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办校变局
当上海家长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校趋之若鹜、反拿公立校做备选时，一纸政令来了。
2020年3月，上海市教委公布了《2020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从2020年起，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将实行公民同招，以及超额报名情况下摇号入学的方式。这意味着上海民办学校不再享有优先招生、筛选生源的特权。多年以来，这些特权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民办学校的资源壁垒。
为什么民办学校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时间线要拉回到21世纪初，彼时中国义务教育基础还相对薄弱，为了加速发展基础教育事业，探索教育更优的可能性，民办教育被寄予希望。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问世，从法律角度认可了民办学校以及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合法性，也让“公参民”的模式得到了认同和推广。2004年3月，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曾说：“我希望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教育发展格局，就是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名校办民校。”自此，民办学校，尤其是依托优质公办学校资源的“公参民”学校迎来了黄金时代。
在上海，被家长们称为初中“四大名校、八大金刚”的学校里，就有7所属于“公参民”—如华育中学、上宝中学等炙手可热的学校—背后依托的都是上海最好的公立高中，甚至公办大学—这两者正是家长心中K9教育的目的地。
国金证券分析师吴劲草在一份研报中写道，上海民办初中的迅速强大，得益于两点：一是学校可以自主筛选生源，而公办学校不行;二是高中自主招生的派系优势明显，最为典型的是上海中学—上海高中阶段“四大”名校之一，其60%的生源都来自于上中系民办初中。
过去很多年，民办学校都因灵活的机制被看作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良方，以及搅动教育服务提升的“鲶鱼”，但同时，随着优秀生源主体往民办学校倾斜的趋势愈发明显，民办校也饱受“掐尖”、过度竞争等争 议。
这种集体趋向民办校的现象从2020年起在上海发生了转变。“摇号入学”打散了上海优质民办校的好生源，而对于一所好学校来说，生源往往被认为是比师资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后接连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无论是控制和缩减民办学校在读人数的总占比，还是减少优质公办高中的自主招生比例，都指向了一个总体趋势—教育均衡和教育公 平。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家长的选择也变得更为谨慎。“以前看中10个学校，可能每个都会去考一遍，最后报一个可以接受的学校。但现在家长会非常慎重，因为录取只有一次机会。”Vicky是一位来自上海的资深教育规划师，关注上海升学情况已有七年多。
上海青浦平和双语学校初中部负责人赵林风也发现了家长关注重心的变化。在所写的一篇自述中他提到，过去大家普遍关心的是如何准备面试、如何进一所学校，摇号政策实施之后，家长关心的是一个学校怎么教、学校的课程如何落实等教育问题。
过去3年的阵痛期对于民办学校来说是个挑战，也是场淘汰赛。在生源均衡之后，一些优质的民办学校依然会保持优势，但更多普通的或是过去依赖于生源的民办学校或许将面临招不满学生也留不住老师的局面，“退赛”在所难免。
教师出走
陆嘉彧所在的学校是位列嘉定区第二梯队的一所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他已经在这里读了8年，离参加中考只剩下一年时间。
在陆嘉彧进入这所民办学校之前，它就是区域内的“香饽饽”。9年一贯制是这类民办校的亮点，意味着家长一旦把孩子送入小学，未来9年的教学质量都能有所保障。临小学毕业那年，陆嘉彧有两个选择，要么直升本校初中部，要么去考外校。陆嘉彧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因为在他这所学校之上，好学校屈指可数，且大部分都出了名的 “卷”。
成绩是民办校的名片，“卷”成了上海K9阶段民办学校的共同点，学生、家长和老师都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目标—进入一所排名靠前的市重点高中。
陆嘉彧也是这么打算的，但是这一年，他发现学校变了。一方面是受到托管公司破产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近两年政策变化的冲击，陆嘉彧最直接的感受是，很多老教师走了。
教师，无疑是一个学校最重要的资源，对于依赖成绩的民办初中更是如此。然而这一年多以来，陆嘉彧看到同年级不同班的任课老师换了好几批，最惨的一个班基本所有任课老师都换了，而之前唯一没有老师离任的班级也要在这学期换掉一位讲课深受欢迎、刚来学校才一年的物理老师。
陆嘉彧觉得难过的是，熟悉的脸一个个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不少来自于教培机构的新教师。陆嘉彧隔壁班之前有一位从补习机构跳槽来的数学老师，这位老师以前教的是小学拓展，学生都觉得他教得不好，整个班的成绩掉了很多，于是家长“公车上书”，把意见提到了校长处，这位数学老师没过多久也走了。
“整体来看，年级任课老师有大约百分之五六十的流失率，相当于一半的老师都走掉了。”陆嘉彧对《第一财经》杂志说，这一年多，师资的流动以及学生整体水平的下降，让他觉得学校已“不复往日的光辉”。
民办学校的老师多数都是聘用制，业绩与成绩直接挂钩，日常教学压力较大，但薪资也高，老师们大多认可这种激励制度。然而，随着2020年“摇号入学”政策在上海落实之后，民办校失去了提前筛选生源的优势，面对不同程度的孩子，老师承担的教学压力越来越大，成绩却依然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尺。“我们的确看到在近几年的政策之下，一些民办学校水平较高的老师进入到社会其他领域。”教育自媒体账号“魔都升学咨询”曾这样评论。
上海民办校优势的消失
摇号入学对于依赖生源优势的民办校来说的确是一次冲击，之后国家对于“公参民”学校的治理更是让部分民办校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2021年5月14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后，全国多地要求将民办学校在校生人数缩减到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5%以下。而早在一年前，即2020年3月，上海民办张江集团中学已宣布转制为公办学校，更名为“上海市张江集团中学”，成为上海第一所“民转公”学校。
在民转公过程中，民办校的老师能否获得公办校的编制，始终是教师关心的问题。“区教育局将对现有教师陆续安排转编制，不愿意转编制或无法转编制的老师，3年过渡期满后由上中系民办托底。”有关部门在对张江中学的民转公教师编制问题中如此回复。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是，教师编制名额紧张，各地在教师“扩编”上始终保持谨慎，随着民转公学校越来越多，不可能满足所有民办校的老师，那些没有本地户口、年龄超限的教师，可能无法入编，从而不得不为自己另谋出路。
另一方面，符合教师编要求的老师是否真的适应公办体制，同样是个疑问，毕竟民办校的薪酬待遇、激励机制和教学成就感，与公办校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教师胡嘉莹眼里，顶级民办校的老师更有教育野心。不光学生之间“卷”，教师和教师也会比谁来得早，谁走得晚，绝不会有“躺平”的想法和浑水摸鱼的机会。
在民转公的潮流中，胡嘉莹是个逆流而动的例子。原先她在一所普通公办中学工作，2021年因为受不了公办校论资排辈的氛围，她跳槽到了一所第一梯队的民办校。
让胡嘉莹感受最深的是两类学校教师的状态。据胡嘉莹描述，暑假过后，她原先所在公办校的课程往往从9月1日开始，而在民办校，在7月到8月这段时间里，她已经在给学生布置作业，并批改作业，相当于把自己的工作周期拉长了。“民办校多少都会有一些超前意识，不会让学生那么舒服，也不会让老师那么舒服，工作压力是很大的。”胡嘉莹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在公立学校，胡嘉莹经常觉得教学没意思，学生和家长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每天按照上下班时间按部就班即可。比起在公办校的“心累”，她更喜欢民办校的“身累”。
不过胡嘉莹直言，这样的职业选择是为了能进入一个更好的教育体系和圈子里，如果原先就在一所优质的公办，她或许就不会跳槽。
5%是达摩克利斯之剑
今年上海7所民办中小学宣布停招，一个主流的猜测是与“六独立”的合规要求有关。
2021年7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非“公参民”的民办学校提出了要求，也就是所谓的“六独立”，即现行的民办学校需要具备教师独立、财务独立、招生独立、办学独立、教学独立以及行政独立六大要素，方可继续办学。不符合“六独立”要求的民办学校，或将面临转公、整改甚至终止办学。
“关停的学校主要有两种原因造成，外部原因来看，跟学校的股份不合规有关，执照可能也有问题。如果是后者，学生的毕业证和学籍可能都没办法办。”Vicky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另一方面是自身原因，比如股东或者资金出了问题。”
但将在校生规模缩减到5%是所有民办学校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5%是什么概念？根据上海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数据，上海市普通中小学生总数为132 .91万人，民办中小学在校人数为19. 43万，民办学校在校生占比12.7%，这意味着，仍有超过一半的民办学校在校生需要转变学籍身份。而《通知》内明确的两年时限近在咫尺，也就是说到2023年秋天，全国所有现行民办校理论上都应完成或转公办或保民办的划分。
为了满足5%的政策目标，一些地方政府相继通过政府购买学位的方式来帮助民办校实现平稳过渡，同时符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2022年工作重点》中提到的“确保义务教育学位主要由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这一要求。
在2021年8月，河南周口郸城县突然要求101所民办学校停止招生，当时1.5万名即将入学的一年级和七年级学生被临时分流至公办中小学，当地政府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引起了不少争议。在这一背景下，政府购买学位被视为更具有智慧的处理方式。
“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先例最早在西方国家兴起，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美国“教育机会均等运动”。当时学者们的争论给后来的教育服务带来的启发是，教育不仅仅要关注过程的平等，也要关注结果的平等—政府应该面向不同的人，提供相应的教育服务。一些国家通过向民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购买学位的方式，来弥补公办学校学位不足的问题，部分缓解了教育供需矛盾。
早在2007年，浦东新区政府就有过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的先例。当时，政府从12所农民工子女学校购买了超过1万个小学学位，以此来解决外来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而在东莞等多地，也有通过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以保证随迁子女平等入学权利的先例。
不过，放在如今的政策背景下看，政府购买学位可以说是在上级指标下，地方执政者的一种两全方式，既保证了完成政策目标，也保证了对民办学校的一定掌控权，同时又不至于让这些学校“伤筋动骨”，损伤已有的教育资源。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上海共有82所民办小学以及108所民办初中招生，而被纳入“政府购买学位”的民办小学有35所，民办中学有52所。
上海普通教育升学路径
“政府购买学位是一种探索多样模式的尝试，相当于以后的民办学校，政府也会拨款给你，只是民办学校以民办的方式来办学。这就是未来的变化。它扩大了学生的选择权。”21世纪研究院院长、教育政策研究者熊丙奇对《第一财经》杂志说。“但关键在于政府是不是能够保证投入，如果不能保证投入，民办校退出以后，整个教育资源的配置就会出现问题。另外是不是能保证公办学校的均衡发展？很多家长对教育不满，是因为他们想要有差异化的选择，所以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转变资源的配置方式，用均衡的模式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