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滨与他的弟子们 冰雪运动的诱惑

( 2月15日，温哥华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比赛中，申雪、赵宏博和庞清、佟健包揽了金、银牌 )

2010年，中国人的春天从满目冰雪开始。刚刚结束的冬奥会，因为CCTV5的转播，其中的收视冠军场，收视率达到1.25，收视份额为5%，比往年同时段的欧洲冠军杯联赛高出4倍多。中国队的杰出表现是这些曾经的冷门项目战胜欧冠赛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中国包揽花样双人滑金银牌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肖天将这一结果评价为“伟大的历史性突破”。冬奥会的金牌让3对花样双人滑选手的故乡哈尔滨，重新燃起了对冰上运动的热情。3月初，当我们来到这个位于中国最北边的省城时，看到街边悬挂着祝贺申雪/赵宏博、庞清/佟健获得双人花样滑冰冠亚军的红色横幅。哈尔滨唯一一家正规注册的花样滑冰俱乐部总经理杨志刚告诉我们，冬奥会刚结束，《哈尔滨生活报》的100多名小记者就来到俱乐部采访，观看花样滑冰的训练。这是多年来少有的盛况。

这是一次传统体制培养的胜利。三对花样双人滑的选手，在目睹他们青少年时期成长的见证人眼里，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基本技术好，但并不特别出类拔萃，好几个还有被教练挑三拣四甚至落选的经历。他们都出自清贫的市民家庭，个性温和，坚韧，能吃苦。这是传统体制下最需要的选手，也是双人花样滑冰运动最合适的选手。“这个运动其实和体操很相似，需要极高的技巧。这个运动的基本动作是抛，跳，捻、转，因此必须控制女队员的体重，控制配对选手的合适性。”哈尔滨市冰雪训练中心教练栾波告诉我们。而控制，无疑是传统体制最擅长的部分：它通过控制个人欲望，达成国家和民族的荣光和愿望。比如，赵宏博希望从双人滑改回单人滑时，当时的体工队队长李跃明坚决拒绝了他。“我对赵宏博说：要么你留在这里滑双人滑，要么你就去别的地方滑。”李跃明对本刊记者说，他如此强硬的原因是：赵宏博确实具备一个出色的双人滑运动员的条件，而且“当时双人滑没人，但我们需要一对选手去参加比赛”。

申雪同样也是传统体制培养的成果。这个女孩身高只有160厘米，体重约44公斤，这保证她能完成“后内四周抛跳”——这是双人滑中最高难度的动作，历史上只有两个教练让自己的队员在练习中尝试这个动作。赵宏博把申雪抛出去的时候，申雪就好像是从蹦床上弹出去一样。从她被抛向空中的那一点，到她落地的那一点，飞过的是长达6米多的冰面。很多选手做“四周抛跳”时，动作都有水分，在落地的同时来完成第四周的旋转。而申雪却可以转得很快，完成4周的旋转后仍然在冰面以上，有足够的时间来做最后的单足落地。完美的体形是她能高质量完成这一动作的基础。“你看，她身上一丝多余的肉都没有。”栾波对本刊记者说。多年来，申雪每周要称3次体重，每次不能超过1/4磅重，不然就要受罚。有一次，她因为父母来北京探望，多喝了两瓶可口可乐，体重超过了标准，被罚到另一个和管理中心领导一起用餐的食堂吃饭。“我们都不愿被领导注意，一个运动员到领导的食堂吃饭，会被他们围住问这问那，这让人根本吃不下去。我很快就瘦回去了。”申雪告诉本刊。

这也是国家力量的胜利。1978年，李跃明作为我国第一代外出参观的运动员，去渥太华观察当年举行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发现自己和世界隔着深深的鸿沟。他们第一次见到四车道的高速公路，看到这么好质量的冰面：那么光滑，还有专门的浇冰车来护理。差距无所不在。“外国运动员穿的是氨纶的比赛服，我们还穿的是涤纶。”栾波对本刊记者说。评判运动员高低的标准包括两类，一是技术水平，一是艺术表现力。前者代表了这项运动的人体极限，后者展示着这项运动的诱惑。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申雪/赵宏博和俄罗斯选手以及加拿大选手争夺金牌，西方记者把这次比赛称为是三种文化的较量。俄罗斯选手展示的是冰上芭蕾的美丽，加拿大选手拥有的是与观众互动的热情，而中国选手的特长是让人心跳停滞的高难度技巧。那一次，申雪赵宏博得了铜牌。

艺术表现力曾一直是中国选手的软肋。花样滑冰被称为冰上芭蕾，这是一种完全的西方艺术。但国家力量可以帮助完成东方文化和西方审美的高速嫁接，2001年温哥华世锦赛获得铜牌后，国家为申雪、赵宏博聘请了美国的体育营销公司IMG，组建一支包括有编舞、服装设计师参与的设计队伍。他们专程去美国，买了价值两万多美元的服装，向编舞利·安·米勒学习化妆。这个过程被录下来，方便申雪回国后反复观看。国家还为申雪支付了两万元的费用，拔掉两颗小虎牙。在选取了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作为参赛曲目后，专请歌剧《图兰朵》的导演张艺谋为申雪讲解剧情。

( 哈尔滨冰雪训练中心教练丛文艺正在指导学员 )

这当然还是姚滨个人的胜利。在传统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运动员大多都具备这样的特点：生活简单，三点一线，除了训练，几乎没有私人生活。但姚滨是比较少有的拥有丰富个人生活的人：他会弹钢琴，阅读黑格尔、弗洛伊德的著作，曾经的理想是做一名记者或者哲学家。他会用缝纫机，自己在电脑上为队员设计制作衣服，他有超强的记忆力。第一代教练李跃明第一次去渥太华观看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时，带了一台录音机，录下所有的解说动作，但姚滨当教练的时候，仅倚靠个人记忆力完成这项“拿来主义”的工作。“他可以过目不忘。”李跃明对本刊记者说。他还是个人情感生活比较丰富的运动员，在哈尔滨做队员的时候，他在严格的体制管理下就谈起了恋爱。

李跃明对姚滨的评价是：优秀，骄傲。他是中国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比赛时最好的选手，“已经获得过3次全国冠军”。但姚滨的第一次世界之行却是个笑话。1980年，他和搭档栾波去参加在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因为没有足够的经费，教练李跃明没能跟着一起。当他们第一次去德国冰场报道练习时，第一次踏上平整光滑的室内冰场，因为习惯了家乡凹凸不平的冰面，在这里滑起来速度一下变成了原来的两倍，两人不断地撞在护墙上。“那次一共有3对双人滑选手参赛，我们是第三名。”栾波对本刊记者说。

( 哈尔滨市原体工队队长李跃明 )

直到因为伤病离开赛场，姚滨并没有在国际赛场上取得很好的成绩。他于是把自己骄傲的愿望埋藏到了弟子的身上。虽然在这次冬奥会前，姚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人凭什么拿（这个项目）金牌？”“想金牌你就是精神病!”但他的弟子却深刻地感觉到了姚滨的求胜渴望。“他太想赢了。”赵宏博在回答一位美国记者的提问时说。那位在美国做了20多年花样滑冰报道的专业记者，探询中国为什么20年就可以产生出国际冠军的秘密时，姚滨是她找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她在文章里如此描述一个个性鲜明的教练的个人愿望，如何成为驱动队员前行的一种动力：“赵宏博在偏远的北方城市，零摄氏度以下的温度里练习，他在为实现教练20年追赶西方的梦想而滑行。”

20年的梦想，不仅是姚滨个人的，也是李跃明的，是中国每一个这段时间在双人花样滑的冰场上滑行过的运动员的梦想。个人荣辱后，是一个国家国力由弱到强的变化。有一次去国外参赛，一对外国选手打断了申雪、赵宏博的练习，但他们的教练很快过来向姚滨道歉。“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这件事说明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弱小了。”姚滨后来对一位美国记者回忆说。

因此，2010年冬奥会上的金牌，是传统体制、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相加后的胜利，但这有可能是这种模式的最后辉煌。姚滨的3对选手都是在传统输送运动员的三级训练网的输送渠道上成长起来的：业余体校—市体校—专业的体工队。但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逐渐陷入困境，三级训练网已经出现断裂。在老工业基地的庞大身躯从计划向市场艰难转身的过程中，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哈尔滨政府已经将体育全面推向了市场——训练网的每一级，政府提供的福利正在一点点削减。完全市场化带来的影响现在还不足以令人深刻地思考，调整最大的是三级训练网的中段——市体校并入体育中专。体育中专原来只是为运动员提供学历证明的教育机构，现在还要负担起运动员从业余到专业的转型过程中的训练。“但国家规定，中专只能招收初二以后的学生。很多业余体校毕业的孩子，年龄只有10岁左右，他们距离上中专还有一个两三年的年龄空当。”新秀俱乐部的总经理杨志刚对我们说。改革使训练网中段产生了空当，阻挡了很多业务体校学生的上升路径，因此也影响到这个输送体育人才塔基的生源。杨志刚1999年之前在哈尔滨太平区业余体校担任花样滑冰教练，但因为发现生源越来越少，他不看好所在单位的前途，便离开体校出来创办了俱乐部。现在看来，杨志刚当年的预测是正确的。各个区体校都已经陆续取消了花样滑冰项目。“原来7个区业余体校都设有花样滑冰，但现在只有道外区还有。”李跃明对本刊记者说。训练网底层的破败，导致体工队的人才选拔有限。栾波的手下有6对选手，其中有4个男孩都是她“再回收”的。“他们离开业余体校后，就停止训练回到学校，我没有队员可选，只有从学校里把他们再找回来的。”

当传统的运动员输送体制在慢慢瓦解时，南方兴起的花样滑冰俱乐部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市场力量在慢慢生长，这带来希望也带来困扰，它似乎还没找到和传统体制相处的一种良性模式。当它在为传统体制拾遗补缺时，有时候也侵占国家资源，用一种市场规则之外的方式抢夺优秀运动员。它们如何能在普及这项运动，获得商业利益的同时，承担起输送人才，使得这个项目的技能“更高更快更强”的专业功能，还是个尚待观察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2010年的金牌提供了一场胜利之外的价值——它为中国的花样滑冰建立了一个新起点。站在这个荣耀的起点上再出发，中国人或许可以开始卸掉历史包袱滑行了。■（文 / 陈晓） 诱惑运动弟子冰雪姚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