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纳托雷和他的电影《巴里亚》

（文 / 李东然）

( 《巴里亚》海报和剧照 )

威尼斯电影节把意大利本土电影作为开幕片的过往很少，《巴里亚》成为十分难得的“20年一遇”。不仅如此，这部耗资3000万美元的意大利巨制，也将参与2010年度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然而，导演托纳托雷（Giuseppe Tornatore）告诉本刊记者，《巴里亚》已经带给他作为意大利导演至高的满足，“在意大利的6000万人口中，迄今已经有1300万人走进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

与托纳托雷的绝大多数作品一样，故事还是开始在西西里的小镇上，几代人的故事在男主人公贝比诺的成长和老去中展开。旧时的小镇生活自然粗粝，“羊的过错”（羊吃了书）让贝比诺终其一生没能读完小学。可贝比诺想要改变世界，虽然理想总是如吉卜赛女人所预言的那样，是只破掉的鸡蛋，并且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时光也要在一日三餐和生儿育女中仓皇而过。但就像是孩子生来就乐于奔跑一样，因追逐而产生的生命愉悦本不需要结果。除了贝比诺，你也会记住一张张执拗的脸，托纳托雷毫不回避小镇生活的荒诞和狭隘，甚至不失时机地开着那些人的玩笑，会心笑过才发现，原始真挚的内心却如此富有力量。

对于意大利的观众，《巴里亚》有着超越电影本身的意义。“《巴里亚》是如同壁画一般，跨越了很长时间，是史诗性作品。它不但呈现了意大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之后经历过的种种历史命运，还可以看到意大利发生的那些政治变动，那些曾经的时代人物，包括法西斯、共产党、基督教民主党、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各种政治风潮交替出现，大小历史事件数不胜数。其中虽然只讲了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但故事背后的信息量巨大，最可贵的是导演把故事编排得错落有致，浑然天成，不纠结于事件本身，却把最深沉的情感倾注其中，这是伟大的民族的电影。”意大利资深的影评人、威尼斯电影节的选片负责人恩里克·马格莱利（Enrico Magrelli）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然而，在北京这为期4天的展映中，每一场《巴里亚》的放映，都会有观众站着看完了两个半小时的电影。“这部电影和《天堂电影院》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地方，你能在电影里找到很多互动的元素。这两部电影就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但《巴利亚》对我个人来说，是迄今最艰巨的一部作品，也是我所有电影中最个人化的作品。虽然这部电影的具体创作过程只有3年，但实际上我所考虑这部电影的时间甚至早于《天堂电影院》的拍摄，所以《巴里亚》也绝对不是《天堂电影院》中未达成心愿、没说尽的话语，而是这两部电影构成了完整的存在。《巴里亚》就像是一个人，而《天堂电影院》是人的肋骨，只不过《天堂电影院》对于曾经只有30多岁的我来说，是更加容易讲述和把握的，所以能更早地把它拍摄出来。”

托纳托雷坦言，《巴里亚》的开始也源于他那解不开的西西里魔咒，事实上，在漫长的构思过程中，他所关注，但始终无法逾越的，都是如何去阐述一个人的存在和他出生地之间的那种关联。“我的每一部电影都需要很长时间的构思，具体到《巴里亚》尤其是这样。实际上，我始终想去拍摄这样一部电影，这也许算是对‘西西里魔咒’的自我解读。很多年过去，最终我找到这样一种方法，那就是讲述这个小地方一个世纪的故事，随着年龄增长，你会更加看重那种历史性时间的积累，会更多地去在历史中找寻答案的所在。”

《巴里亚》和托纳托雷导演的其他作品一样，拒绝任何小说基础，从故事主线到细枝末节，靠的是用时间和耐心一点点打磨而来，托纳托雷告诉本刊记者：“我完全记不得这个故事诞生的起点在哪里，我总觉得所有故事都是本来就在我的头脑中一样，始终都有这么一个想法，之后就是在漫长的时间里，本能地去收集各种资料，充实它，打磨它。也不知道哪一天能拍出这种想法，甚至是需要外界的驱动才能办到，比如这部《巴里亚》中就有制片人投入的热情成为我的动力，我很感激他们。”

“整个故事的基础，这一个世纪的时光是飞逝而过的，虽然这个作品的故事本身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我讲故事的形式是充满想象的，我倾向于童话般的、幻想的、田园诗般的讲故事手法。”

( 导演托纳托雷 )

托纳托雷没有太多的个人的故事，他也笑言因为把一切都拍进了电影，自己是个生活无趣的人。托纳托雷把自己的人生总结成简简单单的4个字——相信理想，“就像是《巴里亚》的结尾，压在陀螺中的那只苍蝇，最后也振翅高飞，对我来说，这只苍蝇负载着很多的含义，尤其是理想，是希望，生活再艰难，有理想的人永远有希望，对我来说，杯子永远是半满的，而不是半空的”。■

专访朱塞佩·托纳托雷

三联生活周刊：巴赞在自己的书中，曾给予了意大利现实主义以“真实美学”的高度评价。作为意大利导演，你怎么看待意大利电影中的现实主义特征，以及这个电影传统在今天的传承？

托纳托雷：意大利的现实主义由最初的纪实美学发展到今天，其实已经很难说清楚这个词的含义。像罗西里尼那样几乎完全书写现实的真实，是现实主义的一条脉络，当然有很多类似风格的导演，或者说继承者，比如德西卡、维斯康蒂。但是，你也可以说费里尼、安东尼奥尼也都是现实主义的，他们呈现的现实主义却又是截然不同。我坚信的是，现实主义确实是我们意大利电影的特征之一。

意大利电影的现实主义在新一代导演身上或多或少有一些传承，但是传承的程度并没有想象中充分，因为新一代导演受到好莱坞的叙事手法、欧洲其他国家的电影表现手段，以及网络、电视等现代传媒的影响，不会固守传统、按部就班地进行创作。其实，他们也理应创作得更加自由，不该受到所谓传统的束缚。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艺术电影观众中，费里尼备受推崇，他的现实主义和你的新片《巴里亚》给人的感受非常相近，并且《巴里亚》里，甚至找得到费里尼电影的片段。

托纳托雷：如果你说这部电影带着费里尼电影的影子，我也欣然接受。毫无疑问，在我的电影生涯中，费里尼是教会我很多的意大利导演前辈。因此我本能地会把费里尼的片段放进这部对自己意义重大的电影中，这是对大师的问候，也是与影迷的秘语。大师的作品、风格对我而言的意义绝对不是用来戏仿，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让我爱上了电影，放飞和成就了梦想。但是费里尼不是唯一使我爱上电影的那个导演，让我爱上电影的导演很多很多，甚至不止是意大利的导演。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作品总是围绕着西西里故乡展开，出于对故乡的思念么？能不能解释这种情感？

托纳托雷：我把用电影表现西西里更多呈现为一种西西里情节，而不是思乡。我觉得我至今的作品中，带着纯粹思乡情感的电影只有一部，就是《天堂电影院》，其余电影都绝对不是思乡，是我对于故乡的情结，是我逃脱不开的魔咒，或者这是我个人的现实主义所在。

三联生活周刊：你并不是一位多产的导演，虽然《天堂电影院》的成功就已经让你收获了足以进入好莱坞工业体系的声誉，但是你始终在自己的国家拍片，并且坚持从编剧到剪辑全部独立完成的创作方式。在这个时代，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坚守的传统作者电影的未来？

托纳托雷：向着好莱坞和商业片靠拢的趋势，已经不是近几年或者几十年出现的状况。实际上，纵观电影史发展过程，每一部电影的诞生过程，实际上都是一场导演和制片人之间的战斗。实际上，我觉得，真正可以去改写电影历史的还是电影本身的技术革命，近年来诞生的数字技术毫无疑问为电影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实际上我更倾向于认为数字技术会给电影带来的新格局，电影可以接近更多的人，人们可以相对容易地拍摄自己所喜爱的电影，这种情况会带给作品最大的自由度。我确实不是很关心它们是不是会把个人化的、作者化的传统电影方式毁掉，我不关心这个问题，我只拍自己喜欢的电影，只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拍电影，哪怕是机会越来越少也没有关系。只要有电影制片人愿意找我拍电影，给我钱拍电影，那我就按自己的方式做好了，如果真的有一天不能留给我这样拍电影的机会，我就换一个职业，或者拍自己的数字电影好了。■ 费里尼影视托雷巴里托纳天堂电影院电影剧情片法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