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后”男孩的进化史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李斯文 )

被消失的青春期

吴钢（化名）是一所名校文科院系的大四学生。临近毕业，身为班长的他经常要给同班同学发招聘短信，每条信息后面，都不忘加上“钢钢上，谢谢”。他的同学评价他“做事一丝不苟，性情温和，爱学习”，是传统教育体系下的好学生。他从不逃课，到考试前，他的笔记甚至会被女同学拿去传抄。很多课程的小组作业，他都是组长，担当最繁重的任务并做到极致。同学评价他主导做的网页、Flash短片、电子杂志都“异常惊艳，好看得让人叹为观止”。可他在行为处事上又显得有些孩子气，比如他会问室友诸如“一个男生和女生在一起，需要哪些礼节”的问题，这是吴钢以往的成长经历里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室友告诉他，走路的时候，应该男生走外面，女生走里面。

与绝大多数城市里的男孩一样，吴钢的成长经历几乎完全在家庭和学校里完成。他的第一个男性偶像是自己的父亲。他经常向同学转述一个有关他父亲的故事：“我爸爸原来是军人，修理飞机的机械师。有一次他把飞机飞到高空中，让发动机停3秒钟，让飞机自由下落，就在那3秒钟把飞机修理好。他因此得了三等功，这在和平年代是很不容易的。”在上初中之前，父亲对吴钢的要求都非常严格，“他的话基本上就像军令”。吴钢说自己小时候很调皮，“有一次做错事，我爸用笔在地上画一个圈，让我在里面站着作为惩罚。我累了，说能不能拿个凳子坐。爸说那你坐在凳子上就不能走，屁股不能离开凳子。我去玩的时候就拎着凳子走”。

在小学三年级之前，吴钢的成绩都只算中下，但他很快被一种“胡萝卜+大棒”的政策“驯服”了。“这个体制会打你一下，也会给你一些胡萝卜，这样会引导你顺应它。我强调三年级的时间点，因为在小学三年级前，我的学习成绩是很差的，老师和父母都会给一些压力和暗示，虽然都是一些老生常谈，但是我听进去了。我现在想，我个性中有这种因素——很爱我的家庭，很爱我爸妈，希望他们不要生气，不要伤心。因此到四、五年级，我就开始努力学习，这时候‘萝卜’就来了嘛。父母也会在邻居面前很自豪，老师也会夸你，大部分同学会给你羡慕的目光。特别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小时候很希望别人夸你。”他认真地告诉本刊记者。

吴钢说他从此开始了解中国教育体系内的成长规则，温顺是一个重要特质。“温顺的解释是不管你内心多么狂野，表面上你还是要听老师的话。”吴钢说。这样做起码的一个好处是“关注度更高”。在吴钢就读的高中，“如果你够听老师的话，老师会给你开小灶，这对最后的考试结果会有好处。据我观察来说，能考上名校的男生，温顺的应该比较多。在高考这道门槛下，如果你不够温顺的话，分数不会太高。叛逆的人得高分的比率很小”。

( 清华大学新生报到（摄于2006年8月30日） )

从小学三年级之后，吴钢一直是个温顺的好学生。“高中开始我们就分班了，我一直都在零班。所谓零班，就是比尖子班还要高等级的一个班级。有时候也会听说普通班有早恋，甚至怀孕，都觉得是很遥远的事情，跟我们的世界没什么关系。尖子班每个同学都是在学习学习学习。我转学过一次，目的就是把自己的学习搞得更好，考一个好大学。”高二时，吴钢转学到离家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那里有当地教学质量最好的一所中学。“环境变化很大，这所学校的同学更淳朴，更不会想学业之外的事情。说的不好听，他们就是在更机械地学习。整天唯一目的就是学习，我去的时候，和原来学校进度不一样，很多课程我听不懂，全班排名倒数第二。但我想能转学到这个学校很不容易，不能浪费父母的心血，每天就自习到23点多钟。我给自己的目标是最后能考上复旦，当然最后结果远远超过了，我当时考到全省第十名，那一年上任何大学都没有问题。”

紧张的学习让吴钢从高三开始就吃不下饭，只能喝粥和妈妈炖的西洋参，保持自己不要太消瘦。“后来我得了胃出血。吃不下饭的感觉一直到高考结束，上了大学，直到大二大三，每年一到那时候我就有吃不下饭的感觉。那是一种精神压力。”但他仍然觉得高三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因为那时候大家的目的都很单纯，就为了考大学，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大家就像一家人。班主任每天晚上带我们跑步，唱班歌。体育课老师会把我们赶出去，每个人都要出去玩，教室里不能留一个人，留了他要打人了”。

( 2006年，长春考生参加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 )

他几乎还记得所有老师的特点：“我们零班的老师都很好，他们都有自己的教学办法，所以才能带零班。比如一个地理老师，他有个巨大无比的肚子，我们私下里叫他胖子。地理对文科生来说是非常难的，带有理科性质，但他经常能讲一些寓教于乐的段子，是真的深入浅出。他写字也很好，不用PPT，总是板书，他讲话就是声如洪钟，给人印象很深刻。他的肚子真的好大好大，有时他会带孩子来上课，就一丁点大，他讲课的时候，孩子就睡在他肚子上。”

“英语老师也非常好。我原来英语不是很好，在她的带领下，提高很快，她讲课不像其他老师，就是让你背啊背啊，她会把解题要点列出一条两条，当时觉得那种方法很有效。她把英语数学化了，把一个语法和解题方法，分解成几个步骤，一步一步就解出来了。她讲话超级快，信息含量很大。还有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特别会评作文，把每个作文当范文来评。他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作文都有优点，就会打印出来，人手一份，会很仔细地评，这篇文章里什么是优点，什么是缺点，每个人都评，很细心一个老师。我们班高考，一半以上作文都是满分。”

( 美国俄亥俄州威明顿镇，教室里玩耍的孩子们 )

吴钢回忆过去，没有觉得有压抑或者痛苦的时候。“我经常自我解嘲，我是从杂志啊、书啊，别人的描绘中来体会青春期。当时流行看《萌芽》，韩寒、郭敬明的小说我也看。书里描写的苦痛，很有张力，各种声嘶力竭被扯来扯去的感觉，我当时觉得好遥远，觉得是虚构出来的吧。那时候我在学习。我们是零班，大家成绩都非常好，竞争很激烈，所以大家都是在拼命读书。我觉得现在都没有那样的感觉，有同学说是我还没到青春期，我说我可能已经过了青春期，但是很短暂，我都没有察觉。”

如果非要说遗憾的话，没有痛苦的生活似乎也让吴钢觉得失去了一点什么：“我现在回首以前，都想不起什么印象很深刻的事，你连你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都没有了。到大学后，看到有才艺的同学，有的会古筝，有的会钢琴，我什么特长都没有。”吴钢说他小时候非常喜欢画国画，曾经得过全省第二名，“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去学国画的日子。画画需要心很平静，我画画时总是先想象自己身临其境，在观看山水，置身那种场景，把自己所见之物画下来。但进入高二就基本荒废了。我曾经想考艺术院校，但被我妈妈否决了，她说学艺术没前途。在我家里，爸爸、妈妈说话还是永远正确的”。

(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小慈 )

吴钢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球，没有棱度，可能可以滚很远都不会有擦痕，但却没有在路面上留下痕迹。“不要说在社会上留下痕迹，就是为自己的家庭，个人做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都会担心没有可能性。”他说。

假环境和真环境间的断裂

刘帅是清华大学女生部部长，这曾经是清华女生为了在男生如云的工科院校保障自己权益而成立的部门，“比如当时女生打饭比较困难，可能是当时不排队。女生部就发动成立了女生食堂。后来食堂没了，可能打饭又困难，又开设了女生窗口”。一开始，这个部门的发起人和成员都是女生，大约到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男性部长。现在，刘帅的服务对象已经不分男女。“比如女生节和男生节，虽然服务对象是女生或男生，但操作层面上是全体同学的一种节日，面向全校同学做方方面面的事情。”刘帅说，“清华是个工科院校，男生比较多，女生在特定情况下，会被当成一个宝来保护，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大家考虑问题时，不是把女生当做一个孤立的集体，而是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同学。比如说占座，我们班级每个寝室的男生都会有一个人为自己寝室占座。但不会帮女生。只要她不提出来，我们就不会主动这样去做。这是一种习惯，没有把女生当一种特殊的群体来对待。”

在学校里，男女平等似乎是男生通行的一种观念。李斯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名学生，同学对他的评价是“有自己的想法和目标，不以大学的评价体系为重”。他现在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实习，刚进入社会的第一步看起来也比较顺利，他已经可以负责独立的岗位，并且得到领导的好评。他仍然面临着学校和社会两种对男女分别不同定义的断裂感：“我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唯一有价值的就是生理上的，性格上没有那么明确的区别。女性要求与男性平等，男性也应该要和女性平等。但是你知道外面有一个这样的世界，它是按另一个规则在运行的——对女性是这样理解，对男性就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绝大多数一直在学校里长大的孩子，在即将进入社会前，都会发现自己传统成长环境里的性别观念，和校门外的世界差别很大——在即将承担的社会责任上，男女突然泾渭分明。

电视媒体是他们形成性别角色认知的一个重要渠道。李斯文说他中学时喜欢看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是《还珠格格》，“初中的时候看，是觉得电视中的生活好像很无忧无虑，跟自己的生活不太一样。虽然我生活得也很快乐，但还是有学业压力。《还珠格格》的感觉就是没压力”。

现在回头再看当年这部红透中国的电视剧，里面就还包含了对即将进入未知世界的价值指引。“你觉得，要是把格格这个角色换成一个阿哥，会有这样的电视剧出来吗？女性可以是这种角色，无忧无虑的、疯疯傻傻的状态，然后就可以被家长疼爱，做任何蠢事都有好的结果。那你阿哥要怎么样呢？要在皇宫里争权夺位，要骑射，要会武艺，读经书。好像女性生来社会对你赋予的评价体系就没有那么严格，所以会有女强人，没有男强人那种说法。出色的女性是很少数、很另类的。”

几乎是同样的方式，吴钢也在大四的时候认识到社会对男性角色要求的严格。刚进大学的时候，吴钢说自己就像个小孩子，并不认同所谓绅士风度的相处准则，觉得那些所谓对女生的照顾，其实是一种反歧视。“但其实现在慢慢要改变，我发现这个社会，有种文化惯性，还是需要男性去照顾女性。电视剧，还有一些小说，包括平常同学之间的讨论，也会讨论一些现实问题。《蜗居》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真是太现实了。”吴钢说自己并不怀疑电视剧中的社会万象有多少艺术夸张的成分，“我不会是觉得《蜗居》是虚构的，就算是有虚构的成分，我也觉得是八分真，两分假。因为一个很可怕的现实是，现在房价确实一天比一天高”。

电视剧提供的“真实”，冲破了大学男孩们的象牙塔。“我就不会觉得生活在童话里，开始感觉到真实的社会。”吴钢说很多同学对《蜗居》的评价都是说很真实。自己看了会觉得无奈，“因为自己始终还是要面对，有女朋友的同学，也会说起要拥有一套房子有多难，而这一切都要在男生肩上，总不能要女生来买房子吧？女生不是也有种想法，毕业之后嫁人，要嫁有房有车的，很多都抱有这种态度，我听到过一些，很多网上不也这样说吗？”

学校和社会对男性角色要求的断裂，让大学的男孩们有些措手不及，吴钢于是决定继续读研。“我还没想好自己做什么。我想去了解社会，第一个时间接触这个社会，但我怕存活的问题。读研究生是一个缓兵之计，我还有两年的时间，好好想想。”

做一个创业家

刘清鹏对外面的世界没有恐惧，也没有想象。他从高二开始就在想进入社会，开创自己的事业。他现在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大四学生，但他两年前就完成了自己的创业计划，现在的头衔是一家主营电动车加电站的企业总经理，公司已经开始盈利。刘清鹏说他走的这条路，“仍然是男性占据绝对优势，我至今碰到有创业想法的全是男性”。

刘清鹏出生在山东高密的一个农家，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农家。“什么事都是男主人说了算，女主人基本什么都不管，就是干活。父亲的权威感是天然的，传统。村里哪家是女主人主外的话，那男主人是很受鄙视的。”与父亲传统的权威感形成对照的，是刘清鹏和父亲之间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我和父亲之间不是那种可以聊天的亲密关系，父子之间的交流都比较少，很多时间就是大人训小孩那种。但是父子之间的情谊是不可言说的——孩子生病了，父亲把孩子送到医院，那种焦急，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这种东西不需要说的。”

刘清鹏说他出生时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吃饭都要出去借。没有白面，都是玉米掺和起来的那种面，都是做馒头，我们叫火烧。天天吃一种主食，没有任何菜”。这种生活记忆一直持续到四五岁，幼年时期经历的贫穷生活是他对财富渴望最原始的动力。另一个原因则和他从小跟随父母跑单帮的经历有关。刘清鹏说，从十一二岁开始，他的假期就经常跟着父母去做生意。与城里孩子相比，农村小孩可能有更多接触学校外面的机会。“我们小时候一学年有三个假期，暑假、寒假和麦假。一到秋收的时候，小孩子集合起来，就到田野里去捡没有收割干净的东西，补贴家里吃不上的蔬菜、水果。那时候还是觉得很有趣。因为大家都那样，也不觉得是件什么丢人的事情。”

种地收入微薄，农闲时候刘清鹏的父母就去外面做点小生意，转手农产品的买卖。“我父亲为人处事很有哲学的一套，一般农村人都显得比较木讷，不太会交流，我父亲交流比较好一点。因此和村里其他人比，他生意做得更好。我一直陪着我父亲去做生意，进多少货，卖多少，我总会做比较。农村有一种集市，就是各家摆摊，每个摊都有个自己的固定客户源。我父亲主要卖农产品，农产品分几个档次，父亲跟人交流得好，总能提到最好的货，因此很多人喜欢买他的东西，这点对我影响很大。”

刘清鹏喜欢与人交流，他的同班同学佟秀楠告诉我们，每次有事请他帮忙，他都会很开心地去做，让人感觉到他有喜欢和人交流的真诚。刘清鹏说自己“经常一到晚上就出去串门，到大学了之后就是串宿舍，那就像每天的功课一样，必须要做的。每天不转一转，就像缺了点什么，晚上睡觉不踏实。我就属于特别需要与人交往的那种人，不然就觉得压抑”。

10岁之后，刘清鹏开始趁假期帮家里掌秤、记账。因为家乡高密经济状况不好，他经常跟着父母去青岛做生意，他说：“那时候都是乘火车，我们做小生意经常不买票，都是爬火车。那时候检票制度还没有现在这么严，我们不从火车站大门进，找个地方翻进去，然后跟着进车厢就行了。有一次碰到乘务员查票，我就躲到火车的座椅底下，乘务员过来，低头看了看我，就走了。我后来再也没钻过座椅底，因为知道他不会抓我们。现在想想很有趣的。至少在清华的同学，很少有我这种经历的。”

受家庭影响和童年经历的影响，刘清鹏从高中就想创业，因此他不是传统意义的好学生。“我经常在脑子里罗列，这块罗列学习，这块罗列理想，两块是分割的。我想做的事情，跟我在学校里做的事情，差距比较大，没有任何联系，所以感觉到很压抑。我试过和老师沟通，我甚至越过班主任，直接给校长写了封信，阐述我对教育的看法。虽然是一个很幼稚的想法，但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思考，然后写出来，自己也觉得写得蛮好，但校长那边没什么反应，让我觉得很沮丧，自己做的没什么价值。”

和我们见面的当天，刘清鹏正在配合学校里拍一个学生创业的宣传片。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说话爽朗大气。即使是上镜头，他仍然穿着一件非常普通的灰黑色羽绒服。他不太在意衣着打扮，最正式的装束就是西服，他说男生最重要的是事业责任感。为了和一个投资商见面，他准备了好几种自我介绍的方式，考虑的细节包括“我跟投资商怎么握手，第一句话怎么说，第二句话怎么说”。从开始创业以来，他已经见了数不清的投资商，现在刘清鹏第一眼就能简单判断对方是什么类型的投资商。“他们的经历和喜好可以通过面相反映的。比如一进来是秃头，面相比较严肃，这是个创业成功的实业型投资商，他喜欢那种具备事业成功的人的特质：坚持，执著。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人，他要把自己的成功模式转化到你身上。因此我必须要对他表现我的执著和坚持，告诉他我所从事的行业有很好的意义，我非常坚定地要做下去。还有一种是纯粹做金融起来的，他是逐利型的。金融家表现得比较随和，特别善于交流，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总是微笑，这类投资人他要看你是不是对利益特别感兴趣。我的自我介绍就要有所调整，我首先要告诉他我的项目分几个盈利点，每个盈利点的大致时间和盈利率。”

刘清鹏对自己的创业计划了如指掌，但是生活细节却很糊涂。“我这个冬天丢了四五双手套，女孩子好像是从来不丢东西的。”女孩子是刘清鹏觉得“搞不懂”的一个群体，她们细心，听老师的话，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却对创业没兴趣，对争取更多的财富没兴趣。“我发现，虽然女孩子学业成绩常常优于男生，但面对未来的生存能力、综合能力，不如我们。我接触的很多女孩子，包括进入清华的，很多都把家庭放在重要位置，很少有事业责任感。女孩子的未来职业选择是推研、考研，有些出国，所以我觉得她们大部分都顺着这个路，安安稳稳地往前走，研究生毕业，找个好工作，嫁个好老公。”

刘清鹏甚至觉得女孩子有时候“很麻烦”：“我有个同学，之前对做事业很感兴趣，交女朋友后，天天被拉出去逛街，就知道两人世界。我有时候见他女朋友都想训两句，你不要把男人跟你一样看，你有了男朋友可以什么都不想了，你男朋友有了你也能什么都不想吗？”

从乡村到城市的性别角色重建

小慈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当他16岁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时，他还没有离开过县城。刚到北京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对陌生人的恐惧，这种恐惧感从大一开始就缠绕着小慈，一直到大四上学期才慢慢消失。如果要理解这种进入陌生世界的恐惧感，我们要从小慈的家乡说起。

“我的家乡在安徽农村，一眼望去基本看不到一栋楼房，都是田野、山林、丘陵。我在纯自然的环境里长大，本来心胸是很宽广的，可是5岁时的一个阴影，我开始变得敏感了。当时我父母去地里干活，我一个人在马路边玩，来了一对不认识的夫妻，他们用吃的把我哄到一架拖拉机上，后来我觉得不对劲，车开动的时候我直接跳下来，摔进一个水坑里，我爬出来就往回跑。我们那里经常有拐卖小孩的事情发生，父母稍不注意孩子就丢了，而且都是男孩。从那之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父母都会看着我，有时候甚至用拴。有一次我被锁在家里，想从里面钻出来，结果脑袋卡在门缝里，钻不出来，就悬在门上一个下午，一直到父母回来。”

与大多数同学不一样，小慈的家庭比较特别，他说：“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大我8岁，现在都在外面打工。我姐姐小学毕业才十三四岁就出去了。我家在当地都算生活条件比较差的。我到现在都不会骑自行车，小时候看着别人骑，但我没车学。我小学升初中那年，刚好我哥考大学，但家里学费只够一个人上。我哥特别聪明，学习成绩比我好。他在上初中的时候，家里的很多电器、电路线都是他安装的，这些技术的东西他一学就会。但他把上学机会让给我了，高考那天他去打游戏了，回来告诉我妈说，他忘记去考试了。我们家3个孩子都是我妈妈一手拉大的，我爸在赌博、打牌、抽烟，地里有时候太忙他才会帮忙。家务我爸没干过，他和我在家，都是我烧饭给他吃。”

小慈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淡漠。“不亲近也不尊敬，我觉得就算是家里少了这一个人也没关系，我特别想能回忆起那种他对我好的时刻，但我真的找不到。”小慈说爸爸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但从来不教他，“我的名字都是他写在纸上，然后我自己照着画出来的”。父亲也是个不善沟通的人，“我有时候冲他吼，他从来没反应，也从没打过我。但就爱跟我妈吵，打牌输了回来，农忙他不做事，特别到过年的时候，一吵就几个小时，非要分出个对错，吵得家里鸡犬不宁。小时候看他们一起回家，我马上就跑，他们一起回家就吵架。反正田野很大，小时候家里还有两条狗，我就带着它们到田野里去遛”。

因为远离城市，小慈家乡的基本社会结构还是“男耕女织”，因此妈妈常常告诫他和哥哥，“我们家是特殊，你爸爸不争气，要是你们长大了像他那样，我宁愿现在把你们打死”。小慈也认为父亲 “软弱，不争气”。他心里有男人的标准：不能游手好闲，要做大事，而且还要专一。最后一点甚至是最重要的品质，“我们那里的传统是男女授受不亲，我妈说过，除非是你决定娶她，不然你就不要去招惹别人”。

带着这些传统农耕社会的价值标准，小慈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来到北京。刚到北京城他就蒙了，“觉得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脑子一片空白，好像活了两辈子，我以前的经验完全没用了。”他不知道城里人的爱好是什么，共同的话题是什么，方向感很差的他经常迷路，也不认识路标。如果去问路，浓重的安徽口音是严重的沟通障碍，同寝室的同学几乎是在一个月之后才能听懂他说话。

小慈的爸爸在北京待了10个小时，给他买了一双拖鞋、一个水桶、一个洗脸盆，就回了安徽。小慈说自己当时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包括因为小时候差点被拐卖而导致的对陌生世界的不信任，更重要的是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我从小就不爱跟人讲我心里的想法。小时候父母出门，我让他们给我带点吃的回来，但他们从来没带过，后来我再也不说了，知道说也没用。我差点被人拐卖那次，我都没有很明白地告诉家里，是他们看见我身上湿透了问我，我才含糊地说两句。我把恐惧都埋在心里。”在离开家乡前，小慈身边都缺乏与人沟通的好榜样，父亲更是一个反面教材。“他自己和人沟通都有问题，除了和我妈吵，遇到外人都是低着头。他送我从安徽来北京，坐火车十几个小时，我们一路上都没说什么话。”

总之，4年前的小慈和自己将要独立生存的世界隔着深深的鸿沟，这种断裂感在短时间内摧毁了他传统的男性意识：“作为一个男人，你起码要有保护喜欢的人的能力，可进了大学，发现女生都比我强，我还需要她们保护呢。”小慈在家乡一直都是第一名，进大学后，他和班上另外两名男生通常都是垫底，他说：“老师出的考题大多以记忆的内容为主，我不喜欢死记硬背，我觉得自己看了那么多书，有那么多想法，在考卷上却少有发挥的空间。”

丧失了学业优势，一半因为害羞，一半因为自卑，小慈几乎和所有女生都不来往。“我在她们面前说话都说不上。吃饭桌上，女生都嘻嘻哈哈，我就不敢说话。大一的时候基本上碰到认识的女生就躲，有一次我去明德楼，远远看到有一位认识的女同学从楼里出来，我就赶紧绕道，从学生活动中心那里，绕到聚贤超市。”

班上同学对小慈的印象也是，“很特殊，他的一切都很特殊”。大一的时候，小慈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拼命读书，“他经常会在寝室里宣布他的读书计划，比如有一次说要在一周的时间里看完图书馆里所有有关新闻史的书，那是厚厚的3大本，但他确实做到了”。他的室友对本刊回忆说。宿舍书架上，小慈的书占了满满两格，大多是一些军事类的，有时候室友早上起来，会看见他在背《孙子兵法》。他在校内网上的网名叫“韩信”，这是他的男性榜样之一：有谋略，会未雨绸缪，“他打仗都是有战略预备队的”，而且能做大事——这和他的另一个榜样曹操很相似：他也是一个有决断力，宁为天下人唾骂也要完成心中伟业的强人。小慈说自己的男性榜样都在书本里，现实中没有找到一个。当一个贫寒的乡村孩子要独自在陌生都市里完成自我成长时，书本中遥远的世界或许能比现实给他希望和温暖。

从大二开始，同学们发现小慈的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一的时候他就是拼命读书，大二他开始在校内网发一些无聊的状态”。这时候，小慈正面对着他人生中一个艰难的阶段。“哥哥要娶媳妇，家里要给他盖房子。妈妈问我需不需要钱，我说哥要，你给他吧。”小慈说哥哥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他，所以他没什么怨言，但从此要开始自己筹集生活费，虽然有学校助学金、勤工俭学项目的支持，但对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这仍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最困窘的时候是大二上学期，卡里只剩1000块钱，但学期才开始不久。“我那时候就想，只要有一点点帮助就行了，但我对外界不会表达，人家并不清楚你的困境，很少有人帮助你的感觉。”

小慈说大一下学期到大二是他最压抑的一段日子，但“我没哭过，我觉得一个男人，首先要坚强，不论什么东西压着你，都不该哭，哭是女人的表现。直到一放假就立刻回家，爬到山上大吼大叫，拿着石头在田野上扔，往远处扔，发泄到筋疲力尽”。

小慈说，从这个学期开始，他站在人群中再也不怕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心理成长，身体变得强壮了是一个重要原因。“原来身体非常单薄，遇到危险也不敢反抗。一次去合肥火车站，一群小偷追着我，我只有跑，现在至少不完全畏惧了。我这一年长胖很多，胖了三四十斤。刚进大学的时候100斤都不到，简直就像个猴子。这一年对自己的饮食规划比较合理，有一段时间天天去校门外啃鸡腿，基本上就是疯狂地吃，至少要让自己觉得浑身有力，在别人面前敢抬起头。”

现在，小慈在路上碰到班上的女同学和他打招呼，他也很自然地举手回应。经历过一段男性自尊从摧毁到重建的过程，他对女性的认识也有了些许改变。他说起自己要找的女朋友类型，“就像《喜羊羊和灰太狼》里，像红太狼那样的，我肯定会接受。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一种想被人管的感觉，20多年，我好像从来没被人管过，如果再不找个人管我的话，我估计自己以后会越走越偏”。■

（实习记者张冉对本文亦有贡献）（文 / 陈晓） 进化史85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