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文 / 孟静）

( 石康 )

石康：飞奔向金光大道

上一次见石康，是在一个电视剧研讨会，席间全是投资人和购片方，作为编剧代表的他孤零零的，发起言来却立刻抢走了风头。所有记者围着他，听他推销《奋斗2》。他的推销方式更像传销，暴力、直接、不留余地。“3年挣1000万！”是他那时最爱的口号，也很适合当大标题。他说:“一个作家，花3年时间要挣1000万元，居然就成新闻了，由此可见中国人对文人的态度，说句实话，定价比包工头还得低。”

这1000万元从哪来？石康有本细账。首先，他要把编剧稿酬叫价到25万元一集。目前的行情是2万至10万元，1993年，他第一次写电视剧《天生我才》时，行业均价为1200～1500元，同工同酬。《奋斗》之前，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他每集约为2.5万元。制片人们听到石康的豪言，基本反应都是微微一笑。石康也明白，让投资方出这钱没可能，他于是把目标投向了老板们。那次开会，一个投资人就说：“《亲兄热弟》给了编剧7万元一集，这不是发疯吗？”为什么给演员20万元一集就不是发疯？石康有他的解读：很多导演比如陈凯歌、张艺谋是他们说编剧记录，他们非常懂得指挥编剧怎么去写，但真要他们执笔，又写不出。第二个原因是，强人没有进入文学圈。和石康一起参加文学社的有些人，写得比他好，但去从事更赚钱的职业了。“中国的文人圈，他干什么都是失败的，他不得不干文化这一行。所以这一行的嫉妒心理是特别强的。”像美剧《生活大爆炸》的编剧，基本都是耶鲁、麻省理工科毕业，才能了解高智商人群的思维方式，可在中国，清华毕业生不可能从事编剧工作。

石康的朋友赵赵说：“《奋斗》之前他还聊聊哲学，比如哪个哲学家怎样怎样，很少这么赤裸裸地谈钱。现在，因为我们见得也少，因为他要四处去说事儿，跟朋友纯聊天的就少了，但聊还是聊这些，赚钱什么的。他有一次聊得我们全睡着了，后来我们被互相的呼噜声吵醒了，就听到他还在说。”自从定下千万元目标后，石康很少再和朋友聚会，他晚上写字，白天出去“磕事”，喋喋不休地宣讲他的“奋斗帝国发财梦”，每天只睡4小时。他的博客只记录一件事：怎么赚钱。他说这些谈赚钱的博客也要结集出书，名字叫《不一样的奋斗》。

石康的第一笔投资来自他的中学同学，一家外资家居用品的总代理，正好有个赞助中国创意人计划，他近水楼台地拿到了300万元。再然后，他又得到了服装品牌赞助，现在他全身都穿着同一家公司的运动服。别人觉得这么一家家地磕很琐碎，在石康看来，比在家老实写字有价值多了。“那就是我一个人的，净净的300万块啊。给别人的话，他最后分你多少？给你15%就很不错了，就是45万元，扣去税还有40万元。怎么能给别人？这东西一定要拿到自己手里。”以同等作家的经济水准看，石康是真的发了，他的版税要到了17%，其中100万元是预付款，刚买了两辆途锐，自己一辆，父母一辆；又买了一辆奔驰，自己再一辆；等电视剧拿下后，他会买幢别墅。2004年时，他住在南四环大红门70平方米的房子里，现在的他，早搬到南二环170平方米的住宅了，并且在同一小区给父母也买了一套。

( 郭敬明 )

过去的石康不是这样的，至少表面上不是这样。在《晃晃悠悠》、《支离破碎》里，他是个忧郁的男文青，本来做着程序员的工作，有可能成为马云、马化腾。但由于热爱文学奋不顾身，忧愁着姑娘跟了大款，离他而去，忧愁着写不出旷世奇作，教导身边大字不识的女孩和他一起看哲学书。赵赵回忆道：“有一阵他特别痛恨爱钱的姑娘，跟他在一起的姑娘只要稍微露出一点点，比如稍微索要一些礼物，不是很大的礼物，他就会认为这个人品行有问题。他有一度是相当反感这些爱物质的姑娘，我记得他起码有3个女友就是这么分手的，都是因为人家露出哪怕一点点，在我看来都是很正常的，但在他看来已经是很过分的要求。”传闻石康收到一笔稿费后第一个念头是买房子，这样可以避免女朋友向他开口借钱。

现在的他，把女人和金钱一起划归到易耗品里去，他那自成体系的理论令人瞠目。他告诉本刊记者：“我开捷达的时候，你得说服一姑娘，我得说‘别走了，今晚上’，我至少得说这么一句话。但我开着奔驰车，坐到这个房间的时候，她说‘今晚我不走了’，差别就在这儿。这姑娘只要你送她东西，这是李亚鹏的话，‘你给她准是没错的，越贵越好’，她今儿肯定会拒绝你，很多姑娘都会拒绝。但你持续地送，今儿一个，明儿一个，最后她肯定全收了啊，收完后她发现你这个人有这样的支付能力，她把你人也收了呀。姑娘都是这样，尤其是有姿色的。当然，比较富的女人就很不在乎，我见过很多女大款，就要求我带她们去小饭馆吃饭。比如我去厦门，我一下飞机，就一辆宝马7在机场里面等着接我，我不用走那个通道的，到了厦门直接给我开到她们家的一个别墅里，一开门说‘你要写作就在这儿写吧’，我一看，还有俩佣人。”

( 王海鸰 )

开始拉赞助后，他发现中国的中上层阶级基本不在聚会中讨论恋爱问题。“他们也聊女人，什么样的女人好，对事业有助力，多半聊的都是二奶，都是抱怨。不想找二奶，但是大家全找，不找没面子。有一男的和我说他有7个二奶，每个一年得花20万块钱。每次带来不能重样儿，生意人要没这个排场，别人不爱跟你做生意啊，说明你没实力啊。因为那个风俗习惯就是谁二奶多，谁二奶好看、体贴，大家就觉得这个人比较好，做生意的信誉比较高，这个生意就是这么促成的。二奶也是一个专业啊，要让一个男的觉得你对他好，一般人真是做不到的，因为正常人内心深处都是自私冷酷的。”

他去过一个温州人家里，二奶跪式服务把拖鞋放他脚底下，茶永远是满的，橘子和瓜子都是剥得一瓣瓣，拿起来就能吃的。说这话的时候，石康瞟了一眼他的姑娘。从前石康去富人家里，不觉得豪宅名车有多么重要，自从他拥有其中一部分后，他变得离不开这些了。

石康在生意场上看到的真实显然不是积极向上的信息，他希望传递给观众所谓真实，即使是残酷的，但他现在显然在编织穷小子暴富的童话。入行初期，他给自己定下的原则是“不要说谎”，而今天，他承认，他的剧本里很多是胡编乱造。“如果我要把我想告诉大众的真实信息放上去呢，只有一个方式，当你要这么真讲的时候，这片子肯定通不过审查了。但当你编得很虚假的时候，剧情很虚假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可以糅合进去了，就是这么一种方式。”

多年前，他接过一个描写煤矿工人的本子。冬日夜里两点多，他陪着工人们坐在广场上。他们在讨薪，要坐到早上8点等机关上班。那天零下10摄氏度，他要不停地转圈跑才能使自己不变成一根冰棍，工人们比他穿得都少，却很安静地坐着。他想把这场戏写进剧本，当然不行。他去工人家探访，随手一拉柜子抽屉，“唰”地从一堆碎木片变成尘土。他当时钱包里装了2800块钱，访完一圈只剩下200块。“实际上这戏最后让别人给写了，变成歌颂煤矿工人勇于战天斗地的主旋律片子，那都是假话啊，怎么能写呢。我心想就不干这种事了。”

审查上有一些不为外人知的惯例，比如我们永远听不到荧屏上的女人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话在生活中很常见，但它上了黑名单。《奋斗》中杨晓芸和向南为什么闪婚，因为电视剧不能表现“未婚男女非法同居”。被毙掉的本子最多的原因是“灰色”，广电总局要求剧本中一定要有好人，年轻人写的剧本里又确实没好人。“真实的生活中，每个人肯定是有好有坏的，你见过哪个人道德上一点瑕疵都没有？除非是最无能的人，他可能道德上没有瑕疵，他可能是一农民，一辈子就生活在村里，娶了一个媳妇，就靠种地那点收入过一辈子，确实有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有人看么，没有戏剧性。”

石康回顾起自己的转折，认为受了一件事的刺激。几年前，他母亲得了乳腺癌，住在朝北的老房里，天一阴冷浑身疼，她说：“咱要有间朝南的房子就好了。”“以前我虽然胡混，但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觉得只要我想办的事就能办到。”他直奔售楼处问：“有没有朝南、客厅有50平方米的房子。”售楼小姐说有，交完首付他的存款变成负数。于是他赶制了一本散文集《心碎你好》，挣了十几万元，但房子的缺口还有好几十万块。他以为自己很快能还完贷款，一手剧本一手小说，挣来挣去挣不着。

赵赵眼中的石康是从《奋斗》之后发生巨变的。“可能《奋斗》很火，他就觉得这个火和他实际拿到的利益相差太多了，他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他应该得到更多。”从那之后，赵赵就很少能在和钱无关的场合见到他了。借着电视剧的东风，石康有机会和演员们出去剪彩，他带着演员，但人家拿10万元，他只能拿5万元。这对他形成新一轮刺激。“余秋雨出场费有50万元，于丹能要到30万元，但是你不知道张柏芝做一场是300万元，也拿到了。你就知道文人有多低了。张柏芝坐在那儿就是喝杯酒，说两句废话，转身就走了，张柏芝还不会撒娇。余秋雨要在大讲堂站着讲3个小时。”一提起这事他就如洪水泄闸。

石康是行业内的所谓“堂吉诃德”，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坦率得近乎无耻，也坦率得让人羡慕。”因为他的折腾，今年编剧费涨了一些，“当时他闹的时候很多人嘲笑他，但很多编剧确实受益了”。

采访结束的时候，石康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美国小报的实习记者采访他，问了一些不知所云的问题后。石康问：“你的稿费多少？”美国记者说：“一个词两美元。”石康登时激动得想抽对方，他没法理解自己蹦跶了半天，拿的钱远不如一个基金经理多也就罢了，居然一个美国实习生也让他自尊受伤。他叮嘱本刊记者：“这次我就不收你们钱了，你把封面上我的照片发大一点。”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不管我的计划能不能成功，我都会写一本书，我怎么挣到1000万元或者为什么没能挣到钱。写完我就回去写小说，一定不再去拉广告了，我对这个一点兴趣没有，不蒸馒头争口气。”

郭敬明：内心的压力足够驱使我往前走

如果说在外人看来有什么显著差异的话，那就是郭敬明的语速比电视上快了很多，口气里流露出权威感，用他的话说就是：“我表面上看是特别不大男子主义的，但我实际是个特别大男子主义的人。”他有多重身份：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最小说》的主编兼总监、天娱传媒签约创作艺人、长江出版总社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组建的14个人的公司在今年积累了两亿元码洋，尽管“80后”的手下还叫他“小四”，50多岁的私人司机却只敢叫他“郭总”。

除了经纪人，郭敬明还拥有4个助理，忙的时候他每天工作20多个小时，有四五年没出去旅游过。白天管理公司，晚上写稿，平时还要接通告，这是他繁忙的缘由。“接通告”是台湾综艺节目术语，等于我们的为了做宣传而上节目和接受采访。这些通告不能展示真实的郭敬明，他总是把自己包裹得很紧。“我不太希望别人了解我，我不希望跟我不太相干的人去了解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一些想法。有太多复杂的性格，所以别人了解你哪怕是一点半点的，那他得到的印象会很偏颇，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宁愿你不了解我。所以经常看见媒体上写的一些可能不太像我的东西，我也不太愿意去解释。”他告诉本刊记者。

但他也绝不错过该上的栏目。有一次他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他曾经通过人接洽某个资深访谈类节目，却被拒绝了。郭敬明把自己和旗下签约作者当做艺人来经营，他说：“好莱坞的明星到了后期也会自己组娱乐公司什么的，国内也会有，但这样的不太多，在文学界就更少，可能就我一个。”

从一出道就能管理自己、选择经纪人、自组公司的艺人极为罕见，而郭敬明恰好起步在文学这个相对不成熟的工业流水线上，他才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出道特别早，十六七岁到现在，那时候一般同龄人还是高中，他们还要经历4年大学，然后毕业出来从公司的最基层做起。但是可能在他们那个时候，我前面就已经获得了五六年工作的东西了。”由于一直在工作，他没有完成上海大学的学业，但文凭之于他，真的形同废纸。

郭敬明把26岁的人生分为三个节点：高三毕业，出了第一本书，“当然那本书卖得不好”，获得作文大赛冠军被人知道；来到上海出版《幻城》，成为畅销书作家；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两年前把它扩展为公司。

谈论起自办杂志《最小说》的成就，郭敬明对本刊记者滔滔不绝：“中国的出版和别的行业来比还是比较简单的，但因为我现在做的尽可能和中国传统的出版业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中国传统的出版业对作家本身独特性的依赖特别严重，比如我今天要是没有一个名家，没有一个写得特别好的人，那我出版社的业绩可能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但今年我尝试着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去依赖名家。像我们公司，除了我之外，其他都不是一来就非常有名的，我们都是把他从新人做到非常有名，这是我们在尝试的一个模式。我们可以有很强的自己的平台，去让他变成一个可以不断复制的商业模式，因为你如果不这样，那就等于把整个公司依托在一个不确定的事情上。比如你依托郭敬明，那他今年没有出书，你的公司怎么办？如果你把整个公司放在一个不确定也是没办法复制的商业模式上的话，那你这个公司是没办法长远发展的，也是不稳定的。所以说，我现在面临到的情况，可能是以前的出版社或出版人都不太会面临到的情况。新的尝试，所以对我来说可能也是冒险吧，在开拓一个可能别人没走过的路。当然这一路上也会很兴奋，因为你在做很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也会很有成就感。”

有了这样的成绩，衣锦还乡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郭敬明却告诉本刊记者：“我很少回家乡，我回家就待在家，不太出门的，我只跟我爸妈玩。”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的他，在别人眼里是个养不大的孩子，羸弱、敏感。“我小时候就不自信，一方面自己是小城市的，希望开开眼界，我羡慕大城市的人。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小时候特别瘦弱，我个子又特别小，体育又不好，羡慕那些高高大大的男孩子，我又很好强。”郭敬明在家里用非常平等的朋友关系和父母相处，有一阵他每天早上都和爸爸吵架。“当我后来越来越独立的时候，我渐渐变成一家之主了，这种变成一家之主和我经济基础的不断积累肯定是有关系的，但不单单是经济基础。你的成长，你人格的独立，你能力的增加，包括一个人的不断成熟。”

高三时，他已经通过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小有知名度并有了一点收入，但这并不能让他快乐，因为他考进了上海的大学。那个学校在他的眼中十分“变态”——每个同学都那么有钱，每天的名牌衣服不重样，手机一周换一个新的，而他只能用最老款的手机。物质上的空虚使他难受不已，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上海话，因为全班就他一个外地人，老师上课用上海话。“毕竟上海比全国其他城市的经济要发达很多，特别是我，我是从一个小城市来的，你更会体会到那种差距和压力，所以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把我激发得更好强。因为我小时候是那种年年都要拿第一、第二的人，这种压力反倒给我很多动力，我希望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我希望与众不同！”

有了这些经历，即使现在拥有上海一座带露台的大宅子，全副名牌武装，他也会觉得不够，远远不够。“我想买的东西有很多，我想买豪宅啊，我想买游艇啊，都买不起啊。但是上海有更好的房子啊，国际上有更好的房子啊，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只是说它摆在那儿，你想不想去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想，总有更多让你花钱的地方。我们刚起步，这算什么啊，全世界的富豪多了，他们的生活才是想都不能想象的。”

郭敬明每年都会进入作家富豪排行榜，并且名次上升很快，但石康也评价说：“郭敬明一年挣1000万元，也还不如个基金经理。韩寒是我朋友，对外他不爱说自己是作家，他宁可说自己是赛车手，实际上赛车手也没挣到多少钱，他实际上是靠写书来赚钱的，来养那个赛车，但他不爱说自己是个文人。世人眼里的文人形象就是穷困潦倒，然后乱找一点花街柳巷的姑娘，而且还是便宜的，发廊妹啊或者迪厅里混的姑娘，骗吃骗喝，最后死了就完了。”

郭敬明当然很同意石康的说法：“大家都是在辛苦地劳动，我们是脑力劳动，也特别辛苦，我们也是花了大量时间来创造我们的劳动，那为什么别的职业的人辛苦劳动之后就能有很高的收入，大家都不批判他，那我们辛苦劳动之后有了不错的收入，大家就来批判我们？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呀。如果我们今天要求所有的作家都白写给大家看，谁也不要钱的话，那我相信这个职业就没有人再会从事了。将来的话，中国的精神文明就是一片荒漠，一片荒芜，我们也想要赚钱，我们也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为什么你们说很尊敬作家，创造了人类的精神财富，那你们又要求他们过得那么的贫穷，那这是你们的尊敬么？我觉得人类的双重标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个社会发展其实是良性的，既然你认可了他创造的精神财富，那他就应该有高的收入，这才是尊重。如果你连这点尊重都做不到的话，那你就不要看书，你就不要指望有人可以给你提供无偿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

有人批评郭敬明向青少年传递物质化和肤浅的世界观，他对此有些愤怒：“这个社会，谁不是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呢？就像父母家长都在说要好好学习将来找好工作赚更多的钱。为什么我传递，我就是有毛病？那我是不是要说：你们不用工作，不用赚钱也不用念书，没关系的，那是不是这样的价值观就对了呢？我去催眠小孩子，噢，没关系，这样的社会不是物质的，是很公平的，一点都不残酷。你如果真的这样说，我会觉得很傻而且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情，你干吗去塑造这么虚假虚幻的世界呢？你可能在批评我，你可能作为一个记者在批评我，但是你转头回家就对你的小孩说，你要努力学习，将来一定要考一个好的大学找一个好工作，你的生活也会好。你自己也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啊，那你来批判我是什么意思呢？”

自从拥有了老板这个身份，郭敬明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他甚至不以为作家是一个职业。“它太具有随机性了，对你的创作能量和创作激情有依赖性的，所以我就面临选择，就是我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人生和这个捆绑在一起。”两三年前，他还没有成立公司，依然享受着少女的崇拜，已经在为未来焦虑，未来的道路在哪里？“你已经毕业了你不在校园里面了，你没有那个心态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写青春文学，其实你能写过的就那么点事，当我30岁40岁的时候是不是还在写这些东西？那个时候自己还会有这些压力，会有恐慌，就会觉得，那将来到底我该怎么做，还有就是那我的职业是不是就定下来就是一个作家了？”

今年，公司收入已经超过了他的版税，这意味着写作对他来说不再是生存必需品，可绝不意味着他不紧张。他的压力来自于怎么维持业内销售第一名而不被更青春的人追上。“我希望自己做得更好，我希望能够去打败自己，我有更高的要求，不仅是写作。以前我是一个小商人，后来我是个大商人，以前我只做出版，后来我可以做文化，甚至到文化后期我可以做其他地方，我希望自己是不断进步的人。这种压力完全来自于我内心深处，外界给我的压力很小，几乎没有，但我内心的压力足够驱使我往前走。”

“我的人生很顺的，我的人生越来越好，越来越强，那我回过头去看以前，我就会觉得我现在更开心，你如果让我回到过去，我肯定不愿意。”郭敬明告诉本刊记者。

王海鸰：写作令女人不幸福

最近王海鸰没有写剧本，因为她在学车。事实上她不参加社会活动，没什么出门的机会，学车的唯一目的是治病。长年靠吃“安定”入睡，她的白血球早已不正常，最严重的时候她要吞下4片安定，“就像戒毒一样”。出身军人家庭的她强迫自己硬戒，一下子减到每天只准吃一片，后果就是睡不着，几天几夜地睡不着。根本没有办法工作，夜里只能背交规，“背交规是往里吸收啊，写作是无中生有往外挤，这可是不一样的”。交规她考了96分，但训练“移库”的时候，教练让她回头，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她也无法做到，“一回头就晕”。

“思伤心伤脾”，王海鸰的伤是从年轻时就落下了。如果统计一下，会发现令人吃惊的结果：女作家，尤其是以婚姻家庭为写作主题的女性，几乎没有人拥有幸福的婚姻。对于女人来说，婚姻永远大于事业，日本人发明了一个词叫做“败犬”，无论她事业如何有成绩，只要没结婚，就是一条战败的狗，而在婚姻状态中的家庭主妇，则可以称之为“胜犬”。面对这问题，王海鸰思索了许久：“我觉得是不是有一定的规律，就是说写作的人是不是格外的敏感，格外的敏感会放大某些痛苦。或者说，个人的喜好，好恶过于强烈。你纵观吧，池莉、王安忆，好像没有一帆风顺的，除了毕淑敏。”和她同样是婚姻问题专家的编剧王宛平、六六也都是单亲妈妈。

“因为她搞写作所以她婚姻不幸福，这是不准确的，或者你说因为她婚姻不幸福所以她搞写作，也是不准确的。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是交错的，就是说也许是因为你写作，因为你的敏感或者你的独立等等，使你写作，而这种特质恰恰很容易使你的婚姻受到伤害。”

回到她自己，这是宿命的安排还是不期的巧合？王海鸰觉得，“正因为失败了才写这么多，一般成功的人很少总结，而失败的人如果不总结下回还得失败”。但她又异常坦率地告诉本刊记者：即使让她开始新一轮婚姻，该失败还是会失败，“它是由属于你的特质决定的，像我非黑即白的，又敏感，有时候还比较急躁，而且，自己有能力，也不用依附于人，也不用为了生存而妥协，很难。因为你有求全责备的能力，又有要求，所以你很难违背自己，所以我并不觉得婚姻是一个必需品”。

少女时期的她，以为可以拥有父母那样的温暖家庭。王海鸰14岁就在一个海岛上当兵，不是没有恋爱的机会，但她志不在此，觉得自己前程一片辉煌，但前程在哪里，她并不清楚。有个女兵某天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告诉你们，将来我们都是普通人。”激起了王海鸰极大的愤怒：“她打击了我的信念，洞穿了我的内心，因为这种内心让别人看到岂不是很可笑？洞穿了我的内心的同时又打击了我的信念。因为当时我们都自我感觉良好，当时当兵不容易，当兵的人一般出身都比较好一点。她后来果然是个普通人，就是特别家常，特别愿意过日子的，可能我觉得就是人的特质，没办法。”

她在岛上待了16年，所有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部队。“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如果再短一点就好了，重复的日子太多了。”军旅少女也会做梦，岛上的生活已经够艰苦，所以她的梦里，跟心爱的人要去更艰苦的地方——大漠、孤岛，越苦越能证明爱的纯粹。30多岁时，她得到了一段短得几乎感觉不到存在的闪婚，为期几个月就感受到双方巨大的分歧——“他认为好的我认为不好，我认为好的他认为不好，完全拧巴。”唯一的收获是孩子。

每个月工资只有180块，保姆就拿走80元，她们每天只能吃白菜豆腐，那时的王海鸰度过了人生最漫长的一段悲苦。短短的婚姻里，她拿着丈夫的稿件四处找编辑，别人说：“哎呀，你是不是现在自己不干了？”她想：对呀，我不干了。当贤内助的梦想破灭后，她的灵感反而井喷了。本来婚前她已经陷入写作瓶颈期，所有的积累都调动完毕，挫折挽救了她的写作，孩子的开销也成为动力。“一般写作的女人都是比较敏感比较细腻的吧，这种天性决定了你对苦难或者是可能发生的苦难格外敏感，尤其是发生在孩子身上。有的时候你力所不能及的时候，你会格外痛心，天天都在想办法。”

小时候她非常爱哭，做了妈妈后她没有哭过，哭也得有爱怜你的对象，否则只能伤身伤心。“我尤其不愿意跟人展示我的痛苦，作品也是个很好的宣泄渠道。”她说王朔当时帮了她一把，那年他有4部电影同时上映，红得发紫，叫价每集3000元，是当时所能要到的最高价。他与王海鸰合写了《爱你没商量》，稿费平分。王海鸰只写过话剧，“跟王朔合作，受益是两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是，他品牌在那儿，迅速让人注意到了我，我沾了他的光。最大的受益是对台词的口语化，这就是术业有专攻，王朔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它是口语化的”。年纪比她小的王朔批评她的对话“白不呲咧”，没有味道，更重要的是理念不合，王朔坚持传递“高贵者更低贱，低贱者更高贵”的思想，她却觉得一部电视剧不应该承载太多作者的世界观，他们争吵到十几天不说话。

有一天，王朔捧着手进来，让她看由于抄写磨破的手指，并说：“你看在我手都磨破了的分上，请你原谅我。”于是俩人和好了。“当时就是凭着本能，如果没有孩子，我能抵得住这个诱惑，但是有了孩子，你就会觉得各方面都缺钱。”她第一次拿到2500元的订金，相当于她一年的工资，她和王朔走进长安商场，抢着请对方吃糕点。

从那之后，王海鸰借婚姻家庭剧反思女性自身的问题，职业方向的选择是自发自觉的。“女人永远对家庭更注重更关心一点。我接触过很多男性作者，都结了婚了，孩子都有了，你让他写家庭，‘不知道啊’，他的目光不在那儿。你看好多女人，她明明在职场上，你让她写钩心斗角的，她也迷迷糊糊的。”

她从不借剧本顾影自怜，她说：“女人在婚姻里是弱势群体，在舆论上男人是弱势群体，就是说，因为你实际上弱，所以舆论上都要倾向于弱者，那么男人就实际上在舆论上是弱的，那么你要再说什么就没新意了，只能同情出一个个怨妇来。这个问题是，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烂泥扶不上墙，你越同情她，她越往下出溜，批评反而会好，清醒地看到你的问题。”

有时她的反省近于严苛：“为什么能原谅一切人？你不是标杆，你不是做人的模本，和你不一样你就不能容。我视孩子为高于一切，有人说这是无私，这不是无私，这是一种人生选择。母亲为孩子去死不叫无私，在丧生和丧子之间，你认为哪个比较痛？你选那个比较轻的，我认为丧生好一点，我宁可丧生不愿意丧子。你做了这种选择，你也不要去指责别人的选择。但是，你生下这个孩子，你要对这个孩子负责，因为他没有要求你什么，这是最起码的。”

如果没有那段失败婚姻，就没有今天这份赖以为生的工作。“创作分几个部分，生活经验是毫无疑问的，还有一个是作者的想象力。生活经验还有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然后移花接木、片段组合加想象。移首先有个前提，比如说，我做过妻子，我做过母亲，我才可能会移，如果我没做过，恐怕就难了。这个和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和质量或者说和你的感受有关系，有的人在婚姻里一辈子未见得有我一个月感受深。这是各人和各人不同的。到底是天性导致了写作，还是写作导致了天性。必定要有这一段才行，没这一段不行。”

王海鸰的博客上留有信箱地址，经常有人向她求疑解惑，她每信必复。那些人应该不会想到，他们的专家永远不会再婚。也有人劝她找个老伴，向她灌输没有老伴的可怕，“你不找个老伴，到老了怎么办？”她回答：“我为一个未知的未来，牺牲我已知的现在，我至于么？”

“我现在找个人我肯定得找个比我还老的，我还得伺候他，等我伺候他完了，我也老了，还没人伺候我。儿孙满堂，到老了，或者被儿孙抛弃了，或者老伴先离你而去了，这都很难说，你能掌握的就是你的心情，我现在这样心情不错，我就只想现在，我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不可知的未来牺牲我的现在，那就荒唐了。”她说。■ 最坏王海鸰时代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