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莲 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

（文 / 葛维樱）

( 丁晓莲 1955年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农村，回族。1971年考入当地财税学校，1975年进入固原县国税局，基层公务员。2003年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此前一直担任宁夏人大代表。 )

母亲

这天特别冷，但为了见本刊记者，丁晓莲特意穿上一件粉红色的短袖衬衫，粉色异常鲜艳，“我大女儿7年前花30块买的，我最喜欢”。手腕上一个剔透的玉镯，是今年生日收到的小女儿的礼物，“她和女婿两个人拽着我，硬给我套上，手疼了几天，拿不下来了”。她笑得很甜蜜。小女儿特意买了个小号的，为的是“不让母亲送人或者卖掉”。因为她把自己毛衣都送给学生了，“女孩少，几个女孩走我就织几身毛衣，来不及就把自己的脱下来给她们带走。”这一身是她最珍贵最值得炫耀的行头。但是一谈到两个女儿，丁晓莲就心怀愧疚，“我不是一个好母亲”。

丁晓莲住在银川市一个70平方米的旧房子里，这是她小女儿的家，小两口贷款买了新房子，就把旧居给母亲住。这几天玻璃坏了，还没来得及修，银川又突然降温，使本来有些杂乱的屋里更显冷清。在她做全国人大代表的时间里，她不是穿着蓝色的税务制服就是回族传统的服装，除此她几乎没有像样的衣服。“乱的几大包都是要带回去给小院的东西。”厨房里只有一堆土豆和面粉，今天一个她曾经资助的女孩子从固原来银川，娘俩就一起煮土豆面条吃。吃完饭，女孩拉着丁姨开始聊天，从工作的不顺利到家庭矛盾，丁晓莲感同身受地时而大笑，时而无奈，有时又出出主意。这期间她接到8次电话，两个小灵通手机都很旧了，你方唱罢我登场，是从全国不同地方打来的电话，都是她曾经帮助过的孩子。“那个油票要拿去换成油送去小院……”“某某已经给我打电话了，说因为手机丢了找不到号码才没有联系我，你放心……”“你十一结婚吗？结婚的话要告诉我……”“实习的怎么样了？慢慢来，要学会和领导相处……”

“459个孩子，别说名字，他来自哪个乡哪个庄子家里几口人我都知道，这些孩子的电话我大部分能背下来。”但当问到女儿的电话时，丁晓莲却怎么也想不来，还要去翻号码本。西海固小院是她1992年自己盖的，那时的税务局还没有分房子。“我买了4分地，一分是3000块钱。”丁晓莲出生自西海固当地农村的一个回民家庭，父亲很早去世，母亲一个人把6个儿女拉扯成人。“是我妈推着我从那个山沟里拱爬出来的。”兄弟姐妹中丁晓莲的学历最高，她在1971年考上了中专，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我是整个西海固地区，第一个通过考学走出来的人。我知道，上学对于西海固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难以想象的是，丁晓莲自己的女儿却学历不高。大女儿高中毕业几年后，被税务系统作为子女解决了工作，现在也是固原县国税局的公务员，小女儿初中毕业当了兵，现在在宁夏武警总队。两个女儿都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沾了母亲的光，但她们并不因此开心。丁晓莲从1996年左右开始就受到来自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全国的表彰，“领导帮我解决了女儿的出路问题”，然而在很多年里，两个女儿不支持也不理解母亲的作为。“我妈妈做好了饭，经常碰到有的家长送自己的孩子上门来托付，我妈就让他们吃，假装我们已经吃过了。”小女儿一提到这些小事，就难以控制对母亲的情绪，在姐妹俩都在紧张求学的时候，丁晓莲开始在自家小院里“收养”贫困的高中生，两个人都难以接受突然住进来的几个陌生人，经常反对母亲。很多年过去，她们现在都说自己已经慢慢接受了母亲的做法，“因为亲情，我们总还是她女儿，而老妈就是那样的人”。两个女孩很早就学会了独立和忍耐，姐妹俩成家立业，没能从母亲那得到任何物质上的帮助。住过小院的孩子们也说，“我们管她们叫姐，不过她们都挺客气的，和丁妈妈的感觉不一样”。

( 2003年2月25日，丁晓莲（前排左四）和学生们在“济学苑”里合影留念 )

丁晓莲给予别人的母爱，却没有分出来给女儿。她一再强调，是自己的错，没能照顾好两个孩子。“我一开始真的不明白。我的女儿有我给她们的房子住，有饱饭吃，有衣服穿，这不就够了吗？”到了两个女儿干脆考不上学，待业在家的几年里，丁晓莲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丁晓莲自己从小连最基本的物质待遇也没有从家庭中得到。在上小学时，她得到一条别人家不穿送给姐姐，姐姐又送给自己的棉裤。“家里只有这一条棉裤，我妈说，我上学，让我穿。可是裤腰太肥了，我让母亲改改，母亲说没有办法改，让我自己提溜着。”为此丁晓莲大哭一场，赌气说不去上学了，“没想到母亲并没有妥协，她说你不去就不去吧，不去就把棉裤给姐姐穿”。那次以后，丁晓莲没有了任何“奢求”。

在丁晓莲财税学校毕业分配到税务局工作时，整个西海固都把她当成“偶像”。“我当上人大代表的时候，有句话，叫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我不是凤凰。但我确实觉得，依靠自己的努力，我比人家都过得强了。”两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让丁晓莲觉得幸福。“我觉得，我的女儿生活得这么好，我对钱已经没有太大的需要和欲望了。”丁晓莲在1984年就和丈夫离婚了，也是因为“对钱的观念太不一样，他恨不能把一分钱掰开，我连给客人倒杯茶的权利都没有”。贫苦人家出身的她不能忍受对别人不慷慨。她最爱说的话是，“我们姊妹6个，全靠父老乡亲东家给碗米，西家给块布，我们才没饿死”。在情感上她几乎把他们都当亲人，总是对人家自称“我就是哪个庄子谁家的老五啊”。然而她在西海固的乡亲现在也对她有了意见，因为她母亲去世时，丁晓莲忙于小院的生计，以为母亲不严重就没有回去，没见到最后一面。这件事让她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几乎指到我脸上来”。“我母亲最爱我。”“我出来工作什么也没给母亲做过，还没来得及孝敬她。”丁晓莲每次被问到母亲的事就会更伤感。到最后她说“世上有卖后悔药的吗？”就号啕大哭起来。

洗脸盆

她的奖状奖杯有两大箱子，然而她并没有把这些东西摆出来。无论走到哪，她家里最显眼的地方都放着一个黄色搪瓷洗脸盆，这洗脸盆被当做一个大摆设，支立在柜子上。这是1999年中央电视台来拍摄丁晓莲的故事时，给她的启发。她本来一直就那么用着，但是记者们说，这已经“算得上是文物了”。丁晓莲不懂文物，她对脸盆的感情却是真的。脸盆虽旧，上面却一点灰也不沾，底上写着“陕西搪瓷厂制”。“1971年我考上固原财税学校时，第一次从山沟里走出来。母亲给我借了几块布，拼在一起做了个小被子，我就去上学了。”丁晓莲什么也没有，到学校后，班主任老师夏建雄把他自己已经用了7年的洗脸盆和自己铺的毛毡都给了丁晓莲。“如果没有夏老师，就没有我。”丁晓莲的话和情感非常朴实，她说自己后来的一切都来自于这个脸盆。

“毛毡和脸盆跟着我这些年。”丁晓莲只知道夏老师是上海知青，当时40多岁，“是我母亲以外最大的恩人。夏老师也没说什么，他给我，我就要了。我们俩也没有更多的打交道”。夏老师教了几年书就离开了，“我不知道他当时铺什么用什么，也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没有”。丁晓莲也没有再去寻找，“但是我特别在意这个脸盆，我女儿都说，如果失火，我只救一样东西”。小女儿小学时组织种树，私自把脸盆拿去用，回来磕碰了不少，丁晓莲把女儿“一顿打，真打”。全家人都知道，她现在不让小外孙或任何外人动那个脸盆，“对我来说，恩情就是这样，一个洗脸盆一个毛毡，然后再也没有联系，大恩不言谢，我碰到需要帮忙的人再帮别人”。毛毡在1998年小院里的孩子王学文考上大学的时候给他带去了，因为他也什么都没有。

丁晓莲就宝贝这样东西，她自己的生活也确实不像一个公务员的水平。固原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土生土长又多年工作在税务局的丁晓莲对此是最熟悉的。“国税总局都说，你们宁夏的税收是毛毛雨。”尽管如此，“我们单位的年轻小两口还是有房有车的，星期天带孩子出去玩”。但丁晓莲一直过着最朴素的生活。“我1975年参加工作，很多年里什么岗位都待过，去市场上挨家挨户地收税，做发票，做后勤，做统计。最早的工资30多元，80年代有四五百元，已经高兴死了，那之前还不叫公务员呢。到1996年我拿到1000多元。”1996年她因为是“职业道德模”、“精神文明标兵”，才被提成主任科员一级，到了2007年才被提成副处级调研员。

“我就是一个基层公务员。”很多年里她身边总有一些声音，“我是个单身女人，又搞这些事情，那难听话就太多了。说我是为了当官。为名为利”。丁晓莲1993年春季开学送女儿去二中上学时，在门口看见了几个背着被褥卷流泪的孩子，“一共4个人，他们在那哭，也有一些老师同学在看，说是高考落榜了，还想复习却交不起住宿费和学费。看看人家都散了，我还站在那，走不动路。我女儿说，妈你怎么还不走？我就把几个孩子先拉到我的小院子去了”。她给他们供吃住，一切免费，还把自己的钱给他们拿去缴费，“我们家算算有10间房呢！”她还是停留在刚盖好新房的快乐里。其实这10间房能居住人的只有四五间。

丁晓莲自己也没想到，一开始四五个孩子寄居在自己家中，几年后就增多起来。1996年这里已经有十几个孩子，“多的一年有将近30个”。因为这个小院离二中最近，一传十十传百的，二中学生，还有其他几所高中都知道了丁晓莲的院子。总有人不断想住进来，“想住进来的都好说，我们那有土炕，还有双层的床”。这些年她慢慢地把自己家变成了大宿舍。她给每个人买电热毯，电费就成了负担。又到处去买便宜的粮食和蔬菜，甚至把自己变成了他们的保姆。“我看见有的人袜子衣服没洗，我就直接拿去洗了。孩子回来看见也明白，觉得对不住我。”她自己和女儿的生活空间都被挤压了，90年代末税务局组织盖家属楼，丁晓莲靠兄弟姐妹们借了6万块钱，买了一套房子，三口人才算是搬出了院子。

“我好像是上瘾了，觉得自己就是夏老师。”丁晓莲说自己从不能不管，到主动去管。“高考上去了，这一家人命运就改变了，我觉得我只要出这么一点点力，对我来说就是吃差一点穿差一点而已。”因为申请住进来的学生太多，丁晓莲就每家每户地去山里“家访”。“看看你家挺困难的，但还有个电视，被子是新的，他家是连鞋子都没有，只能让他住进来。”除了她自己的工作，她的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这些地方。“人的脑子就那么一丁点大。”她比画着。有学生的父母专程到县里来看，一看丁晓莲就吃土豆和黄米，“我母亲以为丁姨是个多富裕多有地位的人呢。来了就掉眼泪了”。到乡下她被人叫过“活菩萨”，也被流着眼泪拒绝过，“王文学的爷爷说，这孩子不能上了，上几年家里都掏空了，就让他去打个工也行”。丁晓莲一开始觉得很难过，但现在她也了解了，她就捡最能打动山里人的说：“你们祖祖辈辈没文化，进城了连厕所都分不清男女，你让你娃分清楚行不行？”

丁晓莲不仅是让高考落榜生复习这么简单。特别贫穷的孩子她从初中就收进来管，最长的在她家住了8年。“我们这里的孩子考学不易，大学要考好几年还未必能上。”西海固回族居多，教学质量很有限。这些年丁晓莲是宁夏人大代表，经常提建议说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入学率太低，尤其是女生，根据她自己多年的调研，入学率也就30%左右。“在会上当地教育局的人就动怒了，明明是越来越好，你怎么说越来越差，我们的入学率是99%！”丁晓莲就和他们争论，“其实我也知道教育部门的人并不待见我，一个国税局的女人，老在他们的地头上管闲事。教育部门也缺经费，每次我给孩子联系下什么助学贷款，或者求学机会，或者物质上的扶持，他们都不愿意给盖章，说是不是人家这本来要给我们西海固的，被你丁姨拦下去了。”

小公务员的慈善处境

这么多年丁晓莲也没升什么官。尽管她不时捧回“感动中国”、“百名优秀母亲”、“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人民满意公务员”等等奖项，她在单位还是最爱扫楼梯最热心帮人的那个大姐。“奖励都是告诉我入选了，告诉我选上去领奖，然后就回来。”丁晓莲说自己其实没什么感觉，“这都是我自己想干的事情”。她几乎结交了所有宁夏的政商两界的高层，她经常和他们一桌子吃饭，一车去考察。来自外界的议论是，她做什么事都易如反掌，得到了无数奖金和物资支持。“我听说梅花奖倒是真有奖金的。”她嘻嘻笑着说。无论她得过多少奖励，奖金是分文没有的。这些年她得到最大的一笔捐款是18万元，来自于在宁夏搞房地产的一位商人，“这笔钱是直接给到6个学生手里，供他们上学生活用”。除此，所有捐款不过3万元。

“我不是不想寻求帮助，是我每次一张嘴，人家就说你是个人行为啊！钱或东西给了你，你能盖个章给我？还是能让我被报道？还是能有什么优惠给我呢？”丁晓莲觉得这些人的理解和自己不一样，自己也从来不想去劝服谁，“如果一个领导笔一挥把我的事办成了，或者一个商人手一甩就给我几万元，这些不过是看我的面子罢了。并不是真的理解我做的这件事”。她资助过的杨维亮，还有好几个在银川市工作或上学的孩子，经常要帮她拉米、面、油到小院去，“丁姨宁可向她的兄弟姐妹伸手借钱，或者让我们帮她，也不愿意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越是高层的人，我越张不开嘴，我怕人家觉得我有所图，我毕竟还是个公务员，我的尊严既关乎职业，又因我是个单身女人，我就更不能让人说闲话。”“人家都以为税务局的干部过得很好呢。”她并没有真的得到什么实惠，这甚至为她在更现实的范围里招来了不待见，“劳模春节会发过节费，1200元，别人都是领导们亲自送到家，我的是打到我们税务局的账上，让我自己去领”。

丁晓莲在90年代末名气越来越大，她也开始不断被推举为行业、地区的代表出去发言，参加各种事务。“丁姨前天和我一起去银行帮人办事，柜台员工一看见她就让她先来，不要排队了。”杨维亮说。丁晓莲也很开心自己走到哪总是被人喜欢着，“好像老百姓的心里都明白，喜欢你也不会怎么表达，就是你买鞋，直接给个调货的价，偶尔打车司机就不要我钱”。甚至她跟着全国劳模旅游团去澳门玩，大家都在珠宝店挑首饰，她在一边站着，老板说：“大姐你也买点首饰吧，很便宜。”当时她有点难堪，领队就说：“你不知道她，她自己搞慈善呢，把家都献出去了，没有钱买这些。”澳门老板大为感动：“没想到内地的公务员还有这样的人。”丁晓莲还没有出过国，她只是觉得，中国人现在慢慢接受她这样“毫无理由的付出”，“我说因为我爱这些孩子，我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以前都是不信的目光，现在也有人慢慢地理解了”。

她觉得，就是这些渐渐的理解，让她当选了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前在这里西海固，老百姓就说你是好人，闲言碎语就说你是为了当官出名。但是随着我慢慢地走出去，一次次到北京去，我发现，空间越广阔，我就越被人理解，接受我的人就越多。”让她最感动的汇款单来自于山东，一个退休老工人在电视上看到丁晓莲的事，报道里顺便说小院装炉子出了问题，烟一直往屋里灌，“他就画了一张详细的图给我，告诉我烟囱应该怎么改，在哪里安个什么部件，然后他计算了一下所有的花费不到20元，就寄了20元给我”。很长时间里她对着那个汇款单流泪，“我舍不得兑换了，后来还是复印了，一直珍藏”。

丁晓莲做人大代表就是中央政府换届和开始关注“三农问题”的那一届，这让丁晓莲非常快乐。“我觉得我是去实话实说的，农民工讨薪问题、医疗问题、农村大学生就业问题……”虽然她是一个基层公务员，但是她并没有有意地代表这个群体。她心里更多的问题意识，还是来自于她生长于斯的宁夏最贫困的西海固黄土高原。“在1997年高教改革之前，学生们只要上了大学就有出路。之前的学费也不高，可是那以后学费突然变成6000元，学生们为了上学想尽办法，上完学居然还找不到工作。所以这些年失学率上升，很多是因为农民在子女上学的事情上看不到现实利益，我资助过的孩子里，确实有一些找不到工作就在家待着，大学毕业了考3年公务员都是第一名，面试却刷下来。”

丁晓莲资助过的孩子并不是个个有大出息。很多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工作，最好的也就是白领和公务员，还有很多依然要时常在丁晓莲这里寻找依靠。有人问她认不认识某方面的人，想办一个执照，有人托她寻找工作单位，介绍人认识，丁晓莲都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丝毫不势利。“越是普通的孩子我越帮忙和勤于联系，那些刚刚过上好一点日子的，说要接我去玩，或给我买东西，我都让他们先照顾自己的父母，先买房子结婚，不要操心我。”她最频繁求助的就是自己的亲戚们，“很多年亲戚朋友请我去饭馆吃饭我从来不去，有一次我女儿实在拉我说咱们天天吃土豆，就去饭馆吃一次吧。我说你把钱省着，有一天妈和你开口了，你帮妈这个小院一把”。

“我从来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我曾经是被别人拉扯着走出来的。”她一想到自己被选为人大代表的情形就开始放声大哭起来，很多年的无助、辛酸都一下子被肯定了。她现在的退休工资每月2400元，都投入到学生们身上，不仅吃住，她自己搬出去后就给他们雇了做饭打扫的阿姨。他们上大学甚至还会得到丁晓莲的帮助，丁晓莲说自己后半辈子都要把这事坚持下去，她给他们找勤工俭学的地方，联系贷款还有找工作，看对象是否合适。“这些都是小事，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我的小院卖给房地产商。”小院周围这些年已经有了不少小高层，被憋在里面让她非常不舒服，“总有人找我要拆掉这里，我从舍不得到想开了。不管卖5万元还是50万元，这钱我和我女儿说好了，咱们一分钱不动，都做成一个基金，都用到贫困学生身上。”“我没有很伟大的思想，只是想把我从母亲、夏老师还有乡亲们身上得到的东西，返还给这些像我当年一样的孩子。” 自己丁晓莲西海固孩子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