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滨的《1428》，让现实尽可能去发生

（文 / 李东然）

( 电影《1428》剧照 )

《1428》的片名取自“5·12”汶川地震的具体时间14点28分，但影片记录这场灾难的起点并不由此开始。全片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的副标题是“地震后10天”，第二部分则是地震后210天。

导演杜海滨告诉本刊记者，之所以放弃从第一时间开始的记录，原因是自己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5月12日下午噩耗传来，整个人就被这么大的灾难震蒙了。“那天下午开始就傻傻地守着电视机，一直到深夜把直播看完，第二天起床，第一件事还是打开电视看直播，整颗心被紧紧地揪着，看着看着也就坐不住了，习惯性地带上了摄影机出发，当时真的完全没有要去拍一个片子的念头，心想看看能在那边做点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在震后的第三天，我和我的摄影就抵达了震区。”

杜海滨回忆说，抵达当天就幸运地租到一辆车，但也不是一心前行，有人需要搭车，就尽可能地把他们送到，甚至专程帮一些村民转移，现实情况和杜海滨的想象有很大的差距：“震后的恐慌似乎已经过去，志愿者、解放军、幸存者，大家齐心抗争，营救、抢修道路都在有序展开，走到后来大部分的道路就不通了，只能手拎肩扛着器材、饮水，徒步前进。天气炎热还要捂着厚厚的口罩，但巨大的灾难面前，压根注意不到自己身体的疲惫，当身边走着那些从废墟中抢出粮食、家具，背起全部家当可又举目无家的人，甚至感受到自己的轻松幸运，那是完全叫你忘掉你自己的环境。”

忍不住拿起摄影机想要拍摄的念头来自这样的一个瞬间：“在震区的第三天，已经完全徒步前进，当我们走到什邡红白镇的时候，刚好遇到一场紧急救援，营救对象是一名中年男子，前后三拨救援队伍已经努力了一整天，大量的中外媒体都聚集在那里，我们也停下来关注这场营救，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个男子的女儿，一个二十几岁的漂亮女孩。她正在接受媒体的采访，回答着诸如‘你爸爸做什么工作，怎么到了这里’这样的问题，当时她的父亲就埋在她身后一座岛一样的废墟里，除了她父亲昏过去时，女孩子会被叫到废墟上面喊话，她几乎一直被媒体包围着。后来救援人员要她和她的父亲沟通截肢的问题，当她从废墟上走下来，也就是她面对媒体蜂拥而上的瞬间，我非常清晰地看到女孩嘴边的一丝笑意，明显地，这笑不代表她内心的欢喜，也不关于她父亲的获救，或许是一种全然的不知所措。我震撼于一个人内心被异化的过程竟如此短暂，并且觉得似乎有必要去记录下地震对于那些人的具体感受。”

杜海滨说，理性上他毫不置疑媒体拍摄报道这场营救的意义，但他也觉得，那些镜头的后面却又遗落了一些什么，于是，他想试着把镜头伸向别人镜头相反的方向，期待会有属于他自己的收获。

( 导演杜海滨 )

于是就有了如今的《1428》，毋庸置疑地全是关于灾难的记录，却也有悖于惯常的想象。架起露天的炉灶煮肉的市民，赶着猪去集市上抛售的村民，念叨自己心不好死了娃的母亲，在废墟上剥电线的孩子，抢夺钢筋的年轻人，把地震总结成“天与地之间事”的道士，迎总理的群众，千恩万谢的人们，还有人群中的猜忌怀疑，甚至是一个不说话、不穿鞋、不理发、褴褛衣衫茫然前行在北川街头的孩子。没有血肉模糊，没有任何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也没着意描画废墟的疮痍，甚至找不到一人一事从始至终，导演的镜头只对准了那些幸存的人，他们保全了生理意义的完整和鲜活，而由这些个体连缀起来的影像伤痕累累，重创也激起种种生命的能量暗流汹涌。

相对于那些刺激惨烈的灾难影像，《1428》听不见悲恸的哭嚎，看不到房倒楼塌，反而缭绕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导演坦言，记录片中最大的主观在于，尽量不把镜头对准罹难、受伤的人，也不去刻意捕捉丧亲失子的人的悲恸，“对于一部灾难纪录片，在剧情和煽情的层面，这样或许易巧，但这给我自己带来不好的感觉，我希望我自己的摄影机尽量尊重我的拍摄对象，也希望留在自己镜头里的尽量是幸存的人。因我关心的是保持了一定冷静和理性的个体、人群如何面对和感受灾难。影片第一个镜头也是北川县那巨大的废墟，但这只是背景，我不想把这部纪录片变成一种猎奇的观看，我想要记录的是那些作为人的个体所走过的情感历程”。

而杜海滨有意把《1428》的拍摄分为两个部分，也是为了尽可能地记录和呈现出人的情感波折。前后相隔半年的两个月拍摄周期里，收获素材共计178个小时，杜海滨说，最大的挑战不来自178个小时的拍摄过程本身，而是178小时里的每分每秒都面对着找不到自己判断和结论的焦虑。“尤其是回到北京之后，整理了前半部分的素材后，这种焦虑越发地明显。面对这样重大而浩繁的事件，太容易去怀疑自己的判断，第一部分的拍摄基本是种下意识的记录，在当时那种被突发事件牵着走的感觉，对我而言确是一种失控，只好事无巨细地制定第二周期的拍摄计划，尤其明确了之后的拍摄该怎样结合已有素材去建立逻辑、顺序和表达，比如那个蓬头垢面超然游离于地震之外的孩子斌斌，那个坚定地说着自己再不需要砖瓦房的卖猪人，希望这些生动的个体能完整出自己的故事，尤其想追拍他们的现状，让人物故事形成影像中缺失的叙事。”

哪知，半年后重返震区，等待杜海滨的竟是又一次的失控，现实无情地背离了他的预想：斌斌的反常并不关于地震，那个说要建木头房子的村民，正在筹措自己新砖房的资金……于是那种不断用突发事件丰富影像本身的原则只好继续，大街上年轻人的婚礼，旧历新年在残破寺庙里烧香祈福的人……具体的一人一事再次变得模糊，反而是广阔的芸芸众生最终成为叙事主体。

杜海滨笑言，拍摄汶川大地震的过程，震毁了自己的纪录片理念，却也开启了自己作为纪录片导演另一种与现实对话的可能。“地震这个题材叫我充分感受到现实本身有多么复杂，人也是如此，最后我想明白，不能因为自己要做一个片子就主观地把复杂的现实处理成一个简单的东西丢给观众。我试着尽可能让现实去发生，让现实本身去呈现出自己的观点，虽然现实常常是矛盾、混乱和荒诞的，但镜头没有权利去干涉，我开始尝试着把自己的观点、看法压低，不要那么轻易地冒出来。”

事实上，一再坦言失控的杜海滨绝不是一位纪录电影的新人。1998年，尚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期间的杜海滨，已经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窦豆》。10年间，杜海滨以近乎每年一部的速度，拍摄了7部纪录片和一部剧情短片，2000年的《铁路沿线》、2007年的《伞》，都是有着少见影响力和传播力的中国纪录电影，载誉颇丰，也正是这些作品让相当多的人记住了杜海滨的名字。但如今杜海滨总是强调，从地震开始到威尼斯参赛前夕成片完成，《1428》是一次难忘的成长，彻底的蜕变，甚至可以不关乎任何奖项和荣誉。

<p "="">“我曾经很愿意用自己的观点赋予影片意义，或者试着用自己的影片影响别人，比如我迷恋过所谓作者的站位问题。《铁路沿线》的时候，当我懵懵懂懂捕捉到那一群流浪者的存在，就极力让自己和他们站在一起，冬天点着废塑料烤火，呛得头晕脑涨地坚持着和他们聊天，因为一心要让这些沉默的人发出声音，确实赢得了一部分人的认同，但我终究无法摆脱这种记录本身的矛盾和疲惫。到了《伞》的时候，我开始尝试用文学化的方式结构纪录片，用叙事段落内在逻辑形成某种形而上的思考，我不否认这些创作给我自身带来一定的成长，但那种无法到达的遗憾，全部都在我的内心积累。《1428》逼迫着我打破了所谓的精英姿态，这部纪录片的开始就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我自己不仅没有一下子找到明确方向，甚至和被拍摄对象一起经历着一点点恢复感知、恢复判断的过程。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吸引我的就是那些人物自身对事件的看法，之前关于纪录影像的困惑在开放的镜头里竟然消失不见。剪辑之前我也焦虑于如何寻找到自己的声音，但当我把一段段的素材整理完毕，一条条地标注好导语的时候，我恍然大悟，在这么大的历史事件前面，自己的所谓判断多么微不足道。这部纪录片特别之处在于，我想要呈现什么已不重要，不仅是这两个小时的电影，甚至背后那178个小时的素材，都是珍贵和重要的，作为纪录者如果尽量充分地让大家能够看到，并且感受到，已经足够，我开始相信观众找得到自己需要的判断。” 发生尽可能现实海滨杜海滨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