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节选）

（文 / 宋强）

我唾弃那种中国人

我有一位姓王的朋友，在北京某高校任教。这位朋友最大的也是最持久的乐趣便是与来到北京的各类外国人打交道，他总有机会也总有能耐跟老外们混得倍儿熟——然后，再找机会把各个国家的以及他那些外国朋友的各种奇闻轶事叙述给我们听。他有一位英国朋友叫马克，据说他跟马克的交情已有多年。我们经常听到他这样大声嚷嚷：“马克这小子昨天夜里3点打电话把我吵醒了，一问，他在哥本哈根喝多了酒，说要劫持架飞机过来看我。哈哈哈哈哈。”诸如此类的消息特别多：“马克在日本跟一个尼姑好上了。”“ 瞧见身上这件T 恤吧，是马克寄过来的，这个图案是牛津大学的标志。”

…………

不是说他吹牛，我知道那个马克。有次正好我去王先生家找一本书时，马克来电话了。王先生拿起话筒后一下子激动非凡，满脸的青春痘都熠熠发光，他一叠声高叫：“哦马克，哦马克……”然后用一种显然装饰过的（装饰得更有牛津味）英语热烈交谈起来——为了避免他接完电话后再宣布消息，我悄悄地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打了个寒噤，我的这些同胞怎么啦？……

不能否认，在中国人中间，确实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们恨不得能换掉自己的血，恨不能从来就不懂汉语；他们也是种族主义的拥护者，只不过他们歧视的正是自己。我们还记得多年前的费翔热。当这位三流歌星来到上海时，不知多少女青年赶往万体馆想一睹这位有西方血统的歌手的丰姿。我记得当时有一家报纸还刊登了这样的花絮：两个女青年站在印有费翔照片的演出海报下，对费翔的眼睛到底是灰色的还是蓝色的争执不下。

这是一种可怕的、致命的症结。这是另一类的中国人。这种病有两大症状：一、在洋人面前，他们表现得唯唯诺诺，像宋强所说的那样，极想变成奴隶，并且如果变成之后还欣喜若狂；二、在自己的同胞面前，他们又出现了某种臆想，他们暂时变成了洋人，汉语变得不流利了，有些关键的词必须要借助其他语种的词语才能使整个句子连贯起来。

今年3月7日，我去建国门外的国贸大厦与×国汽车公司北京代表处商谈一笔广告业务。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国雇员，这位看上去不足30岁的小伙子在我落座以后居然用英语和我交谈——这使我大为惊讶——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建议，问他能否使用汉语，这样我们可以谈得更到位一些。他说：“在公司内部必须用英语，这是老板的要求——而且我们也习惯了。”话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很宽容，同意用母语与我谈判。只是在整个过程中他不断地插入英语词汇。比如他转身吩咐一位下属（名片上他的头衔是副主管）：“请递给我一张paper（纸）。”

我们的四大发明之一快要失去它原来的名称了。 节选英语中国可以说不可以抉择情感政治时代中国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