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丰美 农民的代言人

（文 / 杨璐）

( 毛丰美 1949年5月生于辽宁凤城。现任凤城市大梨树村党委书记。从1980年上任以来，带领全村共同致富，把一个穷山村发展成人均年收入1万多元、集体资产3亿元的全国文明村。他是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

建出来的“新农村”

每天一大早，毛丰美就坐着自己的奥迪A8在村里转悠，他最近的一次重要活动是陪同沈阳市各银行的行长参观。“我想把沈阳市最有影响的人都请来看，他们回去一宣传，村里的游客就多了。”这位连续四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大梨树村旅游的活招牌，特别是禁止到旅游景点开会的要求出台后，大梨树的旅游生意越来越好了。“我们这里不算景点，是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村长毛正新告诉本刊记者。

与附近的凤凰山、鸭绿江这样的自然景观不同，大梨树村确实是毛丰美带着全村人用了十几年造出来的新农村。招牌之一的青年点大酒店就是在原来的沼泽地上建起的红砖瓦房，写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和摘抄的毛主席语录，内部装修则是用六七十年代的报纸糊墙、火炕。走廊里老知青捐献的照片被放大后挂起来，穿梭往来的男女服务员们都穿着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标，大厅里悬挂着“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的横幅。从去年开始，这里的生意红火，一辆辆旅游巴士运来了寻找青春时光的返城知青。跟青年点隔着马路的北方水乡是在村里原来经常冲走玉米的小河沟基础上把淤沙全部掏出来，然后修道、拦坝建成的14公里长的人工运河，两边新修的仿古建筑一部分租给了村民开饭店或做超市，另一部分作为商品房待价而沽。

“药王谷”更是集中反映了毛丰美对建造景点的认识。这又是一处仿古建筑，却用简体字写着满墙的养生经。毛丰美坦白地说，自己对这些都不太懂，但这不是重要的。他去安国考察五味子市场，想知道为什么客户们都喜欢在安国做生意，客户回答他，药材在这里卖有劲儿，因为这里有药王庙。“有庙药就有劲儿啊？这不是忽悠嘛，我一寻思，我也回去建一个庙，然后我这药就有劲儿了，忽悠呗。”民委不批准毛丰美建庙的申请，毛丰美就想出了其他办法，他说，“我建长寿阁、福禄堂，我建完了也把药王请来坐着”。他在门口修了炼丹求仙的葫芦，里面还修了5个墩，起名五福墩，代表着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游客可以坐在上面图吉利。普通的山沟就变成了现在这个“以养生为主题”的景点。“不能叫沟，叫沟没文化，就起名叫谷，药王谷就有文化了。”毛丰美认为，人追求的就是一种精神，围绕精神去做，游客就满意了。

对于稍有旅游经验的人来说，这些粗糙的人造景致很难有吸引力。但是大梨树的村民却把这条劣势看做自己的骄傲。从创业开始就一直跟随毛丰美的史淑云向本刊记者评价大梨树村：“别人的旅游景点要么是有自然景观，要么就是有历史遗迹、文化内涵，我们村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人工修的，靠我们干出来的。”村里的导游最爱讲新旧村容村貌对比，甚至村里专门辟出一个展览馆讲奋斗史，村支书毛丰美的内容占了大量篇幅。从1980年担任村主任开始，随着村里发展毛丰美的荣誉也越来越多：他是“中国农村改革30周年百名优秀村官”、“全国村长论坛组委会执行委员”、“十大杰出村官”，更为醒目的位置挂着从第八届开始的每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超长合影和毛丰美的代表证。

( 乡村旅游第一村——大梨树村青年点酒店的服务员模仿当年红卫兵的装束 )

能“折腾”的村主任

村里的改变从1980年大队兽医毛丰美当选村主任开始。毛丰美至今对他的当选充满自信：“我学‘毛选’评上了全省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当兽医评上了全省只有两个名额的优秀兽医。当时缺医少药，我拿自己做试验，给马治病的针打到身上，瘸了好几天。”他的妻子却对丈夫的“仕途”不那么看好，因为急着阻止丈夫上任，还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在毛丰美的妻子眼里，当干部是既操心又得罪人的事，她担心当兽医积攒的好人缘会全毁在村主任上。在1980年之前，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大梨树村属于辽东丘陵，八山半水一分田，在靠种地吃饭的年代，村里很穷，村干部的工资是挨家挨户收上来的，“跟老百姓兜里要钱，人家能跟你关系好吗？”毛丰美告诉本刊记者，他最开始宣布干部工资自己解决的时候，出发点很简单，只是为了缓和村干部和村民的关系。

( 大梨树村模仿了江南的建造风格 )

夸下海口的毛丰美带着新班子走遍了凤城县城，他们最后在火车站找到了赚取第一桶金的机会：“当时小米和土豆卖得很好，我们不知道从哪里进货，就蹲在火车站看卸货，那麻袋上就印着地址。”他们凑了4万块钱到黑龙江进货，这“投机倒把”的生意做得很顺手，“有时候钱跟不上了，我们就把村干部押在黑龙江几个，等货卖出去了再拿钱赎人”。第一年，毛丰美的新班子赚了1万块钱，“我一年的工资是500块钱，这1万块不但解决了村干部的工资，还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资金”。

妻子所担心的村干部难做的问题，毛丰美从这时候开始就想了一条解决办法——发展集体经济。“一定要发展集体经济，集体要是有钱了，就有凝聚力。村里有钱，我能为老百姓办些实事，过年过节发细粮、副食品，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他就服你了。”

当时国家政策是号召农民办企业、发展商品经济。毛丰美对商品经济的理解是，“东西如果用了就是消费，卖了就是商品经济”。他继续在城里做起了买卖，先后建起了凤城最高的建筑，五层楼的龙凤宾馆和直到现在也是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的凤泽大市场。“当时可笑人了，我们起名叫龙凤宾馆工商局不给注册，不让叫宾馆，宾馆这个名字太大，农民整那玩意儿怎么能叫宾馆？后来是县委书记打电话给工商局，才注册了。”凤泽大市场建起来也不容易，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方动迁工程浩大，拆迁户闹到了毛丰美家里，好不容易开始建设，村民们对这么大的投入值不值也产生了质疑。“农民就是务农的，到城里去办企业万一政策一变，归城里了，我们不就白忙活了？”毛丰美说他当时心里也有些没底，他让史淑云到县里的档案馆找来国家农业政策的红头文件研读，才坚定了自己的打算。“1990年国家有文件要发展大市场，凤城当时都是国营商店，我们就办了一个大市场。”

毛丰美很注意研究国家的农业政策和市场形势，他说，“乡镇企业后来普遍开始往下砍，我就想还是靠山吃山比较保险，就回到村里发展”。荒山整治是毛丰美最为得意的作品：“我们原来这里是荒山土岭，跑个兔子都能看见，虽然包产到户时每家都分了一块山地，可是除了打柴利用率并不高。我把荒山返租回来搞海绵田，大家也都同意。”

原来在城里办企业只是个别村民参与，可是荒山大家都有份，这个决定把大梨树村的村民捆绑在了一起。“包产到户解决了吃饭问题，可是有脑筋的人还是少数，包产到户后，各干各的，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脑筋。我就又把大伙儿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人人就业、上班挣钱。”

毛丰美后来对“人人就业、上班挣钱”的许诺在这项工程最开始的时候还无法兑现，村里人18岁到60岁的劳动力都出义务工，断断续续干了10年。大梨树村修的是海绵田，前面撅嘴、后面流水，这样做的好处是春天下雨多了能储存，就像水库一样，遇到大旱也不怕。但是做起来却很难，要在山上挖出一人多深的大坑，把石头都挑出来再把好土填进去。机械化在山上根本使不上劲，全靠人力挖。史淑云回忆，毛丰美当时瘦得只剩下90多斤，虽然只有40多岁，却像个小老头。着急上火严重的时候，脖子动不了了，送到医院才知道嗓子里长了疖，抽出半针管的脓。对于毛丰美的带病工作，深知他性格的妻子一点都不阻止：“他爱操心，你要是不让他去看着，他心里更着急。从来都是拔了针管就走，一点都不在家待。”

现在的山上已经开辟出了2.6万亩的果园，还规划出了一条18公里长的五味子长廊，作为游览路线。透过攀爬成拱形的枝蔓往外看，是成熟时节不同的十几种梨树。现在正是“九果香”和“北京一号”的收获时节，向远处眺，红红黄黄的成熟果实挂在树上就像星星点点的小灯笼。果农除了热心介绍梨的品种，也爱给游客们指点隔壁的荒山，邻村的地界依旧维持着大梨树村原来的面貌：荒草杂树丛生、裸露着石头，只是偶尔能看到人工栽种的栗子树。这座昔日荒山让大梨树村成了全国的国土治理先进单位，毛丰美被国土资源部请到北京去开新闻发布会。

崭露头角的人大代表

“辽宁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在丹东地区有5个名额，这其中必须有一个是农民代表，丹东地区就是我了。”现在说起自己的第一次当选，毛丰美觉得是必然的，“龙凤宾馆和凤泽大市场一修起来，我就是名人了”。而大梨树村的发展也让毛丰美觉得自己在人代会上底气十足。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辽宁团审议报告，毛丰美结合自己村里建设的经历建议新农村建设国家要加大投入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总理听了说我说的好，还说下次去辽宁到村里看看。”

不过，1993年的时候，毛丰美在得知自己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之后却没那么自信。毛丰美第一次去北京开全国人代会是从龙凤宾馆出发的，自从龙凤宾馆建成，他就把办公室从村里搬到县城的龙凤宾馆，吃住都在那里，想获得更多的消息和积累人脉。去北京开会让周围人很兴奋，大家都七嘴八舌地把自己有限的经验拿出来给毛丰美参考。“有人说去北京不能显得土，得戴条领带，毛书记就买了一条红领带，可是村里没人会系，后来还是一个住店的客人帮了忙。”史淑云回忆，毛丰美怎么都学不会，那个客人只好事先帮他系好，等开会时候往脖子上一戴就行。

出发那天，毛丰美早上四五点就起床打包收拾东西。与村民们包饺子、放鞭炮的热闹不同，毛丰美对北京之行很迷茫：“当时不知道开会是怎么回事儿，也不知道准备什么，没人告诉啊，新手不像老代表有经验。”唯一让毛丰美感觉突出的事情是农村的电价问题：“城市一度电是0.35元，农村一度电要1.2元，相差了3倍多。我去农电局打听过，他们解释电路的损耗国家不补贴，都由农民承担，所以电费贵，而且我们农村的电网也不好。”

揣着这个心事毛丰美到了北京，还寻找到了诉说机会。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姜春云到辽宁团和代表一起审议报告，其间找了几名农民代表座谈“三农”问题。“我第一个发言，我说农村的电费比城里贵了8毛多，农民现在都不点电灯改点煤油灯了。副总理问我为什么这么贵，我说我不知道，其实我心里知道，让他们调查去。”姜春云很重视这个问题，马上就让秘书去找辽宁省电力部门的代表，座谈会还没开完，电力部门的代表就来汇报情况了。

回到凤城不到一个月，省电力部门就派人来向毛丰美汇报6条整改意见。“我记得最后一条是加强领导，我说别6条了，1条就行，把电费降下来。其实他们也希望国家能够增加投入，所以挺感谢我，说我为他们反映了一件大事。”

3年后，中央开始加大农村电网改造的力度，没过几年，全国就投入了3000多个亿，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城乡同网同价。“我这个建议让每家每年省了三四百块钱，我发现开人代会不是举拳头吃馒头，建议提准了中央就会重视，别人觉得我不简单，我自己也提了身价。”毛丰美向本刊记者总结他的经验，“如果光说电价贵不行，我说农民都不点电灯改点煤油灯，这就引起重视了。当然点油灯也是事实。”首战告捷的毛丰美开始摸索提建议的技巧。

农民代言人

毛丰美最近的一次提案有些不合时宜，他要求增加村干部的收入并且矛头指向目前的“大学生村官政策”。“大学生毕业在农村当村官镀金，两年以后他走了，给大伙晃了一下，中央如果有这份钱，把当地的村干部好好培养，他是坐地户永远不走，有利于这个地方长久发展。”毛丰美把这些话在总理面前说出来，他说，“我当然知道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我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我的角度不同”。因为这种“不合时宜”，丹东的一位人大代表还跟他有个约定，毛丰美发言的时候，他就坐在毛丰美对面，遇到不该说的话，他就打个手势示意。毛丰美说他对此不以为意，发言时候故意不看他。“许多机关的代表都是说中央的话，我没有这个顾虑，我已经是个农民了，还能怎么样？”让毛丰美苦恼的是农民代表太少了，他有点势单力孤，“本来农业代表就少，选上的很多人占的是农业的名额，可是他们早就是大集团的企业家了，根本就不研究农民的事”。

毛丰美着眼的是农民的普遍利益。九届一次会议上，他提出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特产税是除了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都要交税，杀一头猪交2块，栽一棵果树交1块，我觉得不合理。”毛丰美找到地税部门询问制定特产税的原因，地税部门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推测这是“以粮为纲”时代的产物。毛丰美在审议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对一句话的印象很深刻：“解决农民增收的一剂良药是结构调整。”根据这句话，毛丰美发言：“农业特产税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克星，它是用来控制农民往种粮上发展的，谁搞经济作物就得纳税。现在搞多种经营，还使用制约多种经营发展的农业特产税能行吗？”结果，毛丰美的话获得了代表们的支持，第二天早上吃饭，省长秘书特意坐在他身边向他祝贺：“老毛，你说得太好了，省长都夸你说得好。”3年之后，全国逐步取消了农业特产税。

取消农业税的提案却颇费周折。“那几年国家总讲减负，可是全国平均每人2亩地，毛收入800块钱，城里的征税点是每月800块钱，一年是9600块，农村每年才收入800块啊，差了十几倍。”毛丰美对取消农业税的想法很慎重，不仅了解身边的情况，还到产粮大省吉林和黑龙江去了解。“我想也许产粮大省会有什么优惠政策，结果一问情况是一样的。”毛丰美于是把提案带到了九届二次会议上，为了获取更多支持，他还去找其他代表签名，但是那些代表都拒绝了：“这不是扯呢吗，农业税收了几千年，还能不纳税？”毛丰美在这届人大会上碰了钉子，这之后他连续写了5年取消农业税的提案，终于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得到了全国免征农业税的消息。

中共“十七大”开完后，“城乡共享公共财政阳光”这句话又让毛丰美动了心思，这次他想为农民争取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养老保险。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毛丰美第一次提出这个提案：“国家总说要拉动内需，可是农民手里没钱，有钱也存银行养老了，不敢花钱。”这一次，毛丰美不但提出了问题，还进一步向国家提出了解决方案：“可以像农村合作医疗一样，采取国家补助、地方配套、个人交费相结合的办法，根据财政支付能力先选择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试点，逐步推广，同时按照不同年龄分批开展，以减轻财政支付的压力。”这个提案，毛丰美也已经连续提了4年了。他说：“不是你提了就能解决的，也得需要时机，可是问题必须先反映上去。”

还是当农民

毛丰美在村里有一句口号是“让大梨树人过上和城里人一样好的日子”。城里的日子，毛丰美其实并不向往，他有几次进城的机会，都因为舍不得在大梨树村开创的事业而拒绝了。用他的话来说，这是“跟国家干部没缘分”。

最早的一次是提拔毛丰美当乡长，这个机会对他来讲诱惑不大，几乎是毫不犹豫就拒绝了。后来，又要选他当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这机会走后门也赶不上，说实话我曾有点动心了”，但令毛丰美顾虑的是害怕跟他搭班子的副手应付不了他开创的局面。为此，毛丰美做了一个两手准备，想自己先兼职一段，等把副手培养好了，再放手。可是去了组织部一趟，他就改变了主意。“我问在我的系统里，我觉得这个人行，我能不能把他拿上来？组织部说不行，组织部和书记是管人的。我又问，我看这人不合适，能不能给他拿下去？组织部也说不行，他要是没犯错误，纪检委没处分他，怎么拿？”这和毛丰美在村里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完全不同。“我在大梨树看谁行，一句话就能上来，不行下去。到县里这就是独权，县里讲民主，我得跟班子谈、沟通，班子不同意还得拿会上讨论。”毛丰美觉得，自己要干一番事业就得把人用好，没有管人的权力，他也不想去县里了。前四五年，毛丰美又得到了一个机会，新上任的书记为了表彰他，想给他一个公务员编制。毛丰美考虑之后还是拒绝了书记的好意：“我们村里班子开会的时候，我总是说，好我们一块儿好，我要是当了公务员，大伙儿就会觉得我们不是一条心了。公务员算什么？不就是有劳保嘛，从那以后我给村干部都上了劳保。”

毛丰美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了儿子毛正新的职业选择。毛正新于东北大学黄金学院毕业后在凤城地矿局地质勘查科做了一名公务员，娶了法院副院长的女儿，在城里安了家。可是清闲的日子没过几天，毛丰美就动员他回村里工作。“他就是个填表格的，一星期的工作两天就能干完，没事就喝水看报纸。我就想他回来，毛书记的儿子出去办事好办，大伙也给面子，我就是从心里考虑我们村以后的事情。”

毛正新以挂职锻炼的形式在村里试干了3年，毛丰美觉得他已经能融入村里了，就让他正式辞职，并在刚好赶上的换届选举中被选为村长。对于父亲是书记、儿子当村长是否会惹人闲话，毛正新觉得主要靠成绩说话。这个30岁出头、读过书当过公务员的年轻人对企业有自己的想法：“一个成功的集团一定有自己的支柱产业，我们现在什么都做摊子太大了，未来我还想把支柱放在工业上。工业还是来钱快。”这与他父亲心爱的果园和生态旅游并不一致，但是毛正新从来没有跟父亲交流过他对村里的规划。“交流不了，村里都是他干出来的，他在村里是权威，他说什么大家都听，除了我能说两句没人有意见。”甚至在强势的父亲面前，儿子也显得不那么自信，他说：“他的经验多，也许他的想法是对的呢。万一工业不赚钱呢，我就错了。”

毛正新现在每周工作7天，连跟五味子客户谈价格都要他出面。“一个正规企业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的管理人员太少了，等将来走上正轨了，也应该和上班族一样周末休息。”儿子向往的现代企业制度跟毛丰美惯常的生活不一致。从毛丰美家走到办公楼只用几分钟时间，他还在办公室里摆了一张床，也有备用衣服。就算儿子已经如他所愿回村里替他承担了许多事务，毛丰美还是依旧忙碌。如果能在办公室里停一停，他爱看农业技术书，他的果园里虽然聘有技术员，他还是希望自己首先懂。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刚从东港买了几个桃子回来摆在窗台上，果园要引进桃树了，他要观察这些桃子每天的变化，掐算保存时间。 代言人梨树三农农村农民丰美毛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