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妹同屋

（文 / 栗亚娟）

黑妹搬来的时候，正值黑人在美国的地位如日中天的2009年夏天。刚从房东处听说要搬来一个黑妹的时候，我的脸上飘过一缕自己都很难觉察的表情。这个表情被善解人意的房东捕获，当下关切地询问：“Is there a problem？Are you going to be okay with it？”一个亚洲人在2009年夏天的北加州（美国，乃至世界上最liberal最politically correct的地方）对着一个ABC房东，除了顾左右而言他，别无选择。

其实扪心自问：Is there a problem？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活的黑人。对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视听的黑人，都持一种看“探索”频道式的隔岸观火态度，敬而远之，点到为止。即使是对如日中天的奥巴马也不例外。就像当年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即使他们被风华绝代的宋美龄折服，也会说：She is clever，but she is only a chinese！这种态度褊狭可恶，但是无处不在。有人的地方就有歧视，不是被歧视，就是歧视别人。

黑妹看上去20岁出头，伊的样子臃肿而矫健，让我联想到一个美国人对冯玉祥的描述：“Shaped as a pyramid，has a head as big as a watermelon.”金字塔形的黑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当她知道我的名字的时候，惊喜地叫道：“Oh！My sister's name is also Julia！”尽管我不想和金字塔有任何形式的关联，还是礼貌地敷衍之。

如此几天，相安无事。有一天早上，清洁工来打扫卫生。我在迷糊中听到黑妹热情地和清洁工打招呼。当她知道清洁工的名字的时候，又惊喜地叫道：“Oh！My sister's name is also Jessica！”我突然觉得莫名的懊恼，一个黑人，竟这样的虚头巴脑！从此以后，我就放下种族歧视的思想包袱，名正言顺地对伊爱答不理。

黑妹倒是似乎并不以为意。一有机会就逮住我聊天。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听了几耳朵。得知伊是从乌干达移民到美国的，现在波士顿一所建筑学校读书，这三个月在斯坦福修一门课。伊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即使对方毫无反应也可以自己说下去。如果对方有一点点反应，哪怕是一个表情，也会如催化剂般催生出滔滔不绝的话。我躲进房间的时候，伊就去骚扰房东，房东遁逃的时候，伊就一个人高声唱歌。有时候我觉得伊并不是想和别人聊天，而只是需要一个听众，甚至连听众也不需要。伊的风格是疯狂英语＋卡耐基式的自我励志。

黑妹还是一个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伊净身入户后，我们发现日用品的消耗量激增。单纯的消耗也就罢了，伊在消耗之余，还试图进行南泥湾式的生产。有一天晚饭时，我看到伊沮丧地搬着一个大纸箱走出卧室，经过时，有一股难以名状的恶臭袭来。我抬头一看，几乎当下昏厥，成千上万的果蝇以纸箱为中心，在黑妹壮硕的身躯前飞舞。黑妹坦然地说：我看到桌上有些剩下的葡萄，就想自己动手，试着做葡萄干……

从此以后，黑妹就变成了透明的，我充分发扬礼仪之邦的隐忍和大度，捏着鼻子与伊和平共处。直到有一天半夜，我突然感到嗓子奇痒，似乎要开始感冒，到处找药不得，房东又不在家，不得已只好开口问黑妹有没有消炎的药。黑妹已经准备就寝，听到我叫她，立刻跳出来询问我的情况。非常专业地告诉我这种情况不必吃药，要立刻用浓盐水冲洗喉咙。一边帮我冲盐水，一边滔滔不绝地开讲，告诉我她妈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护士，从小就教给他们兄弟姐妹这些日常自救小常识。但是可惜她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被移民局遣送回乌干达了，后来她爸爸又结了婚……同样是移民，黑妹的遭遇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叫人同情的。

黑妹从那天以后从透明渐渐恢复原形。但是我对伊固有的恶感，仍然像那个纸箱子周围的果蝇，挥之不去。伊似乎没有朋友，每天都准时回家，也不见有人来访。三个月来只有感恩节的周末，好像去了一个亲戚家。

伊搬走前的一个周末，我在房间看书，听到伊在走廊和房东聊天。她的父母分别结过三次婚，因此她有11个兄弟姐妹，三男八女……其中三个是同父同母，其余也都各自有不同程度的血缘关系……我心里一动，八个姐妹哦，那么其中有一个Julia，一个Jessica的可能性……我突然之间有了一点曹操误杀蔡瑁、张允后的后悔之情。

更让我掉下巴的是，她竟然有一个7岁的儿子！孩子出生的时候，她才只有19岁，正当她母亲被遣返、家庭分崩离析的时候。一番挣扎后，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送给领养家庭。感恩节的时候她就是去看她的儿子。孩子的父亲，一直音信全无。她很骄傲地告诉我，她的目标是：做一个零负债的美国人！

在阳光明媚、秩序井然的palo alto，她的故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无怪乎她如此孤单。这么艰难的一条路，如果不是自己扯破了嗓子玩命给自己加油，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走过来。■ 同屋黑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