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文 / 钟和晏）

( 1979年9月，北京紫竹院公园诗会现场 )

如果用色彩来描述，1979年大概是灰色的年份，带些明亮的色调。看到几张那个年代的照片，人们密密麻麻地站在西单南侧一道灰色矮墙前，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墙上的一张张大字报上，是拥挤但安静有序的感觉，也许还有几分压抑不住的蠢蠢欲动。

他们还是“文革”年代的打扮，穿布衣布裤、背军挎包，男的大多戴鸭舌帽。有一张照片是1979年12月拍的，那时候“西单民主墙”已经被移到月坛公园，仍然是一长段灰墙。有个穿灰色罩衫、戴帽子的小孩侧着身站在一张大字报前，也许是因为北京风沙大，他的脑袋被一整块暗红色的纱巾整个包裹着。冬天的阳光映照下来，透过纱巾还是清楚地看到他幼稚的、微笑的脸庞。

看到北岛讲述第一次如何和陆焕兴、芒克一起四处张贴《今天》创刊号，却有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1978年12月23日一整天，他们骑着自行车带着糨糊桶去了民主墙、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诗刊》和《人民文学》杂志社等，第二天又去了北大、清华、人大、师大这些大学校园。出于谨慎，他们还用白色水粉笔更改了原来的自行车牌号码。

也就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发布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在中国共产党1979年大事记中，“平反”这个词反复出现——为彭真平反，为陆定一平反，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平反，为所谓“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等等。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作为年度风云人物，他的头像出现在1979年1月1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是“思想解放”的起点，也许，民间的觉醒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地下文学就已经开始。1978年下半年起，中国的政局明显变得宽松，政治路线的变化和民间的思想启蒙力量平行启动。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到了1981年初，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清理民刊的9号文件。

( 1979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幸运学子 )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据统计，1968年至1978年间，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76万人，这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几乎涉及了全国所有的城市家庭。

“1970年初，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3月注销户口，4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1971年，我在当年红军盘踞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陈丹青在回忆70年代的文章中说。

1968年12月10日下午4点零8分，北京市25中67届高中毕业生郭路生在北京站写下《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以“食指”为笔名的诗歌开始被广为传抄。农村物质条件的艰难和青春的苦闷，书本和写作变成贫乏精神生活的唯一出路。

在阳光普照的大墙后，有窄门通向北京离经叛道的地下世界，那儿有各式各样的沙龙，就像陈丹青说过的，“1978年上学后发现，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少年匹夫，他们在70年代流传的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分”。

1979年的时候，27岁的龚舒婷是鼓浪屿灯泡厂的锡工，日班夜班轮流交替。1969年，她带着普希金的诗集到闽西太拔公社插队，1972年回到厦门，先做纺织工人，三班倒，每天过海，上班要比别人多花半个多小时等待渡轮。从1974年开始，她周围的文学青年来往多了起来，被翻烂的世界名著、30年代手抄集、50年代《诗刊》年度合订本等在朋友之间被反复传阅。

那年3月26日，一名《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迈克尔·帕克斯在他们的报纸上写了一篇关于上海的报道，题目是《上海重新出现旧风气和颓废现象》。他写道，上海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成双结对地走向照相馆，脱下“毛式”服装，换上西方传统的结婚礼服拍摄结婚照。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电影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莎士比亚的戏剧电影《无事生非》和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门票被抢购一空。年轻人积极学习外语，以期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找到工资高的职业。

那年9月27日，“星星美展”正式在中国美术馆东侧展出，然后经历了一个被禁止、上街游行抗议干涉和再到北海公园画舫斋继续展览的过程。美展前言说：“过去的阴影和未来的光明交叠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多重的生活状况，坚定地活下去，并且记住每一个教训，这是我们的责任。”

那一年，香港商人霍英东在广州投资了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首都机场出现一幅裸体傣家少女的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霍英东说过，“因为怕政策突变，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2002年8月，舒婷和陈村有过一次对谈，后来出现在《收获》杂志上：“七九年大概六月份，我写了一首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那时已经在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写，在厂里焊灯泡，焊得烫了很多泡。写完以后就寄给蔡其矫。蔡其矫就帮我誊清，他觉得我的字不好看，他誊清了。提议给我改两个字，一个是‘风车’改成‘水车’，我改了。还有一个是，‘纺着疲惫的歌’，他要改成‘唱着’。我不同意，我坚持我的意见。”

“我觉得‘纺’比较好。那时候他们老一辈还是比较严谨，纺是不对的，风车怎么能纺歌，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用‘纺’。我没有同意，还是原来我的话。蔡老师寄到广东的《作品》，遭到退稿。退稿里面说：这首诗晦涩低沉，不符合一个青年女工的感受。”

“我不服气，就把这首诗重抄一遍，把《这也是一切》、《黄昏》一共四首诗，一起寄给邵燕祥。邵燕祥就发在七月号《诗刊》，他留了《这也是一切》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诗刊》1957年创刊，1965年停刊，1976年1月复刊，当时全国只有《解放军文艺》、《诗刊》、《人民文学》这几本文学杂志。按照《诗刊》编辑的讲述，“那段时间顾城、食指、裘小龙等人都开始在《诗刊》上发表诗作，整个诗歌界异常活跃。当时《诗刊》发行量最高时达到54万份，因为《诗刊》，他们由普通工人变成名满天下的诗人”。

邵燕祥1978年11月进入《诗刊》，先后任编辑部主任和副主编。他曾经回忆说：“当时我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我到《诗刊》来就干两件事：一是敦请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打击的老诗人，让他们都能重新拿起笔歌唱；二是扶持年轻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解放思想的旗帜刚刚举起来，加上当时三位主编对我都是信任的，我几乎没有什么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当时是思想解冻和破冰期，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还是相当保守的，诗歌首当其冲处在思想启蒙的位置，敏锐的触觉加上诗人本身的血性，比较容易呐喊和倾吐，它可以用比较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正好和思想解放的喷口吻合。”现代诗研究学者陈仲义分析说，“从诗歌本身来说，十七年诗歌基本延续了赞歌、颂歌的模式形成时代的主旋律，整个‘今天诗’是带有抗衡性的、社会承诺的诗歌写作，除此之外还有美学上的开拓。”

邵燕祥1978年进入《诗刊》的时候，处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诗刊》在群情激奋的高潮中扮演了一个反映民间舆论的角色。艾青在新疆石河子劳动多年，1975年请假回北京治病，1978年5月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红旗》，算是复出以后的第一首诗。《诗刊》组织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型诗歌朗诵会约他为朗诵会采访写诗，“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第二天，他就写下了一首长诗《在浪尖上》。

在舒婷早期的写作经历中，蔡其矫是一个多次出现的名字，在精神脊梁经常被打断的一代中国当代文人中，他被“今天”文学团体视为其中的异数。他1918年12月12日生于福建晋江园坂村，1938年离开印尼辗转抵达延安，1941年开始发表诗作，后来当随军记者。他与舒婷1975年结识，《橡树》这首诗就是他转抄给艾青的。艾青大为赞赏，又推荐给北岛。

1978年深秋的《今天》创刊号上，蔡其矫的3首诗《风景画》、《给——》和《思念》排在首位，接下来是舒婷的《致橡树》和《啊，母亲》，根据上下文，北岛把原来《橡树》的题目改为《致橡树》。1979年新年前后，邵燕祥在《今天》上读到《回答》和《致橡树》之后，先后把它们发表在《诗刊》1979年3月和4月号上。

北岛在对蔡其矫的回忆文章中说：“舒婷加入《今天》文学团体，始作俑者是蔡其矫。在他的催促下，1979年秋舒婷第一次来到北京，与《今天》同仁聚首。某日，天高气爽，蔡其矫、艾未未和我陪舒婷游长城。那天蔡老兴致格外好，端着照相机冲锋陷阵；舒婷胆大艺高，爬到城垛上徘徊远眺；我晕高，看不得这壮举，把头转开；艾未未还是个大男孩儿，一开口脸就红……”

“那时候，赞美祖国、颂扬祖国的诗歌太多了，祖国是一个被圣化的意象。圣词当然要排除很多东西，和伟大光荣正确联系在一起，怎么能和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破旧的老水车、疲惫的歌、熏黑的矿灯等等联系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舒婷的诗是在翻腾、漂移、变化的心理状态和情感世界中提炼出的诗歌，另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在出现。”作家出版社编审唐晓渡评价说，他曾经在《诗刊》任职16年。

唐晓渡是1968届的初中生，14岁下乡插队，3年之后进入南京和扬州之间的县城仪征修船厂，1978年2月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50年代早期出生的人，经历几乎大同小异。下乡插队，然后返城进工厂，进入大学读书或者像舒婷、北岛那样直接在社会上成名。那一代诗人基本上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就赶上风云际会了。

唐晓渡记得北岛《太阳城札记》中最后一首也叫《祖国》——“她被铸在青铜的盾牌上，靠着博物馆发黑的板墙”。江河也写过一首《祖国啊，祖国》的长诗。“北岛写得锋利节制，江河有思考的力量，而舒婷比较温柔，有种情感的抚慰在里面。她也有不满，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感受不到这一点了，当时《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带有犯忌的成分。它有歧义性，既指过去的旧中国，也指‘文革’刚结束时对中国的感受。不过，后面又出现‘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这样非常光明的意象，这种平衡和温和让大家对这首诗都能接受。”

当舒婷被陈村问到读以前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什么感受时，她说：“这不能读，受不了受不了，自己也受不了。这是我的年轻时代，不但是年轻，文学在中国是那样的状况。写的诗又不是要发表的，纯粹是给自己看的，那样的话也没什么觉得害臊的。” 邵燕祥新刷出今天北岛起跑线舒婷雪白致橡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