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的进化

（文 / 陈赛）

两年前，美国布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霍华德·丘达柯夫（Howard Chudacoff）写了一本书，叫《玩耍的儿童——一部美国史》，考察了从18世纪开始，美国儿童玩耍的历史。他的主要证据都来自第一手材料，比如儿童的日记、关于童年的名人自传等等。在书中，霍华德教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现在虽然时代进步了，但美国儿童独立自由玩耍的能力在不断地被腐蚀，这将给美国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没有什么比‘玩’更能点亮一个孩子的大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霍华德教授说，“我说的不是变形金刚，或者字谜游戏、棒球比赛那种由大人规定了游戏规则的玩法，而是自由的、自结构式的玩耍，一个孩子能从这样的‘玩’中获取日后成长非常关键的社交、情感、身体和认知等方面的技能。”

但是，在历史上，成年人一直以各种理由，试图对儿童的“玩”进行引导或控制。与此同时，儿童一直在秘密创造自己的玩法，他们即兴发明或者改造自己的玩具，设定自己的游戏规则，寻找与游戏初衷完全不同的玩法。

尤其在现代社会，美国父母对子女“玩”的约束几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他们不允许子女冒任何的风险，或者从独立的行为中学到东西。一方面，他们担心孩子在玩的过程中可能遭遇各种危险，或者因为玩而浪费掉时间和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这样的过度保护可能使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失去一些非常可贵的东西。当一个孩子绝大部分玩耍时间是在网上度过时，你不得不怀疑，他要怎么学习那些生而为人的重要品质，比如信任、同情、勇气呢？

其实，中国的父母也是一样。小小年纪就送孩子去学钢琴、画画、跳舞、英语，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固然是为了丰富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的未来做好准备，却牺牲了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的环节——玩。

( 美国布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霍华德·丘达柯夫 )

40多年以来，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者、生物学家到脑神经科学家，都试图从各自的领域出发对“玩”进行定义，研究它的起源与本质，研究它对于人的大脑、行为、心理的影响。他们得出的一个共识是，玩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内嵌于自身的一种力量。而他们始终争执不下的是，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而言，玩到底有多重要？一个人在童年时代如果不能得到充分自由的玩耍时光，他失去的到底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霍华德教授向本刊记者提到上世纪40年代几个心理学家曾经做过的一组测试。研究者找了3组孩子，分别为3岁、5岁、7岁，要求他们完成同样一个动作——笔直站好不动。3岁的小孩没法做到，5岁的孩子能坚持3分钟，而7岁的儿童能坚持到研究者所要求的时间。

2001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劳拉·贝克（Laura Berk）重做这个实验，发现今天5岁的儿童只能做到60年前3岁儿童的水平，而7岁的儿童几乎达不到60年前5岁儿童的水平。

“这说明，在过去60年里，儿童的自我规制能力明显下降。自我规制是一种控制自己情绪与行为的能力，是人的执行能力的一个关键考核因素，在预测一个人在学业上是否成功时，它比IQ更加准确。”霍华德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儿童培养自我规制能力的一个关键途径就是通过玩，尤其是自结构式（Self-structured）的玩，比如假装游戏（Make-believe）。在假扮某人的游戏里，儿童会通过自言自语的方式，告诉自己将要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并自己制定游戏的规则，从而克服障碍，管理并控制自己的情绪。”另外，比起学校教育，或者父母的言传身教，儿童在自由玩耍的语境中学习和实践的行为和方法都更具有独创性。比如，在与同伴一起玩的时候，儿童的口语表达能力比他们与大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连打斗游戏也有助于提高社交技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989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育心理系教授安东尼·佩列格里尼针对一组小学男生的实验发现，越是喜欢打闹的学生，在一项解决社会难题的测试上得分越高。

这与动物学家的发现是一致的——玩训练了动物对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和行为的弹性。

事实上，除了人以外，在很多物种身上都可以看到玩的痕迹，尤其是哺乳动物与飞禽，它们有较长的幼年期和较发达的大脑皮层，而且，它们的生态系统往往多变或者不稳定。

一个著名的实验是这样的：两组小白鼠，一组是正常环境中培育的，另一组是在禁止玩的环境中培育的。当遇到猫的袭击时，两组小白鼠都会逃跑和躲藏，但会玩的小白鼠在猫离开后会从藏身之处出来，重新生活，但不会玩的小白鼠则再也不敢出来，死在洞中。

“我把玩看成是面对人生不可预知性的训练。”马克·贝科夫，这位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生物学家说，“行为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是一种关键的适应能力。对动物们来说，玩使它们获得一种更灵动的精神状态和更广泛的行为词语，从而帮助它们在一个变化的环境中保持随机应变，在觅食、交配、躲避天敌等方面获得生存优势。”

观察动物玩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许多动物都有10到100种玩的信号，比如狗有一种特定的身体姿势叫“鞠躬”——前腿伸长，臀部朝天，既是邀请，也是停顿。在与别的狗嬉闹前，它会先用做出鞠躬的姿势，如果不小心咬过头了，它会再次做出这种姿势，向伙伴表示：“没关系，还在玩呢。”大猩猩玩闹时，嘴巴张大，貌似凶悍，但脸部肌肉会放松成微笑状。狒狒邀请同伴玩耍时，会先弯腰，目光凝视两腿之间。山羊有一种欢悦的步态，表示它在嬉戏。两只狮子在玩闹时，远看像打架，近看没有爪子，发毛平坦，眼神柔和，嘴巴张开但不显示利齿。

无论人或动物，所有类型的玩，都大致经历一个倒U形的发展曲线，即在幼年期达到峰值，因为这个时期生命体获得最充足的资源和保护。不过，动物与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动物必须是在吃饱、喝足、身体健康、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才会玩闹。而人类的情况似乎更复杂，就像乔治·艾森（George Eisen）在《大屠杀中的儿童与玩》中提出的，即使在纳粹集中营，在极端的恐怖之中，儿童对于玩的渴望仍然没有停止。

但是，在现代社会，儿童的“自由玩耍”本能却面临危机。美国的一份数据显示，从1981到2007年，儿童的自由玩耍时间减少了1/3，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今天我们谈到‘玩’，首先想到的是玩具，但如果是19世纪，我会想到某种活动，而不是物。”霍华德教授告诉本刊记者。

19世纪的美国，绝大部分儿童还要在家中帮忙干活，而且，在清教价值观下，孩子的玩被视为是罪过和堕落，但他们的玩耍仍是以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展开的。根据霍华德教授的素材，那时候，玩意味着在乡间漫步、与大树为伴，以捉鸟捕鱼为乐，或者改造随手找到的小东西。现在的孩子恐怕很难想象，一个小东西能带来那么多的乐趣。彼得·帕里，一位19世纪的童话作者，最喜欢的玩具是一把小刀，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很多个长长的冬日夜晚，阴雨绵绵的白天，我带着巨大的狂喜，用那把小刀为我母亲削烛台，做简单的炊具，或者给自己造小木船。”

在《玩的儿童——一部美国史》中，霍华德教授认为，1900到1950年是美国孩子玩的黄金时代。他们既可以自由地跑出家门找同伴玩耍，商店里又摆满了可爱的玩具。那时，绝大部分的玩具都不那么复杂或者昂贵，也没有故事背景，不受规则或软件的限制。一个玩具可以有很多的玩法，能刺激儿童即兴创造，或者延展他的想象力。飞盘、魔方、呼啦圈、芭比娃娃、威浮球都是那个时候发明的。

但到了20世纪中期，玩具业的变革，尤其是玩具厂商与电视营销的联姻，使儿童玩的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高度结构化的玩具占据了儿童绝大部分的玩耍时间。它们大都是热门电影、游戏、动画片里的角色，玩具厂商规定了详细的故事背景，也规定了应该怎么玩。孩子们不再拿着路上随便捡到的枝条扮海盗玩，而是用精致的光剑玩具玩《星球大战》，但代价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空间不断萎缩。

“玩的创造性必须来自儿童本身，而不是装满了芯片的高科技玩具。”霍华德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你有孩子，最好让他玩棍子、盒子、球，而不是让他整天对着电脑或超人玩具。”“我相信‘玩’最重要的品质是独立、自由的，无架构的玩是最好的。在这样的游戏里，你必须靠想象力来尝试不同活动，模拟各种角色，适应随时改变的游戏规则，解决不时发生的争执，因而给予还在发展中的脑子更多创造空间。”霍华德教授感慨地说，“我已经没有最早关于玩的童年记忆了，但是，我仍然能够回忆起那种以自己的方式玩，没有方向或者指导，所带来的满足感。” 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