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家族恩怨的纠葛

( 王敏说他想要的是澄清真相 )

一个家族，两个阵营

远东皮革目前局面尴尬。分裂的两个阵营，一边是老三王敏，一边是父母和其他四兄妹，彼此剑拔弩张却又满腹委屈。温州家族企业繁盛，在宗族契约与乡土规则的传统制约下，化解矛盾有约定俗成的方式，像王氏家族这样闹成公众事件的实属罕见。

远东皮革以前的名气来自于行业地位。这个1994年从温州平阳县起步的小公司，在外销领域不断拓展，逐步发展为皮革业的标杆，2001年成为中国行业标准鞋里《皮革标准》的唯一起草单位。从2003年开始，连续上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聚在浙江远东皮革旗下的企业，已经扩展到13家。可惜企业的发展壮大，最后却成了家族分裂的隐患。对于创业者王敏来说，这是兴奋又痛苦的回忆。在广州东圃镇吉山村的远东鞋业厂区，他的讲述从沏茶开始，作为典型的温州商人，他的办公室里自然少不了茶具，“如果不泡茶，手都不知道怎么放”。这里曾经是远东皮革的广州业务中心，也拥有实体生产线，最红火的时候达到193人，可现在只剩下80多人。

王敏把1992年成立平阳县新时代广告公司当成第一次独立创业，那年他26岁，还在平阳县电视转播台上班。这工作是父亲王大同职务调动带来的家属福利，“80年代的时候，他从教育系统调动到广播系统，家属就有了一个名额”。王大同和妻子蔡爱华总共有5个子女，长女王萍、长子王伟、老三王敏、老四王怀和老五王楚。按年纪轮下来，这个机会给了初中毕业的老三王敏。平阳是个民间经济活跃的地方，到电视转播台上班前，王敏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兴趣，他喜欢跟着温州轻工企业的业务队伍一起出去搞推销，“那时候我已经到过省外的很多地方，跟他们一起推销文具、塑料制品这些”。到了电视台后，“单位里比较轻松，所以我假日里还是经常跟业务队伍一起出去”。王敏觉得，这个过程，磨炼了他的业务能力和市场经验，不仅“建立了一些企业关系”，也“攒了一些钱，万把块”。

王敏的新时代广告公司，当时是水头镇的独家买卖。他购置了摄像机、电脑、复印机和打印设备，承接企业所需的相关业务。他看中了平阳县水头镇的优势，“水头虽小，但经济一直相当活跃，这里的产品业务流通到全国，信息灵通”。因为镇上没有其他备选项，王敏的广告公司也就成了一个信息中枢，“等于本土所有企业的信息，都会经过我这里”。“本地皮革已经在全国外贸系统和欧洲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我感觉这个事情有空间，适合我。”他的判断很准确，事实上，水头镇后来也被称为“中国皮都”。广告公司交由家人管理。“那时候家里的其他人都在政府系统，大哥王伟在公安局，四弟王怀在镇政府，五弟王楚在乡政府，大家的工作其实都比较清闲，也有时间来做其他的，而且这种事情在我们那里也很常见。”

( 远东集团原来有193人的广州基地，现在只剩下80多人 )

王敏在1993年注册成立了平阳县远东塑革公司，实际业务从第二年开始。早期的远东皮革，严格意义上只是贸易中介公司，“自己没有厂，去外面接业务，再下单到其他厂去做”。起步不容易，“我最开始是跟钱仁英、李作长这几个朋友合作，他们都是在水头有工厂的，合作了一段，有了些不愉快，只能重新寻找货源，找其他工厂下单”。

在若干次跌跌撞撞的波折里，远东皮革从单纯的承接订单，扩展为有若干个生产基地的实体企业。王敏说：“其实1996、1997年远东就收购了水头的几家小皮革厂，成为最早期的生产基地，2000年在昆阳买了一块地，修建了昆阳镇工业园，2002年左右，在温州买了地收购了一家厂，就是后来的温州艾莎。2004年左右在水头又征了一百来亩地，修建了第二个工业园，距离昆阳基地开车也就二十来分钟。”

传统家族企业的概念，也深入到远东皮革的根基中，从1998年前后开始，除了大哥王伟之外，姐姐和两个弟弟全都停薪留职，进入远东皮革。企业的发展势必要求家人之间有更明晰的分工，王敏承认，自己的兴趣在于拓展业务，“性格决定命运吧，我喜欢这种‘无中生有’的开创过程”，因此，“随着远东的发展，我确实没怎么回温州，都忙着在外面开拓业务，每年全球20多个大的展会在哪里开，哪里就有远东，一年365天，我有180多天都在国外，其他时候在广州的业务中心，温州一年也就回来两趟三趟。温州工厂的管理，就交给王怀他们管理”。

这样的分工也带来了新问题，拥有工业园和生产基地的温州系实体企业，逐渐在整个远东皮革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负责管理它们的王怀和王楚兄弟，说话似乎也变得更有分量。起初，王敏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的心思都在扩大业务上，等到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他意识到变化，觉得这是家人的背叛，“企业壮大了，个人心态就变了，饮水不思源了”。他也倍感伤害，“他们今天的一切，都是远东给的，没有我王敏，哪里来的远东？”而在家人那边，这样的指责，多少也令他们内心不太舒服。一个家庭，就这样逐渐分裂成了两个阵营。虽然平静地回忆起来，王敏认同兄弟们的付出，“他们在家里功劳也是很大的”，可更多的时候，那些情感上的伤害还是会让王敏觉得，“他们实在做得太过分了”。

一次变革，一场决裂

家族矛盾的导火索，似乎是2005年王敏引入现代企业制度的尝试。作为旁观者的苏尚熹大致了解这段过程，他也是平阳人，在温州的商业圈也打拼过，拥有一定的声望和口碑，现在的身份是浙江省皮革行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秘书长，皮革研究所产业化办公室主任。他觉得，“王敏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的想法非常好，但方法不对”。

传统家族企业的弊端，远东皮革同样无法避免。王敏之所以下定决心引入现代管理制度，是因为“觉得企业运营得不是很顺畅，指挥上有些不听话，企业里面也出了一些问题，惹了些麻烦，要不是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可能会更麻烦”。所以，他不仅在国外和驻外企业及领事馆的商务参赞讨论过，2005年初回国后，又在北京跟业内人士请教。“当时中国轻工总公司的吴总很支持我的想法，他们对温州的民营企业很感兴趣，也很乐意来研究温州的民营模式，所以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下来帮我，还派了轻工总公司下面的一个部门经理李树生给我当助理。后来我们在广州也聘请了财务总监，成了一个高层管理组，负责集团的构架和管理制度的设立。”

工作组深入温州后遇到了阻碍。王敏觉得，这是因为在清查财务的时候，发现了严重问题，“有52本体外流通存折，合计两个多亿的资金，都是自己兄弟和他们家人的名字，最终他们只肯拿出来11本，合计三四百万元”。“但我并不想深究这个事情，钱都是在自己兄弟手里，没有流到外人那里，只要企业能够规范运转起来，就没必要计较了。”可2005年八九月份，“李树生他们的措施很多实施不下去了，我在的时候，家里的人按规则来，可我离开之后，他们就不执行了”。2005年冬天，“李树生他们跟温州的家人进入‘冷战’状态，成了‘几颗钉子’”。到了2006年，“春节以后他们几个高层从广州到温州，坐了冷板凳，说话完全没用了，也就辞职了”。当时的王敏“还觉得很纳闷，总以为事情不至于到这么严重的程度”。现在他很肯定地相信，“就是实施了改革之后，管理透明化，已经触犯到了他们的利益”。

不过苏尚熹对这次的尝试失败有另一种看法：“王敏派李树生来，其实温州这边开始也是接受的，但王敏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更柔和的方式来达成目的。比如通过董事会来解决，给家人推荐这样一个人选，请家人共同再决定。而且李树生他们来了之后，也不一定非要做‘空降兵’，马上掌权，可以先融入家族团队，获得信任之后，再开展工作。”苏尚熹感叹：“家族企业之间的问题，毕竟要比现代企业复杂一些。我也常常跟王大同说，不要老是把‘王氏家族’几个字挂在嘴上，而是要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族，大家齐心协力来做事情，企业需要人才，人才需要平台。”

这场失败的改革后不久，2006年8月，王敏意外地接到荷兰驻广州领事馆的电话：“知会我浙江远东在荷兰投资设立了公司，但为什么没有董事长的授权？我完全没有听说这件事情，就和助理去领事馆了解，才知道公司是以王怀的名义成立的。我这才决定派律师到温州工商局调查了解，这一查，才真的吓了一跳，温州5家企业的股权完全变更了，我的股份全都没有了。”

此前，远东皮革的股权有两份家族协议，第一份是1998年3月12日，分配方式是蔡爱华半股、王敏一股半，王萍、王怀、王楚各一股。“那时候也是企业慢慢做大了，家里每个人也应该得到一个名分，那时候我们根本也不懂按百分比来算，就是按份分，我功劳最大，所以我有一股半，母亲名下那份其实是大哥的。”王敏不认同父亲王大同关于创业各家都出了钱的说法，以王大同自述用房子抵押贷款的50万元为例，王敏说：“那个乡下的房子，就是砖头垒起来的破房子，1995年的时候也就值几千块钱吧，到2005、2006年卖掉这个房子的时候，也才卖了不到20万元。怎么可能1995年就能抵押从银行贷出来50万元？”到了2005年3月，也就是王敏决定引入现代企业制度的时候，全家人签订了第二份协议，这次的分配方式按百分比计算，王敏30%，王怀、王楚、王萍各20%，蔡爱华10%。虽然数字看起来不同，但和1998年的股份没有实质区别。可2006年这次，王敏查出来从5月24日工商局通过股权变更申请开始，自己的股份已经转移到了王怀和其他亲属名下，连大哥的岳父都跻身股东名单，唯独他的名字消失了。

王敏的愤怒于是彻底爆发。他把很多事情串联起来得出结论，“他们其实一直处心积虑，阴谋篡改远东历史、谋夺财产”。他说：“其实2006年春节他们已经开始做了很多动作，他们很不配合李树生的改革，父母还在这种情况下来广州度假，比较不透明地跟我探讨了一下，意思就是把公司按区域划分，分片管理就算了。但我不同意，这不就回到创业时候的原点了吗？这样远东怎么可能继续发展壮大呢？李树生他们辞职后，4月份王怀带着全家人来广州世贸我的办公室吵了一架，意思是兄弟要分家了，叫我以后就不要去温州了，搞得公司里沸沸扬扬的。”

当然，王怀和其他家人对于这次争吵另有说法，他们在去年愿意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辩解过，去广州是因为王敏截留了公司1.5亿元的货款，导致温州方面资金紧张，无法结清8000万元的货款，也无法偿还2.2亿元的银行贷款。变更股权只是为了方便获得银行贷款，以便让企业正常运营，因为贷款需要董事长亲笔签字，而王敏长期不在温州，很不方便。但王敏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的助理林杰替他声明：“1.5亿元的事情根本不存在，请他们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我们甚至不需要辩解。”至于签字不方便的理由，实在也有些牵强，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怎么偏偏2006年5月，在一系列矛盾爆发之后，温州的家人才觉得，这种不方便到了必须要变更股权的地步？

王敏说他曾试图与家人协商解决这些问题，“从2006年八九月份到年底十一二月，我都跟他们沟通，但他们都不理我”。他曾经委托了两个朋友，岭南肝病研究所副所长杨炯和新华社记者彭勇代表他到温州去交涉。“结果他们承认远东是我创立的，但温州的事情是他们在管理，所以股权给他们是应该的。”王敏还发现了更多的细节，2006年10月，远东网页上的企业简介里，变成了“公司自1994年创立至今，王萍、王怀、王楚三位股东始终坚持‘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精神和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铸就了远东今天的辉煌”。他作为创始人的地位甚至都被抹掉了。

手心手背，两难抉择

“我的要求很简单，远东必须我说了算。”王敏觉得这根本无须争议，他才是远东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亲人决绝的方式，严重刺激到了他。他开始有一些不理智的、过激的言行，发过诅咒短信给王怀等兄弟，喊打喊杀，制作过诋毁王怀名声的横幅，因为有人劝说，并没有悬挂出去。

虽然王敏的过激绝大多数只停留在言语层面，但还是吓到了他的家人。他们也开始寻找中间人，试图用温州人习惯的传统方式来调和家族矛盾。按道理说，作为家长的王大同就是最好的人选，遗憾的是，因为前期创业中与儿子积攒下来的各种矛盾，他无力担此重任。王敏对父亲的情绪复杂，既钦佩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家族中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但又对父亲的某些为人处世不能认同，尤其是在他创业初期。“1995年，我接到了广东省进出口公司业务，一笔很大的单，一个三四十万元的货柜。那时候我已经给家里积累了16万元的现金，以前广告公司的设备和资金都在我父亲手里，我也很放心。可没想到父亲却不肯拿钱出来支持我，理由是整个家族里没有人懂经营，怕我给人骗，血本无归。”与父亲协商无果，王敏“最生气的时候，把家里的墙都打了一个洞出来”。

关键时候帮助他的是妻子林秉珍，他们是老乡，在王敏姑姑的介绍下结识，1989年结婚。“我几天没有睡觉，很焦虑，最后还是我妻子帮我借了20万元的贷款，她在信用社工作。20万元啊，如果我做生意真的赔了，她是只能跳楼的，就算不跳楼，也会被整个家族赶出门去。她好几个同事就是这样的，我们那里女人是很没有地位的。她真的很了不起，可以说是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替我借贷啊。”王敏反问本刊记者，“你有没有发现，公司里从来没有我父亲的名字？”“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肯给我流动资金启动业务，我只能靠老婆借钱，我真的是伤心透了，那些钱都是我努力挣来的啊，所以我就想着，这16万元就算是我赎身了。”其实他不太愿意回忆起这些，沉吟片刻，把手一挥，“不说了不说了，这些事情，说了干什么”。

其实，当王敏证明了自己在经营上的能力后，王大同试图缓解过父子关系，他拿钱出来偿还了林秉珍的贷款，也允许其他子女积极参与远东的管理。不过他的思维，又在企业发展中给王敏制造过一些障碍。“做贸易不容易，业务不是天天有的，当时我找到了两个广东的私人老板合作做生意，他们很诚心，都是拿出现金来给我买货，父亲从弟弟王怀那里知道以后，就跑来骂我，说怎么可以跟私人做生意？闹得我跟妻子只能自己接下两单，自己承担风险来做。为此，我老婆又替我去借了贷款。那时候我父亲还跟我老婆说，如果失败了，不要拿家里一分钱！”

血浓于水，关系平稳的时候，这些事情只是个淡淡的影子，偶尔飘一下也就过去了。可等到矛盾爆发，这些全都成刺，一根根扎在心里。2006年下半年的王敏，心里就扎满了刺。所以家人只好辗转求助于王敏信任的几个朋友，包括杭州的卢先生。通过卢先生牵线，心理保健师汪先玲介入。王敏从办公室的文件夹中拿出一张2006年003号文件，内容是“授权汪先玲、唐贻贤、杨炯、彭勇4位同志组成远东家族事务特别专家组（汪为特别专家组组长），作为本人授权代表，在本人授予的权限内，代为处理远东家族事务”，“期限从2006年11月5日到问题解决为止”。这份文件上有王楚作为家族代表在11月15日的签字，上面还由王敏手写补充了三点：“1.认可授权书，同意以上4位同志成立专家组；2.同意专家组进入下一步工作；3.同意向嫂子林秉珍赔礼道歉。”在特别专家组11月5日的第一次会议纪要上，王敏也明确提到，“以前的事情还属于家族内部矛盾”。

汪先玲名片上的身份是“中国保健杂志社华东地区办事处总监，高级策划师”。她在电话中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的时候，他们的家庭矛盾已经很深了，他的父母和兄弟来了杭州，大家一起见了面吃了个饭，算是认同我的身份，后来我去了一次广州，一方面也是想了解这个企业，我感觉王敏还是很真诚的，招待的规格也很高。”汪先玲在沟通中也感觉，“王敏有心理障碍”。“他那时候情绪不是很稳定，讲话有些语无伦次的，总说自己要打要闹，所以我也跟他温州那边的亲人讲，哥哥压力很大，心态不好，你们要体谅，他心理有障碍，你们要注意点。但我也强调，分家是你们的家事，我不参与。”

汪先玲觉得其实王敏的心态不难理解，“以前几个弟弟都是以他为核心的，可后来变化了”。苏尚熹也看得很清楚，“以前的远东没有王敏不行，但2006年之后的事实证明，没有王敏，远东企业同样可以运转得很好，比广东的远东更好”。“不要内斗，家和万事兴”的劝说并没有用，汪先玲还没来得及去温州，事情就起了变化，“到了春节期间，他们两方就开始相互诅咒，越来越僵”，作为组长的汪先玲自己也退出了。

一个月后，2006年12月15日，王敏在助理林杰的陪同下，到温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举报王怀、王楚和王萍等人涉嫌职务侵占。林杰说：“温州那边人为此恨死了我，觉得是我挑拨。”这是王敏第一次求助于法律手段，看起来很有效果，和他之前的言语恐吓不同，温州的家人迅速做出反馈，以王怀的名义起草了一份4页的《重大错误事件解释》，由父母带队，全家人12月21日到广州向王敏道歉。在表姑夫朱道斌的见证下，王怀、王楚、王萍和母亲蔡爱华都在《解释》上面签字按手印。这份《解释》回顾了创业的手足情深，重申了王敏的创始人地位，为网站的措辞疏忽道歉，解释了因为贷款变更股权和其他一些家族积怨，也慷慨激昂地展望了未来，“团结在以王敏为中心的远东领导人周围，齐心协力，共同奋战”。

紧接着，2007年1月4日，同样在家族中热心人的主持下，全家人签署了一份《王氏家族股东协议》，恢复了之前的股权比例，并确认王敏自动出任董事长、总裁和法人代表，对企业具有一票否决权。苏尚熹见过这份协议，他觉得，“其实这时候，温州的家人已经对王敏做出了很大让步，股权的分配是建立在王敏先拿走一部分东西的基础上的”。签署协议的第二天，1月5日，王敏到公安局撤案，公安局方面也并没有深究。

不过王敏自己也做了退让。他拿出一张2007年001号企业文件——《关于林秉珍女士退出王氏家族企业的董事会决议》，这份决议说，按照2007年1月4日的股东协议，林秉珍带头退出，离开远东管理层，但林属于“远东最杰出贡献人士”，享受副总裁级别待遇。王敏说：“林秉珍之前就负责广州总部整个运营的财务。2007年的时候，为了把企业管好，特意让她带头脱离企业管理，退到幕后相夫教子。但她应该享受应得的一个待遇。”

但双方的积怨，显然不可能这样轻易消除，王敏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在于脱离了温州的管理，于是决定从2007年3月份开始，驻扎平阳办公。他在3月1日先期派来广州公司的一个6人小组，和当年李树生的到来一样，这个工作组也被温州的家人视为“接收大员”，双方关系再度紧张。3月10日，王敏亲自飞赴温州，结果更离奇的变故发生了——他在父母的住处被强行绑走，当做精神病送进了温州民康医院。

双方对于此事各执一词，王敏当然觉得这是阴谋，“被父母诱骗，被亲人绑架”。而另一方家人的辩解，则是以王大同和蔡爱华实名发帖的方式呈现，网帖的名字是《中国皮革大王你爸妈说真相了》，这里面把王敏描述得很具备危险性，而且还引用了心理专家汪先玲“双向情感障碍”的诊断。但汪先玲对本刊记者澄清，“我只是做心理疏导，我也已经从医院退休了，不可能给王敏出具什么医学诊断”。

在只有亲属方陈述的情况下，温州民康医院强行带走王敏，并在入院后迅速给他注射了药物。林秉珍获知消息，虽然内心六神无主，但迅速冷静下来，展开营救。她组织了包括中国皮革协会在内的多人协调，也带去了律师、记者和其他朋友，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抢人打算。3月12日下午16点，林秉珍终于成功地将王敏带离精神病院。虽然只过了两天，但王敏所受的伤害，旁人难以感受。这时候给他最大支持的，同样还是妻子林秉珍。“我被救回来之后的一个多月，她看着我那么痛苦自己也很心痛。2007年4月28日，她在哭了两三个晚上后，问我这个企业怎么办，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最后我决定，由她代替我管理公司一年，也当众宣布了这个决定。她接手以后，处理得也非常好，先裁员45%，当年就让企业扭亏为盈，恢复正常，她真的是挺得住。”王敏说。

精神病院事件后，蔡爱华的保姆张良女被辞退，王敏从她的口中听到了父母的动机。“我母亲觉得对不起我，但她想的是舍我一个，可以保王怀、王楚两个。”苏尚熹也跟王大同聊过这个事情，他分析：“他的父母是真的害怕了，他们真的认为，王敏再这样闹下去，真的会被公安抓起来法办，与其这样，还不如他们自己送他去精神病院。”但不管怎样，苏尚熹也觉得，“这样做的确是欠妥的，也让王敏深受伤害”。

两场官司，一个焦点

千疮百孔的家族关系，彻底决裂。王敏也开始他无奈而漫长的“上访”，他先是找各级领导、各个部门，也专程来过北京。到2009年7月，因为“最后发现，什么努力都没有用”，终于决定求助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冤屈，“我也做好了打算，钱我可以不要，但一定要把事情说清楚”。

朋友推荐的律师郭永昌是2009年4月份介入的，郭永昌告诉本刊记者，他当时就告诉王敏，“你的事情必须要打行政诉讼”。当年5月，郭永昌代表王敏分别对温州工商局和平阳外经贸局提起诉讼，并得以立案。差不多同期，王敏在把户口从温州迁到广州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自己名下多了一张二代身份证，调取原始资料发现，这张二代证上的相片是弟弟王怀的，而且领证的签名也不是自己的。因此，郭永昌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又多了第三个被告，温州市公安局。

诉温州市公安局违规发放二代证的官司最先开庭，证据毋庸置疑，王敏胜诉。2009年7月法院裁定，公安局撤销这张二代证。但这并不是郭永昌渴望的突破，因为发证时间是2006年4月，就在股权变更前一个月，当时王敏这边猜测温州的家人就是通过这张二代证伪造签名完成了文件。不过，温州市工商局递交的答辩材料证明，股权变更使用的只是一代证。

不过这份答辩材料还是意外带来了新突破，郭永昌发现，“首先王敏的签名是伪造的，其次使用的身份证虽然是王敏的一代证，但复印件上的发证日期却是1999年6月30日，这太奇怪了，王敏自己的身份证明明是1999年4月29日颁发的，怎么会出来一张‘克隆’的？”2009年11月郭永昌就两张一代证问题二次状告温州市公安局。郭永昌建立起了自己的诉讼逻辑，他对公安局提出了两个问题：“如果这张6月30日的一代证是真的，那么公安局重复颁证的行为是否违法？如果这张证不是公安局颁发的，那为什么发现后不立案查处？”这还只是一个起点，“如果这张证站不住脚，那么用它来完成的一系列股权变更协议，显然就是无效的”。

可是苏尚熹的看法，与郭永昌不同。他不认为法律真的能在这个事情中起到决定作用。他觉得，王敏这个事情的确也有两种途径：“协商解决或者法律解决，但法律解决的效果不会很好，最终还是需要协商解决的。应该引入第三方，先协调好，把大问题变成一个个小问题，一个个解决。”苏尚熹2002年的时候，曾经参与过温州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他也因此发现，“律师和企业老板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律师只是工作中的一块而已，官司只是解决一部分问题，企业要发展，还有其他更复杂的问题”。他觉得，“远东集团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个集团，而是13家不同的公司。说到底，就是一个家族。而家族的问题，还是要通过家族的方式来解决，法律并不是最佳选择”。

王大同也看中苏尚熹的声望。苏尚熹说，2007年精神病院事件后，“他主动找到我，希望能找我去当和事佬”。为此，王大同专门到公证处做了一份公证，大意就是委托苏尚熹做他的全权代表，来协调处理家族矛盾的事情。苏尚熹飞赴广州约见王敏，但王敏虽然见了他，却根本不愿意跟他谈。苏尚熹还和王大同等人去北京找过中国皮革协会的理事长徐永，希望他出面调停，从北京回来后，专门做了一份解决方案给徐永看，希望他认可之后能转给王敏。“我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贡献奖，其实就是给王敏留出弹性空间，但徐永后来还是决定不介入这个事情。”苏尚熹说。

两年多过去，远东皮革目前的局面，让苏尚熹感慨良多：“他们一家人，创业的时候其实感情很好的，一家人都很节省，不乱花一分钱，现在坐飞机都是订最低的折扣票，到了机场首选就是大巴。王大同更是个节俭的人，最看不得人浪费。”他也注意到，王敏跟父亲有同样执拗的脾气。“王大同脾气很差的，温州这边几个儿子都经常被他骂得说不出话，王敏刚好又跟父亲很像，现在是他们两个相像的人顶上了。”苏尚熹说。

苏尚熹觉得，王敏的官司打下去，只是热闹，真的没有实际意义。“而且民营企业是有原罪的，真的把地方上都得罪光了，彻查起来，可能局面反而对王敏更不利。”他认同王敏的能力，也希望王敏不要误解自己，“我不偏向任何一方，只是中间立场”，“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能出现转机，但可惜到目前一直也没有”。他非常希望王敏能够相信，“门是永远为他打开的”。■

（文 / 王鸿谅） 家族企业家族一场王敏郭永昌中国温州温州银行恩怨远东集团纠葛王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