最后我跟他讲，关键是你的心态，你要是紧张，心里要是没根，那就肯定没戏了。”

对于王茜，解压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变化。“主要也是跟她聊天，但更多是哄着，不是商量和建议，毕竟她还是孩子。唯一要注意的是绝不能我自己先着急，唉，真是累心。”徐玉英说。

王宝泉最初是反对女儿打排球的。王茜上小学时喜欢上了排球，王宝泉坚持认为，“打着玩可以，别打专业”。但是王茜是个有主意的孩子，用天津话说叫“拧”，在父亲的强势反对下，她凭借天赋和刻苦从排球班练到体工大队，再到天津二线队，走上了一条专业排球运动员的道路。为了说服女儿，也是为了说服自己，在王茜进一队前，王宝泉还曾经单独考过王茜。

“某一天，王宝泉把王茜带到天津女排训练馆，父女俩约定好，单练一次，如果王茜能练下来就进队，练不下来该干吗干吗。那次上了很大的量，王茜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王宝泉这才同意女儿进队。”

父—女和教练—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让这个家庭承受了太多的压力。王宝泉不想让别的队员认为自己对女儿特殊化，因此在训练场上对王茜练得更狠，而王茜有了委屈和压力既不能跟别的队员说，又不能跟父亲说，母亲成为她释放压力的唯一渠道。王茜特别懂事，她脑子里始终有这样的意识：不能因为自己导致父亲和队员们关系不好。有一个细节孟凡强记忆犹新：“王宝泉白天训练完，晚上会开车回家。王茜完全可以在晚上坐父亲的车一起回家，但是她不走，和别的队员一样住在运动员宿舍里。问起来，她就说：‘大伙什么样，我就什么样，不能给我爸找麻烦。’”

2010年全国女排联赛，从3月14日天津队客场落败到3月21日主场夺冠，徐玉英这一周过得并不比丈夫和女儿轻松多少，陪着丈夫失眠，陪着女儿聊天。3月21日，决赛在16点开始，徐玉英说她一早起来一点没有食欲，其实这一周她也没怎么正经吃一顿饭。勉强喝了一碗豆浆，出去办了点事，她就回到家等着下午去现场看球。

最后的煎熬之后，冠军到手了，赛后，王宝泉和王茜随全队去参加庆功宴，徐玉英说她一个人回到家，感觉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干脆自己去外边散步消遣，“我这一星期真不知道怎么过的，我也说不出当时的心情”。在3月23日采访当天，孟凡强说他并没有体会出徐玉英的复杂心情，“直到3月24日下午排协网站上贴出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通知，证实了我的猜测，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夺冠了，徐玉英还会一个人出去散步。地方队和国家队的压力太不一样了”。

公布消息的这天，王宝泉关了手机。他后来跟孟凡强说，想趁去国家队之前好好陪陪妻子、孩子。徐玉英的电话则响个不停，全是朋友、同事表示祝贺的。“大家都说我命好，丈夫、闺女多风光，多露脸。我就跟宝泉说：‘下次谁跟我这么说，我跟谁急，我让他们试试我这种生活，这叫过日子吗？’”她说。■（文 / 李翊） 排球赵雪琪沉重蔡斌众望所归王宝泉王茜足球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