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超 成为许振超

（文 / 陆晴）

( 许振超 1950年生于山东荣成。1974年进入青岛港，成为码头工人。1984年，被选为集装箱公司第一批桥吊司机。1991年起相继任桥吊队副队长、队长。全国劳动模范，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

9月14日，许振超在北京参加“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代表座谈会。回到青岛家中，一坐定，仔细地把银质奖章从盒子里拿出来递给爱人许金文。许金文接过奖牌一下子激动得红了脸，开玩笑地说：“哎呀亲一口吧！”

“当时我正在重庆参加中国科协年会，接到短信说祝贺你入选‘双百’人物，一下有点愣，‘双百’人物跟劳模和人大代表还不一样，建国60年才评选100个，从一个普通工人到‘双百’人物，这是很大的荣誉。其实我最清楚自己能干什么，我做的都是应该做的，算不上什么突出贡献。”许振超用“忐忑不安”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全能的“许老大”

认真、聪明、爱学习、肯钻研、争强好胜，这是许金文和工友们对许振超的一致评价，这些特质是成就许振超的核心因素。

许振超说自己的手巧可能是随了在渔轮修造厂上班的父亲。“他是能工巧匠，我小时候他就经常在我面前‘晒’他自己，说我当年在车间里是四级工，敢跟八级工叫板。我看他做的一些小零件特别精细，我就觉得你能做我也能做，小时候真做了不少东西，钉个小木头盒子、小箱子，做个船模、飞机模。至于说手巧，我还赶不上我老爷子，就好琢磨好动手。”除此，作为家里老大，他还经常带着弟妹玩儿，帮母亲做些编网兜之类的手工活儿。

( 年轻时的许振超在钻研技术 )

“过早地承受了生活压力。”许振超这样总结自己性格形成的一部分原因。

再往后，他就开始琢磨上了电器。青岛港固机主任张卫从1988年刚进港就和许振超在一起工作，他是维修工，许振超是桥吊司机。张卫向本刊记者介绍许振超时，不住表示佩服：“他这个人好钻研。他会修手表、收音机、电视机，他有一套很精密的修表工具，我还戴过他修表用的‘独眼’。我记得1990年刚出‘小霸王’，他就拆开看什么原理，新出来的东西他都好研究。”

因为许振超好学，知道的东西比较多，张卫说那会儿工作不忙，大家闲聊打扑克他从不参与，就是看书，研究电器。张卫说，从认识他起就觉得许振超“好胜，认死理，不论对错一定要有个结果，较真儿。而且他经常琢磨、善于总结，这是很‘可怕’的。东西坏了大家都觉得那就修吧，可他就要琢磨怎么坏的、该怎么修、以后怎么预防”。

在爱人眼里，“许老大”还有一个本事就是“把枯燥的工作干出乐趣”。开桥吊一个班，一个人在车上重复同一动作五六个小时，因为许振超干活动脑子，就把体力劳动做成了脑力劳动，他善于根据每条船不同的作业条件处理不同问题。在小小的驾驶舱里发明了多项技术绝活。

在管理上，张卫也认为许振超有独到之处：“在港务局30多年了，他有自己一整套的管理思路和理念，都是从工人、班长、队长慢慢这么做起来，自己琢磨总结出来的。”

被提升为固机队副队长后，许振超开始督促工友多学习，搬到新港区之后，还组织每个月定期的基本理论考试。许振超开玩笑说：“得多培养技术尖子，别一天到晚就是闲聊、‘偷菜’。”

队里100多人，都是20～28岁的年轻人，各种脾气性格的都有，每一个都对他服气得没话说。许金文说，许振超是个天生的领导，很有工作方法，以家长心态对待队员，而且一到岗位就精神头十足，“我都想象得到他拿一个对讲机运筹帷幄的劲儿”。

队里的桥吊司机人手一张许振超制作的“安全卡”，上面写着“禁止疲劳驾驶，登高作业必须系牢安全带，安全帽要生根”等10条安全作业注意事项。许振超还做了“爱心卡”给职工家属，上面印着一行醒目大字：“有事找振超”，下面是他的联系电话。

有思想、口才好，这是本刊记者在采访许振超时最直观的感受，这一点也得到了每个采访对象的肯定。“我本来也啰唆一点儿，”许振超谦虚地说，“但是我什么都敢讲，对领导也敢把疮疤揭出来，让大家都知道疼，以后就好得快，能记住。”

成为典型后，许振超在几个职业学校任客座教授，每学期给学生上一两次课。他很重视教育，每次讲课前要备课三四天，字斟句酌。许振超的课会结合不同学校特点、不同学习方式，许金文回忆，有一次有个校长曾跟她感叹，许振超来讲一次课，学生们能做到两个月不上网、不迟到早退，好好学习。“他演讲现场感染力极强，我觉得他当演员也会是个好演员，干什么都能干得完美。”说到这里许金文不好意思地笑了，“别让人觉得，自己家里人这么夸他”。

“当个好工人”

成名之后的这四五年，许振超各种会议、活动不断，待在青岛的时间不到一半。虽然忙了许多，但他觉得参加社会活动能让社会更好地了解当代工人，了解他所在的行业，也能把工人的形象树起来。

“你别看我们掌握着五六千万的现代化装备，还是有人觉得你是最底层的人，瞧不起你。我就觉得真得给工人阶级争口气，让人不敢小瞧你，这就要把你的力量和智慧都发挥出来。”许振超的这种想法代表了青岛港很大一部分工人，他们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有极强的主人翁意识。

张卫在认识许振超这20年来对他很多事迹都习以为常了，唯独有一件印象极深。2003年初大队人马搬到新港区后，许振超找了个录像机，经常领着几十个工人聚在他办公室——一个集装箱改造的小屋里，集体观看当时正流行的金正昆日常行为礼仪讲座，“我当时很纳闷儿，虽然金讲得很好我们愿意看，可是让我们学怎么说话、怎么打电话这些有什么用啊？”但是没过多久，张卫发现，大家开始自动排队了，出现场的时候只要是两个人以上，都会排队整齐地往现场走。

张卫说，在大家印象里，码头工人就是大老粗、没文化、破衣烂衫，跟旧社会的“老搬”没什么区别。“许振超这个人好强，我觉得他挺受不了这一点，决心要树立工人形象，所以要求我们注意个人日常行为。”

许振超1968年中学毕业后开始当工人，1974年进青岛港，有人说青岛港的企业成长轨迹和许振超的个人奋斗史是重合的。许振超回忆他40年来的努力和成就实际上都“源自一个简单的追求”。

“4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上班第一天，父母亲友都来送我，那时候就业特别困难，一个班上50多个同学只有两个人就业了，大家都很羡慕，来祝贺的同时异口同声地说：‘好好干啊，当个好工人。’就这么几个字，我记了一辈子。可以说，40多年我就这么个追求：当个好工人。怎么样能当一个好工人？就是把活儿干好。”

源于这个简单追求，许振超真的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发自内心地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一开始开老式吊车，那时候工作负担不是很重，他又不爱玩，就把别人休息娱乐的时间都拿来钻研技术了。

1985年许振超调到集装箱开桥吊，桥吊拉来后，都要在码头上现场安装，许振超就在旁边跟着学。有时候干活正起劲儿的时候吊车坏了，就得停下来找电工。“那会儿干活特别有激情，机器一坏就急了赶紧找人修，等半天人家来了弄几下就好了，我就觉得我要会了不就不用叫他们来了，更省时间。”从此他开始一步步钻研，尤其是当自己也能成功解除故障之后，“那真是一种享受”。

张卫说：“有时候大家不理解，觉得他累，你一个司机开好你的车就行了，没必要整天跟着维修工学维修学设备。”但是当时由于专业人员很少，设备坏了有些好学的师傅就帮着一块修，许振超人聪明，接受新生事物速度快，在当时“他是出类拔萃的”。

有一次设备出了故障，其实就是一根线短路这么简单，但由于大家对设备还不是很了解，许振超和一个工程师在车上整整待了一星期，把每个点挨个查，最后终于找到了，他说“我到死也忘不了那根线号”。

许振超感叹说，现在各行各业都有一种很陈旧的观念——差不多行了，“企业里到处是‘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标语，你琢磨琢磨为什么这么写？因为我们做不到啊，很多人又怕丢掉工作，爱岗不敬业，这样怎么出品牌、出精品，有好的服务质量？”他承认他在这方面想得挺多的，关于一个螺丝钉，他就可以讲出100多个例子，让大家来看看活应该怎么干，什么是爱岗敬业。

就像许金文所说，许振超天生有一股“凡事要做就做最好”的劲头。至于后来把青岛港干成了世界第一，一年内两破世界纪录，达到每小时单船装卸381箱的速度，许振超说这个纪录别人很难破了，除非有技术上的突破，因为他们几乎干到了极致，把每分每秒的计算都掐得很准。

“说起这个世界纪录，也是有缘故的。”许振超向本刊回忆，“当时我们设备也少，整个生产流程工艺流程都不完善。有的船靠岸后，要装100多个箱子，人家定的时间是4小时，我们可能装10小时也装不上，耽误班期船长就有意见。有一次一个船长就说，你们太慢了，看看人家日本装得多块，你们这辈子也赶不上日本了。我当时那个火啊，可嘴上还咬牙犟嘴，说我们也挺快的，日本不也就这么干么？后来一打听日本确实比我们快，一小时能比我们多一倍，我说行了你们等着吧，早晚我们是世界第一。”

但当时这只是一个设想，许振超明白他们毕竟受到能力、装备、管理方面的诸多限制。1994年他到国外参观，就一直感慨自己就是设备不行，回来把见闻跟大家一说，所有人的斗志都被激发起来了。“到了新港，有了好装备好码头，我说咱们可以圆咱的梦了。”许振超说，破纪录是各岗位环节都提高效率的结果，但总要有人挑头，他们实际上就是起了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人民的代表

在《青岛日报》跑交通口的女记者辛梅告诉本刊，许振超一开始不愿意成名，也不觉得自己有这么大的价值。后来他逐渐意识到：“国家需要我这样的典型，如果因为有我这样的典型，社会能多一点真善美，能够有所进步，我也就没白活这一辈子，所以我现在愿意当好这个典型。”辛梅认为，这是2004年开始许振超一个很大的转折。

刚当上青岛市人大代表之初，许振超对学习如何参与政治着实下了一番工夫，正如他以往接触任何一件新鲜事物。“我知道人大代表就是要替选民说话，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然后就要依法履职。想干的话就得知道怎么干，不知道就得学，我就开始看宪法。后来代表们在一起学习讨论，我发现我也能蹦出来几个法律词语，当时我就挺有信心的，相信自己能干好这个事情。”3年任期结束时，许振超被评为青岛市优秀市人大代表。

尽管如此，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特别是入选全国人大常委会，许振超还是有点懵。“因为知道全国人大代表的分量，尤其是进了常委会，一步蹦了这么高。”全国人大常委会里具有工人身份的代表仅许振超一个人，当时一个领导跟他讲，振超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人代表就你一人，你得好好学习。许振超马上说，那你就给我创造个条件，让我好好学习法律吧，“因为人大常委会要制定法律，没有法律知识不行”。

人大的立法、审议工作都是单项的，每个部委负责一项工作，比如环保问题、民生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等等，在开会前发预告让常委提前做准备。对于许振超来说，这是一个不轻的担子，他说：“因为我当时职务太多了，市科协、全国总工会、山东省委委员，我需要频繁变换角色，压力非常大，这种压力可能别人感受不到。”为了在人大常委开会、审议、讨论的时候能有的说，许振超拿出很多时间学习、看材料。在开会讨论的时候也一直竖着耳朵听。“一起的都是部长、省委书记、各行各业的专家，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提高机会，能获得大量信息，我自己也能感觉到进步很大。”

许振超的几个提案代表了他的几个关注重点——教育、安全、创新，都与他个人奋斗的经历有关。他说他比不了有的代表，一下能提三五十个议案，“我就弄两三个，关键的提一个就行”。他的提案都包含了他长期的思考。

“教育是大事。”他一直这么说。

许振超从小就学习好，小学毕业考入了青岛最好的中学，他的梦想是当工程师，目标就是工程师的摇篮清华大学，无奈赶上“文革”，被迫中止了清华梦，却远远没有终止学习路。

当上桥吊队长，许振超开始组织队员们定期集体学习讨论，学技术，他说以前周末不敢休息必须在码头盯着，搬到新港之后就能休周末了，“因为我看到大家通过学习，素质、能力、责任感都上来了。同时我也更加意识到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

许振超在他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提案中，呼吁中小学教育不能光重视数理化而忽视了品德和灵魂塑造。在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提案中，他动员社会所有资源来关注大学生就业，希望由国家拿出一部分报酬，学校可以利用项目资源、导师资源来解决一些不能就业的毕业生的问题。“现在是经济危机的特殊时期，国家和学校都应该承担责任，一个大学生辛辛苦苦地读出来，有的农村家庭倾家荡产地培养出来一个大学生，最后毕业没工作，这个问题哪能不管？”

许振超自己拥有多项技术发明创造，他对一线工人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深有感触。他这些年了解了很多行业，发现往往真正解决瓶颈问题有所创新的都是一线工作者，甚至在有些被专家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领域内的突破。

“国家每年拿出大量资金提供给科研工作者，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一大批科技人员，到底有哪些成果是真正的创新呢？号称‘南袁北李’的玉米大王李登海，他是个农民，自己掏钱搞科研，做出的成绩对稳定国家政局做出了多大贡献？！”许振超于是对工人搞技术创新有自己的想法：“搞创新需要资源，但是资源是掌握在少数专家甚至是企业领导人手里的，工人手里没有资源，也没有创新的环境，哪怕是一些小改小造，也是需要材料、时间、有人配合的，这些由谁来提供？真正在企业里拿工人当回事的有几个？我当然是个例外了。”

自从当上人大代表，许振超其实多了很多无奈，因为接触面更广了，看到的不公平现象也更多了。“有好多事情我都看不顺眼，非常着急，但是人大代表个人无权，不能直接从事监督执法，只能提意见，催促执行，我能做的就这些了。但是这是一个极好的渠道，能让上面看到下面的问题。这也算是心理安慰了。” 成为张卫许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