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花爆炸灾难后的乡土秩序
作者:杨璐( 村民杨赐汉的临时住处在事故现场对面,爆炸导致他的房子完全被毁
)
锣鼓声中的惨剧
“放灯结彩,火树银花,举国喧阗,昼夜无间也。”雍正年间的普宁知县蓝鼎元曾经在文章中描写过当地游神赛会时的热闹情景。200多年来虽然时移事往,游神的风俗却一直没有改变。因为是岁首的第一个节日,潮汕人对元宵节的重视程度甚至高于农历春节。按照石桥头村的传统,正月十五要进行“营老爷”的活动。“营”在潮汕方言里是“出巡”的意思,“老爷”则是当地人对神的一种俗称,“营老爷”当天要把村里的守护神三山国王抬出来在村里巡游一遍。这个几乎举村出动的庄严仪式在正月十一就开始了前奏——送金花。村民告诉本刊记者,在“营老爷”之前,要给出钱的人家送金花,保佑平安,迎接金花的人家则要燃放鞭炮来庆祝。“营老爷”的费用从几十块到几万块钱不等,全凭村民自愿送到村里的理事会。杨赐汉今年没有出钱,单凭他当电工和养殖的收入养活一个十几口的大家族实在有些力不从心。可是过年总要有些喜庆的气氛、讨些吉利,因此长子早就积极报名进了东片送金花的队伍,这样可以免费给家里送两朵金花。
2月26日晚饭之后,送金花的锣鼓声已经在石桥头村的东片响起来,杨赐汉的妻子告诉本刊记者,她当时突然想起一件事,村上大户杨俊树家今晚也要接金花,而礼花、鞭炮的燃放点就在自家猪圈的对面。“我媳妇让我去看着点猪圈,害怕放鞭炮时候把猪都吓跑了。”杨赐汉夫妇带着5个女儿、已经成家的大儿子全家、小儿子共同挤住在“四点金”西侧的两间房子里。这两间房,一间分给了大儿子一家,另一间只够摆放一张床和一个衣柜的小房子里,杨赐汉搭起了一个阁楼,妻子和5个女儿睡在阁楼上,下面是小儿子的床。作为父亲和公公,杨赐汉只能跟亲戚借了一块耕地,搭了一个简易房用来养猪、放杂物和自己住。“本来我不爱动,可是烟花声太大了,我是当兵出身,有经验,我们耕地下面都是细砂,地很软,禁不住后挫力的,容易出事。”有些担心的杨赐汉说他最后还是出了门。
东片人口密集,一共有4支送金花的队伍分别负责沿着324国道、公路上和公路下的人家。杨赐汉的长子当时是其中一支队伍的领队。“我们和另一支队伍约定在杨俊树家楼前集合,然后一起回到送老爷那里去。”杨家看到送金花的队伍往自家方向来了,烟花就放了起来。大约10分钟时间,第一支送金花的队伍进了杨家,杨赐汉的儿子带着第二支队伍等在门外敲锣打鼓。惨剧就在这时候发生了,经过前几轮的燃放,礼花弹由于反作用力出现偏斜,导致射出的烟花方向出了偏差,本应该向空旷无人的空地射过去的烟花却飞入堆放在旁边的烟花爆竹中,引发了巨大爆炸。
15岁的杨泽峰当时也站在观看烟花的人群里,他告诉本刊记者:“礼花飞不上去就在地面炸了起来,一共炸了两次。”第一次爆炸小一点,但是灯全都灭了,杨泽峰说他被炸起来的碎玻璃打倒在地,“我赶紧爬起来跟着许多人跑进了杨俊树家里”。隔了几秒钟就第二次炸了,杨泽峰说他一直躲在墙角里,“周围躲的人很多,但是谁也没有喊叫,知道是爆炸了,可是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直到爆炸平息,杨泽峰才和躲在墙柱下的同伴杨创杰跑了出来,他告诉本刊记者,“现场很恐怖,地上全是玻璃片,一个小男孩趴在地上。我俩吓得一直跑到创杰家,创杰妈妈看见我的白T恤上全是血,可是我一点都不知道疼”。
( 老人会由村里有威望、辈分高的老人组成,在村中的作用很大
)
烟花爆炸的时候杨赐汉已经赶到了田地里,“耳朵里突然有啾啾的声音,我就跳了起来。这时候就炸了,爆炸的声音很重,声音越低破坏力就越大。田边都是高压线,我怕有危险就赶紧跑上了大路”。杨赐汉说他顺着着火的方向跑过去,已经看到有人被抬了出来。“我不管着火,先打电话看孩子在哪里,知道孩子没事,心才松下来。再一看,我睡觉的地方已经燃起来了,我就赶紧叫家人来灭火。”虽然很快来了消防车,围观的村民也有很多,可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在杨俊树家的6层楼房上,100米外的这个临时小房只能依靠自救。“前几天下了雨,水沟里有点水,我们连泥带水都泼了上去。”虽然最后扑灭了火,可是一辆摩托车、2000多斤粮食和女儿出嫁时偷偷给母亲的2800元私房钱都化成了灰烬。“我一半的家产都毁在了火里。”杨赐汉说。
大户杨俊树也在爆炸中家破人亡。放烟花时,年事已高的杨家老太太陈亚夏坐在门前的板凳上看年轻人打锣鼓、放烟花。家里的顶梁柱老六杨俊茂在距离母亲不远处摆了一个功夫茶桌,跟前来观礼的朋友们喝茶。第一次爆炸时,受惊的人群涌进了院子,杨老太太处于危险中。杨俊茂起身扑向母亲时候,更大的爆炸发生了,杨俊茂和母亲于是当场被炸身亡。杨家筹措了800万元作为前期的事故处理费,老二杨俊树、老四杨俊生和侄子杨克勤被警方带走调查。
( 石桥头村三山国王庙内,乡民进香还愿。三山国王即是“营老爷”中的“老爷”
)
乡土精英
石桥头村分为东片、西片和中片。中片的正中是一处古旧的石墙民居群,被周围的现代民居包围着显得格格不入,里面的小巷狭窄弯曲像迷宫一样让人摸不着方向,而夹杂在这些古老民居里的是村里最古老的几座祠堂,石桥头村开基二世祖的敦明祖祠、开基三世祖的裕前祖祠等。有600多年历史的石桥头村就以此处为源头沿着今天的324国道向东西繁衍,石桥头村的副主任杨育辉告诉本刊记者,如今村子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东西2公里、南北2公里。杨俊树家的6层豪宅坐北朝南在村东片的边缘,再向南就是全村的耕地了。杨俊树的邻居杨裕平回忆,这栋象征着杨家富贵的豪宅大约建于六七年前。当时村里的土地已经饱和了,新富起来的杨家只能把高楼建在这条两面有堤的水沟上,豪宅的背后是杨家兄弟8人的4座“四点金”式的祖宅。就像石桥头村里普通村民一样,没有发家时的杨家兄弟每人分到的是一座宅院的一半,两间房。
( 正月二十陈氏宗族的“营老爷”活动,巡游队伍由10岁左右的男孩子扛着各种彩旗开道 )
人口多、土地少的石桥头村,每人只有一分多地,半年分到几十斤稻谷,无论是生产队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土地从来都不是村民们的财富来源。村民杨桂荣告诉本刊记者,自古以来石桥头村的村民就有外出经商的传统,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都有杨氏的子孙。石桥头村的财富主要来自海外亲属的侨汇和村民们外出经商,而前者的侨汇也多用于后者发家的第一桶金。有村民告诉本刊记者,村里另一个大户人家副主任杨育辉就是靠着远在美国的亲戚寄回来的钱创出了自己的事业,目前集团旗下已经有“侨胜电器”、“清华楼货运”、“清华楼内衣”等许多企业。杨俊树家走的则是另外的道路。据杨桂荣的回忆,杨俊树的父亲并没有像许多村民一样外出谋生,他在生产队里跑运输,也从外地收废铁回来卖。此时的杨家还是村里一个普通的家族。杨父过世后,兄弟几个也离家闯荡,运气最好的是老六杨俊茂,90年代初他在深圳从事电器集成块生意。村民告诉记者,那时候做这种生意的人基本上都发了大财,不过杨俊树几兄弟是否有几亿身家谁也说不清楚。村民们很明白,那栋象征财富的6层楼在乡下的造价并不很高,“深圳一栋别墅可能就比它贵”。杨家在深圳有多少房子,乡亲们并不知道。关于前期筹措的800万元,村里另一富豪副村主任杨育辉说,可能是自己出的,还有可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呢。
不过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杨家在乡村政治上也有所建树,老二杨俊树担任了十几年的村支书,直到2006年因为一场火灾才被撤了职。对于杨俊树的当选,村民们并不意外,如果说十几年前杨家的财富还不如今天这般出类拔萃,村里另一个衡量势力的指标上他家也是佼佼者。“他家有兄弟8人,还不是想打谁打谁,杨俊树当书记,大家都会配合的,工作很好展开。”男丁数目是石桥头村村民除了财富之外,第二看重的要素。杨桂荣告诉本刊记者,自己有三四个女儿。到底是3个还是4个,这位父亲并没有回答记者。在石桥头村,人们对每家女儿的数目可以很模糊,但是儿子的数目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笔账。“女儿嫁人后是要拜别人的祠堂的,儿子将来才能祭祖宗。”杨桂荣说。而对于父母来说,更为现实的考虑是,“我们这里的风俗是女儿嫁人后养不养父母凭良心,不养也很正常。儿子就要给父母养老送终”。所以,在杨桂荣看来,保险的数目是最少有两个儿子。杨赐汉也持同样观点,大儿子出生后,他计划再生一个儿子就不再生孩子了,可是他接连生的都是女儿,然后就造成了他家庞大的人口数目。也因为这样的传统,人口总数成了石桥头村的雷区。本来就对外来人冷淡疏离的村民,一看到本刊记者手中的资料上杨氏人口有4万人,就立刻产生了敌意,粗暴地大喊:“我们这里只有2万人,没有那么多。”然后就不再有人理你。
正月二十这一天,石桥头村的庙宇、祠堂都是烟雾缭绕。全村上一年里生了男孩的儿媳妇都要跟着丈夫和婆婆来给各位神仙和祖宗烧香,因为要拜十几个地方,有些人家都是开车前来的,没有车的人只好挑一个扁担,前后都是放满了供品的圆筐。幸运的杨俊树家因为有8个兄弟而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望族,而杨俊树被撤职后,接替他出任书记的是拥有9个兄弟的杨楚明家族。
“当干部的肯定都是村里有权有势的人。”村民们对这样的权力分配并不反感,“村里做好事的时候,有钱的要多出、没钱的不出,不够的数目就得由这些人来填补。要是干部没有钱,这些好事也做不成。”杨桂荣说。甚至关于与自己出自同一个祠堂的杨育辉当选村干部,杨桂荣的解释是“他自己很有钱,不会贪污村里的钱”。中山大学副校长、潮汕文化专家陈春声教授告诉记者,按照潮汕人的传统,在商业社会和传统社会游走的乡土精英也有义务把财富从外部世界转移到乡土社会。石桥头村村口竖着的一块“捐建乡道芳名榜”石碑上有两次杨家为乡亲修路的记录。第一次是杨家事业初具规模的1996年,他们一共捐出了5万元。第二次是2007年,杨俊树被撤职之后,杨家再度发起铺设水泥路的号召,募集款项最后超过200万元,光杨俊树便捐了20万元。而杨育辉家族数年来也为村里的教育、道路、基础设施捐款近千万元。
宗族凝聚力
“烟花放在自家门口,围观的人也都是自愿去的。我也不可能去说不让放吧。”刚刚完成死者家属安抚工作的杨育辉面对这次爆炸事故显得有些无奈。在他眼里,这个村干部一点都不好当。80年代分产到户的时候,村里把所有土地都分给了村民,石桥头村没有集体土地,村干部也就没有其他地区最重要的批地权。“村民们要想用地都是私下协商买卖的,村干部平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计划生育。可是,我们这个村是一个大家族,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互相沾亲带故不能得罪人。你总有退下来的一天。”他告诉本刊记者。除了没有集体土地,村里也没有任何集体经济,在公共事务支出方面,村委会没有钱,只能依靠捐助。而村里另外的一个体系,在民间事务的管理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虽然在大天母庙的旁边已经建成了贴着瓷砖的二层小楼,理事会还是习惯在石桥头村中片的百年老宅里办公。低矮破旧的小房里,墙壁上悬挂着世界各地的族亲拜神祭祖的合影,几位老人悠闲地喝着功夫茶。门外小院的墙壁上,用红纸书写着村民们的名字,每个名字的下方是用古老的算筹计数书写的钱数。来交钱的村民连绵不断,老人们先把钱放在长椅上的竹篮里,然后在交钱者的名字上方画一个圈。“这是来还从老爷这里借的钱。”村民告诉记者。把这种潮汕说法翻译过来其实是来缴纳“营老爷”的费用。杨桂荣告诉本刊记者,这些老人就是理事会的理事,他们都在60岁以上,或者是退休的村干部,或者是杨俊树、杨育辉这样事业有成的乡土精英的父亲。“营老爷”这样全村动员的游神祭祀活动就是由这些杨氏宗族中有威望、辈分高的家长们组织的,而在平时,他们也是村里公共事业的积极倡导者。无论是铺公路、修水利还是接自来水、清理垃圾,有需要捐款的地方总是有村委会和理事会的双重落款。理事杨阳告诉本刊记者,每个老人都有责任给村里搞卫生,他们做的没有什么特别,更不参与政治。但是在村民们的心目中老人们有更高的地位,“有时候遇到村委会不公平的地方,也会让理事会去说和。几年前外村要修一条污水渠经过我们村。不知道为什么村里有人答应了,后来理事会去交涉才没修成”。
在宗族家长们组成的理事会之下,祠堂是让杨氏子孙有归属感的另一个地方。石桥头村有35个祠堂分布在全村的各个角落里。“比如说某一代的杨氏子孙是大户人家,他就会修一个祠堂用来给自己那一房的子孙祭拜用。修祠堂的行为一直到近代都有,后来村里土地实在紧张,祠堂不但占地还要考虑风水,大户人家们才放弃了修新祠堂的计划。”杨育辉说。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遍布世界各地的石桥头杨氏子孙都可以归纳到这35个祠堂里,每个祠堂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人。“有些祠堂的有钱人多,他就会捐些钱做好事,他不会捐给村委会,而是捐给同一祠堂里他信任的亲戚。”杨育辉说。杨桂荣告诉记者,祠堂会用这些钱资助上不起学和生活困难的后裔。血脉相传的历史让杨氏子孙很重视,即便是自称“活了50多年从来没参加过‘营老爷’这样的迷信活动”的村干部杨育辉也是修订家谱的积极倡导者。他所属的诚衷祖祠刚刚在1月份修订的新版家谱,就是由他主持在祠堂里用了20多天完成的。
“在祠堂承担了部分民间事务的框架下,它们的表达仪式就是祭祀活动。”长期在潮汕农村做田野调查的陈春声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具体到石桥头村,村里的许多人都是长年在外经商的,像杨俊树家的6层豪宅经常空无一人。直到元宵节前几天,人们才陆续回到家乡团聚。拜仙和祭祖的活动让这些平时各自奔忙的族亲凝聚在一起,而“乡土精英在这个过程中也要表达自己的存在、影响和权威”,陈春生说。石桥头东片的送金花活动就是在爆炸中丧生的杨俊茂组织的,杨赐汉的长子告诉本刊记者,除了报名事项外,杨俊茂还要赞助4支队伍“营老爷”当天的统一服装。而石桥头中片“营老爷”活动出钱最多的是杨育辉的房亲杨楚光,他为整个巡游慷慨地拿出了4万块钱。在这个背景下理解此次烟花燃放,围观的人群中有本村、外村和杨家请来观礼的朋友们,也可以解释为“在村落里显示自己的存在,代表自己的村落向邻村显示存在,和更广阔的范围内的存在”,陈春声说。
我们错过了石桥头杨氏宗族正月十五的“营老爷”,却意外碰到了邻村陈氏宗族正月二十的“营老爷”。巡游队伍的最前方10岁左右的男孩子扛着各种彩旗排成两列开道,他们的后面是穿着古装、脸上涂着油彩的少年,配合着锣鼓的节奏打击手中的短棒。少年们的后面是抬着3座神像轿的壮年劳动力,因为神像很重,游行的路线又很长,他们经常要停下来互相替换。整个游行队伍的最后是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身穿传统长袍、头戴瓜皮帽,有些老人的手里还拿着公文包和雨伞,为的是让“营老爷”的活动风雨无阻。每到村里的空地上,古装少年们都要停下来跳一段舞蹈。他们是从陈氏宗族10~15岁、身高超过1.6米的少年中选拔出来的,从去年的12月中旬就开始了训练。舞蹈过后队伍继续前行,放学时分,汽车、自行车和古装人群都拥挤在田间小路上,有些地段不得不出动执勤指挥交通。可是没人觉得这个情景很怪异,这个宗族老少三代的男丁们用巡游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新一年的期望——巡游队伍最前方的大旗,合境平安。■
(文 / 杨璐) 烟花杨俊爆炸灾难乡土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