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源地民勤生态调查

( 忙于春耕生产的民勤人（摄于2003年） )

活在最前线

在民勤最后一天早上，沙尘暴如约而起。4点从睡梦中被沙土味呛醒，黑色的沙子打在玻璃上发出类似冰雹的声音，7点钟天仍然黑黄，远处一团团滚动的分不清是云是沙。按照以往匀速计算，应该是以每秒20米速度推进。到中午北京已经开始刮起沙尘暴。民勤县城里的路灯照亮马路，孩子们在狂风中奋力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一进教学楼全都在把头发倒过来抖沙子和“呸”。所有人都包裹着大头巾和口罩，但脸颊还有尖锐的刺痛感，谁也看不清前方，只能听到风声和汽车喇叭声。

关于民勤有两个描述“苦焦”的说法，一是民勤的小孩上大学，第一次见到别人洗澡哭了，不知道水可以这样用。二是民勤人多不善酒，因为醉倒会被沙活埋掉。但当地人对于外人的看法只是憨厚地笑笑说：“沙子有那么厉害吗？其实没有洪水厉害。”本刊记者到达时天气预报有沙尘暴，45岁的左善云却并不当回事。“昨晚月亮特别亮，风应该不大。”这是她一周来最开心的一天，上初中的小儿子要从乡上回家度周末。没有公路，土路要走将近一小时。“锅里煨下了茄子。”左善云是王治村四队人，家门口不到100米就是腾格里沙漠。巨大的延绵不断的沙山就在面前，本刊记者写不满一页纸就要抖掉纸上的沙子。这一天尚没有风。

“我小时候沙山没有这么近，从家往山上去玩，还要走两小时，现在40分钟就走到山顶了。”左善云说她见过一个老教授，“他说每年这山要走过来三四米，但我家门口这个好像走得比较快，能走10米。”让左善云最难受的不是沙的进，而是人的退。“去年送走了两户，前年送走一户。”这里是民勤沙漠居民的最前沿。挨着沙漠的村头上，有三四户荒芜无人的土坯房，屋顶都已经被风刮没了。四队现在还有20户。“1982年第二次分地的时候，还有50多户。”村长李友顺说，“大部分去了内蒙古阿拉善的左右旗，祖上就有许多人去了，民勤人去了就是投靠亲戚。”对于离开的人，村里的说法是“出去挣钱去”。

“下沙子一般不会死人，但是你摸摸我的手。”像极粗劣的砂纸。左善云说：“这水来自本村地下，给牲口喝的，极为苦咸，浇地会产生一圈盐碱，把苗给勒死。”然而她用这水洗衣服，在离开这件事上也很保守。“我家在村里还算可以的。”她在饮水机上接一杯纯净水给本刊记者，又把一大盘极干的馍馍端来。“水就要8块钱一桶，有人不舍得喝，这一桶喝了两个星期了。”桶里还剩大半桶水。今年左善云和丈夫种了10亩地，沙漠边缘的地虽然极旱，却可以种棉花和茴香这样高附加值的作物，比粮食赚钱。“去年我家种了12亩，都是茴香，收下来也有2万多元。”但是去年全县每人还可以浇3亩地的水，今年旱情，只能浇2亩半了。民勤几乎均贫富，没有任何种植、养殖大户。

( 沙尘暴使民勤的春天异常寒冷（摄于2003年） )

左善云和丈夫还养了50只羊。“其实民勤早就禁止放牧了，但是我们多少都会养一些，我算养得多的。”她不好意思地解释，“刚才看见你在地头，给我吓得赶紧跑。”早在2002年民勤就出台了“三禁”的政策：禁止打井，禁止放牧，禁止开荒。2001年民勤沙进人退的现象极其严重，大批本地人往内蒙古、新疆迁移，曾经引起过温家宝总理的重视和批示，当时他的批示是“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此后当地出台了多项政令，为了维持生态，“三禁”使田间多了不少字牌，上面写着“封存机井，时限200年”。但对于王治村这样的地方，因为环境实在太差，人口流失严重，政府还是留了不少余地。不仅左家还在养羊，去年村里还新开了一口井。但村民们都明白：“这是吃我孙子的水呢。”村里原来的十几口井，现在只剩下4口。李友顺揭开井盖，只看到一根管子从水泥当中露出来。“这是吃的自来水，5天来一次。一次半小时，我提前用大喇叭喊，来水了！”半人高的缸，每户4缸。

民勤本来羊肉极其出名，现在价格越来越高，在民勤农村只能偶然看到几只。“羊要吃秸秆，越来越少了，尤其这几年种洋葱的人多。”左善云的羊群是她两个儿子上学的所有费用来源，她说：“我们这里，政府不让种洋葱，费水，只能在棉花和茴香里选。”这两种一年浇水3次就可以。她拿出一份盖着民勤县政府公章的纸，对于每个乡镇，政府已经规划好了，每家可以种几亩地，种什么，浇几次水。从左善云家往村子和沙漠之间走，有大概100来亩的狭长地带，种上了比较密集的沙枣树和灌木，这是政府为了保护这个小村子，能设的唯一屏障了。林带被铁丝网包围，以防牲畜啃食，左家的羊散在林带的外围，啃一些长出界的灌木藤茎。

不争水

除了村里的苦碱水井洗衣喂牲口，深地下水供应的自来水用于吃喝，大量浇地的还是河水。沙尘暴对于民勤来说只是天气现象，实际上农户不会有太大损失。民勤完全依靠农业，20万常住人口中九成以上都是农民，唯一的小厂生产化肥、种子。“我们如果沙尘暴天气放牧去，顶多就是死几只羊，走丢了就被沙埋了死了。”毕竟现在民勤在地图上看，还是一片淡绿色的地带，号称是沙漠里的绿洲。老百姓极少有人真正住在沙漠深处。实际上民勤是一个盆地，早年是祁连山上的雪水冲击而成的，现在留下的水源正来自祁连山上的一个支流石羊河。

石羊河只是一条极小的河流，顺着武威到民勤的公路上，一路上都能看见一个两米宽两米深的水渠，绿色的水流来自石羊河。现在正是“苗水”季节，庄家灌溉指靠河水。总长200多公里覆盖了沿途的县，只有上游地区能得到充分灌溉，到了民勤地界因为植被少荒漠化严重，大量流失和蒸发，仅剩下这么一条人工渠，近年下游民勤一段的几十公里已经完全没有水了。在民勤县的石羊河起点，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修建红崖山水库，当时是亚洲最大的水库工程。现在还能看到一大片水，张大彪说：“今年有90%的水是从黄河借调来的，每年能借的量是甘肃省决定的。”温家宝曾经说，“这也是一个牺牲”，但民勤就是“喝黄河水，吃兰州面”的现状。

参加修建水库的石述柱说：“修水库是为了拦截上游下来的洪水，储存起来就可以用于民勤的灌溉。”当时道理是这样，数据却表明因为青藏高原东北部气温持续升高，沿途坡面又开垦面积过大，石羊河的水越来越少，修建水库的50年代石羊河还在丰水期，六七十年代就进入平水期了，到80年代因为长期的环境休养又有短暂偏丰期，90年代至今已是枯水期。“洪水这十几年只出现过两三次。”李有顺说，这个数字很好判断：“有洪水了，政府允许每人浇3亩地，没有洪水也没下雨，就浇2亩半。今年是2亩半。”

宝贵的河水是这样流淌的。“1958年就开始修水库和水渠，所有东西就好定量了。其实解放前我们祖祖辈辈也是这么做的。”石述柱说，“河道怎么走，每个村子挖几条渠，挖多长，这个都是祖制，过去我们有个‘堵水’的说法，就是到了水多的时期，每个村组织大家去拿麦草、石头什么的把水拦在自己村口，石羊河那时候水大，到了夏天怎么都得四五十人去堵水，我们当时一个村子200来户人家，规定好的几炷香时间，香烧完了就得把水放开，让流到下一个村子去。”民勤在民国以前还叫“镇番”，向北面对内蒙古，向南至今武威之间，还有一个藏族自治县，这里自汉唐就已设置了军队驻守，耕地也是屯田的产物。

除了生态环境的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太大变化。现在对于水的管理依然沿用过去的做法。“现在很多村子应该都比解放初人口少了一半左右。因为这里的水少了。”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张大标工程师说。政府对水的管理是非常精密的，李友顺说：“我们乡里有数字，从时间上算，他们不会多给我们一秒的时间，放水的时间以秒为计，闸口一关我们一滴水都没有了。从数量上就更加严格，我们东镇乡的水表是安在收成乡的，这样谁也没法作弊。我这出一滴水，人家水表都走字。”

“我们村有6个大队，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争水引发的矛盾。”李友顺的这个说法在《镇藩县志》里有了佐证。资源和人口之间的矛盾，在长期以来环境每趋恶劣的定势之下，已经把人的自利性降到了最低点。“放水时我们如果不在家，那就没法补救了，不会有人多给你水，所以只能从邻居那讨一些水或拜托别人帮忙接水。”能够依靠的就是这么零散的几户人家，所以邻里关系极为重要。“越是争水的人，最后只能离开，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可争，你争水别人就得让庄稼死掉，等于要人家的命。就算是解放前的地主，也不会争水，他们也是按照庄稼的亩数和农民一样等着渠水来灌溉，连多打一口井都不会，因为井是村里公用的。”李友顺说，“稍微有点本事，有点主意的人，在这里都待不下去。”至今大多数人通过考学或务工的方式离开，民勤按照户籍来算现在应该有200万人以上，然而这里的人口却无法这样统计，因为大部分人离开以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从治沙到固沙

民勤虽然号称绿洲，但除了腾格里与巴达吉利两个合拢围绕的连绵大漠，目之所及全是大片的荒地。平坦的沙地上种着梭梭树和沙枣等低矮的沙地植物，过去曾经覆盖过西北地区几十年的胡杨树不见踪影。过去对胡杨树的赞美是“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如今在民勤寻找胡杨，只能落得“全都炕死了、砍掉了”的回答，令人百感交集。过去中国的治沙模式几乎就是在沙地上种下胡杨。那种宣传画似的情景早已不存。“大面积种植胡杨以后，10年时间就发现它的根系极为粗大繁盛，种一棵就能长出一片来，这些树木有奇强的吸水能力，周围的庄稼都争不过它，100立方水如果种树，只有5～10立方被植物利用，10～15立方下降为地下水，剩下的全部蒸发到了空气里。除了参天的高大和魅力的绿色，这些植物对于民勤太奢侈了。”张大彪说，“70年代胡杨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病虫害，往酒泉、张掖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全部都死掉砍光了。”

作为民勤县唯一的科研单位，民勤治沙站隶属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是国家级的生态网络野外站点，它的全称非常长，有的是和荒漠有关，有的和绿洲有关，但当地人还是以“治沙站”叫它。“说实在的，这些年我们在当地也就是一直带着老百姓治沙，把树种上。除此没有更多的贡献。”从80年代开始民勤的胡杨全部换成了细小的灌木梭梭树，这种植物叶片很小，枝干极细，一丛丛干巴巴地长在沙子上，大片看去毫无生机，却能把沙子固定住，是民勤本地人的最爱。

1958年由竺可桢亲自组织的6支治沙科考队之一、目前国内最权威的高原院士郑度带队的一支就到过民勤。4年前记者采访郑度时，他还回忆过在民勤考察的岁月，中国最早的治沙学就奠定于此。很多年过去了，民勤看到的主要治沙手段还是沿用当时的那些，不过植树的可行性被合理地看待了。现在的荒漠里最常听到的是“沙障”二字。最先进的沙障是塑料网和土袋子。它们以大约1米见方的格子铺展在沙地上，风大的时候这些格子使整个沙丘被压在原地。荒漠里很多流动的沙丘，大大小小分布在农田或村庄里，不让这些沙丘移动就是人为的保护了。当然每个村子还是多少会在西北方向种一些略高的树林，或者以土和草垒一小片“土长城”。房子也并不是正南正北的方形，而是以一个90度直角，顶角正对着西北方向。“因为我们这里主要是西北风，这样墙不至于被吹垮。”

治沙站在民勤最西面的薛百庄，这里是整个民勤地区的上风口。和王治村形成一个对角。民勤县最早的一大片千亩林地也种于此，是郑度时代治沙站带领村民们保护民勤的产物，此后科学家们陆续离开，80年代时最后一批南方的科学家也回去了，“治沙站就开始招收本地和邻省的大学生”。张大彪说，“全世界治沙最好的就是两伊战争之前的中东，但是他们石油多，可以用沥青覆盖沙漠。其他地方包括美国田纳西，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沙尘暴是2000年以后国内才开始研究的，现在中国也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荒漠化是一个大范围的事情，人做的只能是重点防御，也就是把自己的家土守住”。

“所谓沙源地，是说气流到了民勤，就开始把沙子卷向高空，这气流一直向内蒙古而去，不仅是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日、韩，越过太平洋完全没问题。新疆虽然也有沙尘暴，但是地域大，本身消耗掉很多了，甘肃、内蒙古起沙却是影响范围最广的。”张大彪对于沙尘暴表现出了科学家才有的无奈，“现在对于沙尘暴的说法太多了，有人说减弱了，也有人说平稳缓和，还有人说增强了。关键是沙尘暴现在用的几个标准量是风速、能见度和持续时间。但是每个局部地区相差很大，现在只用气象标准，很多东西是反映不出来的。民勤本地沙尘暴自古就有，但是按照记载数据，频发是从1973年开始的，此后则很难找出规律。”对于不一的说法，张大彪用治沙站历年来的科研项目“民勤的典型退化生态研究”来解释，“别说种树只是改变小环境，就是黄河湿地也是小环境，我们现在说固沙，就是要限制沙漠的侵略，减缓环境更恶劣的速度。从小范围讲治沙，讲好转，但是从整个生态来看，还是说沙尘暴进入频发期、生态退化更好，我们的传统还是生于忧患”。

一沙一世界

75岁的石述柱不识字，作为“感动甘肃”的治沙代表人物，他在薛百乡宋和村干了整整50年。“我就活一辈子，所以干一件事就行了。”早在50年代郑度的治沙站带着村民治沙的时候，他就带头去了，一辈子都是“植树治沙”的奉行者。“老师们都是来救我们的。”所以他对待那些植被也极富感情。“那些树不是一年种下的，我们年年种。那时候人没有吃没有穿。我们村里的人过去也有懒的，说要是树能种活他就跟着我一起种。”几年后终于全村都跟着他种树了。“现在都说‘大跃进’的时候不好，我觉得那个年代挺好，因为那时候种树和压沙是最多的。”整个民勤县目前的耕地数量，基本上都是“大跃进”时期的成果。“我们把黏土翻起来压在沙子上，就可以种了。”集体的力量在这样的荒漠地带充分显示出作用。

在60年代自然灾害期间，民勤人口流失得最多。至今在邻近的内蒙古阿拉善左右两旗，或是新疆等地，都有大量的民勤人。“那时候走的人多啊，虽然我们是武威管，也通着土路，但是路上的两个县更穷，是挨着祁连山的苦寒地带。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往沙漠里走。”看起来阿拉善左营到民勤不过100多公里路，但是只有连绵的沙丘，直到两年前才沿着沙漠边缘修了路，现在汽车也要走8个小时。更加沙漠化的内蒙古为何在当地人眼中还要强于民勤呢？1961年跟随父亲前往内蒙古，结果半路留在了白亭海的李培光说：“内蒙古地方大，只要走得过去，就肯定有土地给你，虽然是沙漠，但总有可以放牧耕种的地方，沙漠里也有水源。民勤虽然有地，可是却没有水，之前开垦荒地对水用得太多了，可没有水就等于没有地。”

李培光从沙漠里开着拖拉机出来经过王治村时，村里人都悄悄说，“内蒙古人来了，有钱”。其实李培光现在住的白亭海还是属于民勤县地界，他说：“听我父亲讲，那年代走到白亭海就能活下来，因为白亭海是沙漠里特别大的一片水，60年代还剩下一小洼，不过周围还有草有人住。但很多人走不到那就死在路上了。”不同于民勤传统的农耕社会，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牧民，绑着白头巾，拉着一车羊毛去民勤城里卖。“这一车能卖个300元吧。过去我骑自行车拉羊毛去卖，要骑6个小时，下午16点开始返回，晚上就完全在大漠里骑，看星星我就认得方向。从来没有迷路过。”如今他可以住在民勤县，第二天再回家。“我现在有160只羊，收入还可以了。”

民勤尽管压住了人居环境里大面积的沙，却还是挡不住两大沙漠共同的包围和蒙古来的气流。这些年里民勤人的离开，最好的途径是上学。石述柱说，“民勤人有个特点，克制和坚持，民国这里就从镇番改为民勤了”。在民勤县一中和四中的介绍里，每年全县上清华大学的最少3人，县高考成绩在整个甘肃省都排在前列。“因为我们这里的娃娃能吃苦。”看孩子们上学的时间表，无论从哪里来，几年级，都是6点半早自习开始，初中生每周只休息一天，高中生半天，无论多么恶劣的天气也照常上课。很多乡里的小学现在依然设在庙里，“解放前这里只有庙，现在有学可上，全家人的希望都在他们身上。”在王治村和薛百乡，一和老人聊天，就是孩子上哪里的大学，在哪里做工。“那你也快走了吧。”大家打趣。

民勤人不说自己是“生态难民”。“叫移民比较好听。”李培光说，“比起地震灾区我们好多了。”民勤甚至都不是贫困县，因为武威另外两个县更加贫困，民勤的农户靠种沙地经济作物，收入还是不错的。薛百乡一个农户对记者说自家去年洋葱一亩卖1万元，全年卖了13万元。“这个看行情了，今年就不一定。我们这种啥收啥，关键是没水。”石述柱说，“现在的人都是出去务工挣钱或者上学工作，我们这里没有企业没有就业渠道。”他的孙子考上第二炮兵学院现在留校了，他说孙子“从小就长得好，是学生会主席，是党员！”石述柱的小本子上是孙子给抄写的历年得奖记录，为了方便爷爷使用。他翻看小本子时有些落寞：“他不愿意回来了，要在外面生活。社会上要去争要去抢的那种人，就不能回来。”“但是去年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个煤矿！据说量很大。”他眼睛一亮。■（文 / 葛维樱） 生态治沙沙源沙尘暴民勤调查中国沙漠内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