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酿酒师素描

( Drew Noon，迈克拉伦山谷一个小酒庄的酿酒师，他享受作为一个手艺人的感觉 )

Drew Noon

葡萄藤的情结

虽然没有遇到澳大利亚最著名的酒评人詹姆斯·哈利德（James Halliday），但我还是通过电话与他聊了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与法国葡萄酒/旧世界比起来，澳大利亚葡萄酒/新世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澳大利亚酿酒师更追求葡萄的真实品种性状，他们认为葡萄酒的潜力最终取决于果实的质量；而法国的酿酒师更愿意追求葡萄酒的血统/名称、地域来源，而不愿意关注葡萄的种类。”

原因很简单。霞多丽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生长，因为它是一个适应性非常强的品种，但是勃艮第只能来自勃艮第。所以，法国人不愿意说，霞多丽是勃艮第白葡萄酒的元素，或者黑比诺是勃艮第红葡萄酒的元素。

( 彼得·盖格，奔富酒庄第四代首席酿酒师，他的酿酒哲学是：“懂得什么时候介入，什么时候放手” )

如果他们说了，那就为新世界的葡萄酒打开大门。说“忘记产地吧，只要酒好喝就行了”。——当然，这是澳大利亚人的希望。

以前，我一直搞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葡萄藤有这样的情结。没人愿意看一件衣服变成衣服之前的棉花，也没人愿意看看鱼子酱是怎么做成的，但你给他一小截葡萄藤，他就以为自己到了天堂。

( 斯托克·克里特与他的袋鼠“尘尘”，伍德斯托克酒庄主人，擅长西拉红葡萄酒 )

但是，当我们来到南澳的这些葡萄酒产地，从那些葡萄藤之间走过，看一看果农与葡萄园之间的亲密关系，看一看他们酿酒的工具，闻一闻陈年老木桶的味道，跟酿酒师说说话，品尝一下他们的酒，一切就都有了意义。你会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葡萄酒是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味道。

在迈克拉伦山谷，我遇到一个酿酒师，他的酒庄是我见过的最小最朴素的一个，仍然坚持50年前的手工作坊，他和妻子两个人完成从种葡萄到酿酒的整个过程。他喜欢冬天剪枝，秋天摘葡萄，葡萄是他们的两个孩子用脚压碎的，葡萄汁是在一个筐式压榨机中榨出来的，果皮和残渣是一家人用手挑出来的，发酵用的旧木桶是他父亲留下来的，装瓶的时候……

( 切斯特·奥斯本与戴瑞·奥斯本。黛伦堡酒店的主人，父子俩酿酒哲学相似，但生活风格迥异 )

他年轻时在大酿酒厂做过管理，懂得高科技，但他学习这些技术，好像只是为了知道什么时候不该用它。他认为，真正的好酒，都是在最少的技术，最少的介入之下酿成的。

他们每年只生产3000箱葡萄酒，每瓶只卖27美元。如果有人花50美元买他的酒，他反而会很不安。他喜欢简单，因为贪婪会带来很多麻烦。他说：“我不想做大，我只想保持小，小才能与葡萄园保持最亲密的关系。”

( 比尔·哈迪，哈迪酒厂的第五代传人。Tintara庄园的这棵大树是他童年的玩伴 )

这个酿酒师叫Drew Noon，个子不高，一双淡淡的蓝眼睛，在人群中一点都不显眼。他就是一个快乐知足的农夫，一点不像是跟酒精有关的人。

彼得·盖格则是我在澳大利亚见过的最精致的酿酒师，欧洲式的那种精致。温润谦逊，风度翩翩，举手投足间英国绅士味十足。也许因为他并非在澳大利亚出生，7岁才随父母从英国移居到墨尔本。他本来在高中里教科学，在妻子的鼓励下才正式转行做酿酒师，没想到在20年后竟然成为奔富酒庄的第四代首席酿酒师。

就在奔富酒庄的吧台前，我遇到一个酒客。这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极风霜的一张脸。个子很高很瘦，一双手粗糙有力，手上还有新鲜的伤口。寒暄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葡萄果农，专门给奔富酒庄供应葡萄的，住在阿德莱德北部的一个村庄，整个村子只有6户人家。这一天他开车6个多小时，就是为了来奔富的吧台喝杯酒，下午他还要赶去参加一个钢琴俱乐部的活动。

他今年65岁了，前半生一直是农民。10年前，他的母亲去世，留给他一架钢琴。他小时候学过钢琴，但8岁之后就没再学了。对着那架钢琴，他突然很想再学钢琴。

差不多同样的时间，他在自己的农场里发现一个荒废已久的葡萄园，他的曾祖父刚迁来的时候曾在这里种过葡萄。他找一个专家咨询了一下，那人说这是石灰石风化而成的红土，是种葡萄最好的土壤。于是，他就种起了葡萄。

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酿酒，但毕竟上了年纪，不可能再去学校读4年的书，然后回来酿酒。但是，他的确找人把他的葡萄酿成了酒，在酒瓶上贴上了自己农场的照片。

临别前，他送了我一瓶他的葡萄酒。回国的时候走得匆忙，他的酒被我落在酒店。回到北京，我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的联系方式了，我甚至没有问他的名字。

我发现澳大利亚男人喜欢沙漠，酿酒师也不例外。我采访的好几个酿酒师都有自己专用的沙漠车。他们喜欢开着车，带上酒和帐篷，在沙漠里住上几天。通常是西拉，因为沙漠里晚上会变得很冷。不止一个酿酒师告诉我，西拉是最能代表澳大利亚人国民性格的一种葡萄酒：慷慨、豪爽、直接，不藏着掖着，更不会背后伤人。

对他们来说，从大城市开车一两个小时，就能到一个荒无人烟的空白之地，无论沙漠、灌木丛或者大海，都是人生很重要的一种乐趣。在大自然的空白与荒漠之间，漫不经心地点缀着无数生命的细节，也许没有人，但充满了动物、植物。

也许正是这种广漠的空虚感，使澳大利亚人变成了社交动物。在澳大利亚，没有人会单独喝酒。他们喝酒，永远是跟朋友在一起，永远是跟食物在一起。

澳大利亚做了100多年的英国殖民地，吃了100多年寡淡无味的英国菜。他们从不吃鸡肉，从不吃大蒜，只是土豆和牛肉，牡蛎跟番茄酱一起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罐装意大利面条就算是异国风情了。“二战”后，澳大利亚政府放开移民政策，先是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带来了鱿鱼、牡蛎、新鲜的蔬菜和各种草药；然后是法国人、瑞士人带来了上好的芝士；最近10年，泰国菜、越南菜在澳大利亚很火，为了与这些亚洲菜相配，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果香浓郁的长相思。

就在我们入住的酒店附近，有一家越南餐馆。菜做得极美味，价钱又公道，我和摄影师都爱上了这个小餐馆。每晚采访回来，差不多21点了，就拎着一瓶葡萄酒，在这里点一份越南冷卷，一份炒软壳蟹，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喝到23点多，饭馆打烊，然后慢慢踱回旅馆睡觉。

老板叫卢，是个越南人，有一半中国血统，会说广东话，大概40多岁年纪，个子矮小，精瘦，脖子上戴了一条很粗的金链子，20年多前中国南方的万元户们喜欢戴的那种金链子，但为人极好，看着有点羞赧。

有一次，我们问卢，认不认识这样的酒客，他们爱葡萄酒，但人生不如意，经常在这里独酌的？

卢说，澳大利亚也有不开心的人，但他们大都喝啤酒，只要麻醉神经就好了。

卢年轻的时候也喝啤酒。他17岁从越南逃难，经马来西亚转道香港地区，又辗转来到澳大利亚。不会英语，也没有朋友，赚了点钱都花在抽烟和喝酒上。

10年后，越南解禁，他回越南探亲，娶了现在的妻子，把妻子和老母亲一起接到澳大利亚，生活从此开始走上正轨。他有8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六。大哥是厨师，二姐做金链子，三姐做裁缝……

为了开这家餐馆，他向银行借了很多钱，每天都要非常努力地干活，他的饭馆总是到了半夜零点点以后才打烊。这时候卢会坐下来，炒几个小菜，和妻子一起喝一杯酒。

“你们喝什么呢？”我问。

“无所谓啦，只要好喝就行了。”卢微笑着说。

Woodstock

袋鼠和男人

我们到伍德斯托克酒庄的时候，一只考拉也来凑热闹。它就蹲在高高的桉树上，看着人们做比萨，偶尔从树上滑下来，矜持地讨点水喝。

本来考拉是不喝水的。它们只吃桉树叶子，但这几天的温度实在太高了，桉树叶的水分完全蒸发殆尽。

到了这里，人突然变得像考拉一样懒洋洋起来。从酒庄入口进来，就是一个小树林，高大的树木挡住了阳光，坐在树下的木头凳子上，微风拂面，我简直不想动弹。

小树林的尽头是酒庄的餐厅，造型有点奇特，后来才知道主人为了不推倒任何一棵树，见缝插针，硬是把餐厅“挤”到树林里的。这个地方太过美丽和宁静，如果人间真有桃花源，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酒庄主人叫斯托克·克里特，52岁，高大，强壮，有一双忧郁的眼睛。在澳大利亚，男人好像不容易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许多。

他不是一个很善言辞的人。也许是这个原因，他送了我一本书，是他父亲的自传。他说他跟父亲很像。

斯托克的父亲道格拉斯·克里特年轻时是一名空军飞行员，“二战”期间在北非、中东、欧洲辗转作战。正是20岁出头，血气方刚的年纪，过的又是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于是夜夜尽情喝酒。在北非，威士忌比水便宜，他们就猛灌威士忌。到了意大利，改成喝葡萄酒。有一天，他驾着战斗机飞过意大利南部的一片葡萄园，美得不可思议，当时就有一个念头，如果能活着回澳大利亚，就种葡萄酿酒去。

回到澳大利亚后，他进入罗斯沃斯农学院（Roseworthy Agricultural College），学习葡萄栽培和酿酒，还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农场主的女儿，一个爱马如命的女人，并且很快结了婚。

“我母亲去年刚刚去世。”斯托克说，“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伍德斯托克庄园是他父亲70年代买下来的。以前属于汤森家族，他们来自英国的伍德斯托克镇，庄园的名字由此而来。但那时候，这里还很荒凉，除了大片的葡萄园之外，就是未开垦的荒地，一些落魄的边缘人住在附近。

买下这个庄园之后，老道格拉斯带着几个儿子重新翻整了葡萄园，根据不同的土壤光照种上不同的品种，只留下北坡的一小片老葡萄园没动，那里有33排1900年种下的西拉老藤，每年产量极低，但葡萄质量极好。按照斯托克的说法：“一根葡萄藤每年只酿3瓶酒。”

那些老藤种出来的西拉，至今仍然是这个酒庄最好的西拉酒，名字叫“老树干”（The Stocks）。

我们在吧台尝了一下这种酒，味道的确很特别，但我辨别不出舌底的味道，只见斯托克一边咂着舌头，一边自言自语：“果味，咖啡的苦味，泥土，香草……”

“我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有这样的眼光，有些地方在别人眼中是沙漠，在他眼中却是可以种出最好的葡萄，酿出最好的酒的地方。”他从酒杯中抬起头，说了这么句话，但眼神很淡定，似乎只是在说一个事实。

他们的父子关系一直有点紧张，因为两个人个性都很强，但3个兄弟中，只有他继承了父亲对葡萄酒的兴趣。从15岁开始，他就知道自己要做一名酿酒师。他跟父亲上了同一所大学，学习同一个专业。然后，他去了美国加州，在那里找到一份有趣的工作——移动装瓶服务，就是开一辆大卡车，载着一个巨大的装瓶机器，到不同的小酒庄，帮他们给葡萄酒装瓶。

回到澳大利亚后，他接管了父亲的葡萄园和酒庄。

“从空地里、泥土里创造一些东西出来，一直是这个行当最吸引我的地方。”斯托克说，“每一根藤都不一样，尤其是100多岁的老藤，你得花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它们。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有能力照顾每一棵不同的葡萄藤，但这不可能。”

迈克拉伦谷一侧是山，一侧是海，地中海式的气候非常适于葡萄的生产，尤其是西拉。所以，他的酿酒哲学很简单，“把葡萄和土壤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不要搞砸了就行”。

他是一个简单的澳大利亚男人，喜欢简单的东西，喜欢土地，喜欢空间，喜欢平静。年轻的时候，他唯一的爱好是开快车。现在，他更愿意把时间消磨在葡萄园和小树林里，尤其是郁闷的时候，就一个人到葡萄园去，跟葡萄说话。

对他来说，跟葡萄、动物们在一起，似乎比跟人相处更自在一点。

在酒庄的后院，他给附近的野生动物们建了一个“避难所”——其实就是一片原生态的树林，林子很大，估计有3公顷，林子外围围了一圈750米长的防护栏，以防止狐狸和野兔的侵袭。

长鼻袋鼠、沙袋鼠都是很害羞的动物，我们在那里守了一个下午，始终无缘看到。但小袋鼠、羊驼却很大胆，一直隔着草堆好奇地看着我们。

最可爱的是一只叫“尘尘”的灰色小袋鼠，一点都不怕人。我拿一瓶牛奶喂它，它的爪子温驯地抓着我的手，咕咚咕咚地喝下去。一年多前，它的母亲被人杀死，它还在母亲的袋子里，一个善良的老妇人救了它，并把它带到这里安家。

“袋鼠的心脏很脆弱。”斯托克看着尘尘，开始跟我讲另外一只袋鼠比比的故事。那是一只母袋鼠，在这个林子里住了两年，对他很是依恋。去年，有一群袋鼠从附近经过，比比就跟着它们跑了。袋鼠们当时大概要通过一场拳击决出领袖，比比也参加了，但没打赢，也没被那个群体接受。当时刚好是葡萄收获季，斯托克忙于葡萄园的事情，就没有去找它。等他发现它的时候，竟已经死了——它的心脏承受不了双重的打击。

天色渐暗，暮色四合，我回头看那片树林，尘尘静静地立在夕阳的余晖里，一动不动，仿佛凝视着什么。一群沙袋鼠突然像狂欢一样，沿着林子欢跳起来……

黛伦堡酒庄

害怕空杯的猫

昨晚下了一场大雨，早上醒来，竟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时大时小。气温从43摄氏度骤降20摄氏度。清晨的凉意仿佛一下子到了深秋。

“澳大利亚的天气越来越疯狂了。”司机Tipy说，“不过，你们今天去那些酒庄，他们一定心情特好。”

切斯特·奥斯本果然很高兴。

“的确是好雨啊。”他撑着伞，站在一排叫“死臂”的西拉枯藤前面，眉飞色舞地说，“这时候葡萄刚刚开始长颜色，没什么病害的危险，而且这雨不会持续很久，所以即使有病害，也会很快消失。这几天天气太干了，葡萄藤需要一些滋润。”

黛伦堡是迈克拉伦山谷最好的酒庄之一，拥有200多公顷的葡萄园，绝大部分是切斯特的曾祖父乔瑟夫·奥斯本于1912年购买的，传到他，已经是第四代。

清晨的空气中弥散着泥土和草木的清香。从这片葡萄园的位置看出去，视野可以覆及整个迈克拉伦山谷，满山满谷都是绿色的葡萄藤，一直往东铺展，那是大海的方向，可惜被云遮住了。海风的方向对谷中葡萄的风味影响极大。

在一片雾蒙蒙的水汽中，100多岁的枯藤通体黑色，像烧焦了一般，给人一种很诡异的感觉。它们感染了一种老藤特别容易感染的霉菌，一半的身体慢慢枯死，但经过特殊的照料之后，另一半身体却长出极小、极浓郁的果实来。用这些果实酿的西拉是黛伦堡酒庄最好的红葡萄酒，就叫“死臂”。

“这种枯藤还能活上100多年呢。”切斯特说。

他喜欢给自己的葡萄酒起一些稀奇古怪的名字，比如2002年的一款霞多丽叫“幸运的蜥蜴”——那一年，他们粉碎葡萄的时候，居然从粉碎机里逃出一只活的蜥蜴来，可见葡萄粉碎的过程是多么的轻柔。

一种胡姗（Roussanne）干白葡萄酒名叫“金钱蜘蛛”，据说这种蜘蛛是财运的象征，可能收成那天刚好爬到他家里来了。

我正想着，切斯特突然拍拍我的手，指了指地下：“小心蚂蚁，它们吃肉的。”

我这才惊觉脚下竟全是密密麻麻的蚂蚁，体格硕大，不禁一阵恶心。

“别怕，这不算什么，我们这儿的蚂蚁这么大呢。”他做出一个碗口大的姿势，算是安慰我，可我一点没觉得被安慰了。

但愿他不会拿这种蚂蚁给葡萄酒起名字，我暗想。

为了不看那些会吃肉的家伙，我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到切斯特身上。他走路的姿势有点怪，打扮更怪，橘黄的花衬衫，牛仔裤上绣着一朵硕大的牡丹花。头发细细地卷着，淡金色。他的手掌宽大，手指胖胖的，关节都磨平了，一看就知道是在地里劳作的人，但左手中指戴着一枚长而锋利的鹰头戒指，又像电影里黑帮打手的致命武器。

怎么说呢？他像一个品味怪异的美国嬉皮士，哪里像这几天我们见过的澳大利亚酿酒师们？

在黛伦堡，种葡萄的原则是，不施肥，不灌溉，不耕耘。

“施肥本身是怪物，商业世界的阴谋，农作物本来就应该自然地生长。”他说。

“不施肥，葡萄藤就不得不努力从土壤中获取所有的营养，包括氮和微量营养元素，如磷素、钾素等，这些微量营养素对植物尤其重要，一来抵抗病害，二来，葡萄的味道全来自它们。这样结出来的果实虽小，但土壤的特质全部进入葡萄藤，从而进入葡萄，进入发酵，最终你会得到独具地域风味、更复杂的酒。

“灌溉也是一样，尤其在开花的时候灌溉，葡萄藤以为水分充足，就会生长出很多果实，到了成熟期，根部无法处理那么多的果实，于是果皮变薄，果实淡而无味。

“不灌溉，葡萄藤一开始会很难受，但熬过一段时间，它会自我调节，把根更深地扎入土地，汲取所需的水分。这样长出来的果实，果皮厚，颜色艳丽，果肉味道浓郁。

“葡萄藤就像人一样，要让葡萄藤结出最好的葡萄，必须给它们一点压力。这样，当葡萄藤慢慢变老，多年的耕种方式就像编程一样，让它知道自己一年能成熟多少果实，每个枝干上该长多少果实，以及如何应对气候的变化。”

在滔滔不绝的谈论葡萄时，他的表情如此认真，好像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我不禁又有些疑惑起来，之前对他的印象是否错了？

从葡萄园出来，切斯特带我们走进品酒室，一张简单的长木桌，搁满了大大小小的杯子，桌底下躺着一只金色猎犬，懒洋洋地瞥了我们一眼，连站都懒得站起来。

切斯特笑着向我介绍，“可可·香奈儿”。

他正在写一本科幻小说，叫《当狗统治世界》，讲他为他的狗酿酒的故事。故事设定在3015年。科学家想把狗的基因移植到人身上，提高人的味觉和嗅觉，这样人类就能酿出更好的葡萄酒来。这个实验没有成功，于是科学家反其道而行，把人的基因移植到狗身上，让狗的变得更聪明，这样它们能告诉人类葡萄酒之间更微妙的差异。如此这般1000年以后，狗统治了世界，人类开始为狗酿酒……

我很愿意知道可可·香奈儿对他酿的葡萄酒是如何评价的。这种神经的故事，大概只有酿酒师才能想得出。

“为什么爱酒？”我问。

“因为酒很复杂。”切斯特说，“理解起来很复杂，酿起来更复杂。”

他从小就喜欢复杂的东西，喜欢分析，什么新鲜玩意都想拆开来看看，再组装回去。8岁那年，他和几个朋友在垃圾场捡到一个福特汽车的引擎，竟用这个引擎和木头造了一辆汽车出来，开着绕着山谷跑了好多天。

直到今天，酿酒对他来说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像童年的泥巴和木头。他喜欢种一些不寻常的葡萄品种，比如意大利的珍稀葡萄塞格兰蒂诺（Sagrantino，世界上单宁最强劲的葡萄），然后和不大招人待见的神索（Cinsault）混调，结果酿出40多款极美味的红葡萄酒，取名叫“害怕空杯的猫”（切斯特有一只超爱喝红葡萄酒的肥猫）。

8岁的时候，切斯特就问他父亲：“我做了酿酒师，你怎么办？”

21岁那年，他正式接替父亲，成为黛伦堡的首席酿酒师。他认同父亲的酿酒哲学，坚持传统的酿酒技术——在他的酿酒厂里，你见不到任何工业化的设备，所有的压榨、发酵、保存用的几乎都是木头。你必须尽可能温柔地对待葡萄，否则酿出来的酒会很苦。

他的父亲戴瑞·奥斯本今年84岁了，一个和善可爱的老人，眉目间与切斯特有几分相似。他穿一件白色衬衫，褐色短裤，手上戴着一枚老式的电子表。因为肚子太大，走起路来有点费劲。他不再酿酒，但还没退休，仍然是黛伦堡的主人，仍然喜欢在葡萄园里待着。

“我们两代人的生活很不一样。切斯特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没有。我不懂什么技术，但我懂得葡萄。我花大量的时间在葡萄园里尝葡萄，理解葡萄，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黛伦堡是他母亲出嫁前的闺名，她在生他的时候难产而死，他以这种方式来纪念她。几年前，他的妻子也去世了。他仍然打理着她生前最喜爱的一个小花园，花园里有一种笑翠鸟，会发出清亮的笑声。除了葡萄园和小花园之外，他最大的爱好是钓鱼。

Tintara庄园

哈迪先生在大树下

在树下，哈迪先生的脸显得非常寂寞。

这是我生平见过的最大的一棵树，50米高，直径估计有十几米，泛白的树根裸露在地面，盘根错节，让人想起电影里的千年树妖，但有一种浩荡的正气。

这棵大树是比尔·哈迪童年的玩伴，从他记事起，这棵树就已经这么大了。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他小时候喜欢爬树，不管遇到什么树都想爬上去。

哈迪先生今年60岁了。他是哈迪酒厂的第五代传人，恐怕也是最后一代。20世纪末，就在澳大利亚葡萄酒业急速膨胀的时期，因为几次失败的投资，哈迪酒厂在8年前被迫卖给一家美国大公司，包括这个他度过绝大部分童年的Tintara庄园。

现在，他仍然是哈迪酒厂的“形象大使”，但他退休后，哈迪家族与这个酒厂的最后关联也就被切断了。其实，不仅哈迪酒厂，林德曼、奔富、奥兰多，这些历史悠久的澳大利亚酒庄，早已与他们最初的家族无关了。

迈克拉伦山谷很小，只有5000多人，但到处是餐馆、咖啡馆、花店和画廊，是一个迷人的小镇。除了葡萄，山谷里还种着橄榄和杏树，都是味道浓郁而复杂的水果。一条8公里长的主路穿越整个山谷。这条路上很多房产都曾属于哈迪家族，而他的曾曾曾祖父——汤姆斯·哈迪的纪念碑至今仍立在那条公路上。

迈克拉伦山谷的第一棵葡萄藤是一个叫约翰·雷内尔的英国人种下的，他幼年丧父，流浪到埃及，在那里学会种葡萄和酿酒，之后又辗转来到澳大利亚。那是1838年，南澳成为殖民地刚两年。

2007年，哈迪酒厂发行过三款名为“编年史”的葡萄酒，分别讲了三个故事，你必须喝完第一瓶酒，才能看到第二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放牛人，一周之内丢了主人两头牛。主人很生气，就派他去葡萄园干活。这就是汤姆斯·哈迪的故事，而那个主人就是约翰·雷内尔，后来因为饮酒过度而死。

“我祖父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酿酒师，是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糟糕的放牛人。”哈迪先生笑道。

Tintara庄园里有一尊汤姆斯·哈迪的塑像，眉头微蹙，面色凝重，隔了那么多代，祖孙之间仍然惊人的相似，连留胡子的方式都一模一样。

后来，年轻的英国农夫换过许多工作，先是跑到维多利亚淘金，没有淘到金子，却在那里做屠夫赚了点小钱，毕竟有那么多饥饿的淘金工人要吃饭。然后他回到阿德莱德，结了婚，买了3英亩的土地，种下了葡萄。当时整个澳大利亚殖民地只有377英亩葡萄园。

一开始，他只是想把葡萄做成葡萄干卖，但当时酿酒的热情已经像发烧一样在整个殖民地扩散。7年后，汤姆斯·哈迪酿出自己的第一桶葡萄酒。他刻苦，又肯钻研，不到3年，已经是当地最受尊敬的酿酒师。不久，他的酒开始销往英国。

哈迪酒厂最好的一款西拉酒叫“艾琳”，那是我在澳大利亚喝过的最美的一种红葡萄酒。喝那杯酒的时候，我脑中想象的是凯特·布兰切特，一个优雅、强硬的女人。

艾琳是比尔·哈迪的祖母。1938年，从阿德莱德前往墨尔本的飞机失事，当时南澳葡萄酒业最重要的3个男人都死了，包括艾琳的丈夫。当时艾琳才30多岁，4个孩子都不到14岁，最小的才6岁。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主持大局，带着哈迪酒厂走出阴影。英国女王给了她一枚英帝国军官勋章。

80岁生日那天，她的4个孩子决定送她一份礼物——500瓶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红葡萄酒，用哈迪酒厂最好的3个葡萄园里最好的西拉酿成。她如此高兴，那场派对持续了3天。

如果知道哈迪酒厂不再属于哈迪家族，她会不会失望呢？

哈迪先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眼神中有深深的失落。

年轻的时候，他一心想逃离葡萄酒，逃离哈迪的家族产业。他想当农夫，养羊，种稻谷。在澳大利亚，农夫是最富有的职业，它与生存无关，而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上大学的时候，在几个好友的影响下，他终于还是爱上了葡萄酒。在父亲的支持下，他带着青梅竹马的新婚妻子到了法国，在波尔多大学学习酿酒。那两年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

回国后，他在Tintara庄园做酿酒师，想酿出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当时的澳大利亚非常讲究高科技，高度依赖化学药物，认为一切问题都能用科学来解决。他更欣赏法国人对待葡萄酒的态度：葡萄酒就像是青春期少年，即使非常叛逆的少年，给他时间，仍然会成长为了不起的人。你不必每次都冲进来要解决问题。

他最喜欢用“贵族霉”来酿酒。“贵族霉”是一种霉菌，会侵蚀葡萄表皮，吸干果实内的水分，集中所有的糖分和酸度，从而酿出极其美味的甜酒。

“贵族霉”只能在特定的气候和环境下生长，比如临近河岸或海边，秋天早上由岸边飘来的雾令葡萄园的湿度提高，葡萄在这种潮湿环境中发霉。

通常，酿酒师会刻意把葡萄留在树上等待“贵族霉”的来临，但这样风险极大，因为等候过程很可能同时出现其他霉菌，整年的收成便可能毁于一旦。

在澳大利亚的气候环境下，酿“贵族霉”的机会尤其可遇而不可求。但他为哈迪酒厂酿过这样一种酒，是生平杰作。

现在，哈迪先生早已不再酿酒。他在阿德莱德丘陵有一个自己的葡萄园，但只是种葡萄，卖给别的酒厂。

“退休之后，也许我会重新开始酿酒。”哈迪先生说。

现在，他最大的希望是能在他退休之后，有一个哈迪家族的成员留在酒厂，代替他的角色——哈迪家族与酒厂最后的维系。■（文 / 陈赛） 酿酒师澳大利亚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