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击：愤怒文化的编年史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正是体育从中上阶层的专利，向工业化城市大众生活泛化的时期。”《拳击与社会》的作者、英国布灵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彼得·苏登对本刊说，“1892年，第8代昆斯伯里勋爵——约翰·索尔托·道格拉斯为伦敦竞赛协会起草了第一份详尽的拳击比赛规则，从而弥合了拳击作为贵族精英私人活动，和粗陋、与犯罪密切相关的下层观众观赏的格斗比赛之间的裂痕。”

与其他运动项目一样，在拳击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塑造与渗透中，运动明星无疑起了最关键的作用。1996年，迈克·泰森那场与“上帝的拳套”伊万德·霍利菲尔德的较量，吸引了全美165万个家庭收看电视直播，为唐·金赚取了8000万美元的盈利。“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美国运动英雄，就是绰号‘波士顿男孩’的约翰·苏利文。”卡西娅·博迪告诉本刊，“1892年9月7日，苏利文与‘绅士’吉姆·科尔贝特在新奥尔良的比赛，是第一场完全依照昆斯伯里勋爵拟定的规则进行的第一场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拳击赛。”这位引水员和船工出身的拳王起先在哈德逊河一条驳船上打非法裸拳赛，后来发现从合法比赛中更能名利双收，顺便摆脱警察的骚扰，尽管当时是“合法”比赛与“非法”比赛之间的唯一区别是警察和市政当局是否从比赛举办人手中获取了足够的贿赂。

1889年，在美国第一份完全依赖大众猎奇与粗俗趣味的报纸《警察公报》的组织下，英国拳击冠军杰克·克雷在烈日下与苏利文苦斗了75个回合，最终仍然被后者斩落马下，将“警察公报金腰带”拱手让给后者。在卡西娅·博迪看来，这场胜利“既刺激了美国公众关于自我身份的建立，也被看做美国取代英伦三岛成为世界拳击运动中心的肇始”。

“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拳击也越发频繁地成为艺术叙事青睐的题材。”卡西娅·博迪告诉本刊，“无论是乔治·贝罗斯的绘画，还是杰克·伦敦的小说，拳击都作为人类与自身命运、性格乃至社会意识形态抗争的直接隐喻出现。”仿佛与赫尔曼·麦克维尔在《白鲸》中，借助“瘸子”詹姆斯·伯克的一场拳赛引发的爱尔兰移民反英骚乱相似，拍摄于1985年的《洛奇4》则直接将美苏之间的“冷战”简化为拳台上的搏杀：片头第一个场景，即是两只图案分别为美苏两国国旗的拳套缓缓从银幕下方升起，然后决绝地彼此冲撞。挑战洛奇的苏联重量级拳王德拉戈（道夫·龙格尔饰），有着雪白皮肤，是金发碧眼的巨人。“他令人不安地预示着他是雅利安超人，优生学违禁药物与苏联重型工业科技联手打造的产物。”苏登告诉本刊，“这是关于苏联在军事与经济上压倒美国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暗示。”

“在拳击之于某一族群的意识形态塑造上，没有一个群体能够比非洲裔美国人感受更深了。”卡西娅·博迪告诉本刊。在著名黑人导演斯派克·李的《School Daze》开头，就是一组以黑白照片为主题的蒙太奇镜头，掠过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杰西·杰克逊、乔·路易斯与穆罕默德·阿里的浮雕头像，象征着“一条黑人独立意识传统的金线”。“有趣的是，最初一批美国职业拳击手就是种植园黑奴。”卡西娅·博迪告诉本刊，“起初对于黑人选手的限制，迫使其中许多人远渡重洋，来到英国扬名立万，包括汤姆·莫里·诺克斯。当时，拳击场似乎是整个城市中唯一种族歧视观念荡然无存的角落，观众会为黑人拳手打在白人身上的漂亮出拳而欢呼，然而杰克逊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这个1878年出生于美国得州加尔文思顿港的解放黑奴之子，在30岁那年于澳大利亚击败了世界冠军、白人拳手汤姆·伯恩斯，在小说家杰克·伦敦的笔下，杰克逊胜利的那一刻充满了诗意：“一道金色的微笑在他的脸上闪现，瞬间的放松与满足在他露出的满口白牙中表露无遗，他手舞足蹈，像个天真的儿童，胜利的冠冕在此刻都显得多余。”然而对于美国绝大部分白人观众来说，杰克逊的夺冠，使得公众对早期黑人拳手的宽容终于变成了不安，如果再联想到黑人解放主义领袖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同时发布的诸如“美国黑人应该不仅仅拘泥于言辞，而是用自己黑色、有力的臂膀来主宰自己的命运”的演讲，白人公众惴惴不安的情绪无疑被引到了拳坛之外的社会领域。于是，寻找“白人的希望”的口号第一次被提出来，第一个承担这个头衔的是前世界冠军吉姆·杰弗里斯，比赛承办人泰克斯·理查德错误地称比赛为“种族优越性的最终体验”，然而杰克逊只用了10个回合，就放倒了杰弗里斯。虽然杰克逊最终被最高法院以暴力伤害、强奸、操纵比赛等一系列罪名剥夺了拳击执照，被迫前往欧洲，但已经无法阻止非洲裔美国人开始主宰这项运动了。

在司法机关的严厉打击下，美国职业拳击在50年代末遭遇了低谷，于是比赛组织者只好再次乞灵于种族主义。“无论如何，每当出现非洲裔拳击手与白人选手之间的比赛，收视率总会上升，往往黑人赢得比赛，而白人获得名声。”卡西娅·博迪告诉本刊，“这一点甚至可以从非洲裔运动员所获得的评价与他们的战绩之间的差距就可以看出。罗宾逊虽然在与著名的白人拳手杰克·拉莫塔的6场比赛中5胜1负，但因为马丁·西科塞斯那部被誉为最伟大的拳击电影的《愤怒的公牛》，后者的地位却远远高于前者，相反，马西亚诺自从1951年首战击败了已经垂垂老矣的黑人拳王乔·路易斯后，保守的南方体育媒体就吹捧他是‘白人的希望’。”

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跨越肤色、文化，得到所有观众爱戴的选手？“身家清白、仪表堂堂的重量级拳王是电视转播拳击时代的摇钱树，然而这是美国欠缺的。”卡西娅·博迪说。1959年，《纽约客》专栏作家A.J.李伯龄在观察一个名叫卡修斯·克莱的黑人年轻拳手训练时，感觉他的技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优雅，混合了力量、速度与创造力”。在获得罗马奥运会拳击金牌后，这个年轻人在1964年击败了查尔斯·利斯顿，成为拳王，宣布更名为穆罕默德·阿里，这一举动在苏登看来，顿时使阿里“从一个大众流行文化偶像变成了黑人民权运动的代言人”。

1973年，阿里与新科拳王挑战者福尔曼的较量，在新独立的扎伊尔首都金沙萨举行，对于这种安排，经纪人唐·金的解释是：“由黑人组织，两名黑人拳手参与，在一个新独立的非洲黑人国家里进行的较量，是对伟大的黑人经济与政治独立运动的最佳庆祝方式。”阿里的成功为迈克尔·杰克逊、乔丹以及丹泽尔·华盛顿等后续“跨肤色文化偶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1978年，DC漫画公司甚至为《超人》系列增添了一部《超人与阿里》，描写这两位虚拟和现实世界中的超级英雄联手，迎战妄图占领地球的异形种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里似乎最终为金牧师，马尔科姆·X所努力的事业砌上了最后一块砖。”卡西娅·博迪告诉本刊，“进入80年代后，黑人民权运动基本目标的达成，使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非洲裔国家主义运动被分裂和虚无主义情绪所替代，拳击手不再是有色人种力图击败白人种族主义偏见的代言人，黑人中产阶级迅速和他们的贫民窟下层同胞在意识形态上划清界限，他们总是希望能多谈谈柯林·鲍威尔，而刻意回避迈克·泰森。”

确实，泰森的故事听起来比阿里更加“励志”：一个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最贫穷、暴力地带的黑人街头少年，在导师卡斯·德马托的帮助下崭露头角，在最初的15场职业比赛中的11场就完成了第一回合击倒对手，次年夺取WBC重量级拳王金腰带。“然而泰森却不能成为阿里手中黑人解放斗争的火炬。”苏登告诉本刊，“他顶多是一个MTV英雄和种族迫害与黑人自身意识形态的牺牲品。”“MTV中的枪支、凶杀、珠宝、豪华轿车以及歌词中对苦难、暴力的描摹取代了绳圈与拳套，成了非洲裔美国人用以取悦白人观众，并借此获取后者认同感，脱离贫困的捷径。”卡西娅·博迪说。

“在‘冷战’后消费时代五花八门的叙事中，拳击由于和身体、搏斗与暴力的密切关系，同样被消解了政治意义，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载体，甚至女权主义运动与软色情化艺术表达。”卡西娅·博迪告诉本刊。1995年，第一场职业女子拳击赛在拉斯韦加斯举行，克里斯蒂娜·阿格莱拉与Pink，在MTV中都曾模仿克里斯蒂·马丁，以女性拳击手形象出现，荷兰名模海蒂·克鲁姆甚至在1999年体育画报拍摄的一组摄影大片中，对霍利菲尔德重现了两年前迈克·泰森在拉斯韦加斯拳台上闻名世界的一咬，充分说明了拳击暴力与可消费的愉悦感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拳击作为一项单纯的运动，可能会因文明进步与社会丰饶而衰落，然而我们对于拳台上发生的一切所隐喻的争斗、矛盾与挣扎，仍然会有充足的胃口。”卡西娅·博迪说。

（感谢卡西娅·博迪与约翰·彼得·苏登对本文提供的资料与大力帮助）

专访卡西娅·博迪教授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专注英美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研究者，是什么促使您着手撰写一部关于拳击历史的著作？

卡西娅：我的兴趣并非纯粹的个人爱好，我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当代美国短篇小说的，任教后的研究方向也是英国与美国当代文学以及文化批评。任何一种社会行为，都可以被用来作为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研究的缩影。从杰克·伦敦、拜伦勋爵、伊什梅尔·里德，到乔伊·卡罗尔·欧茨，为何他们在作品中如此沉溺于描写这项将暴力发展到极致的运动，并频繁地以此为隐喻？我决心自己来做这项文化比较工作。与所有研究项目一样，我的研究是从一些具体作品开始的，比如约翰·加菲尔德那部《灵与欲》，或者纳尔逊·艾格林的《明日不再来》。很快，我就被这项运动本身以及作为艺术叙事对象的拳击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很明显，个体间以最原始的方式对抗，是体现各种复杂意识形态冲突最简单直接的方法：种族，国家，阶级，政治，性别。其他运动要么要依赖群体配合，要么依赖装备技术与繁复的规则，要么气氛过于轻松。所以，要想弄清它所指涉的意识形态冲突与社会发展，必须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对这项运动本身的历史加以追溯。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个各种意识形态变得更加纷杂、融合，价值陷入相对主义的时代，拳击运动本身以及作为一项艺术叙事对象的拳击的重要性是否还和300年前它刚刚诞生时一样重要？它的未来将会怎样？

卡西娅：相对于乔·杰克逊，甚至穆罕默德·阿里的年代，今日拳击运动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确实减弱了。没有一名拳击运动员能够享受这些先辈所拥有的名利，或者身负某种族群政治权利诉求的重担。对于下层非裔美国人来说，说唱音乐、篮球与橄榄球取代了拳击，成为他们快速摆脱贫困的晋身阶梯，以及各种亚文化叙事材料的源泉。当然，拳击运动的商业性与全球化增强了，开始从苏联、东欧、拉美等地发掘有潜力的运动员，并把他们包装成运动偶像。比如来自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克瓦鲁耶夫与里琴科兄弟，他们是唐·金这类人的新摇钱树，然而拳击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历史已经远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您的研究，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世界拳击运动的中心是如何从英国逐渐转移到美国的？

卡西娅：这首先要归咎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拘谨道德风气，拳击被看做是一项粗野的、与赌博等犯罪有关的活动而被禁止。许多英国职业拳击手只好远渡大西洋，去美国碰运气。对于美国来说，外来移民的涌入、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展和经济增长都为各种犯罪活动，甚至包括拳击这样的运动提供了温床。再者，美国公民关于“美国身份”的自我认同总是要伴随着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证明方式，1889年，英国人杰克·克雷败在了美国拳手苏利文手下，这刺激了美国公众关于自我身份的建立，也被看做美国取代英伦三岛成为世界拳击运动中心的肇始。

三联生活周刊：在您看来，电视转播的出现，是如何改变了拳击运动的？为何有些研究者坚持认为电视转播终结了拳击的黄金时代？

卡西娅：运动赛事，无疑是早期电视转播最先瞄准的对象之一。1936年，全球共有1.5万名观众在电视屏幕前观看柏林奥运会；次年，刚刚成立的BBC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剑桥与牛津大学之间的经典划船比赛；1939年5月，在纽约扬基体育场，劳·诺瓦击败了马克斯·巴尔，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场被电视转播的重量级拳王争霸战。对于早期既没有色彩，又没有即时回放和慢镜头技术的电视转播来说，足球、棒球和其他项目看起来都不大适合观赏，唯独拳击是一剂强心针：拳击场地狭促，选手动作清晰，每回合3分钟高潮迭出，绝无冷场，之间1分钟的休息简直是为电视广告故意留出的空隙。1948年，全美大约有50座大小不一的电视台，观众人数达到175万；而两年后，这个数字暴增至6500万。50年代中，剃刀刀片制造商吉列的市场份额从30年代的16%暴增至60%，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赞助的NBC体育晚间集锦——一档以拳击为主打的体育直播节目。然而对电视转播的批评意见也大有人在，比如观众的现场感被无情剥夺，《纽约客》专栏作家A.J.李伯龄就抱怨说，体育报纸专栏隽永、精细的妙语和点评，都被淹没在现场评论员粗俗、直白的解说中。除了这些，我们还可以发现电视转播使得拳击急剧资本产业化，摧毁了由酒吧、小城市拳击俱乐部与现场观众构筑的美国传统拳击生态。甚至连麦迪逊花园广场的门票销售量都在40年代下降了80%。许多年轻选手在电视转播公司和贪婪经纪人关于“一战成名”的虚假允诺下，放弃了以往在小型拳击俱乐部里多年的磨炼，匆忙上阵向久经沙场的老手挑战。这样的行为虽然为电视观众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许多新面孔，但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大量的拳击现场猝死伤亡事件，由此导致了拳击运动在50年代中后期的低潮，直至阿里的出现。后来的情况众所周知，随着转播技术的发达，棒球、橄榄球、篮球与冰球等项目在电视上能够被“完全观赏”，拳击节目的观众开始逐渐被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