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制度时代的挑战

（文 / 杨璐）

( 涂猛 )

三联生活周刊：“希望工程”成立之时的背景是“穷国办大教育”，但是随着国家的教育政策的调整，它的战略随之有什么变化吗？

涂猛：2005年国家出台了“两免一补”政策，现在政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2005年之前我们长期致力于解决农民后代无钱上学的问题，也可以说解决的是教育公平问题。“两免一补”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经过调研，我们资助的重心做了比较大的调整，由义务教育阶段转向了非义务教育阶段，包括农民工孩子。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孩子，我们在27个城市做，资助规模将近10万人。2006年开始我们针对贫困大学生做了一个圆梦行动，资助人数超过10万人。还有职业教育和高中生，我们做了试点，范围也逐渐扩大。我个人认为中国在相当长时间解决这些教育问题三种力量缺一不可：一种是政府力量，它作为一个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第二个是市场的力量，贷款实际上就是一种市场的力量，通过经济手段解决问题；还有一种就是社会、民间的力量。

三联生活周刊：社会、民间的力量面临的是规范性问题，你们似乎一直在探索，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压力与挑战是什么呢？

涂猛：做希望工程开始无经验可以遵循，也无法可依，只有一个800多字的《基金会管理办法》。比如说我们的会计制度都是自己设计的，报到“人行”，结果是不置可否，因为他们也没法判断。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对不对，要出了事情才知道错了。但是出了事情影响就很大，因为在体制转型时期，青基会又有官方的背景，出了事情不是青基会的事，要把传统体制也牵扯进来，肯定是要下地狱的。另外，公益事业当时处于萌芽期，公众的信任很脆弱，出了事情对全行业的影响也很大。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进入制度时代，开始按章办事。

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质疑青基会违规投资事件，是不是最大的一次风波？

涂猛：2002年的事件解决的是运营成本的问题。当时整个行业共同面临的尴尬境地是自己冒风险通过投资增值解决运营成本。这个风波之后，我们有了建设性的变化，是一套组合拳。包括前面说的助学金划拨方式的改变，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了投资结构的调整，开辟了新的渠道，我们从捐款中提取10%作为运营的开支。这个数字是我们自己测算的，包括筹款的成本、员工福利等，高的时候是12%，低的时候有10%左右，我们给大家一个整数是10%。我们叫它社会公约制度，这个制度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管理成本，因此也就给基金会降低了风险，提高了安全系数。但是它不能解决全部的成本，到目前为止我们约定的，年景好的时候能够到8%，差的时候只有7%，因为有些一次捐几千万元的，他给你的管理成本就是8%。这些大客户的管理有专门的团队，它成本是低的，不需要承担那么多，这是一个市场规律。公约制度解决不了的部分我们还要用投资增值来补充。我们在投资增值这块也有了新的管理办法，请了很多专家来论证。借鉴社保基金的思路，我们投资的类别、额度、批准权限都有限制，比如说炒股虽然收益大，但是风险巨大，我们是禁止的。比如权限问题，秘书长可以批多少钱，超过的数字必须理事会批。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说现在是制度时代，你们在制度上面临什么样的外部约束呢？

涂猛：中国现代公益制度是从1999年《公益事业捐赠法》开始建立的，后来还有财政部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国务院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特别是《基金会管理条例》核心解决了基金会治理结构问题。通过制度明确规范了理事会是决策机构、秘书处是执行机构，对理事会、理事、秘书处和秘书长的权利和义务都有了规定。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制衡对青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涂猛：现在的青基会跟原来比在进步，环境在进步，机构也在发展。希望工程第10年的时候有个评估，这次第20年又做一个评估，公信力比前一次有明显的提升。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很不一样，那个时代我们是一枝独秀，很多年我们一家的捐款大于其他所有基金会加起来的捐款。现在很好的基金会很多了，很好的项目也很多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指标比前10年还有所进步，应该说制度时代机构是在发展的。

三联生活周刊：公众互助是希望工程的基础，但是向大客户倾斜可以提高捐款效率、减少管理成本。矛盾是大客户之所以给希望工程捐款恰恰看中它广泛的公众基础。如何在这两方寻求平衡呢？

涂猛：很多捐钱的跨国公司年底需要我们填一张表，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当年捐款中占总额2%的捐款合计有没有超过总额的68%。用数字来讲就是假如总捐款额是100元，捐2元以上的人总额有没有突破68元，这个2%一般来讲是大客户，就是法人。如果超过68%许多公司就不能再给我们捐款了，因为我们就没有公众代表性了，分散度不够。希望工程项目此项指标是50%多一点，低于68%的指标，目前客户分散度还是好的。不过在稳定和扩大大客户基础上，我们还是争取更多公众的参与。一个是产品的设计，要做通盘的考虑，有针对公众的产品。我们正在设计通过互联网捐助，解决“80后”“90后”的捐赠，还有手机短信的捐赠，明年要大规模来推，1块钱起捐，门槛更低。

三联生活周刊：不久前，希望工程完美爱心使者代表团出访马来西亚，这算不算希望工程走向国际化的一部分，在国际化方面未来还有哪些需要做的地方。

涂猛：希望工程开始做的时候募款是面向国际的，从这个角度看希望工程的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现在大家的理解是我们资助服务是不是也国际化了。这个我目前还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希望工程现在和将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募集的资源更多配置在中国，因为中国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到农村去看一下，现在城乡差距是拉大的，所以目前资助服务的国际化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从未来来讲，随着中国大国崛起，民间公益也要承担大国责任，中国的公益组织都面临一个资助服务的国际化。这次对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图书馆的捐赠是一个不成建制的探索，为未来做一个小铺垫。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到希望工程提出的新目标是更接近受益人、更具影响力和更高的服务品质，能具体解读一下这三项目标么？

涂猛：这三个问题是策略层面的，在这个之上有一个服务模式的选择，就是现代公益的救助——发展模式。传统模式是救助模式，冬天冷了提供棉衣这样的传统慈善。发展模式中捐款人不是上帝，只是说他在有困难时候你给他帮助，最后要靠他自己克服困难获得发展。这是现代公益的价值观，你所做的就不仅仅是雪中送炭解燃眉之急了。我用具体的项目来说，比如大学生的资助，基础是助学金，第二层是勤工俭学，企业给他提供岗位，不仅有收入，还有了接受磨炼、了解社会的机会。我们有评估这些孩子比单纯受助学金资助的孩子在毕业后能更快地融入社会。第三层是公益实践。我们资助的学生要组成公益社团，去发现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如果方案通过了，我们进行资助，帮助孩子在大学阶段按照方案解决问题。公益资助的学生最后要助人，要有公益心，爱心要传递。为了实现这种模式我们要更贴近受益人，走近孩子看他们有什么需要，要感同身受。作为一个公益组织我们不可能包打天下，希望工程筹了50多亿元，但是把它放在中国农村教育的大盘子里，这是九牛一毛。我们能做的是把孩子要上学的诉求告诉社会，并且通过我们的做法，提供一些解决之道，这就是更具影响力。为了实现救助——发展模式必须有这三个“更”来支撑，它们不是愿景，是方法论。■ 挑战希望工程慈善时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