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倒楼案的主角阙敬德

( 3月1日，上海“倒楼案”主要责任人阙敬德（右）、张志琴受审 )

“乡镇干部”阙敬德

万源路上的望族新苑算得上中高档小区，阙敬德现在的家就位于这里一栋14层住宅的顶层，复式结构，他出事后，由于女儿在国外读书，妻子一个人也“很久没回来住了”。

“乡镇干部”阙敬德，只是外人的一般性称谓。有关他的真实身份，因为涉及“贪污罪”与“职务犯罪”的认定，自然成为3月2日庭审时的辩论焦点。

大楼倒塌时，阙敬德的头衔包括梅陇镇镇长助理、梅陇镇资产公司总经理、上海迅豪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加之其曾担任过梅陇镇征地服务所所长等职，亦官亦商。他对其他职务一概承认，唯独对镇长助理这一职务不置可否。按照上海市“6·27”事故调查组已经做出的认定，这一职务是梅陇镇党委书记蔡建忠违规提名而成的，无效。“当时给他这个头衔，只是为了工作方便。”3月5日，梅陇镇政府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蔡科长向本刊记者解释道，“以前一个乡里（后改称镇）有好几个乡长助理，由乡领导自己任命，每人分管一摊，直到2004年基层人事工作改革，镇长助理的任命权收归区委组织部，一般作为副处级干部的后备人选。”

现在重温这个职务的由来，对阙敬德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更实际的问题是，他在梅陇镇“分管哪一摊”。自从2008年“嫌自己职务太多，忙不过来”卸掉征地服务所所长一职后，阙敬德在镇政府露面的机会就少多了，不过，“每年固定的两次经济工作会议，他都会来”。显然，他分管的那一摊，与土地和经济有关。

从望族新苑的新家往南，刚过外环路，就是阙敬德的老家梅陇镇行西村。走过这段直线距离不足4公里的路，阙敬德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跨越。

现在的行西村，已经完全没有了10年前的影子。村里的主干道莘朱路被外环线拦腰截断，两边是密密麻麻一字排开的服装厂、机械厂、印刷厂，中间夹杂着理发店、小卖店、手机店，偶然还会蹦出几个光线迷离的洗头房。村里仅存的几栋老房子，掩藏在厂房后，虽然破旧，但白墙灰瓦的二层小楼，还保留了典型的江南民居模样。没有搬走的一位老太太用浓重的上海话告诉本刊记者，村里年轻人都进了工厂。说起阙敬德，她唯一能记起的竟是他的母亲，“她当年是我们大队的妇联主任”。

本刊记者第一次见到阙母的时候天色已晚，她一个人住在罗锦路上的罗锦苑小区，显得有些警觉，见了递过去的记者证，她重复着“我不识字”，最后隔着防盗门询问了许久还是选择了拒绝，答应第二天在医院见面，她白天要去照顾住院的老伴。

位于罗阳七村的这家医院是一所普通的社区卫生院，78岁的父亲患脑干梗死、脑萎缩，已经在这家医院卧床4年，说不出话，认不得人。阙母白天来医院陪床，晚上只能花钱请护工护理，“一个月900元，他一个人的养老金刚刚够，幸亏看病有医保”。75岁的阙母穿着跟普通的农村老太太并无区别，她说：“我们老两口靠养老金生活，没花他一分钱。”

据阙母介绍，阙父以前是建筑队的泥瓦工，常年在外干活，家里全由她一人照料，在生产队当妇联主任一直干到退休。阙敬德初中毕业后去北京当了7年兵，“当时村里能当上兵的不多”，复员后进了村里的微型轴承厂上班。位于莘朱路上的这家轴承厂全称是上海轴承厂梅陇分厂，前两年已经迁往江苏常熟，据一位在乡镇企业工作多年的村民介绍，这家工厂属于上海市与梅陇镇的联办企业，当年算得上梅陇规模较大的厂子。

阙敬德在轴承厂的日子已经无迹可寻，不过，没干几年，他就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更重要的一次机遇。1988年左右，梅陇镇的第一个征地项目开始运作，由上海市经委系统下属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征集2000亩土地建设康健新城小区。时任镇经济管理办公室主任的金福高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除了老镇上有些危房，基本全是农田，为了应对征地任务，镇里专门成立了一个规划组，下辖土地管理组、市政配套组、规划设计组，临时从各个部门抽了一批人，人手不够又从下面的大队招了些人”。

阙敬德就是这时候招进来的工作人员之一，但金福高否认了关系说，“招工的对象很明确，由镇工业公司人事科推荐，年轻的复员军人优先”。当时30岁的阙敬德自然有优势。

梅陇城市化与征地所

金福高对这个“胆子大、魄力大的年轻人”熟悉起来，是从1990年开始的。从这一年到1997年退居二线，金福高除了担任分管基建的副镇长，还兼任了众多临时性职务——地铁一号线建设副总指挥、梅陇房地产开发总指挥，是梅陇镇第一波开发高潮的见证者，分管征地拆迁的阙敬德也正是由此开始资本积累。

地处西南外环边的梅陇镇，是距离上海市区最近的乡镇之一，但成为上海市规划里的人口居住密集区，单靠地理优势尚不足够。“梅陇是当时最早通水电煤的近郊乡镇，这才是居住区开发的基础所在。”金福高解释道，早在1990年前，市里吴泾热电厂的煤气管道就经过虹梅路通到了梅陇镇，长桥水厂的自来水管道以及3.5万伏的输电专线也到了梅陇。与此同时，上海大开发确定了土地批租的战略方向，除了从卢湾区、徐汇区等地动迁来的几万人，当时工龄满30年、人均住房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大量工人也开始落户梅陇。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步子要快一点”之后，短短三四年间，单是市经委系统的征地就达6000多亩。“相当于三个街道办管辖的面积。”金福高回忆说，“外面进来的房地产公司也多起来，最多的时候我要跟100多个房地产公司打交道。”

这一背景下，土地管理组所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最初仅仅是“跑跑腿、办办手续”，后来要肩负“代收税收、管理费、手续费、地上物补偿款以及安置劳动力”。其中，尤以动迁补偿与劳动力安置最为繁重。“每亩土地按照1.6～2个劳动力计算，一下子就多出了几千人，当时老百姓对征地很抵触，上访的人堵在政府门口，经常要连续几个晚上不睡觉进行劝说。阙敬德脑子活，随机应变能力很强。”金福高这样向本刊记者回忆这位当年的助手，“经委系统征地需要安排3000多劳动力，可市里只有2000个名额，他就把每个人的情况分类，让市里100多个工厂的人事科长来抽签，把公证处的人请来监督，没白没黑地搞了3个月总算顺利完成了这项大工程。”

第一仗打赢之后，后面的征地动迁顺利了不少，阙敬德在领导眼里也成了“能啃硬骨头的人，有什么高难度的活儿一般都交给他”。性格外向的阙敬德，善于结交各方关系。“白酒我喝一斤，他能喝一斤半。”金福高评价阙敬德。

1996年左右，随着征地任务日渐繁重，工作越来越细化，规划组整体升级，土地管理组升级为土地管理所。地价的飙升，“从最初的每亩12万元涨到了100万元”，使得土管所手中所掌握的日常流动资金就高达几千万元，“与规划组成为当时镇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每年的预算外财政收入达到四五个亿”。由于在征地方面经验丰富，又有雄厚的资金做保障，镇里建厂房、仓库甚至招商引资等工作一般都会交给土管所来操作。

土管所与征地服务所是两个藕断丝连的机构。就在土管组升级的时候，其下辖的征地工作也单独分离出来，专门成立了事业性质的征地所，一直以来负责此项工作的阙敬德当然是所长的不二人选。“征地进入高潮期后，有些动迁的工作由政府出面不合适，就需要一个半政府性质的部门来做。”曾在梅陇镇做过副镇长，后担任闵行区政府办公室主任、计委主任等职的张伟刚向本刊记者分析道，“土管所与征地所本来是上下级关系，但由于后者负责征地的主要工作，权力越来越大，前者则演变为负责土地规划管理等政策性机构。”

按照张伟刚的分析，征地所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开始负担起土地征用、动迁赔偿、土地整理、劳动力安置等一条龙服务。“动迁与劳动力安置的获利空间并不大，但是前期的拿地和中期的土地整理，以及后期的开发，操作起来比较容易，当时还没有土地招拍挂，全是协议出让。”征地所自身并没有完整的开发团队，通常是与有开发资质的公司合作，“几乎是一本万利”。在土地领域浸淫多年的阙敬德，已经不仅仅是梅陇的“土地爷”，还成了“财神爷”。

阙系公司与梅都转制

莘朱路968号，是梅都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梅都公司）的注册地，但一直以来，这里并没有出现印着“梅都”二字的招牌，反而一块写有“迅豪置业”的大广告牌更为显眼。3月5日，本刊记者赶到这里，值班室上贴出的通知显示，迅豪置业公司已经搬走。“可能是来的记者太多了吧。”保安打趣说。自从去年倒楼后，梅都公司被推上前台，阙敬德正是其幕后老板。

其实，早在土地价值刚刚启蒙之时，梅陇镇就想从房地产开发热中分一杯羹了。以前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下辖的梅陇镇开发部本来没有开发资质，1992年上海行政区划调整，梅陇所属的上海县与闵行区合并，统称闵行区，梅陇镇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自己第一个集体性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梅苑房产公司。“镇里无偿拿出200多亩土地让梅苑开发，建了第一个项目南方新村，搞得不错。”金福高回忆道，很快，梅苑房产公司就成为镇里的一大“钱袋子，”“每年往镇里贡献1000多万元，当时的财政收入也不过1000多万元”。用这些预算外的收入，梅陇镇建起了一批厂房、仓库，搞起了工业园区。

征地所成立后，手握大量周转资金的阙敬德很快便注册了梅都公司，工商资料显示时间是在1995年12月12日，注册资本1200万元，由征地所占股80%，另一个名叫莘闵房地产的公司占20%，阙敬德为董事长。仅3个月后，由征地所与梅陇实业总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迅豪置业有限公司，身兼征地所所长与实业总公司法人代表的阙敬德，顺理成章地担任了迅豪置业的董事长。又过一年，1997年5月，莘闵房地产公司退出梅都公司，由迅豪置业入股接替，至此，阙敬德开始了对梅都公司的完全掌控。“从最初服务性质的机构，很快转变成了经营性质。”金福高说他离开领导岗位的时候已经能感觉到，“征地所的方向已经变了”。

梅都公司成立最初几年中并无多大作为，直到2001年，“市里鼓励由苏南的集体经济模式向浙江的民营企业模式转变，梅陇与虹桥、莘庄、七宝属于闵行区的第一世界，改制走在前列，做得比较彻底。”当时已经调闵行区任职的张伟刚回忆说。此前一年，梅陇镇与南邻的曹行镇合并，组成新梅陇，从曹行调来的蔡科长还记得，就在两镇合并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梅都公司的改制方案就已经拟定好了，“镇里号召大家购买企业股份，可那时候我们哪有钱呢？”最后，由阙敬德等24名自然人股东出资，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注册资本改为8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4名股东中，除了多人来自征地所外，有一位叫张志勤的人以515万元认缴出资，占64.375%，成为第一大股东并担任梅都公司董事长。阙敬德则只出资120万元，占15%，成为第二股东，退居幕后。在所有采访对象向本刊记者讲起阙敬德时，张志勤几乎是一个被忽视的人，仅有的点滴信息是：“他们是战友，又是轴承厂的工友，后来一起进入征地所，张志勤当会计。”金福高对这个人也已印象模糊，只记得“他有点内向，办事很踏实”。不过，就连迅豪置业的保安都明白，“他是阙敬德的下属，经常过来汇报工作”。

正是这次几乎已经被遗忘的企业改制，成为阙敬德和张志勤受审的主要罪责。起诉书里认定的4000多万元“贪污款项”就出自当年的梅都改制，共包含4项，大多为隐匿资产。两人如何分赃已不得而知，庭审中，阙敬德只提及“隐瞒的两套别墅都给了张志勤，出面找评估公司也都是他在操作”。“张志勤娶了个心狠的老婆，要钱不要人。”这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采访对象讲起有关张志勤时仅有的个人信息。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年企业改制中，评估机构也只是形式上的第三方，几乎不存在严格的独立监管”。张伟刚分析道。

恰恰在梅都改制完成后，上海迎来了房地产发展的高潮期。工商资料显示，改制前的2000年，梅都公司的税后利润为82.7万元，到了2001年，利润则高达629万元。

以地产开发为中心，延展至物业管理、实业投资等领域，短短几年间，阙敬德越做越大，旗下的公司，十几家只是一个模糊的数字。“公司太多，有的公司每周只能去一次。”他在庭审时这样说道。胆大妄为的时候，出事就是早晚的问题”。■

（文 / 魏一平） 楼案敬德主角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