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秀荣 一线代表的朴素正义

（文 / 陈超）

( 姚秀荣 1952年出生于河南省内乡县。1973年成为焦作市起重机械厂的工人后，曾创下全年工作时间超过5598小时的纪录，连续获得全省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模等荣誉称号。1993年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

意外当选

肤色黝黑的姚秀荣，两肩的肌肉格外发达，那是在工厂里长期搬运重物的结果。时尚的深色缀花休闲服和金色耳环都盖不住她的工人本色。一开口，还是浓重河南口音的大嗓门：“别看我60岁了，力气可不比你小。”

姚秀荣在焦作市起重机械总厂工作了30年。这个位于市中心的工厂，如今已是大门紧锁，蒿草没膝。但姚秀荣见证过它的繁华，36年前她进厂的时候，这里是个有上千名工人的大厂。这样的重工制造企业，在焦作曾经红极一时。重回故地，姚秀荣都会忍不住叹气，她所有的荣耀，都来自这里——1988年的市劳模，1990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95年的全国劳模，还有1993年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姚秀荣记得清楚，1993年3月初，厂里两个政工科干部来通知她当选人大代表的消息，她还以为就是去市里作劳模报告，摘下手套，穿着一身深蓝色工作服就上了车。车没有开到她熟悉的市工会，而是到了市人大。她下车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幅标语，“热烈欢送全国人大代表赴京”，那里会聚了很多人，“男同志都穿着西服，还打着领带，女同志都穿着红毛衣，可好看哩”。姚秀荣低头看了看自己，“一身还带着油污的工作服”，实在和人群格格不入。她留意到当时焦作市长斜睨了她一眼，这眼神像一根刺，让她很不舒服。当天，焦作的全国人大代表们就被送到郑州，姚秀荣这才有机会买了一件“雪青色的薄毛衣，16块”。

到了北京，第一次入住京西宾馆，姚秀荣感觉到除了服装之外更多的格格不入。她其实是来过北京的，以劳模身份作过报告，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她经历过的场面都不一样。她听不懂那些长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于是每次开会，她只是“跟着旁边的代表一起，举手、画圈”。她也不太能理解代表们的讲话和一些提案，听到有些代表发言，她会觉得，“就像是在念报纸”。不过，她还是每年都会把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拿回来，兴奋地给家人和工友们传阅，“看，中央的精神多好！”

( 1963年,上海柴油机厂工人正在使用自己试制成功的风动夹具装配柴油机汽缸活塞 )

姚秀荣就这样在第八届全国人代会当了3年“哑巴代表”。

工作是姚秀荣那时生活的全部重心。她在20岁那年随舅舅从河南内乡县到焦作市，进起重机械厂当刨车工。对这个因父亲病逝高二就辍学的姑娘来说，“去城市”、“当工人”就是全部目标。姚秀荣进厂的时候正值“文革”，她师傅是厂里一位老工人，对年轻人停产闹革命看不惯，领着她坚守在车间里。姚秀荣也格外刻苦，白天教的零件加工技术，晚上她又返回车间，自己复习一遍，经常是晚上一两点才一人悄悄关灯回宿舍。她的想法很简单，“咱农村来的，只能好好干活”。

与同厂工人于自俭结婚后，姚秀荣的重心依旧是工作。说起这些，她会明显愧疚，“我连做饭洗衣服都不会，全是他干”。女儿出生56天后，她就把孩子送进托儿所，托儿所放学后，她把女儿装在一个大纸箱里，放在车床边，接着干活。她的女儿就这样长大，到了上小学的时候，放学后只能在邻居家，“等到天黑才能进家门”。

两个梦想

姚秀荣加工的大多是大型零件，七八十斤一个，连男工都要靠天车把零件运到车床上，只有她嫌车床太慢，每次都是自己直接把零件抱上车床，一天下来，光搬运量都有上千公斤。她的车床边有个1米多长的铁架子，底下垫上几块砖头，就是休息的地方，实在太疲劳，就在上边打个盹。1987年，她全年的工作时长达5598个小时，这意味着全年无休的情况下，她每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而事实上，她最多的一天曾连续工作18个小时。

姚秀荣的拼命，就是为了当上“全国劳模”，这是她的承诺。在一次省劳模表彰会上，焦作机械局的局长感叹，机械行业什么时候能出一个全国劳模啊？姚秀荣当场就表态，自己一定会当全国劳模。可等到她1990年得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时，已经38岁了，厂长准备把她调到管理部门，她坚决不同意，“我自己选择的路，我自己走”。

即便年过40，姚秀荣依旧每天保持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就算1993年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她的生活依旧没有变。刨车工的班组一共十几个人，没有轮休。姚秀荣配了一把车间钥匙，每天清晨天不亮就第一个进车间，直到晚上8点多才回家。1995年，她终于评上了全国劳模，当她领奖归来回到厂里，车子还没进厂门口，就听到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所有工友列队欢迎，厂长站在最前边，握着她的手，哭着说不出话来。

20年的奋斗目标终于实现，姚秀荣已经43岁。一个偶然的机会，突然让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另一个舞台——真正当好全国人大代表。那是1996年3月12日下午，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分组讨论。河南团在京西宾馆开会。江泽民等中央领导都在座，姚秀荣照例坐在最后一排。会议安排了三名代表讲话，每位发言时间是5分钟。姚秀荣觉得，他们的发言还是“像念报纸”。等到第三名代表讲完后，她突然站起来说：“一线代表要说话！”

在场的代表都回过头来注视着她，她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记得前排的省领导给她打手势，让她坐下，身旁的洛阳市长还拽着她衣服的下摆，想把她拉下来。但她的倔脾气反而被激上来，站在原地不动。直到江泽民微笑着说：“好，那你来讲。”姚秀荣用惯有的大嗓门开始发言，第一个话题就是领导干部检查工作的形式主义，她说领导在检查工作的时候都提前通知，还有警车开道，了解不到真正的民情。会场里于是变得很安静，这让她更来了精神，滔滔不绝，从农民负担一直谈到司法公正，竟整整讲了45分钟。

会后，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长春特意表扬了她，称赞她这样的人大代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下届还选她当人大代表”。

权利认知

意外找上门来的求助者，第一次让她感受到了人大代表的权利和力量。

找上门来的年轻人穿着孝衣，跪在她面前喊着：“姚代表，你帮帮我！”事情其实不复杂，年轻人一家将棉花卖给收购站，应得到1.86万元的收购款，但对方迟迟不付款，法院已经判决年轻人胜诉，但5年都没能执行，老父亲一病不起，刚刚去世。姚秀荣说她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连法院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年轻人求她，“只要在判决书上签名就行”，姚秀荣就半信半疑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没想到三个月后，焦作法院的正副院长专门赶到起重机械总厂，告诉姚秀荣，案件已经强制执行，还坐在机床旁的铁架子上向她汇报了这个案子的执行情况。姚秀荣由此受宠若惊，“想不到人大代表监督这么顶事”。

厂里再次提出让她担任管理工作，被她再次拒绝，她自豪于自己“是‘一线代表’，连个副组长都没当过”。更让她自豪的是，连公安局和法院有时都要求助于她的人大代表身份。

焦作市武陟县和新乡市原阳县两个村民发生矛盾，原阳县的关永泉把武陟县的赵小会杀死，一下子引发了两个村的矛盾。赵小会的家属把棺材抬到现场，要求严惩凶手，关永泉的家属则说没有证据，双方互不相让，两村人在现场对峙。公安局派出上百名警察日夜值班，虽然暂时制止了冲突，但无法劝退双方。正在车间干活的姚秀荣，于是被焦作市公安局的两个警察用警车带到现场。姚秀荣在车上才知道，两边的公安局出面都制止不了，焦作公安局的局长就想到了她。

姚秀荣到了后，跳上桌子，扯着嗓子喊：“乡亲们，我是人大代表姚秀荣！”她还把代表证给村民看，没想到真的稳定住了现场局面。她还保证，马上到省公安厅去，立刻展开侦查。焦作市公安局立刻拉着她赶到郑州，80公里的路只用了45分钟。她找到省公安厅副厅长王济晟，王济晟答应她马上派刑侦人员，姚秀荣又返回现场，站在两拨人中间，一直等到省刑侦队到达，事件平息下来。

还有一次，武陟县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与当地村民发生争执，一位老太太心脏病突发去世，结果法官被围在中间。又是姚秀荣出面，双方才达成赔偿协议。姚秀荣也因此与焦作乃至河南的司法系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庭长对她的评价至今没变：“没见过这么敢仗义执言的人大代表。”

姚秀荣也逐渐发现，她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不仅能在执法部门和民众之间形成一种平衡，这过程累积起来的人际关系，还可以让她在许多事情上获得更多的方便。比如给工厂的产品找销路。当时厂里生产出了一批重型机械，但是没找到买主，她就给同是人大代表的河南电力局局长打了个电话，为工厂换来了880万元的订单。当时厂里就要奖励她24万元，但姚秀荣说自己不是销售员，拒绝接受这笔奖金。

“人大代表就是要有正义感。”姚秀荣反复念叨这句话。这个质朴的工人其实已经忘了自己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大多数提案，只记得要求制定《反铺张浪费法》。在专家眼中，这些提案显然是朴素的，跟她相熟的市人大代表马希方说：“我们这些基层的代表，都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实现选举、立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作用，最有效的权利就是监督。”而姚秀荣，也逐渐认准了监督这条路，找到了她的“七人小组”同伴们。

朴素正义

卢靖之的出现让姚秀荣找到了“智囊”。与姚秀荣不同，身为《焦作日报》副总编的卢靖之透着文人气，语气平和而谨慎。他才是焦作当年著名的“七人小组”发起者。卢靖之选择了司法监督作为发挥人大代表权利的突破口，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党群关系紧张，最主要原因就是执法部门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执法不公、态度不好、刑讯逼供等等，几个这样的执法人员就会破坏我们共产党的形象。”再说起这些，他语气中带着怅惘，“可惜只干了几年”。

卢靖之策划的第一次活动就是夜查派出所。1996年4月16日，那晚正是他负责审稿，他派了两个记者和姚秀荣、李朝义等几个人大代表一起去，当晚就查到两个派出所值班人员酗酒、脱岗，第二天消息见报，公安局被迫开自查会，酗酒的派出所长被罚禁闭。这让卢靖之备受鼓舞，他开始从人大代表中物色新的成员，马希方、李顺兴等陆续加入。这些人各有分工，马希方经营一家劳动用品店，他是小组成员的主要经济来源，凡是在省内活动的，他都负责提供车辆和食宿。李顺兴曾经当过5年法医，有刑事案件时，他负责解剖和伤害程度的分析。而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是7名人大代表中级别最高的，成为整个小组的“旗帜”。

一旦有对判决不服或长期解决不了的案件，当事人大多最先找到姚秀荣。她就把这些案卷都拿给卢靖之，由他来判断司法部门是否有错误。遇到市一级的案件，由七人小组中的市人大代表出面监督案件的侦办过程；遇到省内或跨省的案件，姚秀荣都要亲自出马。据他们分析，找上门的案件里，其实“有30%是当事人对判决理解不清楚”，如果遇到这样的案子，姚秀荣就自学法律知识给当事人解答。姚秀荣住的那个61平方米的单元房，就在厂区的宿舍楼，陈设异常简单，10平方米的客厅里摆着一张圆桌、几条凳子，唯一特殊的是她卧室中厚厚一摞法律书籍，她说：“当代表就要学习。”

朴素正义之路的波折太多。比如有一次，姚秀荣带着一个当事人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楼梯坐了一下午，才得知这个案子已经上报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她就连夜领着当事人到北京。车上仅剩下站票，过道里满满的全是人，身材矮胖的姚秀荣只能半倚在车门边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她就赶到法院门口，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报告案件情况，递交当事人的申诉状。

几年人大代表当下来，姚秀荣参与监督的案件已经上千件。“她是那种遇到不平的事就一定要管到底的人。”卢靖之评价。跨省监督案件的时候，为了省钱，她尽量坐硬座、夜车，在当地住最便宜的旅店，在路边小摊吃饭。可看到来申诉的人家里穷，她就拿出自己的钱帮助，一掏就是几十上百元。而她的月工资，其实不足千元，可她会自我安慰：“我们两口子都挣工资，比他们强多了。”

刚刚觉得“干出了点经验”，姚秀荣却落选了2003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931票里，她只获得了363票。而在1998年连任的时候，她曾经以757票的高票通过。姚秀荣觉得，落选是因为“歌舞厅那场火灾”。当年焦作市一家歌舞厅发生火灾，她认为公布的伤亡人数与实际不符，在媒体上公开提出质疑，认为火灾背后有贪腐行为。

姚秀荣落选之后，失去了“旗帜”的七人小组也在这一年解散。51岁的姚秀荣也在这一年退休，临走前，她把使用了30年的机床擦拭得干干净净，坐在旁边的铁架子上默默流泪。不久焦作起重机械总厂也倒闭了，她的丈夫只能外出打工，而她自己每月只有1000元的退休金。但是年过半百的姚秀荣仍然闲不下来，她跟着上访户体验生活，住5块钱一天的地下室，吃冷饭冷菜，一待就是一两个月。从未做过家务的她还去餐馆打工洗碗，干了两个月就看不下去了，“那些领导带着老婆孩子来吃饭，一顿饭吃600块钱，开公家的发票不说，金额还写1500块，这不是腐败是什么？”如今的姚秀荣觉得，自己只能“曲折救正义”。如果有人找到她，她很少直接出面，但还是会给当事人讲解相关的法律依据，把他们介绍给法院的熟人，或者委托熟悉的现任人大代表监督。“我退居幕后了，可老百姓打官司不容易，能帮就帮吧。”她真挚地说。 朴素全国人大姚秀荣代表一线正义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