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1949毛泽东的中国方略

（文 / 李鸿谷）

(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

演变的开始

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全会。

这一天的议程是，共产党代表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做国共谈判经过报告。当时的国内形势，叶圣陶在日记里记录，“（15日）晨阅报纸，敌军已抵全州，我军与之激战，桂林已亟亟可危”。如此情势所形成的广泛而焦灼的社会情绪下，这一次报告会，竟引发巨大关注。《大公报》报道说：“昨日上下午国民参政会的两次公开大会，呈现了自该会成立以来所未有的盛况。所有报到的参政员大致全体出席，旁听席都坐满了，又在隙地加凳，还有坐不下的就站着听。雨后的凉秋九月，会场里扇着电扇，却仍是一片热烘烘的氛围，笼罩着会场所有的人的身体与心灵。”

这年日军的“一号作战”，由河南、湖南而广西桂林一路南下攻城略地，战事急迫。如此危急时刻，何以一场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会能有这般吸引力？如果不重现当年的历史条件，我们将未必能够理解这种“错位”。

国共双方在经过9年的战争状态后，1936年开始接触谈判，终因“西安事变”而达成协议，共同抗日。自此之后，直至1944年，大体处于以谈判为主体的“和平共处”时期。8年的谈判，国民党给出的规则是只许内部进行，不能公开宣布。甚至以国民参政会为例，共产党有7名参政员参加，但名义却只能是“文化团体”代表。国共双方落差如此，虽然残酷，却是事实。

( 1944年，延安机场，美国政府授予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勋章，毛泽东、朱德等出席了授勋仪式 )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国共双方如何真正携手面对挑战，自是大家的期盼。

中国共产党未负众望，给出了一个超越一切微观与枝节的战略性解决方案：联合政府。

( 1943年，时任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 )

重新梳理那一时刻，稍稍意外的是，第二天中国各报均整版报道这一事件，但都是删节本，删掉的是“联合政府”这一节。12天后，才由《新华日报》刊发林伯渠报告的全文。而有关“联合政府”这一节，以今人观之，几乎就是“顺便”而言，林在报告的最后论及：

“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急救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这几天参政会诸先生的各项询问，也正说明了我们的机构人事到政策都有很多毛病，不能适应今天抗战的要求。因此我坦白地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

( 1946年10月，中共代表周恩来抵达南京参加国共和谈 )

后世的研究者，复盘当年历史，国共双方无论谁是叙述里的主角，均将这一时刻，以“联合政府”诉求为标志，作为历史转折点。新的国家命题产生了。

1944年，即使日军推行最为疯狂的“一号作战”，但日本侵略者终将覆灭，已渐成中国人共识。在中共“七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总结说：“（抗战胜利将使）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这一时刻，作为国家主体矛盾的民族革命（中日问题），开始变换为社会革命（国共问题）。那么，真正而深刻的问题是：未来的新中国将会是什么？

(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领袖合影。左一为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

联合政府。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未来中国的政治构想。历史在新条件下开始演变。

即使冷静理性的历史研究者，描述这一国家命题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无不感叹：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又产生英雄的年代。这是一个将政治真正演化为艺术的年代。

( 1945年2月4日，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出席“雅尔塔会议” )

历史的条件

“昨晚，毛泽东和他的妻子出席了在总部举行的小型临时舞会。他们两人都兴致勃勃，一再一起跳舞，并和出席的多数人跳。联想起他平日的文静和举止持重，他的舞姿只能说是愉快的。晚会开始不久，毛泽东在舞会间歇中顺便走到我的旁边就座，并开始了持续约20分钟的谈话……”

( 1947年，国民政府改组，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王世杰 )

看起来，在延安的美国人谢伟思与毛泽东相处得甚为自然融洽。上述场景描述，是谢伟思从延安发回美国国务院30多份报告里的一个小段落——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在延安正式接触的第一次。或者，美国人的兴趣仅仅在将官方报告写成通俗读物？当然不是。复盘当年历史，美国因素作为一种历史条件，无可忽视。

能否派遣一个美方观察团去延安？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1943年想到这个主意。经过一年多漫长等待，美国外交官第二份简短而措辞激烈的要求派遣使团都的备忘录引起了总统罗斯福的注意，他对此颇有兴趣，1944年初，派遣使团的工作开始启动。

( 1948年12月25日南京，向长江集结的国民党军队准备做最后的抵抗 )

那个年代的罗斯福对中国、对蒋介石是什么印象？1943年11月，罗斯福邀请英国、苏联与中国在开罗召开“四强（国）”会议。这次会议上，罗斯福私下对陪同其参加会议的儿子伊利奥·罗斯福说：“我对蒋氏政权性质表示不满，我告诉他这种政府绝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我告诉他，必须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有足够材料表明，罗斯福的这一思路得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和外交官谢伟思的积极响应。开罗会议3年后，伊利奥·罗斯福出版了载有他父亲对蒋评论的回忆录《耳闻目睹》，但这时国共谈判已近尾声，战争启动在即，谁也无暇梳理这一短暂“机会”起止的动力与原因。

在美国方面开始准备派遣团之际，中共方面同意国民党方面的要求，重启国共谈判。

( 1949年，毛泽东与长子毛岸英在北京香山交谈 )

重拼那段历史材料，寻觅与阅读之际不免经常觉着神奇。毛泽东致电中共谈判主要成员董必武论及“今年大势”，重要的参考因素亦为美国。当然，这个时候的美国因素并非罗斯福对蒋氏政权性质的不满，而是美军可能在当年下半年在中国登陆，“因此美国必然出面干预国共关系，以确保美军作战顺利”——杨尚昆后来在其回忆录里解释当年的中共分析，“美军要对日本发动反攻，（登陆地点）大部分是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根据地的范围内”。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当时最重要的助手任弼时解释说，“当美国出来要求国共团结、实行对日反攻时，争取国民党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

美国及其军队在中国登陆，共产党、国民党三方要求隐约构成了国共重新谈判的基础性条件。但后人重新解析那段历史发现，这三方各自因素在1944年的剧烈变动中，甚至只能称之为静态因素，这一年真正核心性的动力是：战争。它构成了所有要素变化的关键。

1944年1月，日本大本营拟定“一号作战纲要”，规定作战目的是：“占据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段沿线要地，以消灭敌空军主要基地，封锁其活动。”要求当年4月，日华北方面军，“击溃以第一战区主力为主之敌人，占据并确保黄河以南平汉铁路南段沿线”。这是抗战末期日军在中国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最后的战略进攻。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邓野细致研究了日军这次战略进攻：“一号作战”发动之前，河南日军已经出现异常动向，而国民党在河南地区的兵力主要掌握于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手中，汤于3月25日的一份上呈报告中认为：“（日军）是否企图打通平汉或转他方尚难判定。”

与此同时，媒体报道了一则未必引人注意的消息，苏联与日本3月30日签署了《关于北萨哈连（库页岛）日本油矿和煤矿租借区移交苏联的议定书》，两国还签订了日苏渔业协定延期议定书。国共双方都注意到这则小消息。但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里仅记录了这一事实，而这意味着什么，徐未着一字。“相反，毛泽东则极为敏锐地一眼识破其背后的战略意图。4月5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指出：‘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铁路甚至粤汉路），打荡敌后，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果然，4月中旬，代表日军此项战略意图的“一号作战”在河南发动，仅仅一个多月，5月25日，洛阳陷落，河南战役发展至顶点。有趣的是，查此时徐永昌日记，他方明白，“日本基于日苏库页岛协定保证苏联继续在远东保持中立，故敢自东三省抽调精锐部队向西、南两方发动攻势”。在这个历史舞台上，那些主角们的文韬武略孰优孰劣无可隐匿。

毛泽东超人的预判能力，作用于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上。5月16日，毛致电林伯渠，要求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纳入谈判内容。这三条政治性要求很简单：1.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2.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3.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战争的变化，以及国民党的溃退，已使国共谈判，在双方力量上开始转换，但国民党方面面对共产党提出的“政治问题”似乎并未有重视。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与王世杰联名致函林伯渠，表示国民党政府将在“抗战结束后一年以内，实施宪政，当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此种申示，意义较为明豁，亦较为具体。倘中共于此种申示之外，更标举若干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如‘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等等，于事实究竟有何裨益？徒为异日增加纠纷而已”。

这个时候，毛泽东年初“美国因素”的精彩预测，开始变成现实。

美国空军C-47型客机在延安的机场降落了。稍稍有点惊险之处是，最后滑行时出了点小问题，飞机的左轮陷进了一座旧坟墓里。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描述，“好像突然有人用木槌狠狠敲了驾驶舱左边一样”——螺旋桨折断了，像一个轮子一样猛转着插进了驾驶舱，在铝壳上钻了一个大洞。当然没有人受伤，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

罗斯福在要求蒋介石同意往延安派出美军观察团时，提出的目的是，“增加关于中国北部和东北的日军情报来源”。从事情的进展看，这一目的仅仅是外交辞令。双方接触的深度远远超过预期。谢伟思在记录他与毛泽东6个小时谈话的备忘录里，对毛的叙述记录甚为完整：

政府必须扩大其基础，包容一切重要的人民集团。我们并不要求实行充分的代议制的直接民主，这会不现实。而且在国民党主持和控制下，这只会是一个空洞的骗局。但是能够和应该——立即——做到的是，召开一次临时（或过渡的）国民大会。应邀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不能像过去一样，这些代表都由国民党选派。他们必须是真正的代表——最好的合格的领导人。他们必须包括共产党、一切小党派、知识分子集团、新闻界、学生、专业集团、合作社中心社、劳工和其他群众组织。

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愿意运用它的影响，促使国民党实行这一建议？美国政府是否愿意提出这项建议并积极支持它？

谢伟思在这份发回美国国务院，而且是相当长的备忘录的概要里论述：“毛主席想要美国支持一个建议，即通过召开一次中国所有主要政治集团参加的会议，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府。”——“我认为这些陈述是我们迄今所得到的共产党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全国性事务中起什么作用的想法和计划的最明确的主意。”

显然谢伟思被打动了，他叙述说：“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他们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联合政府，被很多美国人，无疑还有我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政策。”

目前没有发现文字材料表明谢伟思是否曾向毛泽东转述过罗斯福对蒋的评价，以及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联合政府”的设想。但沟通管道如此良好，或许双方当时都能突破身份与外交关系的约束，而达至知无不言之状态。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研究这一年9月1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材料，描述说：“毛泽东第一次把联合政府问题提到中共中央重要会议上进行讨论。他当时特别说明：是谢伟思说，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斯大使，要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问我的意见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这一次会议，重要的结论之一，中共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记录毛泽东的决策：“我们党的主张是：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作为一项政策，“联合政府”由此成型。对应于张治中与王世杰所言“标举若干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的指责，此政治目标，后来毛泽东解释说：针对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而来的。

国民参政会9月5日召开，这当然是一个宣示中共政治构想的重要机会。中共初步的计划是在与各民主党派商议后，共同将“联合政府”作为提案正式提出。但是经过两次反复，民主党派并不愿意与中共联署提案，甚至不赞成中共单独提出提案。9月15日上午，林伯渠必须走上讲坛报告国共谈判之经过了，这时毛泽东回电告之中央决定：“小党派既不赞成我党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即请作罢。至于林报告谈判经过时是否应当顺便提到此点，则请你们酌情决定，但在再复张治中、王世杰的信中则必然正面提出。”林伯渠此时再无时间斟酌，他在报告的最后提出了中共主张。

稍后，董必武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说：“我们如想将召集国是会议、改组政府的主张用提案方式提出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敢联署。如在会议外提出，国民党又会诬蔑说我们阴谋要夺取他们的政权。因此我们对时局的方针，在会上用报告的方式提出最恰当。”有意思的是，在《新华日报》刊载林伯渠报告全文的前一期，该报在头版报眼的位置刊发口号：“开展爆炸运动！”这或许是对“联合政府”最精彩的广告。

“联合政府”，当然国共双方对此政治构想价值的理解最为深刻。最直接的对应之策，当日，国民党中宣部的许孝炎严令各新闻部门：“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千万不要见报。”但是，这一政治目标一经提出，已非宣传系统可以控制。稍后，最重要的民主党派——民盟在其《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里，明确要求“召开各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的政府”。自此，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中共与民盟建立起统一战线。全国民众与各党派，甚至包括美国外交人员都认为“联合政府”是解决现实困境的最佳路径。

战局的作用力

联合政府政治目标的提出，除了针对国民党说中共讲民主不着边际之外，毛泽东还强调，“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

日军的“一号作战”，显然是“历史条件”里更为关键的要素。

从当年4月开始的日军战略性进攻，党史权威金冲及概述：“日本华北方面军15万人渡过黄河，在河南发动攻势，迅速占领郑州、洛阳、许昌等重要城市，打通了平汉线。紧接着，他们又集中更大兵力从湖北沿粤汉线大举南下，先后占领长沙、衡阳；再沿湘桂线折向西南，攻陷桂林、柳州、南宁；前锋第十三师团在12月初直达贵州独山，控制了黔桂铁路的末端。短短8个月内，日军50万兵力侵占了中国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里，有着大片富饶的粮食产地，有着大后方近三分之一的工矿企业。桂林、柳州等7地用来轰炸日本本土的盟国空军基地的36个机场，也被日军先后摧毁。本来，从1938年日军攻陷武汉和广州后，中国战场上形成相持局面。正面战场上的历次战役虽有胜有负，但大体上仍处在拉锯状态。这种状态已持续了5年多，逐渐被人们习以为常。豫湘桂大溃退像晴天霹雳一样，一下打破了原有的格局。中国遭受到的失败竟达到如此惨重的地步，整个战局竟会发生如此急速的逆转，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力竟如此脆弱，是一般人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整个大后方为之震动。”

与中国战局的颓势对应，此时太平洋战场，盟军取得塞班岛战役的全胜，接着又在菲律宾登陆，日本本土已遭受盟国空军的大规模轰炸（这也是日军摧毁盟军机场的原因），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内阁被迫倒台。史迪威指挥下的中美军队也解放了缅甸北部重镇密支那，打通了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的陆上交通线。

如此格局，何种策略能够挽回颓势重建信心，自是中国民众、各党派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思考关键议题。但战局至此，蒋介石所面临的挑战就绝非“改组政府”这单纯一项。

洛阳、长沙失陷后，美国对蒋及其国民党军已丧失信心。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提出由史迪威指挥所有在华美军及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蒋没有立即拒绝罗斯福，他希望衡阳之战能够重拾信心。按当年的战史资料所述，衡阳守军为国民党第10军军长方先觉部，该军所属3个师并配属一个师，共1.7万人左右。在衡阳外围地区蒋介石集结了约8个军，总兵力10万人以上。但是，在进行了47天残酷攻防战后，8月8日，方先觉率所属4个师集体投降日军。衡阳之战关键处在于，集结如此强势兵力，与日军决一死战，失利的结果，当是军队与民众的信心丧失——统治者的合法性因此便成疑问。战事至此，王世杰在其日记里记录他就贵州是否危险请教张治中，张治中的回答颇能反映当时国民党高层的心理现实，张回答说：“敌来则不可守，敌不来则可守。”——后来果然“敌来则不可守”，日军占领贵州独山。衡阳之战失利时，美军观察组已经到达延安，而张治中与王世杰正在回应中共民主要求“不着边际”。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衡阳失利，毛泽东为该社论加写的一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

9月15日，中共提出联合政府要求后；紧接着，9月18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提出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此次电报，罗斯福不再外交辞令而颇为直接：“因阁下延搁委任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之军队，致损失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盟军在太平洋之跃进诚属迅速，但除非阁下立即积极行动，在太平洋之迅速跃进对于中国战局之影响亦将不免有‘来不及’之叹……立即委托史迪威将军授予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

在此双重压力下，蒋介石选择的对应之策竟是：断然决定罢免史迪威。

接到罗斯福要求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电报的第8天，9月26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通报撤换史迪威的决定。蒋的侍从官唐纵在其日记里记录蒋对这一决定的解释：“吾人如再恢复独立抗战之态势，则对内政与军事情势，决不能比现在更坏。只要内容简单，无外力牵制，则国内一切措施方能自如，决不如今日皆受人束缚之苦痛也。”

稍后，蒋又在曾家岩官邸对官员说：“外人非难我们……吾人即不顺从他们亦无甚大了不得，无论其不接济物质与金钱，我们仍抗战不屈，彼亦不能即以我为敌。吾人已让至无可再让，我们愈求彼，彼愈无礼。……今日吾苟一动摇，即要做英美之汪精卫，不亡国亦被瓜分共管。”蒋介石的决然，在那个时代背景里，非居高位者，难以明察。前一年罗斯福邀请蒋参加开罗会议，舆论一般认定这是“二战”时期中国进入“四强（国）”的光荣，但当时的斯大林，却因看不起蒋而拒绝出席。不得已，罗斯福将开罗会议分为两段，前期美英中会谈，尔后美英苏再谈。而史迪威事件出现，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国下院演说时又蔑称：“美国虽以过分之援助给予中国，该大国仍遭严重之军事挫败。”如此种种，蒋虽身居高位，在这种蔑视、讥讽以及权力替代的压力下——“皆受人束缚之苦痛”，情何以堪？

蒋的倔强以及一意孤行自然出人意外。王世杰与张治中此时都是蒋政治决策的主要参与者，但在撤换史迪威的问题上，蒋却并未与王、张磋商。稍后蒋对两人解释说，正是因为担心他们两人不同意而有意回避。

10月6日，罗斯福复电蒋，同意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但同时要求史迪威继续留任缅北战场远征军职务。这份电报用词稍微客气，解释这一决定：“余觉吾等设使史迪威自缅甸战事方面予以撤换，其结果之严重，将远甚于阁下所意料者也。”对于罗斯福做出的这种半让步，王世杰在10月9日向蒋力言“不宜再拒绝”。但结果，王的游说反而使蒋害怕夜长梦多，竟反常地采取行动，当天半夜即发电回复罗斯福：“即请阁下调回史将军，而另派胜此重任之将领来华以替代之。”第二天，蒋发表“双十”演讲，强调“自爱自重，自立自强”。稍后，罗斯福迅速撤换了史迪威，改派魏德迈接任，此一事件告一段落。

军权危机解决后，蒋必须面对与中共的谈判以及“联合政府”问题。这个时候，蒋无法再拒绝罗斯福派出来解决国共谈判的特使赫尔利，只能同意他介入国共谈判，去延安。

无论是美国外交官，还是中共领导人，赫尔利的亮相，都给他们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包瑞德在其《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回忆录里这样记录：“11月7日下午。飞机降落以后，舱门打开了，舷梯顶端出现了一位个子高高、头发灰白，具有军人风度而又十分英俊的男人。他身穿我见所未见的缝制极其漂亮的军服，胸前佩戴着标志各场战争的各色勋表。勋表那么多，我觉得，除开谢斯起义那场战争外，美国打过的战争此人可能都参加了。他，就是帕特里克·J.赫尔利少将，合众国总统的特使。”

也在机场迎接赫尔利的周恩来问包瑞德：“这位贵宾是谁？”包瑞德告诉他，他是赫尔利将军，几年前他任陆军部长时，曾在纽约见过他。这时，周对包瑞德说：“请您在这儿陪他，等我去请毛主席。”

毛泽东和周恩来坐着那辆车身上写着“救护车：纽约华裔洗衣工人救国联合会捐献”的车赶来了。接着，包瑞德记录：“紧跟在车后的，是显然召自机场附近军营的一连士兵。当毛泽东以其应有的礼仪欢迎赫尔利将军时，这个连队排列起来充当仪仗队。赫尔利将军检阅了仪仗队并向指挥官答礼后，便伸直身子，挺起胸膛，像一个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样高叫印第安人的战争呼号。见到这位尊贵的客人这种全然出乎意料的举止，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脸上流露出我永远难忘的一种表情。”

赫尔利带来了他起草并经蒋介石改定的五条建议方案，3天后他又同意了中共重新改定的方案。在中共重改方案的第二条，明确提出：“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包瑞德记录说，他和赫尔利都认为这种改动与原方案并无根本性出入。于是，赫尔利与毛泽东决定在这份中共重拟的方案上签名，并将蒋介石的签名处留空，“赫尔利相信蒋介石签名并无困难”。在这次决定各自签名的会谈之际，包瑞德插话说：“这五要点，在赫尔利将军见证之下，毛主席已予接受，蒋如拒绝，赫尔利将军就可以很清楚地告知罗斯福总统，‘这五要点，我认为很公平，毛同意了，蒋不同意’。”

也在这次会谈现场的胡乔木，在其《回忆毛泽东》一书里也很具体地记录了这个时刻：这时，赫尔利提出：“如蒋问，‘接受五要点，是否是不要我在政府里面了？’对这问题，请毛主席告我如何答复。”毛主席说：“仍要他在政府里面。”赫尔利还不放心，又问：“我要证实一下，你是否和他合作，要他当政府主席？”毛主席再次回答：“要他当主席。”赫尔利这才放心地说：“很好！”

胡乔木的回忆录在记述这一段历史时，很罕见地没有放弃这样一个小细节：赫尔利说：“我们的谈判进行得这样顺利。我敬佩毛主席的宽大态度。你所希望的各种改革，我完全同意。”他还愉快地说，“明天星期五我们签字后我还要赶回重庆去。请毛主席不要笑我迷信，明天星期五是我的吉日，我生日是星期五，结婚是星期五，第一个孩子生于星期五，获得第一个勋章也在星期五！”

但是，这个中国的星期五不是赫尔利的吉日，无意外，蒋介石断然拒绝了赫尔利带回的方案。反而提出一个更为苛刻的方案：让共产党交出军队。赫尔利反过来又要来说服中共，如此再三反复，自然让毛泽东大为不满。作为最后的挽救方案，毛泽东甚至准备去华盛顿，细研这段历史的杨奎松描述说：“1945年1月9日，周恩来受命向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少校转达了毛泽东的愿望，说如果罗斯福总统愿意在白宫接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讨论美国感兴趣的中国当前形势和问题。周恩来特别提醒说，此事应切实保密，绝对不能让赫尔利知道，因为他们怀疑整个问题的症结可能就出在赫尔利身上。可是，已经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的赫尔利还是迅速得知了这件事，在他大发雷霆后，一切很快就变得不可挽回了：美军观察组组长被撤换了；包括谢伟思在内的所有同情中共的美国外交官都被调离或召回。这大概是毛泽东此生中唯一一次想去华盛顿访问，但没能实现。”英国人菲力普·肖特在后来撰写《毛泽东传》时，评价赫尔利的延安之行：“赫尔利3天时间的访问，结果变成了颇具美国政策特色的误解中国的实际教训，直到25年之后理查德·尼克松当上了美国总统时为止。”

如同对待史迪威事件一样，看来蒋介石绝不可能在政权问题上让步。1945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此言一出，中共立即明白其中含意，“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瞩望的立即建立联合政府，蒋氏搬出了挡箭牌”。以提前实施“宪政”对抗“联合政府”，蒋定下反击基调。毛泽东、蒋介石以各自的深谋远虑，证明了在各自党内的领袖地位。王世杰评论蒋的策略，“中枢执政诸人中，自蒋先生以外，并无任何人有政治家的表现”。

不过，世事无绝对。在蒋宣布“宪政”之策时，却同时在与中共的谈判中选择妥协。谈判至1945年2月初，中共要求的“国是会议”，被国民党改名为“政治咨询会议”——“商议结束训政，统一军事及容纳国民党以外之人于政府之方案”——已非常接近中共要求。这个已经被蒋介石认可的方案，毛泽东却毫无兴趣。

面对罗斯福的高压，蒋尚不选择妥协，为何在国民党已经出现转机之际却同意“政治咨询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在1945年2月3日致电周恩来判断：“红军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事务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而此刻，决定战后秩序的雅尔塔会议也将于2月4日召开。结果，中共单方面决定再次关闭国共和谈大门。对中共态度转趋强硬，蒋介石事实上也洞如观火，2月11日，在其日记里，他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雅尔塔）之影响。”

雅尔塔会议，一个近乎决定性的因素。大家都在等待它的结果。

思想的力量

历史的戏剧性，往往容易使后世的研究者迷失。众多的压迫性因素作用于中国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各种应急性战术选择及其得失，如同纷繁支流使我们失去对核心问题的理解与把握。抗战的胜利是一个重大机会，毛泽东说，“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那么，未来的新中国将会是什么？这是关键。对于蒋介石，他承继三民主义的法统，自无更张的动力与必要；而对于毛泽东，能否建立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分析解释中国历史阶段的同时，提供未来中国方向，并在与三民主义“竞争”中胜出，便是真正考验。

显然，少有历史时刻像这段历史那样，思想的力量与较量显得如此醒目。在民族革命往社会革命转换的这个当口，如果我们失去对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对未来国家思考演进及其指导作用，以及产生思想的实力的观察，将难以理解这场社会革命最后胜负的核心因素。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进入延安的埃德加·斯诺因为待的时间长，已经非常熟悉中共高级人士的习惯，但他还是对毛的求知欲望充满意外，他记录说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还有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毛泽东向斯诺回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来源：“我第二次（1920年）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研究毛的读书生活，考证说：这三本书的出版都在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之间。因此，毛泽东或许稍晚一点时间才可能看到它们。红军到达延安，这个时期，真正的挑战，菲力普·肖特观察到：“从列宁以来的每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其权威都要建立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贡献上。这在毛的甲胄上恰恰是最薄弱的接缝。”曾在1950年冬至1966年夏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清理毛的读书记录，发现仅保存下来的延安时期阅读、圈画并做了批注的马列著作，就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多卷本，苏联出的中文版）、《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发奋的阅读，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肖特描述说：“无论私下谈话还是政治讨论，他的言论都充满了对于深奥论点的神秘晦涩的推理和难解的引经据典，甚至他的政治局同事也常常要磕磕绊绊地才能跟上他的话。”

在《毛泽东传》里，菲力普·肖特将1938年秋天视为毛泽东的一个转折点，“在知识结构上，他的思想已臻成熟。他的著作在吸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到传统形式的中国思想中去这一方面，显示了一种轻松与自信，这在早先的著作中是缺乏的。从现在起，毛介绍世界时将用到相类似而又相区别的精练风格，对立的推理，分析内在的矛盾，用他的话说，这是‘决定一切事物的命运并推动它们向前发展’的因素”。稍后，到达延安的美国人李敦白比较此时的周恩来与毛泽东，“与周在一起时，我觉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与毛泽东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就坐在历史的旁边”。

中国未来。显然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思考的重大问题。

1939年12月，毛泽东写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论述：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

对这一思想做出精彩而通俗解释的是周恩来。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与周同机途中，很含蓄却直接地提出一个问题：“您认为苏联和美国谁更民主呢？”周恩来稍加思索之后回答：“包上校，我们认为苏联在世界上是最民主的。”不过，周接着又补充道，“但是上校，我们知道，也许还要过100年我们才能获得这样的民主。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享受你们在美国所享受的民主，我们也将十分高兴。”而谢伟思在发回的报告里描述他的理解：“照他们看来，不能从中国目前初级农业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只有在中国经济取得重大发展，和至少经过受调节的资本主义发展阶级之后，社会主义才能到来。”

问题是，毛泽东的这一中国构想，如何打通与现实中国政治的接轨之道？——联合政府。在“七大”期间，毛泽东解释说：“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而在“七大”正式会议，毛泽东所做的政治报告，其标题即为《论联合政府》。

与《新民主主义论》里关于经济设想略有分别的是，在《论联合政府》里，毛泽东论述：“在现阶段上，中国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与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统治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后来《论联合政府》选入《毛泽东选集》时，胡乔木回忆说毛删掉了下面这段内容：“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这一主张几乎就是后来中国的“开放”方针，但是，提出这一设想不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国际国内原因，毛泽东放弃了它。

很显然，未来中国之蓝图，在思想与现实策略之间，毛泽东选择了最为恰当的平衡。而未来中国之面目，也越来越接近清晰。后人重新来追寻这段历程，那些精彩历史细节的深处，串联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与行动的思想，或许才是这段历史真正的神奇之所在。

中共“七大”召开之际，离国共中断谈判已有两月，未来何时重开谈判，未有定数。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自己的未来的中国蓝图，回到历史现场——当时共产党尚未得到国民党的正式承认，甚至共产党参政员都不能以自己的党派为名参加，在这种背景下，中共纲领的提出似乎有违“常理”。但是，政治，是不以常理而以实力为基础的。

杨奎松统计国共双方在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时的军事实力比较：1937年国共谈判合作，毛泽东也清楚地了解，当时军力尚不足国民党1/20的共产党只能改制改编，服从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南京中央政府。即使在1938年，八路军的力量发展到20万人，毛泽东依然承认，在统一战线中，军事力量上10倍于中共的“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但是，当1940年前后，中共的武装力量发展到50万人左右，并且可能迅速发展到上百万人的时候，依据实力原则争取相应的政治军事地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毛泽东这时新民主主义政权思想的提出，更鲜明地反映出军事上开始举足轻重的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想要改变此前的不平等地位，并一展宏图的强烈冲动。……1944年提出联合政府，要求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这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逐渐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而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这样描述各方实力：“重庆控制下地区1.9亿人口，日军占领地区1.6亿人口，共产党地区1亿人口。”三分天下，中共有其一。

军事与人口力量对比之外，国民党豫湘桂大溃退带来的另外一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民族资本家政治态度的变化。金冲及检索相关经济数据：1943年，民营工业的生产总指数出现抗战期间第一次负增长。1944年，整个大后方工业的生产总指数出现第一次负增长。内迁工厂除重庆和四川以外，最多的地方便是湖南和广西，而日军“一号作战”对他们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抗战后期担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的胡厥文曾撰文描述这场战事：“据我概略统计，这次西南工业迁出的机器，衡阳只二分之一，祁阳十分之六，桂林、柳州约十分之八，连同其他各处，合计不足一半，至于抵贵阳、独山安全地带的不过百分之一。”周恩来后来说，“1944年，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了我们”。

而当年细研《论联合政府》报告的蒋介石侍从官唐纵，认为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主张保持私有制并发展资本主义的提法，是中共的一个很大转变。在他出版的《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里写道：“这一个转变在中国收得很大的效果，后方许多工商界和国民党内部失意分子，过去对于共产党的恐怖的心理，已完全改观。”

经过中共“七大”，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参与新中国的思想准备。而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已非当年。

雅尔塔的结果

美、苏、英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对中国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结果。

三国达成的一项秘密协定规定，苏联于欧战结束两三个月后对日宣战，作为参战条件，该协定承认了苏联几项要求，涉及中国权益的主要有两大项：第一，外蒙古现状予以维持；第二，“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包括：大连为国际商港，苏联拥有优越权；恢复旅顺为苏联租用之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及通往大连的南满铁路，由中苏两国合组公司经营，苏联拥有优越权。由于苏联不便向中方直接提出上述要求，因此协议载明，由罗斯福向中方提出，以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同时，苏联表示将与中国政府签订一项友好条约。

雅尔塔会议结束两个半月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绍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

1945年6月27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一行由重庆起程，前往苏联谈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邓野根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所辑材料，在其专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描述了双方的第一次谈判：

会谈一开始便决定逐条讨论雅尔塔协定苏方条件，首先即外蒙问题。宋子文说：“外蒙问题，蒋委员长已告彼大使，非目前可以解决之问题……现在可予搁置，吾人不拟提出此问题。”斯大林表示：“吾人对此点不能同意。”随后斯大林阐述了苏方观点，他说：“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使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苏联在远东之地位……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见外蒙问题受阻，旅顺问题尚不足以换取中方在外蒙问题上的让步，斯大林再抛诱饵，主动将话题转入中国内政问题。斯大林问：“中国是否将容纳若干自由分子参加政府？”仅此一句，足以引起对方的无限兴趣。宋答：“吾人曾试与中共妥协，三月间吾人拟成立一战时内阁，即为容纳共党参加，余自赫雷（赫尔利）大使方面获知，阁下对共产党认为实似农政改革主义者。”斯大林说：“彼等诚为爱国者，但是否系属共产党，则颇有疑问。”在得到斯大林这个对中共至少是贬义的评价后，宋子文将话题朝实质迈进。宋说：“吾人希望有一个统一之军队及一个中央政府，吾人不愿有如张作霖军阀，或另组割据政府与军队之政党。但如中共（此唯一有军队政府之政党）愿与吾人合作，吾人仍愿请其参加战时内阁，亦即参加政府，吾人实无意压迫彼等。”斯大林肯定地说：“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如非国民党人士亦能参加政府，而仍由国民党分子领导，实甚有益。但此为中国自身问题，余不过顺便提及。”宋见谈话投机，便直接挑破实质，宋说：“国民党希望在政府中居于领导之地位，故不愿有联合政府，盖如为联合政府，一旦他党退出，则易于倾倒。”斯大林再次肯定道：“此实为国民党正当之愿望，自中国历史上观察，实至属明显。”

很显然，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为唯一合法对象，同意拒绝“联合政府”，以此为条件，斯大林的目标是：“外蒙古现状予以维持”——意即外蒙古独立。

但是，外蒙古独立一事，对谈判者而言势必将承担巨大的历史责任。宋子文致电蒋：“万一史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钧意如何？”宋将谈判底线设定在外蒙古独立与否。但蒋介石对历史责任的考虑，并无宋子文那般胆怯。他设定的底线是：“唯苏联对支持中共及新疆匪乱，在普通外交谈判中决不肯自承者，我与之谈判，彼必躲闪谈之……故对苏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必须剀切明白，毫无隐饰与之谈判，而得有具体之结果，否则应做断然中止谈判准备。”蒋重视的是现实利益而非历史责任。

宋子文最后的应对选择是，在他参加第二次谈判之前，辞去外交部长，而代由王世杰担任，这样他将由于没有签字而避免担当历史责任。8月15日，王世杰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署中苏条约。当日，日本宣布投降。

此前一天，即8月14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电。

历史研究者在分析这一事件时，基本的判断是此时蒋已握有两张对付中共的国际牌：一是外交方面的，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成功协调了两国对华政策，表示一致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另一张是军事方面的，美国答应以受降和接收为名帮助国民党运送大批军队，抢占战略要地，苏联则答应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质援助仅给予国民党政府，不给予中共。对应上一年蒋介石的窘境，“这两件事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1944年日军‘一号作战’以来蒋的困境，中共与国民党正在拉近的实力对比被重新拉开，蒋在与中共的抗衡中重新处于有利地位”。

毛泽东拒绝了蒋介石的第一次邀请，但在蒋发出第三份邀请电后，8月28日，毛泽东改变态度，乘飞机抵达重庆。

毛泽东态度变化决定亲赴重庆，其间原因，胡乔木回忆说：“与我党这一重大决定有关的一个事情是斯大林在抗战结束后的来电。1960年7月31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恩来同志回忆说：8月22日或23日，那个电报来了。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常委们都看了，大概烧了。电报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少奇同志随即补充说：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联合政府）。当时负责翻译电报的师哲在他最近撰写的回忆录里做了更详细的说明。据他说，斯大林的来电有两封。第一封发来后两三天，又发来一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已再三邀请毛主席去重庆共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将不能理解，如内战爆发，由谁承担战争责任？”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也通过美军观察组转来两份邀请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的电报。

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向中央高级干部宣布决定去重庆谈判的决定时，对未来的预期颇为悲壮，胡乔木记录毛泽东的说法：“我们让步的第一批资本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资本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这就需要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有些是可以考虑让步的。如果我们做了这些让步还不行，那么就城下不盟，准备坐班房。我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怕，如果要软禁，那更不怕。国际压力是不会有利于蒋介石独裁的。”

在飞往重庆的途中，胡乔木问毛泽东：我们能不能回来？毛泽东回答说：不管他，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重庆谈判，在中共重要的当事人胡乔木看来，双方手里拿着的都是“明牌”，都知己知彼，“由于南方局出色的情报工作，我党很快摸到了国民党的底牌。毛主席和恩来同志不仅了解蒋介石确定的谈判方针，而且获悉国民党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至16个师，所谓允许中共参加政府是考虑在中央各院增设一名副院长，省主席之说是如果毛泽东愿意可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大会则要保证国民党代表占十分之七以上。对于我们党的方针和目的，国民党也有相当了解。从台湾方面现在公布的一些材料看，他们那时知道我党希望通过谈判避免内战，也知道我们的要求首先是要让他们承认现状”。

显然，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两份要求他参加重庆谈判的电报颇为不满，师哲回忆录里描述说：这份电报（第一份）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很生气。毛主席当时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但是，在那次宣布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论及美苏与国共关系，还是很理性，“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主要由于美国的势力使我们的发展受到限制……苏联现在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正援助我们的，是不帮助的帮助”。就历史的进程，从结果看，毛的判断显然正确。国民党与苏联的中苏条约，在苏联出兵东三省之时，条约的约束力变得脆弱而摇摆。杨奎松发掘俄罗斯解密档案，“按照苏联公布的统计数据，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此说目前尚无可靠文献史料与史实考订予以印证。但从相关史料仍可看到如下一些情况，如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苏军提供的步枪数量在30万支以上”。有此武器装备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显然立即改观。一般分析将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发表的“铁幕”演讲，论为“冷战”起点，事实上，此前苏联与美英在欧洲势力分割上已广泛冲突，“冷战”已悄然拉开序幕，在此背景下观察苏联远东军的作为，合乎逻辑。历史的戏剧性，经常令人觉着匪夷所思，谈判桌前的弱势，却以武器装备条件的提升作为补偿。这不太容易被一般人想象。

回到重庆谈判，中共的谈判基点是放弃国民党极为忌惮的“联合政府”与“党派会议”主张。在第一次正式会谈时，周恩来即表示：“我等已做了尽可能之让步，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在此两项重大让步后，希望“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这是重续半年前中断的双方几乎接近的“政治咨询会议”目标。最终，双方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初步协议——其议题为三项：和平建国方案、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但是，在军队分配比例与地区自治问题上，毛泽东会见民社党领导人之一的蒋匀田时表示，“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协议，可说商谈已经失败了”。国共双方虽然在10月10日最后签署“双十协定”，其结果确如毛泽东所言：不了之局。

按统计，重庆谈判，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会面11次，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几次重要的会谈都是秘密的，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这次甚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胡乔木记录了部分没有录入档案的内容：“返延前，毛主席与蒋介石又见了几面，并做了两次长谈。据毛主席说，蒋介石总要找我长谈，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还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指蒋和毛）都是五六十的人了，10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主席向他谈起土地革命。蒋说，很好，将来这些事情都给你们来办。然后，他又说了一段‘肺腑之言’：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毛主席回答，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应变为国防军，只为国防服务，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毛主席还告诉蒋介石，解放区的努力应该承认，应该帮助。最后，蒋介石面带悲观的神气说，这次没有解决好。毛主席回答，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我们拥护。”

重庆谈判结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何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建议迅速召开，而共产党则要求缓开。这种态度差别的关键是国共双方实力的强弱对比，显然弱方是中共。

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1946年1月10日开幕，会期22天。此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已经去职，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到中国。为配合马歇尔的中国之行，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演讲，“中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以培养在中国走向民主过程中建立一个一党训政之暂时施策，必须加以修改”。近代以来，来华干预中国内政的外国人当中，马歇尔的地位与声望最为显赫——马寅初在发表于《新华日报》的文章里写道，“举国人民的目光都注视到他，寄以无穷的希望，好像中国之命运已经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领袖的地位，好像已移转给他”。有此背景，再加之杜鲁门的政策声明，峰回路转，使得重庆谈判在国民党强大优势之下所定义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背景与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其结果，“政协会议性质重新确定为改组政府的党派会议”。政协会议开幕当天，蒋介石与毛泽东同时下达停战令。比较来华介入中国事务的外国人，马歇尔获得了较高评价。即使中共，胡乔木说，“毛泽东对马歇尔的态度始终非常慎重，从未听到毛主席说过马歇尔的坏话，即使后来我们党与美国当局的关系很坏了也没说过他个人什么”。而对赫尔利，毛的评价非常直接，“这个人很坏”。

政协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盛赞政治协商会议是“和平建国的起点”，“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方向”。中共在此刻做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论断，“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式”。

按《毛泽东年谱》与《周恩来年谱》记录：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参加国府委员会；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当时，中共要求主持经济、交通二部。对此，周恩来解释说：重要部如国防、财政、外交等，国民党不会同意；交通、经济二部多是和美国合作，可以使国民党放心。

由于国民政府首都设在南京，中共为了就近参加政府，打算将指导中心由延安迁往淮阴。张治中在其回忆录《我与共产党》里记录：我对毛泽东讲：“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长住在淮安（阴），开会就到南京。”显然，中共已经做好准备参加政府，计划同国民党长期合作。

历史在峰回路转后，却又跌宕起伏。政协会议结束，大家都认为长久和平已经降临，但这种感觉却持续不足两月——3月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全会宣言，表示并不承认政协宪草协议。和平死亡！战争于是无可避免。

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这同样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时刻。他们将必须在和、战之间选择，不仅面临着与国民党全面破裂的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与美国破裂的问题。胡乔木回忆当年：“那个时候，我们党要下决心立即面对两个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0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下了决心。这个情况传播很广，大家都知道。人们不大知道的是1946年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主席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

新中国

1948年4月2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我决定提前起程赴苏。拟于6月初从河北省阜平县（位于石家庄市北100公里处）出发，在部队掩护下过平（北平）张（张家口）铁路……大概于6月初或中旬即可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赴贵处……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同联共（布）中央的同志们交换意见并请给予指示……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各国一行，想对人民阵线工作及其他工作形式进行考察。如果您同意所拟计划，我们将照此执行。如果不同意，那就只剩下一条出路——我只身前往。”这次赴苏联，毛泽东计划带上任弼时、陈云以及两个秘书和另外几个工作人员。

3天后，斯大林复电：“4月26日来函收悉，偕行者及人数请视必要自定。两位俄国医生应与您同行。同意在哈尔滨留一部电台。其他一切待面议。”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档案公开后，当年的绝密材料逐渐开放。俄罗斯研究者安·梅·列多夫斯基首先使用这批档案材料，完成了他的著作《苏联和斯大林对中国命运的影响》。

毛泽东最早开始考虑赴苏访问，据师哲回忆，系1947年，“当时斯大林因为看到西方通讯社关于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大批中共将领被俘的消息，曾急忙致电毛泽东，表示可以派专机来陕北地区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暂避苏联”。这次访问计划并未实施。一年后，虽然大规模的战役正在拉开序幕，但中国共产党将获得整个中国，已不再是远景。这个时候，毛泽东希望尽快访问苏联。

当时苏联与中共方面负责无线电台密码联络的安·雅·奥尔洛夫向斯大林发电描述说：“莫斯科之行对他本人来说是需要的。他急不可耐地等待着答复……毛泽东已经在装行李箱了，连皮鞋都买了（他像这里所有人一样，平时穿的是布鞋），厚呢子大衣也缝好了。”

毛泽东访问苏联，对于中共而言也同样是一件大事，杨尚昆描述：“（当时）赖祖烈忙着给毛主席置备行装。中央还准备派一个旅护送毛主席，把罗瑞卿调出来，带这个旅。”

访问苏联，一切看起来十分顺利。但是，10天后，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出一封电报，建议毛推迟动身：“鉴于您所在地区事态的发展，尤其是鉴于傅作义部队已开始向余县进攻，也就是说您赴我国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皆在火线上，我们担心没有您的指挥会影响事态的进程，而您穿过这些地区又安全到什么程度。有鉴于此，能否将您来苏时间稍予推迟。如果您不予推迟……请通知何时向何处派飞机接迎。”当日，毛泽东即回复表示推迟。

7月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我决定于近期内前往贵处。赴贵处有三条路可走：空中、海上和陆地。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需要途经哈尔滨，因我与东北许多负责同志有话要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飞抵威县……如您决定我们走海路，望在本月底派船至指定港口……如空路和海路对我们皆不可能，那我们反正都要于本月15日前后北上。”毛泽东通知说，与他同行将有20人，如走空路，请派两架飞机来。要去莫斯科，毛泽东的态度显然坚决。但结果却仍然令人意外。斯大林回电：“鉴于征粮工作已开始，诸领导同志从8月份起将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在11月底，以便能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苏联诸领导都忙于征粮？毛泽东当然不太相信。苏联联络人奥尔洛夫记录：“毛说：难道苏联对征粮工作如此重视，竟然使得党中央的各位领导都要去从事这项工作吗？”苏方再三延宕推阻，原因何在？列多夫斯基结论是：“在苏联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之间还保持着官方关系期间，莫斯科下不了决心来接待这位‘游击部队的领袖’，担心会导致国际关系复杂化。”同样深入研究俄罗斯解密档案的杨奎松分析其间原因，认为：在毛泽东的两份电报之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与苏共之间正发生激烈争论，稍后共产党情报局就开除了南斯拉夫。显然这个时候在莫斯科招待毛泽东，多少有点不合时宜。而关于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的说法，也在苏方颇为流行。在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后，“蒋南翔率团前往莫斯科与东欧时，不仅备受冷遇，而且吃惊地发现，那里的共产党竟然把毛泽东同铁托同等看待”。

这段苏共与中共在建立信任过程中的磨合，过于传奇，以致相对长时间我们基本忽视了为什么毛泽东这时急着去苏联。

据已经解密的苏共档案材料，毛泽东打算在莫斯科谈的问题共7个，排在首位的是：关于同一些小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马贵凡2001年翻译苏共解密档案，译出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事实上，稍早一些时间，列多夫斯基已使用过这一档案材料，只是他的论著更晚一些时间（2004年）才被译成中文。在这份电报里，毛泽东表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如果将这一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构想，对比《新民主主义论》与《论联合政府》，显然是巨大变化。因而，马贵凡的译文一经刊布，即引发国内外强烈反响。

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是，在国民党的压力下，民盟被迫解散，因此事实，在致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认为，“随着民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已不复存在”。这个时候，作为政治领袖是否需要修改自己曾经的政治构想，对于毛泽东自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来是否需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或至少“类似或尽最大可能接近 世界大战历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延安时期台湾国民党美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美国政治毛泽东赫尔利历史政治蒋介石斯大林方略1944罗斯福中国历史主义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