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梦巴黎》和“后60年代”的世界

( 《戏梦巴黎》电影剧照 )

《戏梦巴黎》近日由译文出版社重装出版。英国作家吉尔伯特·阿代尔的这部处女作最初出版于1988年。在文笔和结构上，阿代尔不算是一个很合格的小说家，但是他有故事，而且塑造的人物性格鲜明——生活在巴黎20世纪60年代末的文艺青年，对话也写得很独特，所以小说出版后，找他购买电影改编权的导演一直不断。

小说描写1968年，在巴黎进修法语的美国青年马修在电影资料馆结识了一对孪生兄妹——泰奥和伊莎贝尔，他们是一个桂冠诗人的孩子。伊莎贝尔从来只穿祖母留下的40年代款式的香奈儿时装，成为巴黎街头的一道风景。兄妹俩的父母去海滨度假，马修被邀请搬进他们家位于左岸知识分子气息浓厚的公寓，3个人过起了一种无论精神还是身体上都很乌托邦的生活，而窗外不时传来口号声。“红五月”以一种属于“乳臭未干”的青少年非常个人化的观察出现在小说背景中。

小说出版后，对于电影改编权，吉尔伯特·阿代尔一直不松口，直到有一天来找他的是意大利导演伯纳多·贝尔托鲁奇。贝尔托鲁奇邀请阿代尔做电影的编剧，2003年，他跟着导演和3位主要演员一起在巴黎经历了整个拍摄过程。由于对小说的初版感到不满意，每天傍晚从片场回来，他就开始改写原小说。“我吸收了电影中的一些想法，但小说和电影还是有很多不同，他们应该算是双胞胎，各有各的独立意识。”阿代尔对本刊记者说。经过作者改写的小说出版于2004年，从原名《神圣的纯真者》（The holy innocents）改成了和电影片名一致的《梦想家》（The dreamers），也就是这本将在中国面市的《戏梦巴黎》。

三联生活周刊：书名为什么改叫《梦想家》？

阿代尔：舍弃原书名的动力来自贝尔托鲁奇，他和我后来一样不喜欢它。在60年代，法国的年轻人被视为乳臭未干的小孩，既不性感也不勇敢，没人严肃地对待他们的观念和理想。只是从60年代以后，世界开始聆听年轻人的声音，现在的年轻人比60年代的有权力多了。在“红五月”运动发生前，我可以向你保证绝对不是这样，年轻人就好像在茧壳里，真的是没有人搭理他们，他们必须等待。像书中的3个主人公，他们天真，同时也很胆小，不愿涉足社会。他们在公寓里与世隔绝的生活在别人看来像一个梦，而参与革命的愿望，对他们来说也像是一个梦。

( 吉尔伯特·阿代尔 )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小说中尝试写3个年轻人最大可能的身体解放，然而相比小说，电影做了更保守的处理。是因为审查制度吗？

阿代尔：有一天，艾娃·格林（伊莎贝尔的主演）来见我。她说，我认为，伊莎贝尔应该是处女。我说不不不，剧本不是这样的。她说，剧本错了，我比你更了解伊莎贝尔，我认为，她这个时候应该是处女。我和伯纳多聊，他说，艾娃和这个角色相处了几个月，这可能使得她对角色理解更正确。原作是关于身体解放和思想解放的，原作中马修和泰奥也有性关系，但是两个演员都觉得这很不舒服，我们并不想强迫他们那样去演，因为这也是一种选择的自由，所以电影里只出现了一点暧昧的暗示。

( 他的作品《戏梦巴黎》 )

三联生活周刊：父亲对当时发生的事情置若罔闻，他说“我只是个写诗的”。泰奥指责他父亲不在反对“越战”的请愿书上签字，说：“一份请愿就是一首诗。”这应该怎么理解？

阿代尔：1960年的巴黎基本是一个标语的年代。而当时那些标语，如我书中所列——“路面下是海滩”；“快跑，同志，旧世界就在你身后”；“社会是朵食人花”——本身就很有诗性，它给人带来语言节奏上的快感。父亲年轻时被认为是更有革命性些，但是他已经忘记了，甚至走到极端保守的一面。20世纪40年代他那样的知识分子是社会意见的积极参与者，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已显得迂腐。在他的儿子泰奥看来，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小说中涉及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知识分子是安德烈·马尔罗。他在20世纪30年代是左翼分子，他的小说《人类的境况》讲中国共产党的革命，30年代他去西班牙参加西班牙内战，“二战”期间，他领导几支游击队解放阿尔萨斯，是法国的英雄。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他作为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年轻人走上街头反对他。我希望小说让读者注意到人的这种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如何回望1968年呢？

阿代尔：1968年我22岁，在巴黎做了3个星期“毛主义者”。我们当时相信世界马上会改变，但它并没有改变。很多评论家说1968年的事就是一场嬉戏，没有冒生命危险就没有意义。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它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始、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始、保护地球和环境运动的开始，整个西方教育系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和贝尔托鲁奇聊，他认为此后几十年，我们一直生活在“后60年代”的世界，直到2001年9月11日。世界秩序发生变化，带给人们更多的是恐惧和希望的破灭。新元素不断出现，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但是，现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后60年代”的世界，因为60年代的影响并没有消退，比如它带来的个人解放。

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很好奇，当年巴黎青年从哪里弄到“红宝书”呢？

阿代尔：有一个书店，我在书中提到过（注：圣塞弗兰大街的马斯佩罗书店）。我们去那里买毛主席语录和胸章。那书店一进门是3幅丝网肖像：毛泽东，格瓦拉和胡志明。《资本论》是当时年轻人的圣经，我们以为在那里可以找到世界为什么以及将要如何改变的答案。不过我们通常不在那里买书，而是消磨一天，看看各色志同道合的青年，或者说更像一个咖啡馆，我们拿走想看的书，不是偷，以后有钱就还回来，如果还能弄到钱的话。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作家总是对两男一女的情感主题着迷？而且这样的电影往往成为文艺经典？贝尔托鲁奇1976年拍的《1900》，还有你在小说里提到的戈达尔电影《法外之徒》，特吕弗的《儒尔与吉姆》也是讲这种三角关系的。

阿代尔：抛开个人的感受不谈，3个人的组合具有非常大的戏剧张力，在银幕上造成一种奇妙的视觉平衡。3人之间总是会产生一种微妙的、敏感的、总是在变化中的情感张力，这很吸引我。兄妹俩的关系牢不可破，就像泰奥说，他们是精神相连的连体婴儿。马修的加入一开始像只宠物，但这想法更多只是兄妹俩的一厢情愿。马修有思想就能产生影响，随着马修和伊莎贝尔关系的深化，泰奥和他们的关系必然也发生微妙变化。实际上你无法在3人中建立长久的平衡，他们有争吵，争宠，妒忌，不像两性关系，也许可以持续一辈子。你无法想象一个可以持续一辈子的三角关系，这个组合最终会破裂，因为人类很难消除的嫉妒心。谁说不妒忌，就是在装，这也给了作者很多发挥的空间。我现正在写的小说，是一对年轻的日本夫妇和两个美国人的故事，日本男人是银行家，他们都生活在金融危机后的伦敦。4个人就形成更为复杂的一种结构，这也是一个数学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影迷们一直有个争论，伊莎贝尔和泰奥到底是不是连体双胞胎？电影里他们的胳膊上有一个同样的伤疤。

阿代尔：泰奥说，他们是头脑相连，是没错的。胳膊上的伤疤更多像一个徽章，至少伯纳多这样想。不是说他们的身体从那里分开，而是一种隐喻，表明他们属于同一个团体的徽章，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分享生活里的一切。我很喜欢这个设置。

三联生活周刊：读者也经常情不自禁去猜想，如果他们成年走入社会会是怎样？

阿代尔：后来我重写了小说的结尾，让它变得更丰富一些。以前的结尾，我没说主人公是谁，我们只听到他说话，他躺在旧金山的床上看电视，不停地换频道，电视里都是在讲中东问题的。他自述他曾经返回巴黎，返回到那套老公寓，但是兄妹俩已经不再住在那里。然后他换到一个台，正在演一部他曾经在巴黎看过的好莱坞老电影，然后他意识到，他人生中真正有意思的部分已经消逝不再了。伯纳多对这个结尾没感觉，他希望有一个更伟大的结尾。所以到了电影的结尾他们返回到街上，加入游行的人群，那是我们俩当年都不曾真正参与过的事情，有一种情结在里面。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巴黎还吸引你么？

阿代尔：不论你什么时候到巴黎，人总是会说这么一句：“现在的巴黎，和20年前可大不一样啦。”20年前这么说，20年后也这么说，就好像无论你什么时候到巴黎都只是太晚，就好像威尼斯，人们老说威尼斯快完蛋了，都不知道说了多少年了。现在我在巴黎看到到处是麦当劳，那些同样的商店Zara、阿玛尼，你可能在上海、北京也一样看到。每每看到这些，就很遗憾老巴黎的一部分消失了。■（文 / 苌苌） 年代巴黎世界戏梦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