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田杨菊芬贩毒的底层生活

（文 / 杨璐）

( 12月7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蒋家田（左）等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公开宣判 )

最后一次运毒

下线、分销海洛因的李文彩被抓捕已经两个多月，蒋家田和杨菊芬却一直没感到有什么动静。2008年中秋节前夕，杨菊芬打电话给蒋家田，让他从银行里给自己父亲杨国应取一笔钱。蒋家田后来向警方交代，他心里知道这是杨国应用去买毒品的，但是如果杨菊芬不说，他也不会问，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虽然两人已经分手且各自有了新的情人，可是两人还是有一个共同的账户，户名是蒋家田，里面的存款是杨菊芬和父亲杨国应贩毒挣来的钱。平时这张农行的铂金卡保管在杨菊芬的母亲蒋满英手里，密码只有蒋家田、杨菊芬和杨菊芬的新情人汪晓（化名）知道。把钱放在蒋家田名下，杨菊芬对警方的解释是，一是可以让贩毒款更隐秘，二是如果自己贩毒被捕，还可以给她和蒋家田的私生女蒋婷（化名）留一笔抚养费。

蒋家田在昆明关上宝海公园对面的农行给杨国应取了37万元，又从自己口袋里拿了1000元给这个比自己还小3岁的“前岳父”。“快过中秋节了，这1000元是给他自己买点东西，另外他一个人带那么多钱去南伞，也要叮嘱一下小心。”

杨国应带着巨款坐班车回到保山龙陵老家住了十几天才出发去了南伞，在距国境线200米的地方找了一个小旅社住下来，然后打电话给缅甸女人老顺。这一次，杨国应要带回昆明的毒品格外多，总共有19块，其中蒋家田、杨菊芬占了15块，出于朋友之谊，顺路帮老顺运卖到昆明的有两块。杨国应自己没有本钱，但也向老顺赊了两块。按照他们之间交易的常规价，每克海洛因在缅甸进价是80元，运到昆明可以卖到230元上下浮动，一块海洛因有350克，随便搭搭顺风车卖两块，也有10万元钱入账了。不过头疼的应该是卧铺客车司机谢明祥，他的工具箱里最多只能藏18块海洛因，多出来的一块藏在哪里，到时候少不了费一番周折。但杨国应对这些似乎并不操心，他甚至从龙陵老家还带了两袋土豆到南伞，准备放在客车上一道带回昆明去吃。

一切都按常规，9月11日与老顺通完电话，程序上有了小变化。老顺在电话里说，这段时间边境武警查得紧，还装上了摄像头，她不再派人负责送货到中国境内了。杨国应没把此话放在心上，他同意自己去缅甸带货。9月12日早上，他按照老顺的安排，在距中国国境不到200米的缅甸境内一块大青石背后接了货，把它们放在黑色旅行袋里，绕过边检站从果敢杨龙寨附近的小路入境，然后坐了一辆三轮车往新城方向走。后面边检站工作人员追上来喊停车，杨国应匆忙跳下车，跑到附近一个农户家里躲到了楼梯下，随身带的黑色旅行袋被他扔出了农户院墙。然而，最后他还是人赃俱获被逮捕调查。

( 蒋家田跟杨菊芬不到4岁的小女儿，现在跟蒋家田的妻子和女儿小林一起生活 )

这一天，蒋家田的新茶室开张，忙里忙外了一整天，晚上21点多才吃晚饭，他接到杨菊芬的电话：“是不是老头出事儿了，电话打不通。”蒋家田于是给口岸的熟人打电话询问，杨国应被抓时报的是化名，当晚蒋、杨并没有得到答案。第二天一早从身高样貌才确定了杨国应被捕，蒋家田即打电话给口岸当地一位律师，让他无论什么办法也要把人捞出来。他后来向警方解释，虽然杨国应犯的是死罪，可是小地方有小地方的规矩，也许就能办成了。律师开价100万元，到这时蒋家田依旧想得周到，先付了21万元。“20万元是定金，人家办事也要请客送礼，我多付了1万元的活动费。”蒋家田四下活动时，杨国应招供，9月15日，蒋家田和杨菊芬分别被警方逮捕归案。

危险关系

( 龙陵县平达村上学的孩子 )

从蒋家田来昆明谋生到被捕，他十几年的活动范围都集中在昆明火车站对面的南窑村、福德村和宋旗营村。这些邻近火车站的城中村早就没有了地，村民们依靠出租房屋和开旅社为生。比本村人多出4倍到5倍的外来人口既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也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烦恼。“十几年前，摆路边摊卖瓜子的，有人掏200块钱买一包，这些都是贩毒发零包的。”一位村民向本刊记者回忆。“那时候还在老村子，吸毒的人也多，总能看到瘦得两颊没肉，神情恍惚的人。”宋旗营村负责治保工作的牛猛告诉本刊记者。除了贩毒吸毒者，抢劫案件“一天光人赃俱获的都能抓到两起”。

蒋家田到昆明的时候，在宋旗营老村租了一间房开杂货店，前面卖货，晚上在后面支一张床睡觉，后来还开过饭馆、做过竹器加工生意。在牛猛的印象里，蒋家田与村里的租客们一样都是从事小生意的社会底层人。但是在蒋家田的女儿小林（化名）的记忆里，父亲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大方、讲义气的人。“我记得我家在火车站前开个杂货店，到了吃饭时候，爸爸就喊那些没钱吃饭的人来一起吃或者有时候给他们点钱让他们吃饭。”在宋旗营村支书眼里，这也是蒋家田获得一些江湖地位的原因：“我1995年从部队回来的时候，就有人跟他叫大哥了，不过都是一些吃不上饭的小混混，上不了台面。”而牛猛再次注意到蒋家田是因为“他好像是给警察做过事，这种事情他肯定不会跟我们说，不过我们做治保工作的能感觉到”。牛猛告诉本刊记者，能当上警察的线人得是游走在灰色地带有一定的消息和人脉的。

( 杨光宏在杨枝能的出租房里开了间数码店，顺带照看年幼的堂弟 )

在2004年之前，混迹在鱼龙混杂的火车站前的蒋家田还没有一项能拿得出手的生意，问起他的收入来源，唯一有迹可寻的是2001年9月，蒋家田贩毒被抓现行并且在第二年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1个月。2004年夏天，51岁的蒋家田走进了福德村的一间发廊，认识了23岁的发廊妹杨菊芬，一周后蒋家田在市政府小区租了一间套房，并且给杨菊芬一张1万块钱的存折，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

消息传回杨菊芬的龙陵县平达村老家，亲友们都觉得她有了一个好归宿。“那个老板给杨菊芬找了一个好工作，在宾馆当前台一个月能挣千八百块钱。”平达村距龙陵县城开车最快也要两个半小时，而从杨菊芬家门口步行到缅甸，包括坐竹筏过怒江的时间也只要3个多小时，如果坐大巴车到南伞口岸只要4小时，过了南伞口岸就是金三角的毒品集散地，老街。山区地少，种田只能糊口，村民们普遍选择外出打工，许多人去缅甸赌场工作，一来二去有人就同海洛因扯上了关系。“一般都是走南伞，那里距离老街很近，一条国境线上有太多路了，警察只能守着大路，背毒品的人走小路。附近有个坝子是寡妇村，村里90%的男人都贩毒被抓了。”平达村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5年前，杨菊芬的二哥杨枝文也走上了这条路。“贩毒的有3个阶段，没本钱的时候替老板背毒挣点运费，等攒到了本钱就自己单干，再赚了钱就雇别人背了，这样风险最小。杨枝文刚到第二个阶段就被抓了，他当时也没什么钱，就挣到一个2000多块钱的手机。”杨枝文的堂弟杨光宏告诉本刊记者。贫穷的杨国应为了救二儿子一命，把一家四代居住的土屋卖了几万块钱。杨菊芬跟上蒋家田时，正是杨家老小几乎无容身之地的关头。

于是在平达村村民的眼里，杨家的苦日子由此过到了头，杨国应赎回了低矮的土房，并且不久之后在整条街上最先盖起了新楼房。“我们这里的老人家都不用钱包的，一共就几十块钱都揣在口袋里，杨国应和蒋满英随身带着大皮夹子，一打开里面是一沓百元大钞。蒋满英拿着装满百元大钞的皮夹子去打一毛钱的纸牌，还向牌友晃自己的手展示手指上的金戒指。”处于平达村这样的环境里，村民们对杨家的暴富隐约能猜到点端倪：“他们年纪大又没有文化做什么生意能这么快就富起来啊。”杨菊芬的大哥杨枝能倒是不避讳，他曾告诉堂弟杨光宏，自己因贩毒被抓过，花了100万元保出来了。杨光宏对这个说法并不相信，他说：“他们全家说话水分都很大。”不过杨家人也有增加可信度的方法，他们有意无意流露出杨菊芬嫁了一个有背景的老板，“连派出所的警察都拿他没办法”。

事业伙伴

同居到3个月，杨菊芬怀孕了。杨国应、蒋满英夫妇到昆明去照顾女儿。杨家夫妇知道蒋家田有妻室和3个成年子女，但还是默许了这段关系。“因为我们是同龄人很谈得来。蒋家田因为贩毒被判过刑，我儿子也因为贩毒被判了死缓，我们之间就没有了心理隔阂。”蒋满英这样对警方交代。聊到毒品，杨国应告诉蒋家田，自己在缅甸有些关系能背毒品到昆明，让蒋家田利用关系找买家。蒋家田当时的回答是：“你有本事背上来，我就给你找下家。”

这段对话过了不久，杨菊芬从蒋家田给的1万元存折里取出8000元交给杨国应。杨国应到缅甸找龙陵老乡以每克70元的价格买了80克海洛因带到昆明放在德福村。“我打电话给蒋家田说，我爹上来了在我这儿，他就明白了。”杨菊芬交代。蒋家田于是介绍了在火车站前向他推销过小姐的皮条客“板鸭”。“他们没有本钱带的不多，‘板鸭’自己吸毒，能承受几十克。”蒋家田向警方交代。

“有人要东西照顾一下你嫂子，她现在经济困难。”从“板鸭”开始，蒋家田给杨菊芬介绍了李文彩、李小云、小双、“老东北”、小吴等许多客户。不过虽然同居在一起，蒋家田只牵线搭桥并不亲自沾毒。“他的警惕性很高，哪个房间有毒品他不会进的，你们不可能在他身上找到毒品。”杨菊芬对警方说。由此一直到2007年，杨氏父女的生意并不大，“最多的一次有3块，平时都是几百克几百克地带”。但是随着客户增多，零散的海洛因满足不了需求，杨菊芬就改变了运毒的方式。

2007年12月底，杨菊芬和蒋家田出资108万元买了一辆卧铺客车专跑南伞到昆明的线路——“跑这条线的都带点毒品”。因为人手不够，杨菊芬把父亲从老家叫到昆明帮忙。杨国应去昆明前在乡里的皮鞋店买了一双皮鞋。“他说去昆明跟女儿开店，在这之前他很少买皮鞋的。”蒋家田和杨氏父女于是开始了大宗海洛因生意。龙陵老乡的货源太小了，蒋家田通过介绍认识了老街赌城的老顺，为慎重起见，他和杨菊芬一起去缅甸谈生意，商量好价格是5.3万元一对，第一次拿了4对货。因为老顺负责送货到中国境内，蒋家田和杨菊芬还额外付了5000元运费。3天后客车司机谢明祥顺利地把海洛因运到昆明并全部卖给了李文彩。蹚好路子之后，从第二次开始，具体运作者就变成了杨国应。杨菊芬从老客户中筛选了4个人作为长期伙伴，只向他们供货。“小双和老廖发零包卖给他们是9.5万一块，合每克280元；李文彩和李小云跟我更熟一些，卖给他们是8.1万一块，并且可以先拿货后付款。”杨菊芬向警方这样交代。

蒋家田和杨菊芬同居并生有一女的事情被蒋家田成年的三个儿女知道了。“我们三个找爸爸谈过一次，他保证不会和妈妈离婚的，让我们给他时间处理这段关系。”蒋家田的女儿小林这样告诉本刊记者。于是在购买客车前的几个月，蒋家田和杨菊芬正式分手了，两个人从情人关系变成了事业伙伴。“蒋家田虽然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但是真正分红是从买车之后开始的，他也是出于在经济上让我独立起来，他也就不用在我身上花钱了。”杨菊芬向警方交代，蒋家田占有20%干股，负责销售的她和负责采购的父亲各分40%。蒋家田既不主动要分红也不过问如何分配。“每次毒品生意她都会告诉我，她给我多少我就要多少，每次分钱对我还是公平的，因为她离开我，对我有歉意所以用钱来补偿我。”蒋家田这样向警方交代。

这种互相信任让两人的合作很稳固，杨菊芬虽然有了新情人汪晓，可是汪晓平时只帮着杨菊芬照看她和蒋家田生的女儿，杨菊芬的海洛因生意他并不了解具体情况。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情，杨菊芬还要从蒋家田那里寻求心理依靠和智力支持。她做的最大一单生意是卖给李文彩11块海洛因，李文彩只付了50万元现金，余下的49万元要第四天才付。第二天，杨菊芬和汪晓去存完钱后，背着汪晓给蒋家田打电话商量。“我怕钱收不回来有些担心，老蒋比我有经验让他拿主意，我俩虽然没在一起了，但毕竟一起生活了两三年，感情比较深。”她告诉警方。

失败的洗钱

通过贩毒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蒋家田也尝试转行。他先后投资了怡康茶室、汇丰休闲苑茶室、碧波轩茶室，因为是同专门以敲诈为生的小熊等人合作管理，正当生意也用上了江湖手段。茶室的管理者汪晓洪、徐洋明、小熊等人的老婆各带领着几个小姐在网吧里跟男人聊天，然后约在茶室里见面，平时卖80元的东西，约来的卖120元，10元的果盘卖15元，洋酒50元一小杯。每次生意后小姐们分60%，剩下的40%股东们平分，小姐一次一结账、股东们三天一结账。碰到不愿意付账的，卢洪等股东就出面打斗。看似简单的生意也不好做，怡园茶室开业的第五天，小姐们带来了5个喝洋酒的大连人，本来是4000元的酒最后要到2万元。结果第二天，结账的人带了七八个朋友来要求退钱，蒋家田没有办法自己拿了1.06万元，邓建华拿了9000元赔给人家。蒋家田后来向警方计算从开业到他被捕，投资30多万元的碧波轩茶室分到了1800元，汇丰休闲苑分到了5万多元，怡园茶室没有分到过一次钱，一直在亏本。见到旅社生意好，蒋家田和小罗每人投资了4.8万元在南窑村开设了汇丰旅社。除了提供住宿服务，如果客人有要求他们还负责在附近的发廊找卖淫小姐陪客，但是在卖淫的过程中，会安排人假扮房东冲进屋子敲诈，从200元到800块钱不等。从汇丰旅社一共挣到了1万多元，最后也因为客人太少而关掉了。

蒋家田和杨菊芬还做起了“搓钱”的生意，在火车站旁边开饭店，趁客人不注意，想办法把真钱换成假钱，还从江西人手中以6元一张的价格买百元假钞再以8元的价格卖出去。杨菊芬用开饭店作为自己暴富的幌子，平达村的人却很快知道了底细。“杨菊芬傍上了老板，村里人开始想跟着沾光每月挣个一两千元，他们在杨菊芬的饭店里负责给那些骗子送饭，一个月才挣几百块钱，大伙儿就都回来了。杨家人的钱不是吹的那样开饭店赚的。他们皮夹子里的钱还有人怀疑过是假钱。”村民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而蒋家田的幌子是开了一家婚庆公司，并拥有18辆加长林肯、三菱跑车、宝马、奥迪等名车。杨菊芬给的分红，蒋家田用了相当大部分来购置这些车，但是在牛猛看来这也没什么分量：“他的那些车都是二手车、改装车，一两万块钱就能买一辆，最贵的可能就是一辆挂天津牌照的二手林肯。”

虽然蒋家田被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起诉，可是在宋旗营新村的人眼里，跟重庆那些黑社会比，蒋家田连给人当马仔的资格都没有。他在火车站周边闯荡十几年依旧全家租住在二环以外的宋旗营小区里，跟拉黑车、擦皮鞋、做小买卖的人生活在一起。

破碎的生活

杨菊芬带领父母、大哥贩毒致富和拉着大嫂倒卖假币的后果是，她和父亲杨国应被判处了死刑，母亲蒋满英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大哥杨枝能被判无期徒刑，大嫂被判4年，再加上早就被判无期的二哥杨枝文，全家只剩下一个13岁的侄子独自生活。“别人家都是一个人贩毒，全家跟着享福，即便被抓也是进去一个，他家不够团结，谁动手谁才有钱赚。”杨光宏说。

杨家的所谓好日子其实过了不到3年，那栋新房子在杨菊芬大哥被抓前租给了家族亲戚杨光宏。现在这栋距离乡政府不到50米的房子被改造成了一个数码店，杨光宏夫妻在开店之余也顺带着照看年幼的堂弟。“杨国应在被捕后还带出话来，让我们在庙里宰羊，保佑他别被判死刑。”对于被抓时随身携带的7公斤海洛因、两年多经手海洛因30公斤的人来说，这样的要求让杨氏家族人感到匪夷所思。他们没有去昆明旁听开庭，而是更实际地考虑杨国应和杨菊芬的后事。“我们乡下的传统，骨灰盒肯定是要带回来的，还要买棺材、看风水找坟地、请客，光找坟地就要花几千块钱，这费用怎么办家里还没人说话，我们都不是有钱人，杨菊芬家发达的时候我们也没沾光。”杨光宏告诉本刊记者。从5年前二叔被抓到如今的家庭变故，杨菊芬的侄子比同龄人有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我妈过几年就回来了，我原来也一个人住习惯了不害怕。”阴暗的小屋里贴着他的奖状，他在班里学习不错想将来读高中再去念大学。

杨家全家被抓，蒋家田和杨菊芬的女儿蒋婷只能由蒋家田的大女儿小林照顾，因为宋旗营小区的租住房被封，23岁的小林领着3岁的小妹妹在朋友们的家里四处借住。“我爸被捕的第10天，他要求见我俩一面，我一看见我爸戴着手铐就开始哭，我爸让我答应他好好照顾妈妈，把妹妹抚养大。”小林告诉本刊记者，事发一年多前，她就听到传闻杨菊芬和父亲一起做毒品生意，她说她为此专门找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杨菊芬谈判。“我说我爸五十几岁了，你不能让他做那个，她向我保证肯定不能，现在她的保证在哪里？”

蒋家田的妻子受到了最大的打击。丈夫蒋家田和儿子蒋太来被捕之后，她才知道杨菊芬和蒋婷的存在，除了情感上的背叛，她从卖酸辣粉开始积攒的家产也被没收了。她没有了重新开始的勇气，却要担负抚养4岁蒋婷的责任，童言无忌的蒋婷对往日生活的回忆还会刺激到她。比如刚走出宋旗营小区的门口，蒋婷就指着传宇招待所说自己的外婆住在那里。蒋家田的妻子才知道，自己与杨菊芬的父母一直生活在100米之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来自四川农村的女人一直很纠结，一会儿说不能抚养蒋婷了，一会儿又脸贴脸地抱着她。

12月11日，蒋家田的妻子带着女儿小林从被封一年多的租住房里挑拣了一些生活用品，雇了两辆三轮车推到了几公里外的朋友家暂住。晚上，小林的朋友帮小林找到了一个新铺子合伙做服装生意，虽然没有本钱，可总还要有个开始。■ 生活海洛因底层贩毒蒋家杨菊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