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托克维尔的洞见

( 狄更斯 )

新生儿一般的观看方式

美国《新闻周刊》的大卫·华莱士说：“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间，有200多位欧洲作家游览了美国，他们出版的游记大部分都为了取悦国内读者而对美国做了带有蔑视的描写。托克维尔也许是这些人中间资历最浅的一位——在开始他的美国之行时只有25岁，但他写的《论美国的民主》却成了最经久不衰的一部。”

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评价比其他欧洲游客更有洞察力，更加赞赏。特罗洛普和狄更斯等人对美国做了尖刻、褊狭的评论。特罗洛普笔下的美国人粗野、傲慢，狄更斯抱怨曼哈顿街头闹哄哄的猪和报童的叫卖声。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些放肆行为恰恰表现了一个民主社会活跃的生命力。

1830年，托克维尔与好友德·博蒙商定借法国酝酿改革监狱制度之机，去美国考察其新监狱制度。二人于1831年5月9日到达美国，在美国考察了9个月。1835年，托克维尔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问世。1840年又出版了下卷。

戈普尼克说：“陌生人像新生儿一样，以象征主义的方式观看。他们先看到整个脸，随后才看到五官。托克维尔无需看到当地的猫，就能看到美国人的笑容。”托克维尔发现美国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国家：它宣告所有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但充满种族偏见；它空前地相信个人主义，但墨守成规，受到大多数人的控制；它是物质主义的，但宗教气息浓厚，商业化但又是清教徒式的；它有一部严谨的宪法和一个清晰的政治体系，但它最重要的决定均出自公众意见和道德观念而非政府。

( 《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发现》 )

《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受到的过度尊崇加上托克维尔本人的概括能力和写出易懂、包罗一切的警句的天才使他本人成了一个抽象的名称。哈佛大学教授达姆罗施在《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发现》一书中广泛使用尚未翻译成英文的托克维尔和博蒙写给亲友的书信，指出了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评论的成功之处以及不足之处，使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发现变得更有人情味，努力在历史和个人家庭背景中理解托克维尔的著作。

“托克维尔非常天真。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就像一个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书记员，乐于做纽约或波士顿富裕阶层的代言人，这些人为托克维尔的到访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他吸取了一位联邦党人对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批判，但回绝了跟杰克逊总统本人交谈。他赞扬新英格兰的镇民大会，但懒得亲自去考察一场。

( 特罗洛普 )

“在坐下来写书之前，托克维尔扔掉了所有他努力收集的事实，就像一位游客在会见高贵的主人之前抖掉在路上沾到的尘土。”《论美国的民主》中对商业、制造业、银行业的讨论非常少，一点也没有论及在过去几十年间重塑了美国的地理风貌的运河，也没有谈到将在几十年后再次改变美国的风貌的铁路。托克维尔在波士顿待了一个月，但拒绝参观洛威尔的工厂，或任何别的工厂。他在信中提到了蒸汽船，但只是为了展示他敢于登上它们的勇气。人们认定他是美国世纪的预言者，但他却没有看到正在展开的美国工业的革命。他是著名的美国人性格的记录者，却错过了美国在杰克逊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它在变化，而且变得非常快。他在该书序言中说：“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到来。新世界需要新的政治科学。”但历史学家沃特·麦道戈尔认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努力描绘的美国社会在不到10年之后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托克维尔的新自由主义

( 托克维尔 )

哈维·曼斯菲尔德说：“托克维尔通过对哲学的批评提出了一种新的自由主义。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批评物质主义哲学鼓励民主在生活中只看到物质享乐、舍弃宗教带来的荣耀的习惯。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他批评理性主义哲学寻求不关心自由的改革体系。不难看出，这种自由主义的来源是现代政治哲学中的两种哲学：支持改革而非顺从命运的唯物主义和致力于改善生活而非沉思的理性主义。”

托克维尔称自己为新型自由主义者，他的意思是他跟霍布斯和洛克等人不同，对他们来说，政治理论是一种细致的抽象思维练习。他没有沉迷于猜想原始社会的情形，或讨论理想政府的优点。他的理论不是理论，他的理论是实践，是一种集中于人类存在的事实而非人性的政治科学，源自他对美国这一现实社会的考察，而不是对一个理想社会的思考。他的著作标志着一场革命的开端——政治研究主要是一门实践科学。他的政治感受力是实用主义的、多元的、不可知的、改良的。

但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也是一种奇怪的自由主义，罗杰·波希说，因为它虽然敬佩美国的模式，但仍保留了浪漫主义的对民主社会的平面化的失望，贵族式的对资产阶级平庸的智力的蔑视。他的著作属于自由主义传统中反启蒙的派别——主观、劝勉式的，理念论地使用类型，对历史的态度是宿命论的，对等级制度的衰落和美国的动荡有些多愁善感。“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状态产生民主，在托克维尔那里，是民主产生某种类似自然状态的东西。托克维尔是实践哲学的先驱，但从历史学上来看，托克维尔描写的美国笼罩在神话中。”

托克维尔低估了美国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社会鸿沟，高估了从穷人到富人之间的社会流动性。他倒是对南方的奴隶制非常敏锐，虽然他在那里只待了不到一个月。他不理解美国的主要政党虽然不像欧洲政党那样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但对美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与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都持不同的观点。

达姆罗施还指出了托克维尔的一些误解是如何有时候反而产生了洞见。《论美国的民主》中最有影响的观念是关于大多数人的专制的论述，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政治和社会弥漫着顺从的冲动。托克维尔是在波士顿从华盛顿传记的作者和后来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杰里德·史帕克斯那里吸取到这一观念的，他提醒托克维尔注意这样一种可能性：国家立法机构中的大多数人会滥用他们的权力，通过一些对少数人有害的法律。令史帕克斯感到气愤的是，托克维尔把这一概念据为己有并改变了它的含义：史帕克斯写的是，任何通过压迫性法律的大多数在下一次选举时都会被改选掉，而托克维尔混淆大多数与公众意见，认为所有的政治秩序中都有一种顺从多数人的特点。

几十年后托克维尔这一误解的价值才变得清楚起来。它描述的就是记者和社会学家威廉姆·怀特所说的群体思维：不愿打破职位界限或法庭所不支持的做法，因循守旧，不批判既有观念，不会冒着遭放逐或羞辱的危险。

托克维尔也看到美国社会的一个优点：成功地把对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结合了起来。“一个美国人在专顾私人利益的时候，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而在他热心为公务而活动的时候，又好像把私人利益全都忘了。照理说，人心是不可能这样一分为二的。实际上，美国人既把自由视为获得幸福的最佳工具，又把它视为获得幸福的最大保障。他们既爱自由，又爱幸福。”

戈普尼克说，托克维尔之所以对美国人的这种人心的一分为二感到不解，是因为他成长于一个幸福和自由相互分裂的世界，在那里，凡尔赛的贵族们以追求快感来抚慰受到的奴役，自由则成了一种可贵但冷酷的原则，带有卢梭的原始主义或斯巴达的禁欲苦行的味道。在贵族制国家，自由导致勤劳，勤劳导致奢侈，奢侈导致堕落，堕落导致自由的终结。一般说，由于人们一心一意要发财，所以再也不去理会把他们的个人幸福与全体繁荣联系起来的紧密纽带。

美国的例外之处是，奢侈和自由、公共事务和消费主义的流行好像逃脱了这一循环。“人们所希望的，只是多购几亩良田，打理一个花园，建筑一所住宅。这些都是小事情，但人人均梦寐以求。生活在民主国家的富人的主要目标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各种细微需要，而不在于过度的享乐。”托克维尔看到，在美国，参与政治和培育个人的安宁之间并非分裂的。美国人没有以打理花园代替参政，他们争取在花园围墙边扩建一个露台的权利，争取使露台成为可能的一切东西——物权法、长期安全，这意味着他要在所有事务中扮演政治角色。“民主使公民的生活脱离政府的掌控，但复苏了带有公共目的的私人生活。”■（文 / 薛巍） 论美国的民主克维尔洞见自由主义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