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从思路到结果

( 经济学家华生 )

莫干山会议和80年代

上世纪80年代的故事，对于柳红的先生朱嘉明而言，其实始自1979年。那年，全国经济提出了“大干快上”的目标，可是朱嘉明和黄江南、翁永曦几个人觉得，国民经济结构失调已经到了边缘状态，国家必须采取危机对策，在同学李银河的介绍下，他们认识了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当助理研究员的王岐山，4个人此后经常一起讨论问题，后来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院的一间空房里关了几天，写了一份报告，给出了对策，这份报告后来交给了姚依林，姚又转给了陈云，陈云批示：“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报告最后转交国务院领导，把几位年轻人找去，花了一下午时间，共同讨论国家对策，这也成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次“老青对话”。这是一个只有那个年代才会有的机会。

真正让这批年轻人知道自己力量的是莫干山会议——“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诞生的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后来迅速成为国家政策。

当时在社科院还没有毕业的研究生张少杰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宏观组因为讨论到价格改革问题，特别热闹。马凯、楼继伟等是调派，主张根据合理的数学模型推算出价格结构，再逐步调整，也有人主张价格放开。大家争吵得非常热闹，张少杰和社科院的同学华生、高梁等人觉得是不是可以边调边放，调放结合？张少杰说:他那时跑过很多地方，社科院给了他们做社会调查的好机会，所以他发现乡镇企业已经在执行计划外的价格了，大家讨论下去，逐渐清楚了所面对的现实情况。就是中国价格体系已经有了计划和市场两种结构，甚至一物多价，他们又花了一晚上讨论，最后得出结论，应按现实出发，因势利导，先放后调，边调边放，调放结合，实现价格的平稳过渡。

现在的华生已经非常客观地对待当年使他们几个更年轻的学者一举成名的“双轨制”，他向本刊记者解释，并不是他们几位执笔者就是这项制度的创造者。“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大会的组织者，包括来参加会议的各路学者，包括来参加会议的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一些秘书，都对这个研究成果有贡献。”

莫干山会议最后选择了7项专题报告向领导汇报，其中华生在会议后留下来负责写价格体制改革的两个附件，附件就是两种思路：先调后放，还有就是调放结合，边调边放。这也是7项专题中最重要的一项。出人意料的是，看到报告的国务院领导很快在报告上做了批示，觉得“调放结合”的方案很有启发，风险小，又解决了问题。1985年，完全是由年轻的研究生提出的思路被中央所采纳，作为左右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大决策，华生说: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以后也不多。

回顾当年，张少杰觉得，双轨制更像一份调查报告，是经验性的，产生于实践。他解释自己这代学者的共性：我们受的训练不够系统，但是我们太想改变这个世界了。而莫干山会议的结果，又给这批年轻学者提供了一个真正而新鲜的经验。

但是，从思想力到真正的决策，莫干山会议并非常态。

国企改革之路

因为双轨制而出名的华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他和何家成有了“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的名号，那时他只有30岁，他还记得1985年的《中国青年》杂志采访他，题目是《到2000年我46岁》，洋溢着风华正茂之感。

这个时候，思考大问题似乎才是华生的使命所在。“当时写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论文，其中主要讨论的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在从计划到市场的模式下，微观经济的再造问题，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国企改革，双轨制给我带来很大名声，可是，在这件事上我付出的不如我后面所提出的资产经营责任制，其核心观念，就是成立类似国资委这样的机构。”

那还是国企改革不够深入的年代，华生的师弟，先后在国务院生产办、国家经贸委，再到国资委工作过的张德霖对国企改革做过梳理，最初国有企业还叫国营企业，一字之差，说明了企业的问题，不仅所有制上属于公有，经营方式上也完全隶属于计划经济体制。

“当时还没有资本市场，可是我觉得要搞独立的资产管理系统，当时提的原话是‘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地位很高，就像是现在的国资委，基本思路在那时候和现在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主要就是行政管理一定要和资产分离，还提出了要对资产进行评估，要市场化竞聘企业领导，现在来看，当时我们提出的一些任务，比如完全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国企的任务都还没有完全实现。”而那是1985年。

当时的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提出确实不被理解，即使是国务院的领导也是这样，他们问华生，成立了总局干什么?你们不就是把钱从财政的这个口袋拿出来放进那个口袋？有什么区别？可是，他们给了华生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去各地做试点，沈阳、重庆、武汉各个城市都开放了一些试点单位。华生还记得，当时各地官员都支持改革，李长春、肖秧都亲自出来接待，试点阶段花了很大力气，一直到1988年，国务院才成立资产局，归财政部管理，不过还属研究工作做得多，用国资管国企的概念慢慢开始渗透，一直到2003年，才正式成立了国资委，出资人的思路被认可。

显然，国资问题没有像价格双轨制那样迅速得到回应，成为政策。为什么前后花了这么多时间才成立国资委？张德霖作为国家经贸委体系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给予了更全面的回答：在国资局成立前的1982到1988年，国企改革重点一直在承包制上，各地区的各种办法就是承包制五花八门的变形，核心其实就是解决作为出资方的国家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可是，承包制有天然的缺陷，只是制度改良，而且不能解决企业亏损的问题，特别是1988年通货膨胀后，国家调整又导致市场疲软，承包制告一段落。

当时国企改革的大思路究竟怎样，现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马建堂撰文分析为什么选择承包制？“工业企业承包制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成功。作为一种探索，国家于1981年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进行承包经营试点。到1983年，作为一种重要的改革方式，以利润包干为主要内容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全国发展很快。到了1988年，当年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已占到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90%。”

国企改革路向选择是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张德霖说，他因为一直在系统内做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和华生等学长的感受不太一样。华生他们提出的更多是制度的框架问题，但是具体的政策制定，国企的扭亏为盈问题，相比之下繁琐而且技术化，这也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企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市场疲软结果之一，就是对承包制的重新思考。马建堂说当时形成的共识是：“承包经营责任制通过合同界定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关系，跳出了行政性收权和放权的怪圈，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转变为以盈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大进步。但是，这一制度安排尚未真正触及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或者说没有触动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没有改变国有企业所有制内部所有者相对虚置的根本弊端，再加之承包制所固有的承包指标的随意性、承包人的行为关系短期化因素，它被更深刻的制度所替代则是必然。”

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国企改革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可是这个概念刚提出的时候比较混乱，当时在国务院生产办工作的张德霖时常要给国外来的客人解释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出台的《公司法》明确了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法学家的解释比经济学家的解释更到位。”

政策出台了，经贸委和体改委选择了100多家企业试点，各种措施也很有成效，可是谁也不能确定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和外延以及采取的形态问题，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国企改革在战略层面越来越重视，为了帮助当时的国企脱困，除了制度创新外，还有许多具体辅助措施，如下岗再就业政策、技术改造贴息政策等。2002年的时候，多数国有企业的脱困工作基本完成了，可是，制度创新的工作还是没有完成。

张德霖解释说，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市场发育不完全等，不过最主要的原因，确实是国有资产管理机制。企业总要有人出资成立，可是谁是国企出资人的问题，也就是谁是它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一直没解决，国企确实有部门管理，可是国企分布领域太多，分别是不同部门代表本级政府在行使出资人的权力。表面上有出资人，可是在责任意义和法律意义上没有解决。经历十几年的探索，比之当年华生宏大的设计，更多的智慧的参与，更多思想力的生产，国企问题的真实原因终于被逐步发现，应对之策自然诞生。但这又未必已经结束。

“十六大”终于提出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设立特别机构来代表国家，授权本级政府来履行出资人的权利，这就是国资委。国资委推动了国企改革往明确的方向进行。

但是，张德霖觉得，这还不是最终的制度创新，像国企的治理结构，国有经济的结构布局，国有经济管理体制也还需要完善，张德霖解释，他这种具体政策制定的经济学者发现，推进过程中总是面临各种具体问题的困惑，不可能走得那么快。

华生也承认：“费了很大的劲，可是推进非常难，整整花了15年的时间国资委才成立，而且前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国企改革始终是经济改革的重大内容。”

资本市场中的国企问题

1995年，华生逐渐从海外彻底回到国内。他在1987年去牛津学习，是因为觉得自己对西方经济学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训练，想出去充电。学成后完全可以留在西方。“当时剑桥聘用了我，永久身份也拿到了。可是我觉得，西方的问题已经研究了几百年了，我没能力再添砖加瓦，可是中国问题还是让人有兴趣。”

回国之后，华生发现80年代那批意气风发的研究者有了各自不同的选择。王岐山、周小川等人进入了金融界，成为银行业的高管，正在完成银行业的革新，而当时一起完成双轨制写作的张少杰已经下海。政府系统思想库的建设也迅速制度化，这是一个很好地说明经济学家与政府关系在90年代变化的例证。随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者进入政府系统，包括金融界，以往在80年代盛行的“老青会”基本消失。华生说：“在政府系统内工作的王岐山、周小川、楼继伟等人本来就是经济学人当中的精英人物，他们有专业的学术素养，进入管理层后，在获取资料的方面又有天然的优势，所以他们自信心很强，在决策上，他们很自然不再需要广泛征求一般经济学者的意见。”从经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思想力的生产完成正规化体制化。

华生开始去做生意。但对这段经历，华生说：“我不像李嘉诚这种人，从学徒开始做起，半路出家搞商业是很难成为一流企业家的。”而且，几个会一开，讨论产供销。“我就烦了，赚第一个100万还可以，比较兴奋，可是后来到1亿的时候，动力衰减得很厉害了。完全不兴奋了。”企业成功之后，他采取了逐步退出的方式，开始满足自己的学术好奇心，这次的对象是中国资本市场。

中国的资本市场自成立以来，就天然地带有众多的转轨时期的特征，而80年代就已经扬名的经济学人们都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职务，各自进行着尝试。

例如此时任建设银行行长的王岐山就在为具备中国特征的投资银行而努力。同是社科院系统出来的经济学人，后来参与了中国首家投资银行建设的汤世生回忆：1993年之后，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是融资体系过于依赖间接融资，导致了大型国企缺乏活力。农行成立了南方证券，工行成立了华夏证券，可是，几大证券公司的交易渠道比较简单，投资银行在中国的业务更是简单。

1994年，汤世生从海南建行回到北京，就中国的金融体制结构和建立投资银行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当时的理念是，这种投资银行应该去发现企业的价值，提升企业价值，帮助好的企业发行股票而引进直接投资，建立完整的交易市场。但这种想法对于操作者汤世生而言，压力在于：除了没有法律制度可以依靠等难题之外，还有就是把中国最好的国企拿到美国上市，会不会被认为是把好的国企给贱卖了？可是，即使是有种种压力，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还是成立了，并且协助大量的优秀国企在海外上市。

华生为了满足自己学术好奇心而进入的领域，针对的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特殊现象：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分为非流通股和流通股，是因为证券市场成立之时，一部分人对国企上市已经很反对，认为允许国有股流通的话，可能使国有股失去控股地位，恐怕会扼杀证券市场，但是这种股权分立的模式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了很多问题，拖得越久，问题越大。

或者，仍可以将这一研究放在国企改革的背景下观察。稍稍不同的是，当年华生的国企研究过于宏大，而这次则是专业问题，更倾向技术性思考。

不过，华生对此进行研究的1997年，还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写的文章当时以笔名发表在《经济研究》上。可是在文章发表后的几年之中，没有任何反响。“大家当时都忙着炒股票挣钱，我前前后后写了几十万字，提出了中国股权分置的问题，也根据理论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可是也一直坐在冷板凳上，和当年研究双轨制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了。”

2001年，在华生对这个问题做了系列研究之后，因为国有股减持的变化，股权分置的大问题才逐渐引起重视，华生这时候又写作了《漫漫熊市的信号》等文章发表，还是集中对全流通问题做深刻而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际操作方案。因为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2002年，国务院经济工作报告委员会的负责人陈清泰出面召开关于“股权分立和全流通”的座谈会，请专家去谈这个问题，因为华生一直是化名，所以直到邀请到华生的时候，陈清泰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叫“清风”的学者就是你啊，我还一直在想，哪里来了这么一位专家呢。

华生在多年后再次走进中南海开座谈会，“和当年的心境完全不一样了”。后来针对决策的思想力生产虽然越来越制度化，但华生仍然感叹这个制度对体制外智力的吸纳能力。

当时解决股权的全流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乃至中国经济能否在市场经济轨道上顺利发展的重大问题，国有股按流通股的市场价减持的政策失败了，关于全流通的讨论在2002年之后越来越热烈，韩志国、吴晓求等经济学者提出了各种有益的见解，尽管大家还存在分歧，不过最后还是形成了共识：核心就是在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的时候，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保护好作为流通股股东的主体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使各方面多赢。也就是非流通股按照什么价格转为流通股，以及以什么方式确定价格，正是价格涉及各方面的利益。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出台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的试点工作。■（文 / 王恺） 重庆国企改革华生承包制张少杰经济宏观经济国企改革结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