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

( 2003年3月15日，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胡锦涛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

又是一个交接时刻。2003年的3月15日肩负各族人民重托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胡锦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使得这一年充满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味。两代领导人的平稳交接，充分表明中国政治体制已经相当成熟而稳定。

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闭幕会上，胡锦涛主席高度赞扬了他的前任，称赞江泽民在担任国家主席的10年间成就卓著。他说江泽民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和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胡锦涛还强调说，“尤其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2003年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吸引FDI（对外直接投资）国的欢呼中展开的，而加入WTO一年的经验表明，国际竞争的冲击也没有我们原先担心的那样严重——相反，在很多中国人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已经进入怎样的发展阶段时，国际上的竞争伙伴反而更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持续发展”无疑是自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竭力强调的主题。1997年，党的“十五大”概括了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明确了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而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形成了“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理论，它不仅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想能得以持续、深入、全方面地贯彻和执行，而且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给继任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从1992年到2000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轮廓完善即体制初步建立时期，这8年对改革开放纵深推进的深入探索对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难能可贵。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不仅审慎地深入处理了传统的计划机制与市场经济机制转型过程中的各种敏感问题，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两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而且在保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基础上，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把商品市场拓展到各类要素市场。使这套极富创造性的机制经历了1992年底到1993年初的经济过热、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紧缩等一系列考验。正是在这个富有活力的制度创新保证下，中国经济在2002年的增长率为8%，2003年则高达9.1%。

连续10年的经济成就在国内社会层面积累了相当多的改变。一个好的制度保证了富国富民。那些在1992年前后顺应商业潮流而动的人们，由此崛起的速度惊人，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正成为时代的标准像和不断变化着的中国商业世界的缩影。“南巡”讲话的第二年才刚刚接手一个地方小企业的李东生，在10年后的2003年完成了一笔令人震惊的兼并，他领导的TCL公司与世界最大电子消费产品供应商之一的法国汤姆逊公司结成了全球最大的彩电制造联盟，李东生信誓旦旦地表示，这家惠州的企业要在2010年进入全球500强的行列。在刚刚结束的充满争议的成功改制后，这位TCL公司历史上第43名员工，已经成为TCL集团最大的个人持股者，按照TCL当时的股价，李东生这一年的个人资产超过了6亿元。

( 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作报告 )

财富于是不再是一个让人躲躲藏藏、加以遮掩的话题，它越来越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标准之一。1999年几乎还只是一个数字游戏的“胡润排行榜”，在2003年已经成为一款在商业上很成功的媒体产品，这个叫胡润的英国小伙子在一定程度上把准了正在经历急剧变化的中国人的脉，满足了人们对于财富与生俱来的窥视欲和好奇心。在这一年的“财富榜”上，百人的资产总额达到1907亿元，比过去的2002年多了将近400亿元，相当于去年中国GDP的2%，平均每人19亿元。

但社会财富膨胀的速度，明显又带来了另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富的人更富，更显出穷的人更穷，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发达的与贫穷的农村之间，落差在扩大。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所预言的那样，“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如果不能解决贫富差距，不能解决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富足，那就不能体现有关“三个代表”与“以人为本”的思想。如何解决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在发展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又一大考验。

“不过，那些认为党在这一年即将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主义和发展理论进行‘纠错’、‘纠偏’的观点是严重的认识误区。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发展问题上的基本思想，是我们党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科学认识。不能把‘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割裂开来。”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这样认为，“邓小平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本质、根本任务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深刻认识基础上的科学论断，而且他从来没有只讲经济发展而不讲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恰恰相反，他对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非常重视，说是我们在工作中的一个‘失误’。邓小平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来是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历来是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联系在一起的，历来是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联系在一起的。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心中的最高利益和最高标准就是让人民群众满意和高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重大举措，其目标就是为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继而达到共同富裕。我们今天更注重于解决公平问题，也是邓小平当年就确定了的，科学发展观是继承了这些思想的一个新的成果。”

实际上，从2000年开始，党中央已经开始对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生态问题进行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几个指标引起了决策者们的重视。到2000年进入小康社会时，我们原定的16项监测指标和小康临界值有3项没有达到——它们恰恰验证了党中央关心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的扩大化。这3个未达标指标里，一是农民的人均收入，指标是人均1200元，实际达到1066元；二是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指标是人均75克，实际达到73克；三是建成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原定指标是100%，实际上建成80%。李君如说：“这3项未完成的任务，集中反映了一个问题，即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已经影响到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它让政府更清楚地看到，经过前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们虽然在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小康社会，但仍是低水平的、不完全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会。”

2003年下半年另一个让中央重视的迹象是，群众上访事件的不断增多。李君如说：“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城市拆迁和农村大量征地，包括违法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据统计，当时全国‘三无农民’达4000万人。”

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危险信号。一个仍拥有9亿农民、充满传统社会因素的国家在崛起的时候如果不能最终把最广大范围的地区和人民都纳入到发展的福祉当中，发展将会背离执政党的初衷。“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经过20年努力，建设一个能够惠及10多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个国家目标能否实现，从当前看“面临着最艰巨的一个任务”就是，“如何解决好城乡差别问题、区域发展中的差距问题，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李君如说，党中央注意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时候，往往是“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期，矛盾处理得好，可以快速发展，实现现代化；处理得不好，会引起社会分层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出现政局动荡。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正处于这一特殊的发展时期，因此要格外重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处理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努力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情况都促使我们考虑，在下一步发展中，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以做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

2003年由此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种更为迫切的需求已在社会内部酝酿，它需要产生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原动力来支持它的继续发展。

“非典”是这一年的一个意外。另一个意外是，这个发生在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的危机竟大大地冲击了人们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最终不出预料地领导人民赢得了这场抗击疫情的斗争，而在危机中，国家发展一些原先一直被“快乐增长”所掩盖的问题被扒掉了盖头，更容易被人发现了。“抗击‘非典’斗争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和直接的因素。”李君如说。

“非典”疫情爆发，前后只有两个多月，地区也只涉及个别省份，但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旅游业、商业服务业、航空业、运输业、建筑业和部分制造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也降到6.2%。人们原本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社会生活都因疫情而被打乱。

“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深化了党中央对本身就正在思考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这些问题的认识。”李君如说，“疫情的发生和抗击疫情的艰苦努力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在推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还要搞好公共卫生、教育等各方面工作，要把对人的关爱放在我们工作的重要位置上。”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在几个月间的骤然下降带来了更深层面的反思。在这之前，打乱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步伐的，主要来自经济发展的周期本身，中国共产党在宏观调控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这场令人恐惧的新型传染病灾害则完全是另一种预期之外的力量。这种被干扰和打断的不悦激起了决策者未雨绸缪的“远忧”，他们想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即使平均每年经济增长不低于7.5%，这个速度仍属快速发展范畴。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李君如说，“过去20多年的发展，是大量投资带动的，是大量能耗换来的，是付出了环境污染等巨大代价实现的。如果资源短缺特别是能源短缺的挑战，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这些问题仍没解决的话，这个经济增长速度显然会面临压力。这使得我们既不能按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走下去，也不能循着我们过去20多年的发展路子走下去。因此，在抗击‘非典’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不久，党中央就提出要贯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

2003年4月底，全国正处于抗击“非典”战役的高潮，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工作，“就是要使全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几乎同时，《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组在北京成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温家宝先后8次主持起草组全体会议，对《决定》的起草和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他反复强调，要着重写未来几年准备办的工作，一时办不了，但必须改革的，要明确改革的方向。

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就《决定》涉及问题先后到各地进行调研，起草小组还邀请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举行10多场座谈会；20多个部委围绕产权制度、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等问题，展开历时两个月的专题调研，形成一批极具参考价值的专题报告。起草组上报的每一稿，胡锦涛都逐字逐句仔细研读，并做了许多重要修改。在框架经过4次大的修改后，6月13日，形成了《决定》稿。

几个月后，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科学发展观”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决定》在论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时，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的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体制保障”。《决定》在论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时，强化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至于这样的发展观叫什么发展观，会后有很多说法，有的称它为“新发展观”，有的称它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有人称之为“全面发展观”。实际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全会的重要讲话中已经明确指出，这样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李君如说：“需要重视的是，科学发展观在全会上是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来的。”

<p "="">“科学发展观的源头应该追溯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国初期和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关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关于统筹兼顾的思想等。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世纪之交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在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这些思想和战略是科学发展观的直接思想来源。表明我们党经过一代又一代领导集体的不断深入思考，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对于‘为什么要发展’加深了认识，而且对于‘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也深化了认识，到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都产生了全面、深入、系统的阐释，它为中国的发展未来奠定了更为光明、坚实的基础。”李君如说。 社会问题经济经济学科学时政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江泽民发展观三个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