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发明的不同道路

（文 / 薛巍）

( 格拉德威尔 )

少年得志与大器晚成

格拉德威尔的著述带有哲学的性质：提出的是如何认识世界和认识人本身等基本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区分出不同的范畴。比如为什么有些大艺术家大器晚成而另外一些早早声名鹊起？这是因为艺术家有概念型和实验型两种类型，后者就会大器晚成。为什么情报部门很难在“9•11”这类事件发生之前得到准确的信息？因为疑难有谜题和迷惑两种，“9•11”等是后者，它没有简单的事实性答案，需要对不确定性的判断和评估，难在信息太多而不是信息太少。

在流行的观念中，天才总是跟早熟联系在一起。我们往往以为，真正创造性的东西需要年轻人的活力和精力。奥森•威尔斯25岁时完成了他的杰作《公民凯恩》，梅尔维尔32岁时完成了《白鲸》。莫扎特21岁时写出了第9钢琴协奏曲。对一些创作形式来说，像诗歌，早熟的重要性已经成了一条铁律。艾略特写出《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我变老了⋯⋯我变老了⋯⋯”）时多大？23岁。

几年前，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戴维•加伦逊决定研究这一假定是否正确。他搜集了1980年以来出版的47部主要的诗集，统计出现次数最多的诗。被广泛收入的11首诗有的是诗人写于20多岁，但也有一些是写于四五十岁。加伦逊总结说，没有证据表明写诗是年轻人的游戏。有些诗人在开始写作时写出了他们的最佳作品，有一些是几十年后写出最佳作品。弗罗斯特42%的作品写于50岁之后。电影也一样，有25岁拍出《公民凯恩》的奥森•威尔斯，也有在54岁到61岁之间拍出《惊魂记》等电影的希区柯克。马克•吐温在49岁时才出版了《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本•方丹花了很长时间才成为一名作家，为了搜集资料，他去了30次海地。但像毕加索那样的奇才，很少做这种研究。他们是概念型的，他们一开始就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知道他们想做什么，然后去执行。而大器晚成型往往是按另外一种方式创作，他们的方法是实验性的，他们的目标不明确，所以他们的程序是试探性、积累性的。“目标不明确意味着这些艺术家难得感觉他们成功了，他们不断重复自己，同样的东西画很多次，在试错的过程中逐渐改变画法。一件又一件地画，没有一个比另一个好。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去寻找。他们认为学习比完成一幅画更重要。实验性艺术家在职业生涯中逐渐提高技巧，在很长的时间内改进他们的作品。这类艺术家是完美主义者，会因为没有能力实现他们的目标而感到受挫。”

( 《论晚期风格》作者萨义德 )

马克•吐温与此很类似。他开始创作一部小说时有一个结构上的计划，但不久就发现这个计划有问题，他就用一个新的布局来克服这一问题，重写已经写好的部分，写着写着一些新的缺陷又迫使他再次重复这一过程。他花了近10年时间才完成《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19岁开始写《啥都瞭了》的作家乔纳森•萨福兰•弗尔说，他从不辛勤地磨炼技艺，“原创性的技艺岂是能够学到的？”他的小说写的是一个美国犹太小伙子前往乌克兰寻根，结果揭开了一个小村落崛起乃至完全灭绝的历史。而他只去过一次乌克兰。

创作者分概念型和实验型两种类型，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区分。比如，有时我们认为有些人大器晚成是因为他们动手晚，他们直到50岁才意识到他们自己擅长什么，所以他们很晚才取得成就。这并不正确，有些画家像毕加索一样，很早就开始画画。

我们有时还认为有些艺术家是后来才被人们发现，或者世人只是慢慢才开始赏识他们的才华。这两种情况都是假定，早熟者和大器晚成者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器晚成只是因为他们的天才没有及时被市场认可。加伦逊则认为，有些人大器晚成是因为他们直到职业生涯的晚期才登峰造极，这类人在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要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大器晚成者像是失败者：在他多年间反复修改自己的东西时，他的作品跟那些永远不会成功的艺术家没什么两样。早熟者轻易就能成功。他们一开始就展现了他们的天分，大器晚成者则比较艰难，他们需要宽容和盲目的信心。“每当我们发现一位大器晚成者，我们就会忍不住想，还有多少跟他一样的人被我们给扼杀了，因为我们过早地断定他们没有天分。但我们也不得不说对此我们无可奈何。我们没法知道哪个失败者最后会成功。”

在科学领域，大器晚成类型的人越来越多。杰夫•科尔文在《哪来的天才？》一书中说，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院的本杰明•琼斯对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进行了分析，当他确定这些人在获得杰出成就的年龄时，他发现在过去100年里，这个年龄提高了6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由于年龄大的获奖者拉高了平均年龄，而是那些最年轻的获奖者推高了平均年龄。爱因斯坦因为他在26岁的研究成果而赢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保罗•迪拉克也是因为他在26岁时的工作而赢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1900年，物理学家从23岁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域做出积极贡献，到了1999年，这个年龄已增长到31岁，因为他们现在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做出非凡成就。

返回与搁置

格拉德威尔刻画的实验型创新，强调的是艺术家技艺的积累和量变，一种艺术家要到一定年龄才会成熟。萨义德在《论晚期风格》中说的则是，天才的艺术家们晚期的风格与其早期风格有质的不同：“人们会随着年龄变得更聪明吗？艺术家们在其事业的晚期阶段会获得作为年龄之结果的独特的感知特质和形式吗？我们在某些晚期作品里会遇到某种被公认的年龄概念和智慧，那些晚期作品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反映了一种经常按照对日常现实的奇迹般的转换而表达出来的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

比如莎士比亚，在他最后几年里创作的《奥瑟罗》和《法尔斯塔夫》洋溢着一种复苏了的、几乎是年轻人的活力，“它证明了一种对艺术创造和力量的尊崇”。

天才艺术家们的创新到了晚期，可能不是通过引领时代潮流，而是返回到先前的时代。这是因为“创新”从词源上来说就具有重新发现和返回的含义，并不是现在所使用的“创造”的意思。在这个词语这种较古老的修辞学意义上的创新，是发现和阐明论点。维柯大量使用了“创新”一词，“对维柯来说，荷马的诗歌不应当被解释为理性主义哲学家睿智的智慧，而应当解释为一种必定很丰富的精神的创造性倾泻，后来的解释者通过把他自己倒回去置于荷马早期时代的迷雾和神话之中，便能够创造性地得到恢复”。

艺术创作上有貌似悖论的返古开新，科普作家阿西莫夫在《尤里卡现象》一文中则写到了创作中的搁置思考，或曰“不思考的思考”。他说，在写小说的时候，他时而会遭遇文思受阻的时刻：突然发现把自己写到了一个洞里去了，找不到出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练就了一个非常管用的办法，就是去看电影。不是随便什么电影，要挑全是动作不需要动脑子的电影。在看的时候，努力避免想到写作遇到的问题，走出电影院后就知道该如何让小说回到正轨了。他解释说这一招之所以管用，是因为写作跟呼吸一样，是双重现象。你可以通过操纵来控制呼吸，呼吸得更深或更快，或屏住呼吸，一段时间内不管身体的需要，但这撑不了很久。胸部的肌肉就会疲惫，身体需要更多或更少的氧气，你要放松。对呼吸的自动控制开始接管，调整至满足身体的需要，你可以忘掉呼吸这事。

对呼吸的精心操纵并不比自动的呼吸控制更有效。同理，在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时，你可以精心地迫使大脑去演绎和联想，不久你就会开出一些大脑沟壑，发现你在围着同样的路径绕来绕去。如果这些路径产生不出答案，再有意识的思考也没有帮助。相反，如果你放下问题，思考过程就会处于自动控制之下，更有可能采取新的路径，找出不寻常的联想。在你以为自己没有在思考的时候，答案就会出现。问题是有意识的思考不动用肌肉，不会出现迫使你停止思考的身体疲惫，即使毫无效果你也想个不停。这时就需要放松，让足够复杂的东西占据你的自动思考，但它又没有复杂到会调动你的主动思考。对于他来说，适合的东西就是动作片。■ 道路创造发明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