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好年代开始

（文 / 何晏）

( 埃及风格吊坠（1913年），通往古老神庙的塔门作为吊坠样式被一再使用 )

即使隔着展柜的玻璃外罩来看，这也是一座引人注目的玉面座钟。先是它超出一般的体积，大概32厘米长、30厘米宽的钟面，然后是方正规整的形状，从“插屏式座钟”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它和清末民初中国插屏钟之间的某种联系。

从清晚期到民国年代，“插屏钟”、“本钟”或者“苏钟”这几个不同的名字，称呼的是同一种有插屏形状的木质座钟，由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区的作坊里手工制作。因为把座钟、铃声、花瓶和条案结合在一起，它也蕴含了“终身平安”的吉祥寓意。

与中国式插屏钟常用的红木外壳不同，这座1926年的卡地亚插屏式座钟是用一整块白玉做钟盘，上面刻青山绿水、松柏楼阁、老人侍童等中国山水图案，背面趴着一条金丝珐琅龙。插屏四周除了红珊瑚竹节形包边外，还有以黑色缟玛瑙做底、钻石镶嵌的罗马数字指示时间。两侧的黑色缟玛瑙托子也是龙形的，玉插屏就从龙柱的头部插入。

不过，把座钟和某种装饰品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在这里也不少见，这场故宫午门展厅的“卡地亚珍宝艺术展”总共346件展品中，就有1907年的路易十六屏风式时钟或者1908年的方尖碑时钟，座钟上顶着一块电气石埃及方尖碑。

那个插屏式座钟猛一看有些奇怪，白玉钟面上虽然有时针和分针，却看不到驱动时钟运行的机芯。其实，长方形机芯被隐藏在钟的底座里，屏风下面一颗小巧的雕花珊瑚球，掩盖了连接机芯和指针的传动轴。

( 埃及石棺化妆盒（1925年），两枚雕刻有狮身人面像的宝石位于石棺两端 )

28岁那年，法国机械师莫里斯·科埃（Maurice Couet）为卡地亚提供了一个神秘计时器原型——看似没有机械装置，但两根指针仍然能够准确地悬空运行。这是利用透明水晶折射所产生的错觉，把时、分针分别镶在两块圆形的水晶片上，由底座的机芯加上绕着钟壳内侧的齿轮，推动水晶片的转动。

从一个建立在幻觉基础上的想法开始，科埃用数学和机械原理研究他的神秘钟（Mystery Clock），在这之前，一位19世纪的魔术师也发明过类似的钟。科埃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宝玑的钟表师，可能出于这一原因，钟的构件中包括宝玑的摆轮游丝。

( 哥特式胸针（1906年），切面和圆柱形切割蓝宝石用种子镶和轨道式镶嵌 )

严格说来，插屏式座钟还只能算是“半神秘”类型，从1913到1930年，卡地亚总共制造了大概90个真正的“神秘钟”，全部是手工制作，有20多个变化版本。这些钟大部分结合“装饰艺术”（Art Deco）时代的设计元素、简洁线条和不同材质的混合，以六边形水晶或珠母做钟面，珊瑚、绿松石等做边框再加一个玛瑙底座。据说，最早的一台方形“神秘钟”——“A型号”（Modele A）被卖给了J.P.摩根。

午门展厅里有好几台“神秘钟”，比如1914年的“A型号”，钻石指针悬浮在纯净透明的水晶钟面上，确实充满了魅幻。相比之下，一台中国式“神像报时”看起来远没有那么神秘，绿松石边框的钟面背后是玉雕神像，连同一侧的神兽和另一侧插在宝瓶中的珊瑚枝，实在累赘不堪，虽然透过无色水晶钟盘，后面的白玉雕花清晰可见。

( 蝴蝶胸针（1945年） )

“大号门廊”（Large Portique）是更加有故事性的“神秘钟”，也是现今卡地亚总共1360件藏品中第一件被回购的古董。1923到1925年，卡地亚一共制作了6款门廊钟，式样是模仿日本神社的“庙门”，无色水晶钟盘像一面锣一样，从横架上悬挂下来。门廊顶部端坐着一个笑眯眯的水晶佛像，把它移开之后，就可以来调校机芯。

一位“卡地亚典藏系列”负责人回忆说：“1973年，当时的总裁罗伯特·奥克决定在日内瓦拍卖市场上买回这个1923年的门廊时钟。这次收购成为开始，之后我们陆续从个人收藏家或者公开拍卖中购回产品，按照原始的档案文献予以归类。”

( 龙墨水瓶（1928年），烟色雕龙石英镶嵌在玛瑙底座上，周围环绕雕花珊瑚球，基座两侧还有两个小抽屉，用来存放邮票 )

据记载，这款“大号门廊”最初在1923年1月19日进入公司库存簿，两天之后被卖给了波兰裔歌剧女演员加娜·瓦斯卡（Ganna Walsak），那时候，她的丈夫是麦考密克收割机发明人的儿子哈罗德·麦考密克（Harold McCormick）。电影《公民凯恩》中，凯恩的第二任妻子苏珊的角色就是部分建立在她身上的，奥逊·威尔斯说过，哈罗德·麦考密克过于慷慨靡费地推广他第二位妻子的歌剧生涯（他第一位妻子是艾迪丝·洛克菲勒），直接影响了《公民凯恩》的剧本内容，虽然谁都知道，加娜·瓦斯卡是个糟糕的歌剧演员。

作为一场在故宫午门上举办的展览，“中国缘”自然是被刻意强调的内容，卡地亚全球总裁伯纳德·福纳斯（Bernard Fornas）说：“早在1888年，我们的档案馆中就记录了为波内曼子爵夫人订制的一批融入中国元素的漆器，包括古塞尔街华人古董商卢芹斋（C.T.Loo）在内的巴黎古董商们，也曾提供了众多古董漆器。”

( 玫瑰色雕花石英佛像（1928年） )

螺钿漆器化妆盒、雕花玉石香氛瓶、凤凰图案珐琅粉盒或者粉红色石英佛像，这些有明显中国元素或者说东方风格的装饰品有些是设计师的再创作，有些直接将中国古董构件加以改装。其中精致纤巧的黑漆螺钿画大部分出自18、19世纪的中国、琉球群岛或者日本长崎，卡地亚把它们转移到化妆盒、粉盒等饰面上。一个1927年的“桌用烟盒”，侧面浅绿色的镂空瓷板取自一个中国古董蟋蟀盒，或者一件形状是面对面两条龙的18世纪中国玉扣，被转化成玉雕的胸针。

这些东方风格装饰品的制作时间大多集中在上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不知道是不是和加娜·瓦斯卡有关，她是好几件类似藏品的原主人。比如1928年的麒麟手镯，两条雕花珊瑚的红色龙彼此相对，各自顶着两颗槽刻式祖母绿珠，倒转枕形钻石代表眼睛，旋转其中一颗龙头就可以打开手镯。

( 加娜·瓦斯卡的麒麟手镯，旋转其中一颗龙头就可以打开手镯 )

卡地亚1852年的第一份订单来自拿破仑三世时期的乌韦克尔克伯爵夫人，她订了一条复古式贝壳浮雕项链，当时正是“七月王朝”，中产阶级品味左右了时尚风标。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美好年代”，销售名单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银行家、实业家等，这些人尽管缺乏贵族血统，却有一掷千金的能力和进入社会新阶层的强烈愿望。20世纪初的纽约聚集了300多位百万富翁，包括摩根、利兹、范德比尔特家族等等。

“花环风格”的新型铂金珠宝最早是1899年出现的，相比之前的纯银基座，一些灵动的直线或曲线造型更适合用铂金来表现，比如花卉、叶形装饰、花环、桂冠、蝴蝶结和滴露等形状，加上一些蕾丝、铁艺、花格等手法，决定了“花环风格”通透轻灵的特征。“虽然潮流变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花环风格的冠饰仍然享有尊荣，冠饰仍然是权力的象征。”卡地亚形象、风格及传承总监皮埃尔·雷纳（Pierre Rainero）说。

( 小鸟胸针（1944年），以4颗凸圆形祖母绿做身体 )

花环风格的飘逸弧线渐渐被“装饰艺术”的硬朗线条取代，这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事情。说起来，卡地亚的“装饰艺术”是从1912年起把埃及、波斯、远东和俄罗斯芭蕾的一些灵感融入几何图案和抽象意味的设计中，再加上缟玛瑙、珊瑚等色彩浓郁的新材料之后形成的。缟玛瑙可以让物件获得阴影和纵深效果，三维立体感被加强了，偏橙色调的珊瑚和深绿色的宝石相配，色彩效果出人意料，这在一件1925年的“水果碗胸针”上表现得尤其有说服力。

卡地亚的东方主义也是一种兼收并蓄的“拿来主义”，伊斯兰星辰和菱形造型、古埃及的丧葬面具和植物图案、波斯风格的细密画或者印度拉贾斯坦花园风格等等都可以在展览上见到。至于埃及的影响，除了蓝色古埃及彩陶镶嵌的圣甲虫胸针之外，通往古老神庙的塔门作为吊坠样式被一再使用。

( 印度风格化妆盒（1956年） )

“装饰艺术”经过黑色时期、彩色时期以及由铂金、水晶石和方形钻石等推动的白色时期之后，到了上世纪30年代后期，“卡地亚动物园”开始享有特权的地位。尤其作为人类与天空信使的鸟类，除了它们的隐喻性以及作为天堂世界和灵魂高度的象征物，泛着微光的羽毛也适合用宝石来表现。从鸭子、天堂鸟、猫头鹰到火烈鸟，许多鸟形饰品沿用了相似的线条，头部由一颗较小的凸圆形宝石组成，波浪形的羽毛缓和了内在的几何结构。翡翠、红宝石或者紫水晶都可以发挥同样的核心作用，它们的形状和大小决定了整体的构成。

在战争时期，卡地亚的小鸟一直被关在笼子里，富有洞察力的德国人还讯问过这个问题，意识到这是被占领法国的象征。法国解放之后，那些爱国的鸟雀才再次张开翅膀，在鸟笼外雀跃翻飞。

( 圆柱形钟摆（1927年），指针的转动是靠金盒在重力的作用下沿圆柱下降而驱动的 )

可以想象，这300多件被隔绝在玻璃柜中珠光璀璨的宝石连同它们的旧主，多少都会有一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在关于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家族（The Romanovs）故事中，曾经描述过一位名叫艾伯特·斯托福特（Albert Stopford）的英国间谍如何在1917年革命之后，把大公夫人波芙洛娃遗留在圣彼得堡弗拉基米尔宫的珠宝收藏偷运出俄国的过程。当时，斯托福特穿着工人服，拎着两只破旧的皮包，从宫殿侧门的秘道潜入宫中，找到珠宝把它们装入皮包中，然后再胆战心惊地离开。几年之后，这些珠宝又回到了卡地亚的巴黎精品店中。■

( 中国花瓶装饰化妆盒（1927年）以黑漆做底，祖母绿、蓝宝石、珊瑚、黑玛瑙、珐琅等构成色彩浓郁的花瓶浮雕造型 )

( 自由鸟胸针（1944年），巴黎解放后，被设计成法国国家颜色的小鸟才脱笼而出 ) 年代美好开始卡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