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凤英 为了报恩的劳模

（文 / 杨璐）

( 尉凤英 1933年生于辽宁抚顺。1953年进入沈阳724厂当工人，后来任工人工程师。从1953年至1965年她完成技术革新177项，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著名劳模。她当选过全国第二、第三届人大代表，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先后13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从1980年始，尉凤英任139厂副厂长、工会主席，1993年退休。 )

革新模范

工人出身的尉凤英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细腻感情的人，乍一接触有些粗枝大叶，讲述亲身经历，尉凤英总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回避掉其中的曲折、思考和选择，再追问细节，她就会说：“说这些都没意思。”然后，谈话又恢复到了劳模做报告的语言中：“我们当时用的机器是日本帝国主义留下的，你这样写就行了，不要多写，多了没意思。”因此，尉凤英对自己3岁丧父、母亲拉扯兄妹三人挖野菜、拣煤球、讨饭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回忆。在她看来，那是旧社会普遍的生活状态，是新中国让他们吃饱穿暖，因此，她要报恩，报新中国的恩。看过《白毛女》、《血与仇》后，尉凤英报恩的途径是参军上前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军开拔的时候并没有叫上她，现在说起来尉凤英还觉着遗憾。但是，命运给了她另外的机会——20岁的时候，她进了724军工厂做工人。“我哥哥就在这厂里啊。”对于一个工人家庭的女孩子来讲这个选择顺理成章，她不记得当时的报酬是多少，她不关心那个，因为“工作也是为了报恩”。

那时的尉凤英是个1.72米的高个壮实姑娘，上班第一天她就对师傅表明态度：“师傅，您分配我干什么都行，我有力气，不怕脏不怕累。”工作上尉凤英是一个留心观察、“眼里有活儿”的人，当时使用的还是皮带车床，她每天天不亮就去车间挂皮带、浇机床油，等师傅上班的时候，早已做好了生产前的准备。

很快，尉凤英就成为第一批被批准独立操作的学徒工，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车间里都是流水作业，老师傅操作熟练，生产速度快，到了尉凤英的工序，因为她是一个生手，即便早来晚走，工作进度还是跟不上。“当时抗美援朝正是最紧张时候，我们厂是生产炮弹的，炮弹不嫌多啊，厂里的口号是多生产产品、多消灭敌人，我却影响了小组任务的完成。”一次生产中，尉凤英因为着急用力过猛，把车刀弄坏了，产品也报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让她站在车床前哭起来。邻床李师傅一边安慰她，一边指出她的问题，“你光凭干劲儿是不行的，得找窍门，改进工具和操作才能多出活”。

尉凤英用的车床还是日本人留下的，设备普遍陈旧，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革新是当时工厂里盛行的风气。文化水平不高的尉凤英没什么理论基础，她的灵感都来源于日常生活。她使用的旧皮带车床，产品和废弃的铝沫混在一起，每加工完一组要用手一个一个挑出来。尉凤英观察簸箕簸黄豆和工人筛沙子，以此为原理做成模型。白天正常生产，晚上下班了，她就把机床安上去试验、改进，一试就试一夜，天快亮时候就找一块砖头当枕头睡一小觉。终于被她制成了半自动搬把和自动的分料器，这个革新使生产效率提高了80%，提前118天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

( 1957年成立的尉凤英（中）红专小组成员 )

第一次尝到提高效率的甜头后，尉凤英对革新着了魔。“我走路想，在车间里想，在宿舍想，一手端着饭碗，一手还沾着菜汤在饭桌上画。我妈给我做猪蹄，我想猪蹄的筋是弹簧，骨头是拉杆，这个原理可以用在改进自动送料工具上。”尉凤英的这个送料工具让生产效率提高了5倍。从1953年到1965年的13年，尉凤英一共完成技术革新177项，她用434天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用4个月就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生产任务。不过，被当面问起这些神奇数字时，尉凤英却觉得这没什么稀奇：“国家怎么才能发展？超额完成任务才行，给你定200个的生产任务，你必须完成300个。”

工人的荣耀

( 1968年10月1日，尉凤英（右二）在天安门上参加国庆观礼活动 )

尉凤英家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幅毛主席接见她时的合影。这张上过《人民日报》头版、也在以后的年月里被转载多次的照片是尉凤英客厅里最珍贵的物件之一，另一件是她丈夫的遗物。尉凤英有许多有历史价值的老照片，可是“这个客厅里，谁的照片都不能放，只能放这张”。很配合提供照片的尉凤英唯独对这张显得小心翼翼，她不太愿意我们摘下它翻拍，动一动相框，她都会紧张地盯着，生怕照片有个闪失。“就是现在，我每次去北京都要去毛主席纪念堂，每次去看毛主席，真的，我都会流泪。”尉凤英讲这句话的时候，热泪盈眶。

在尉凤英最为辉煌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她获得过许多荣誉，出访过7个国家。可是你现在问起来，她对这些荣誉的具体名称和出访国家的描述都不感兴趣，让她念念不忘的是被毛主席接见的经历和周总理夫妇对她的教育。报国家的恩，在尉凤英这里转化为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情谊。

1955年，作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第一次见毛主席的经过，尉凤英可以精确到小时。在毛主席接见的前一天，大会就通知代表们要“收拾收拾，男同志要理发，女同志也要收拾”。尉凤英说她用刷牙的搪瓷杯装上热水熨了熨裤子，这一晚怎么都没睡着。第二天下午，虽然原定是14点集合，可兴奋的代表们13点就都坐在了车上。“进了中南海看哪儿都新鲜，眼睛看不过来了，我把中南海的树叶放在本子里做纪念，还把怀仁堂主席台画在了本子上。”当时的辽宁代表团是按姓氏笔画排列接见顺序的，“尉”字的笔画多排在后面，为此，尉凤英还在心里埋怨起了自己。

可是她没想到，不断刷新的生产纪录为她赢得了劳模、人大代表等各种荣誉，见到毛主席的机会越来越多。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总理把东北的三个劳模代表介绍给毛主席，其中就有尉凤英。不久之后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社论《向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同志学习》，尉凤英成了闻名全国的工人代表。

1969年国庆节，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尉凤英登上天安门城楼，发表了讲话。在这之后，她和刘胡兰的母亲、董存瑞的父亲等被周总理邀请到中南海小住，安排在总理家后边的几间房子里。“我寻思里面什么样呢，一看很普通，白墙红地板。”令尉凤英意想不到的是，他们被安排住在距离毛主席住处不远的地方：“我们那个时候高兴啊，就想唱歌，可是白天不能喧哗，毛主席要睡觉，晚上我们就唱《社会主义好》、《团结就是力量》。”现在回忆起来，尉凤英已经叫不出“丰泽园”这个名字了，不过她推测住在毛主席住处的附近一定是周总理的安排，因为“总理知道我们的心意”。那次的中南海小住让尉凤英觉得什么都好，什么都新鲜，“我们下面铺的是草垫子，再铺被褥，总理来看我们的被褥薄不薄，邓大姐当我们的炊事班长，带我们打饭，饭挺好吃的，可有意思了”。

尉凤英的别称“大尉”是周总理叫起来的。“我本来叫尉迟凤英，简称就是尉凤英，叫来叫去姓就改了，周总理说，有中尉你就是大尉了。”称呼上近了一层，尉凤英喜欢亲近周总理夫妇，她说：“我给周总理写过思想汇报，周总理还委托邓大姐给我回信。每次出国邓大姐都要嘱咐我，要我谦虚、不要骄傲。”尉凤英还珍藏着一本周总理送给她的“毛选”合订本，她后悔：“我那时候也不明白，没让总理在上面签个名字。”尉凤英说，因为受到周总理的关怀，她想找机会送给总理一件礼物，挑来挑去，觉得最好的礼物是送给总理一枚毛主席像章。“我那个像章带钻的，晚上也亮，可好看了。”尉凤英把它带到了天安门城楼，想亲手给总理戴上。“我就把总理叫到一边说，总理我送你一样好东西。当时总理一看，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总换来换去的，我就不换了。”因为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在尉凤英的语言里，“周总理”3个字几乎变成了一个美好的形容词。她指着温家宝总理与她的合影对本刊记者说：“你看温家宝总理跟周总理一样一样的，挺好的。”

面对“三关”

丈夫去世后，尉凤英独自一个人生活。她的房子是2005年工会出面解决的，南北朝向，三房两厅，按照尉凤英“不喜欢花花绿绿”的要求，装修得很素雅，专门辟出一个房间悬挂她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还有一个书柜陈列着她的荣誉证书、奖杯和纪念品。如果想打开书柜，尉凤英要到杂货间里拿出一个钥匙盘，从密密麻麻的钥匙里找出打开书柜的那把。也许是符号化的惯性作用，尉凤英的日常生活也像家里的布置一样，毫不家常。她并不拒绝采访，可是对于一切落到她真实生活层面的问题，她说，“我们那个时代没有‘我’字，提‘我’是可耻的”。或者“没有愿不愿意，这个思想是错误的，只有需不需要”就是万能答案。与尉凤英相交30多年的朋友李元告诉本刊记者：“尉凤英的形象不应该是个机器，她其实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只不过这要身边人仔细观察。

尉凤英对家务一点都不擅长，她切西瓜的刀工很奇特，做菜也只维持在能弄熟的水平。她平时只吃早、午两顿饭，午饭很简单，土豆丝、圆葱炒鸡蛋，因为多了本刊记者，她特地加了一盘鱼，所有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她也毫不在意。“我不会做饭，年轻时候都在外面晃荡了，哪有时间做。”在尉凤英看来，恋爱、结婚、生孩子是女人的“三关”，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工作。在没有“我”字的尉凤英那里，工作是排在家庭前面的。她和丈夫卢其昌恋爱4年，能告诉本刊记者回忆的细节就是：“我们俩没好的时候，晚上团委活动完，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也不送我。后来确定关系了，一次集体活动，他照顾我，别人说他怎么对她好呢，才知道我俩在一起了。”再有就是她经常在报告里讲的，“两个人很少散步、谈心、看电影，本来约好看电影的，偏巧我在攻克一项技术难关时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结果我把与老卢看电影的事抛在脑后。当焦急的老卢找到我时，我正在制作技术革新模型，老卢二话不说就跟着我忙”。结婚的日期，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尉凤英选择了1958年1月1日，为的是“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到来”。结婚那天凌晨，尉凤英刚下夜班，没有安排什么仪式，就是和车间领导、同事们一起拍了张集体照，这就是夫妻俩的结婚照了。

结婚后，家务事上尉凤英也不怎么上心。新婚不久后的一天，她早上起来边梳头边做饭，木梳突然引发了她的灵感：“我想木梳为什么有那么多齿呢？因为齿多梳头快。我干的活就是用一把刀切口，所以就慢，要是多用几把刀不就切得快了么。”因为想得出神，忘了往锅里放米，丈夫卢其昌没办法只好饿着肚子上班。而生了大女儿之后，她计算“每天喂两次奶就要耽误两小时的生产时间，一年就等于3个月没有工作”，就把孩子送给婆婆喂牛奶。而让尉凤英现在还感叹“我也是有儿子的人”是1961年，她31岁时，怀上了第三个孩子，名字都已经起好了叫卢磊，可是因为工作太忙，3个月的时候做了流产，后来才知道那是个男孩。

这些不近人情的回忆全部与工作有关，是尉凤英对自己家庭琐事最多的讲述。而她对家庭的感情只能从她的只言片语里体会了。比如，她告诉本刊记者，她很喜欢相机，但出国许多次从来没买，就因为不能有“我”，钱都用来给同事们买礼物了。不过，她也会给女儿留一只小鸭子的玩具，或者，在尉凤英家能让她对家常生活说上几句的，只有她使用了一辈子等她去世后还要捐给劳模纪念馆的缝纫机和卧室床头悬挂的她与丈夫卢其昌50年代在北京天安门前的合影。而她丈夫的遗物——长沙发，是除了那张合影外，她最珍视的东西。虽然沙发的海绵已经旧得没有弹性了，尉凤英搬新居时候还是舍不得换掉，因为“这是我老头儿买的”。她又给这沙发新缝了两套沙发套，她说，“刚好有些布，我死了也就没人做了”，说得虽然很随意，这算为数不多的在外人面前对丈夫的感情流露了。

新使命

已经十几年没有开过党代会的沈阳航天新星集团在9月中旬隆重举行了破产改制后的第一次党代会。除了航天部和兄弟集团的领导，老厂长和工会主席尉凤英也被邀请参加。开会的前一天，因为要协助本刊拍摄照片，尉凤英去了一趟车间，所剩不多的老工人马上认出了她，争相来与她紧紧握手：“尉主席，我们多少年不见了。”双方都有些百感交集。

经过了破产、改制的波折后，在振兴老工业基地的背景下，尉凤英代表了它曾经的辉煌并且具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尉凤英也用自己的办法在给“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出力”，她拿出一个装订很厚的本子，简单贴了一个牛皮纸封面，里面是她手写的演讲稿，全部讲下来要一个多小时。虽然错别字和东北土话出现的频率很高，可是看着红铅笔的圈圈点点，也知道她是找人认真修改过的。这个稿子被尉凤英念了几百遍，作为老领导、老大姐给工厂的工人们讲，作为同龄人给离退休机关干部讲，作为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委员给中小学生讲，讲自己的人生故事、讲勤劳、奉献和艰苦奋斗。即便不拿稿子，尉凤英也会随时随地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在党代会上她对新的领导班子的寄语是“要注意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你好我好都当老好人”；上来与她握手的老工人，她会嘱咐一下“好好工作、事业有成”；如果是一个年轻人，她会拉着人家说：“不能怕苦，苦算什么？累算什么？不能娇贵，娇贵得批评。” 劳模为了周恩来凤英报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