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健 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使

（文 / 陈超）

( 姜健 山东济宁人。1962年济宁医学院毕业后到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工作，从普通医生一直成为院长。她是中国红十字会会员，被美国红十字会评为“国际人道主义服务荣誉奖”，成为全世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1988年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且连续五届连任。 )

一个人的坚守

从曲阜古城向南不到1公里，就可以看到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的中式仿古建筑，楼前的花坛中，也被裁剪出巨大的红十字标志。“全国只有7家医院使用中国红十字会的称号，县级医院只有这一家。”院长姜健告诉本刊记者。

这家医院的前身是一家红十字门诊所，起初主要负责当地的公费医疗，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成为全城最忙碌的医院。在120急救电话使用前，这个诊所承担了县城大部分夜间出诊，作为院长，姜健的出诊次数是全院最多的。

在家人记忆中，家里常常在半夜被敲开门，姜健背着药箱出门。“她心眼好，遇到家庭情况不好的，连出诊费都不收。”丈夫王永安说，长时间的夜间出诊，让她至今仍然受失眠困扰。由于红十字会医院的特殊性，医院要在周末进行义诊，几十年间，姜健累计义诊的患者数量超过18万人次，只要她坐诊，每天都被围得满满的。

有一次，一个领导来看望姜健，约好中午一起吃饭，可是姜健被患者围在中央，那个领导就站在一旁，直到下午两点她才把患者全部看完。领导半开玩笑问：“姜健，我还算不算领导？”她一脸严肃：“我不是不尊重您，我正在看病。”

( 1963年，海安瓦甸公社瓦甸大队卫生员在麦场巡诊 )

“那时医疗设备也不全，每次出诊就是背个药箱，遇到急病抢救全靠人工呼吸。”尤其到了冬天，很多烧煤的家庭容易发生煤气中毒，都是姜健亲自上阵人工呼吸。中国红十字总会原常务副会长顾英奇提起姜健都忍不住称赞：“一个人长时间义诊，还有一次就用嘴把卡在小孩子喉咙中的东西吸出来，不容易。”

姜健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全国人大给她议案的回复函。成为人大代表后，调研就成为姜健的另一个工作重心。本刊记者见到她的时候，她刚刚从青岛、日照调研回来，全国人大每年都要组织代表在全国各地调研，姜健从来没有请过假。加上省、市、县各级人大组织的考察活动，她每年要有十几次出差，根据各职能部门汇报的情况，形成她在人大会议上的议案和建议。黑色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她在各地的会议记录，在每年人大会议前，她就将这些材料组织成议案，在她的办公室里，这样的笔记本已经有70多个。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让姜健有了不少升迁的机会，但都被她放弃了。即使在医院被拆掉的时候，她仍坚持守护着这家红十字医院。1995年，曲阜旧城改造，将原来的诊所拆掉，当时济宁市领导找姜健谈话，表示由于财政资金困难，暂时没有计划重修红十字医院，并同意把姜健调到市里担任领导工作。姜健一口拒绝了调任，“我自己筹措建院的资金，这是中国唯一的县级红十字医院，我必须留下来”。

从那以后，姜健就开始四处奔走筹资，经过十几年努力，终于在城南建起如今的红十字医院和老城区的眼科中心，眼科中心开始正常营业，医院的门诊部土建已经完工，续建项目已经与荷兰一家企业达成合作经营协议。她说：“很多赞助企业出于对我个人的信任，在协议里明确约定以我担任院长为前提，我必须在这里坚持下去。”

筹资和调研花费了姜健的大部分精力，她承认自己不是“贤妻良母”，家务活全部由丈夫承担。王永安曾是当地建设局局长，退休后成为她的全职秘书，姜健外出调研时，王永安还帮她规划医院的建设，“她的腰在建筑工地上被砸伤过，现在还戴着护具。一年有半年要在外边跑，家里的事我能帮一点是一点”。提起妻子，王永安有些心疼。在家里，这个退休干部没有丝毫的架子，姜健的母亲已经88岁，平日里都靠王永安照顾，周末时候，姜健在济宁工作的女儿还会主动回家给外婆洗澡。

因为全国人大的工作，姜健对家人时常感到愧疚。母亲仅有姜健一个独生女，2005年，老人摔了一跤，髋骨骨折，需要做手术，恰好当天她要去北京开《食品安全法》的研讨会，这也是她领衔提出的立法项目之一。那天她含着泪把母亲托付给医院，看着母亲被推进手术室。

那天雾很大，进京的车票已经买不到，她只能让自己的司机冒险开车。用了18个小时，赶到北京已经是凌晨两点，一早就要开会，她就在宾馆里看立法的草案，看到自己当初的议案基本被采纳。等到上班时间，姜健就给曲阜的食品卫生部门打电话，议案的条款就是她向有关部门咨询产生的，她又给这些部门打电话，告知修改后的草案内容，询问是否有新的建议，根据这些她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提出自己新的建议。等回到家里，年迈的母亲虽然手术成功，但因为缺少陪伴而神志模糊，一度认不出自己的女儿，那夜，她趴在母亲的床前哭了很久。

刚刚回到家里的姜健又接到通知，济宁市人大要组织调研，她毫不犹豫地回复，“去，一定去”。她的右眼已经恢复，左眼和腰仍然需要手术，但始终抽不出时间。医生要求她每40分钟就要卧床休息几分钟，忙碌的她根本无法坚持，四处调研开会，经常凌晨才能休息，“等到医院开起来就能好一些，我也能全身心投入提案和调研工作了”。

第一份议案

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有一个特殊的档案室，两排深绿色的铁质文件柜一打开，全是整齐的档案盒，上边明确标示着院长姜健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时间和议案编号。参与五届全国人大，900多件议案和建议已经超过了这两个文件柜的容量，“这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见证”。她扶着文件柜，轻轻地抚摸着档案盒的棱角说。

1992年9月，国际红十字会主席索马鲁加访问中国，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正式会谈结束后，索马鲁加半开玩笑地对李鹏说：“我终于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名誉侵权案发生在哪里了，就在中国。在这里所有的医院都能看到我们的红十字标志。”按照《日内瓦公约》，红十字标志仅允许属于红十字会或当地武装力量的医疗机构。“可是当时全国的医院都在用红十字标志，甚至兽医站、妇女用品也标上红十字。”姜健有些愤愤地说，“就是因为没有一部红十字会的法律。”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仅针对红十字会立法，姜健就曾连续4次提出议案和建议。

即使在屋里，姜健也不得不戴着深色眼镜，10年前，她的眼睛已经因为过度疲劳几乎失明，经过更换晶状体的手术后有所好转，但已经不能受强光照射，只能依靠茶色眼镜的保护。她翻开一个黑色的小笔记本，将时间拉回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那一年，姜健提出了作为代表的第一个正式议案。

人大代表的提案分为议案和建议两种形式，前几次会议，首次当选的姜健只是向大会提交了几份关于医疗改革工作的建议。正式的议案需要阐释案由，她提出，“我接触过很多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红十字会员，香港和澳门都有自己的红十字法律，很快香港和澳门就要回归，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红十字法律，跟港澳红十字会的关系该怎么定位？”国际上很多红十字会的会员国都有针对红十字会的立法，国际红十字会也以《日内瓦公约》为法律依据，因为没有相关法律，红十字标志被滥用；红十字会仍属于卫生部门的下属单位，没有独立的财产权。鉴于这些原因，她提请人大给中国红十字会立法。

对于红十字会的立法背景，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红十字会原常务副会长顾英奇记忆犹新，他是中国红十字会推进立法工作的主持者。1990年初，顾英奇以卫生部副部长兼任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的身份，第一次参加红十字代表大会，就听到很多地方红十字会的抱怨，说当时的红十字会没有法人地位，甚至不能进行独立的财务核算、处理国内外捐赠。

“红十字会的宗旨是从事人道救援，而当时我们的定位是人民卫生救护团体，这与红十字精神不符。”顾英奇说，在组织上，当时国内的情况与国际红十字“七原则”中的“独立性”和“统一性”相悖。拥有2000万会员的中国红十字会在关系上仍然隶属于卫生系统，所有的人事权仍然属于各级卫生部门，因此也不具备法人资格，没有募捐权和募捐款物的处分权，“唯一的出路只有为中国红十字会立法”。1990年10月，顾英奇在中国红十字总会工作研讨会的闭幕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出红十字立法的要求。

“这次研讨会的内容以及后来总会启动立法工作的计划，以文件形式交付给当时具有会员身份的全国人大、政协代表请求支持。”半年后，姜健正式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红十字会的立法议案，红十字会立法，由此从红十字会内部进入了全国人大的视野。

红会立法：会员与会长的命运交集

“锲而不舍。”提起姜健，顾英奇忍不住称赞，“她为中国红十字立法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62年，从济宁医学院毕业的姜健被分配到曲阜红十字门诊部工作，在懵懂中她就成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员。年轻的姜健那时还不明白红十字的真正含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红十字是战地救护的代名词。她还记得自己作为红十字会员参与战地救护和打靶的训练，“更像是民兵”。“文革”时期，她对红十字精神的唯一理解就是“人道主义”，对“文革”时的斗争一无所知，那时唯一的工作是救人。“白天给造反派看病，晚上就给被打倒的当权派治伤，不管什么派，救人是不会错的。”“文革”中，她的丈夫王永安曾受到围攻，结果批斗王永安的那个造反派晚上煤气中毒，姜健连夜赶到现场，用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将他救活过来。

1988年，她被美国红十字会评为“国际人道主义服务荣誉奖”，成为全世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同年，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恰好这一年，红十字会在关于《中国红十字会体制改革设想》中第一次提及立法问题。

1990年红十字总会以文件形式向各级红十字会传达了立法工作，并且交付政协、人大代表后，当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只有姜健一人是红十字会员，从此她以每年至少一个建议的数量，开始自下而上地推动红十字会立法的车轮。

与此同时，顾英奇也从上层开始了立法的准备工作。1990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政研室成立，专门研究红十字会立法，就在姜健正式提出议案当年，国务院法制局也加入了立法的起草工作。1991年6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向主管部门卫生部申报立法的立项请求。当时，顾英奇向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建议立项报告不必提交部长办公会，由陈敏章签字后转报国务院，大大缩短了立法进程。

当时，全国18个国务院直属的社会团体中，除了《工会法》之外还没有一部法律，这个立项报告交上去，得到的回应是“红十字会这种社团也有必要立法？”顾英奇就联合国务院法制办，组织了两个出国考察团，一路去日本、韩国，另一路去瑞士和西班牙，发现发达国家都有完备的红十字会法律，顾英奇说，“连台湾地区也有自己的红十字会法，如果我们没有，台湾回归的时候怎么办？”这才为整个立法工作扫清了障碍。

到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姜健开始着急，“我已经提出立法议案，怎么还没推出法律”。回忆起当年的直率和单纯，姜健自己都笑起来。那时刚刚成为代表不久，她还不了解人大立法程序，认为只要有议案，法律很快就会实施。她连续3次提交红十字会的立法建议，见仍没有法律出台，在这次会议上，她没有用正式的提案纸，悄悄用普通的信笺纸写好几份建议，其中包括加快红十字会立法、请江泽民主席出任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和中央应该关心重视红十字会事业等，叠得工工整整。“当时也顾不得许多，就是觉得这是我的任务。”趁着时任国家总理李鹏参加山东代表团讨论的时候，姜健突然冲到李鹏面前要求提案。所有在场的记者迅速围了过来，周围特别嘈杂，彼此很难听清对方的声音，她只好把事先准备好的几张纸交给李鹏。

姜健递交这个议案3个月后，顾英奇的工作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1993年6月，李鹏委托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五次常务会议，审议红十字会法的草案，顾英奇代表卫生部向会议做草案的说明。顾英奇对本刊回忆起当时立法工作的艰难，“很多领导都不理解红十字会的宗旨和作用”。为此，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向所有人不断地解释红十字会的宗旨、性质、任务和国际红十字会的立法情况。两个月后，李鹏以国函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顾英奇受委托再次代表国务院向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做草案的说明，不巧赶上肾结石绞痛发作，他就忍着疼痛完成了报告。

又经过人大常委会两个月的审议，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正式颁布，从提出至此只用了3年的时间，姜健和顾英奇都很自豪：“这个速度在中国的立法史上是少有的。”

红十字会的信使

姜健不仅多次提案为红十字会立法，红十字会关于献血、骨髓捐献等制度要求，姜健都转化成议案送交全国人大。

济宁市的血站里，每个献血的人都可以看到一张照片，姜健微笑着捋起衣袖正在献血，这是《献血法》实施后，已经接近献血年龄上限规定的姜健带头无偿献血。《献血法》则是姜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二个重要议案，也是当时红十字会主要讨论的立法项目之一。

围绕《献血法》，还产生过一次争论。有部门坚持认为应该采用义务献血的方式，否则会出现用血供应不足；而红十字会的观点认为，应该向国外一样推广无偿献血。红十字会关于献血立法讨论的文件同样下发到各级红十字会，受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派遣，姜健开始到东南亚国家考察。国内外用血的差异让姜健印象深刻，在泰国，她看到这个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国家拥有庞大的血库和精细的分类，这让她感到震惊，“我们国内的血库与他们的相比，不在一个时代”。即使在缅甸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她也看到排着长队的献血人群，“每个人只能得到一小块面包和一杯牛奶，但是血站献血的人多得居然要排号”。

与国外红十字会主导的无偿献血相比，当时国内的用血存在着诸多问题，作为医生的姜健对此完全不陌生。首先面临的就是用血不足，有一次姜健遇到一个病人急需AB型血，可是血库里却没有，只能临时找O型血使用，“现在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采血制度和检验是用血的第二个压力，且不说后来发现的艾滋病毒感染，在上世纪90年代初，肝炎病毒已经成为用血安全的重大威胁。姜健在山东一家医院经历过一个病例，一个年轻人没有看清玻璃门，重重地撞上，被玻璃划破大动脉，紧急输血上千毫升，结果出院后，这个病人竟然同时感染了甲乙丙三种肝炎。“事后，我曾调研过，有的医院检测设备不全或不能检测”，而且，很多卖血者频繁供血，有的献血前喝水吃药，血浆的质量也在下降，无偿献血又成为保证用血质量的手段之一。

“国际红十字博物馆里就写着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道主义思想的发祥地之一，我们一定能通过无偿献血保障血浆的供应。”姜健于是先后7次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和建议，要求针对献血问题立法，由红十字会宣传和倡导无偿献血。1998年，正式颁布的《献血法》结束了当初红十字会与卫生部门的争论，第二条就是“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国家提倡18周岁至55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同时规定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推动献血工作。最让姜健欣慰的是这样一个变化，在《献血法》公布的10年间，无偿献血的比例从20%增加到98%，山东已经达到100%。

平日里，姜健为人谦和，一旦讨论立法问题就当仁不让，讨论《食品安全法》的时候，有人建议用《食品卫生法》，姜健坚决不同意，“食品的问题不仅仅是卫生一方面，人命关天，只有用安全才能唤起重视，体现法律的尊严”。连续5届全国人大代表，姜健的议案也越来越广泛，食品安全、道路交通、农村医疗、海洋经济等方面都有涉及。“当人大代表，不能仅从一件事考虑。”姜健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议案时曾受到这样一个事情的触动，一对夫妇因为交通意外遇难，老人和孩子因为补偿款问题找到姜健，一进门就要下跪，姜健赶忙将老人扶起来，帮他找有关部门协调，她说：“如果有成熟的立法，可以避免更多的交通意外，当人大代表，就应该考虑通过促进立法的方式来解决更深层的问题。” 全国人大立法原则中国红十字会北京红十字会姜健献血法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