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会看人口红利

冬奥会落幕，亚洲唯一举办过冬奥会的日本金牌榜交了白卷。花样滑赛场，浅田真央高难度的表演却处处受制于金妍儿，让人心生“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适逢这一刻，丰田汽车丑闻扩大，韩国却在金融危机后迅速恢复，现代公司成为美国增速最快的汽车企业。国运盛衰的因素有方方面面，这里不妨从人口的构成角度，浅析东亚三国的人口红利问题。

本届冬奥会前，日本经历了连续3年的人口下降，这恐怕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一块硬伤。日本首次人口自然减少出现在2005年，2006年一度反弹，但自2007年起再次转为下降，且下降幅度有扩大之势：2009年人口自然减少7.5万，2008年减少5.1万。人口减少是和老龄化同步发生的，去年，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22.5%，该年龄段的女性甚至超过了1/4的比例，而15岁以下的青少年只占到总人口的13.4%。老年人在体力、接受能力和对新鲜事物的热情上均远逊于年轻人。年轻人口数量锐减，竞技项目上的竞争力自然下降。实际上，1998年长野冬奥会后，日本所获奖牌寥寥，21世纪后的3届冬奥会上，日本总共只获得8枚奖牌，并且是银牌和铜牌为主，只有一块金牌，远落后于韩国和我国。

人口控制上，中、日、韩东亚三国曾有共同的经历，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政策限制人口的国家，随后是韩国，我国则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了计划生育政策。三个国家实施人口政策的时间差异，决定了其人口构成的区别，决定了其获取人口红利的时间差，具体也就表现在时下三个国家的发展潜质上。罗列当时生育政策的细节和实施状况，或是破解三国经济问题的关键。“二战”后，日本婴儿出生激增，公共保健政策还带来了死亡率下降，为应对人口压力，日本国会在1948年通过了《优生保护法》；1952年，日本政府还修订了“生育保护政策”，流产被民众接受。日本厚生省还敦促全国的公共行政部门支持“家庭计划政策”，解决“二战”以后在1952年出现的家庭生活困难问题。韩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比日本晚了十余年，1962年韩国政府制订了家庭生育计划方案，这也是韩国经济起飞的开端。计划生育政策可谓立竿见影，三个国家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在16年的时间里下降了一半，从1947年的4.54%下降到了1963年的2.22%；韩国的人口出生率1960年为6%，1975年为2.92%，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就下降了一半。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更快，1965年还超过6%，到1980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2.55%。

三国人口政策先后有异，分别相差约15年的人口“波形”意味着三国享受人口红利的时间也分别有着这样的“时间差”。韩国与日本产业结构相仿，全球分工中所处地位也类似，可比性尤其明显。按照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数字，日本就业者人数在1997年达到了6557万的高峰；而韩国的人口峰值将出现在2020～2025年，比日本晚了15年左右。仅从人口结构来类比，对韩国而言，现在正处于劳动力就业的黄金时段。当然，经济发展的复杂性面前，比较只能是大略的。

我国的劳动力是否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从压低工资的“无限供给型”到工资上涨的“紧缺型”转变是比较的另一个目的所在。在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上世纪60年代初即通过了“刘易斯拐点”，60年代前后，经济奇迹使得每年新增用工岗位超过百万，虽然适龄人口保持同步，但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求学深造，产生用工缺口，工人拥有了更多的议价权。适逢其时，新农村建设发轫，农民也有了更多的选择。若将当时的日本与现实中的我国相比，两国的状况如出一辙。不过，拐点刚过，战后婴儿潮便进入职场，人口红利达到高峰，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劳动力从充裕到紧缺是个相对平缓的过程。而我们，如果说已经度过了拐点，大半人口红利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是否已经通过“刘易斯”拐点，又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人口红利的持续性却是可能的，因为人口红利的确切含义在于抚养比率，劳动人口对少儿与老年人口的负担比例。日本大半的红利出现在拐点后，韩国和我国台湾也是薪资与经济同步增长中实现的经济起飞。至于普遍忧虑中的“未富先老”，不妨用本文唯一能做的一个比较来化解：预计我国的人口峰值出现在2033年，比韩国又晚了十余年，既然现在韩国仍颇具活力，至少可见的将来，我们仍具朝气。■（文 / 邢海洋） 人口红利冬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