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如何失去大陆

（文 / 李菁）

( 1949年，退守台湾后的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 )

1945年12月11日，蒋介石从南京飞抵北平，在抗战结束后“慰问北方同胞”，此时的北平也曾让蒋介石体验到了“抗战领袖”的无限荣光——当时他的画像被端正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12月16日上午，蒋介石在故宫太和殿接见北平1.8万名大中学生，演说完毕后，蒋介石陷于学生们重重包围中，热情的学生们都抢着和他握手，“这种场面显然让蒋介石及其警卫人员都没有思想准备，蒋介石后来在日记里写，他甚至一度有窒息之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告诉本刊记者。

12月16日下午，蒋介石在东交民巷检阅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翌日离开北平。“蒋介石在北平住在交道口附近的后圆恩寺胡同7号。在他去南苑机场的路上，从交道口一直到前门，马路两侧都是热情欢呼的老百姓。蒋介石在日记里也感慨万分地说，受到老百姓这般欢迎，这辈子也值了。”在杨天石教授看来，此时的蒋介石是“如日中天”。

蒋介石不会意识到，就在攀上政治生涯最高峰的同时，他已悄然迈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仅仅过了不足三年，1948年9月30日，再次出现在北平的蒋介石已是快输光全部筹码的赌徒，整个10月都疲于应付辽沈战役，最终也没能逃脱失败的命运。从抗战胜利到退守台湾，短短4年，蒋介石就失去了整个大陆。其失败之迅速、彻底，即便在其对手中共看来，也觉得不可思议。

和平的努力

日本投降的消息对蒋介石来说非常突然：据杨天石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中记述，8月10日20点，做完默祷的蒋介石忽然听到设在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继而是噼里啪啦的爆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侍从蒋孝镇，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有些意外，让蒋孝镇再去打听。不久，各方传来正式报告：日本政府宣布，除保持天皇尊严外，其余均按照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4天前，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投下原子弹；9日，苏军突然大举出兵中国东北，第二天日本就表示投降之意。中国人坚持8年的抗战终于以这样一种略显戏剧化的方式结束。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 )

8月14日，忙于处理日本投降诸事的蒋介石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以发公开函的方式，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问题”。“抗战爆发前，中共有两三万党员，在陕甘边界人迹罕至之处，在政治上没有太大影响。但到了1945年，中共已经壮大到可以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形成威胁，实力不容小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说。蒋介石显然意识到：到了该直面中共这位“老对手”的时候了。

在杨奎松教授看来，有必要提醒我们注意的是，此时中国形成的政治格局，并非仅中国独有：“‘二战’后欧洲许多国家都面临类似问题。比如意大利、法国等，它们都是被占领国，原来的执政力量在德国入侵期间都流亡国外，在海外建立临时政府，在国内力量很小，国内主要是共产党在领导抵抗力量。战争结束后，他们也意欲武装革命，从原有政党手里夺过权力。”

( 1949年，蒋经国刮起“打老虎”风暴 )

虽然相对而言，意共、法共在本国的力量，远超出中共，但是从最终结果看，这些国家却并没有像中国那样，走上内战的道路。追溯起来，这应归因于1945年英、美、苏三国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根据美苏两个大国达成的协议，北欧、西欧等大部分地区归美国控制；东欧归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意、法等国家的共产党都放弃武装，与其他政党建立联合政府。”

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大国也对中国进行了划分：长城以外属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属美国的势力范围，因为共产党在关外没有力量，所以关内的共产党必须服从美国的调整。重庆谈判也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

( 1946年，根据停战协定成立的由国共两党和美国政府三方面代表组成的“三人小组”成员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 )

对蒋介石并不信任的毛泽东，是在斯大林两次致电催促的情况下才赴重庆的。但是在重庆谈判中，彼此之间充满了猜忌与警惕的国共双方显然很难达成共识：蒋介石强调军队国家化，实现军令、政令统一，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成立联合政府的讨论。在他眼里，不愿意放弃军队和根据地的中共，无异于封建军阀的地方割据；而共产党则坚持先改组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对历尽艰难建立起自己武装的中共来说，要放弃自己的军队，是断断不能接受的。“毛泽东在1945年10月13日回延安后在中共内部做报告，宣称：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能放弃。这是中共的底线。”杨奎松告诉本刊记者。

虽然“双十协定”上，在关键的地盘和军队问题上双方仍无丝毫解决的迹象，“但是这一时期的国共是朝着和解的方向走的”。1946年1月，在美、苏两个大国的共同作用下，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双方在东北已基本停火。2月1日中共通过决议，决定按马歇尔计划，放弃军队、接受整编，政工干部全部撤出东北，为了联合政府，中共中央甚至考虑将中央机关迁到离南京很近的江苏淮阴。

( 1947年5月，南京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时遭到宪警的水龙头驱赶 )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11月，国共两党的战火只局限于东北境内，基本上被控制住了，并非是两党不想打，而是美苏两个大国共同压制的结果。”杨奎松说，“如果美苏继续保持‘二战’中延续下来的这种和解状态，国共两党也会继续保持这种态势，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会发展到最后这么大规模的内战。”

扩大的战火

( 1948年8月，国民政府经济上的失策造成恶性通胀。图为南京银行内金圆券堆积如山 )

“时隔60多年再来探讨蒋介石的政治命运，不能离开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杨奎松告诉本刊记者。在他看来，国共两党关系的走向，与美、苏两个大国的关系走向是一致的，蒋介石的命运，便受制于两个超级大国在东亚角力而形成的格局。

抗战中，蒋介石的部队只控制着西南、西北部分偏远地区，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共却占据了华北、华中及至华南部分地区。为了尽量牵制中共，蒋介石早在1945年上半年便开始抓紧与苏联进行谈判，期望苏联政府明确表态，支持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

(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 )

1945年6月3日，蒋介石在与苏联大使的谈话中提出：“如苏联能帮助我国恢复东三省领土完整及行政独立，以后东三省的铁路与商港当予苏联以便利。如有军港需要，则军港亦可为苏联共同使用，决不至于苏联有不利之措施。”不久，苏联又提出十分苛刻的条件，包括租借旅顺港为苏军海军基地，大连商港国际化，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允许外蒙古独立等。“为了换取苏联的支持，蒋介石虽然犹豫再三，还是基本接受了苏联的要求。”杨奎松说。作为交换，斯大林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不是其他力量，而苏军则在3个月内撤离中国。

但是，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苏联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9月24～27日，就有消息传开，美军将在天津、大连、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蒋军将由空运和海运至平津，这更激起了苏联人的担心，“在他们看来，美军已站在长城脚下，马上要进入东北，直接威胁到其边境线，因为远东是苏联最薄弱的地方”。

( 1946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发放儿童救济品 )

为了解决与苏联的关系，1945年底，蒋介石派蒋经国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去苏联与斯大林会谈。会谈中，斯大林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苏联希望能把控制东北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945年11月，苏联向蒋介石提出一个经济合作协议，其主旨为希望蒋介石只跟苏联合作，不允许第三国进入东北。“蒋介石将此消息透露给美国，美国认为有违门户开放政策，因而在报上指责苏联违背雅尔塔协议。”此时，中国国内也掀起一股反苏情绪，要求苏军立即退出东北。

既然认定国民党是美国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共产党。在对中共的态度几经变化后，从1946年2月下旬开始，苏联开始半公开地支持中共，把从日本军队接收的一些武器和装备提供给中共。得知消息的蒋介石又急又气。

( 1953年2月10日，蒋介石与蒋纬国在台湾西子湾 )

“1945年秋天时，国民党内部很多人向蒋介石进言，他们认为，苏联出兵东北，必然占领关外，与其把优势兵力投入东北、与苏联抢夺关外，不如先处理好关内问题。让关外问题国际化，必然引起美国干涉，但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无法接受的。”杨奎松告诉本刊记者，首先是马歇尔不赞同这个计划，其次，为了要回东北，蒋介石已经付出了同意外蒙古独立的代价，将东北拱手相让，也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1946年3月，国民党大部主力在沈阳完成集结，3月19日开始分南、东、北三路展开扇形攻势，仅4天后，辽阳、抚顺、铁岭依次被攻陷。与此同时，毛泽东也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不惜任何牺牲，以战争换和平。“东北一打，所有的时间都乱了。”“1946年开始，战火迅速蔓延，这也是美苏‘冷战’在东亚形成的结果。”杨奎松这样认为。

游离的美国

战火初起，形势对蒋介石颇为有利。6月17日，蒋介石在东北对军官们有过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言辞间满是对中共的不屑：“无论在四平街、在本溪湖各战役，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大进步。只是外壕加深、加宽，同时能就地取材，利用当地钢板和木材，将工事加强，如此而已。由此可知共产党的战术没有什么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的日式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能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让蒋介石有恃无恐的是那些美式装备，美国当时提供给国民党30个师的装备用于改造国民党以对抗日本，装备还没用上，内战已然爆发。蒋介石感觉自己力量壮大，这也是他看不起共产党的原因。”杨奎松说。

蒋介石失败后，为国民党提供大量装备的美国，在我们的宣传中被讥讽为“运输大队长”，而在杨奎松看来，这种宣传导致我们忽视了蒋介石与美国日益激化的矛盾。

早在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在谈到中国内部纷争时就曾向蒋介石提议，国民党应与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后来又坚持派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这些举动，令蒋介石非常不满。从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对美国这种“爱恨交加”的感觉：“美总统罗斯福借举我为四强之一之虚名，以示惠于我，使我受其控制，并借此要胁吾以遂其所欲，吾及享虚名而受实祸也。”“我政府恐美国不谅解，乃事事有所顾虑，对内不能制共，灭损我政府之声威，对外依附于人，不能有所主张，徒做他人之傀儡，丧失我革命独立之精神。”

1945年11月，美驻华大使赫尔利突然宣布辞职，杜鲁门总统派来五星上将马歇尔来中国调停。

“杜鲁门派马歇尔来华的目的很简单，美国不想看到中国陷于内战和混乱。它知道按照蒋介石的方式，国民政府只会采取武力解决问题，而美国人丝毫看不到蒋介石有多大把握。美国也担心，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只会便利苏联扶助中共。”杨奎松说。另外，“美国人始终认为，蒋介石的政府太过专制和腐败，杜鲁门希望能通过美国干预，来改造蒋介石政府。围绕着如何改造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一直是美国与蒋介石的矛盾所在。美国一直以民主势力自居，他们希望以美国方式主导对国民党的改造，而蒋介石自始至终以民族主义者自居，不允许外国势力干涉他的独立性。有些地方他需要美国的帮助，但不能超越中国的主权。这一点上，蒋介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杨奎松说。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集中反映了蒋介石与美国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

蒋介石对马歇尔的到来并无多少热情，“在他看来，消灭共产党只是时间问题，美国要做的，就是支持自己并提供援助就好，他的调停只能妨碍国民党调整部署，妨碍对共产党的各个击破”。

1946年3月27日，国共双方签署了东北停战协定，可是墨迹未干，双方又大打出手。正在美国的马歇尔闻讯立即飞返重庆，以挽救危局。马歇尔对蒋介石不满，他更多地向蒋介石施加压力。1946年5月初，美军因担心在华北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引发和中共军队的“意外事件”，决定撤出在中国的海军陆战队。5月26日，马歇尔又给蒋介石发了一封信，要求蒋介石“立即发出在24小时内停止国民政府军队前进和追击的命令”。

在措辞严厉的马歇尔面前，蒋介石不得不做些让步，他让宋美龄连续用英文写了两封亲笔信给马歇尔，但在日记里，他又流露出强烈不满：“……其（注：指马歇尔）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唯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凡与共党心理抵触之条件，皆不敢向共方试谈，其畏共之心理竟至如此。”5月31日的日记里，他更伤心地写道：“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绝望。”

5月29、31日，马歇尔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战。在他的压力下，蒋介石发布停战令，从6月7日起停战，国共再次谈判。7月13日，苏北战事打响，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第二天，蒋氏夫妇为了避开马歇尔，以避暑为名赴庐山。由于中共代表在南京，于是年逾花甲的马歇尔不惜冒着酷暑，前后8次登上庐山，穿梭来往于南京与庐山之间，撮合国共和谈。但是双方分歧依旧，内战之火渐渐蔓延。

在蒋介石眼里，美国人的种种调解努力，皆在于没有看清中共的“阴险”面目，所以他并不理会美国人提出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这些和解最终都会导致中共的胜利，因为中共的背后还有一个苏联。蒋介石与美国的矛盾于是日益公开化。为了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1946年7月29日，美国宣布对华武器禁运。英国也紧随其后，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由于美英在当时的影响力，没有一个武器出口国向国民党军队出售武器。

很多国民党官员逃到台湾后，将失败原因之一归咎为美国人的这一政策——国民党购买使用美国武器，共产党购买使用苏联武器，美国的决议实际上是捆住了国民党的手脚。国民党既失去外援，又无法继续购买武器，损失的武器系统得不到有效补充。另一方面，中共已得到苏联半公开的军事援助，力量对比便呈现此消彼长。美国的武器禁运持续了10个月，在国会支持蒋介石的反对派猛烈抨击下，才重新开始提供武器。

经济困局

“蒋介石曾在1947年8月某一天的日记里，大意是说，英美太霸道，苏联太专制，中国要走第三条道路。”杨天石告诉本刊记者。但对欲甩掉身后的大国、按自己想法改造中国的蒋介石来说，除了一个强烈信念，他所能拥有的筹码实在少得可怜。

当内战之初形势对中共很不利时，中共内部也曾有人在“打”与“退”之间动摇，而毛泽东则表示，中共党内有这样意见的原因，在于“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的确，日本投降后，作为一国首领，蒋介石固然享受到“抗战领袖”的光耀，但是他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担子：大后方的政府机构、工厂和难民需要迁回沿海地区；沦陷区需要重建政权和经济秩序；此外还要审判汉奸、清理逆产、改编伪军、遣返300万投降的日军及家属回国。当然，诸多事务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与共产党交战。相比之下，共产党则是全力以赴。据联合国救济总署统计，1945年战后至1946年，中国有饥民3000万，灾区19省。旷日持久的战争致使国力耗竭，民穷财尽。战后，经济复兴面临着百废待举的局面，经济衰敝最明显的征象是财政失衡。仅1945年上半年，军费支出就占财政总支出的61.05%。当年财政总收入3350亿元，支出1.29万亿元，赤字达74.1%。1945年7月，物价指数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2359倍；零售物价则上涨了2619倍。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经济复兴建设的最大障碍。

而已经开启的战争机器更加剧了经济恶化。“国民党控制着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它们都要靠农村来供给，而广大农村已经大部分变成解放区，这些资源都在共产党手里，国民党统治的经济链中断，导致物价飞涨，法币大幅度贬值。”杨奎松告诉本刊记者。

以1946年的上海为例，到了年底，物价已较战后高28倍之多。就连外交部长王世杰都对此感到“不胜忧虑”。他在6月的日记中写道：“近来一般舆论，对政府均甚觖望，其主要原因为物价高涨，政府财政之前途十分黯淡。”到了11月，他又记道：美元兑换法币8月底还是2020元兑换1美元，如今政府价已升到3350元，黑市价则早就超过4000元了，物价指数则干脆相当于战前的1万倍了。

随着法币发行量增大，国民对国民党政府和货币的信赖也跌入低谷。他们想方设法把手里的钱去兑换成实物，而货币周转速度的加快自然又给通货膨胀火上浇油，以致政府发行的法币数量远远赶不上物价涨幅。1947年12月，物价增长速度是新币发行量的3.5倍；1948年6月，已达5倍之多，到8月初，超过了11倍。

法币贬值，形成了以成麻袋的纸钞去购物的情况已司空见惯；往返于南京和上海的班机被取消，因为国家规定的机票价格远低于油料价格；商店老板们宁愿关门，也不愿意用自己的存货去换回那些一文不值的法币。对大多数靠固定工资生活的人而言，每个月拿到薪水后，却买不到任何东西，只能空等手里的钱一天天迅速贬值。“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仅得罪了资本家，也把所有的工薪人员都得罪了。”杨天石告诉本刊记者。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时任行政院长宋子文曾试图采用国际惯有的方法：允许百姓用手中的货币兑换黄金，寄希望以抛售黄金，来抑制物价。岂料，由于国民政府滥发货币，法币信用严重不足，一方面黄金价格被迅速拉升，另一方面让所有的持币人，无论是金融家还是工厂主、大商人，无不倾其所有抢购黄金。有手段的官僚政客则乘机浑水摸鱼，大发国难财。到最后，全国都陷入了轰轰烈烈的黄金抢购潮中，黄金风潮又加重了通货膨胀。

在全国上下的疯狂抢购之下，上海库存的黄金很快就接近枯竭，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停止。“蒋介石当时对宋子文非常愤怒，他觉得孔祥熙在抗战时期能把军费顶下来，又辛辛苦苦攒了十几亿美元的外汇，实在不容易，可是这点家底都被宋子文败光了。”杨天石告诉本刊记者。蒋介石在日记里不无怨恨地写下：“误国者，为宋子文一人。”“子文害国之罪不可再恕。”这场“黄金风潮”以宋子文引咎辞职而告终。

6月到8月中旬之间，由于通货膨胀恶性发展而造成经济崩溃迹象更加明朗。6月14日，宁波首先发生抢米风潮，然后迅速蔓延全国。商品价格上涨如此之快，以致商店老板不得不每天要打烊几次，以更改货物牌价。

而1948年初，共产党充分依靠贫苦大众，人民大众成为其最坚实的基础，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成了解放区。这年夏天，经济形势更加恶化，经济态势已经决定了蒋介石政权的败局——其经济基础已近坍塌。因为巨大的军费，法币在市面上的流通量从1947年12月的34万亿元，上升到了1948年6月的250万亿元。接下来的一个半月，这个数字更是猛增到600万亿至700万亿元。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圆券”（每金圆券含纯金0.22217克），以1比300万的比例，收购急剧贬值的法币。金圆券在发行之初，确实起到了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但是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国民党政府只能开动机器、滥印钞票。前后不到10个月，发行总额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了6.5万多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170万倍。兑换额由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5倍，降至1美金兑20金圆券。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当1948年底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时，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数以十万计抢兑人潮。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面值100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至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要4亿多金圆券，各式买卖经常需要大捆钞票。

为了打击囤积，平抑物价，蒋经国曾到上海“打老虎”。但他遭到上海资本家的抵制，他们干脆将物资囤积起来，这极大危及了城市人的日常生活，连蒋家也不能幸免。“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一个亲戚来他家里看他，实际上就是想蹭顿好饭，可是连蒋介石自己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招待这位亲戚。”杨天石说。

台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权威学者沈云龙曾说：“仅仅40天后，金圆券的价值就一落千丈，几乎形同废纸。几千万平民百姓的财产转眼间化为子虚乌有，一文不值，这严重地影响了民众的信心和国家的命运，也是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相当普通，以致金圆券改革时任财政部长的王云五，自从1979年去世后，也一直被斥为国民党失败的罪魁祸首。而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回忆录里也认为，财政政策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国民党用各种手段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致使老百姓成了无产阶级，从而失去了民心。

当时蒋介石政府曾寄希望于从美国获得一笔贷款以稳定货币。只要有了这笔贷款，掌握了足够外汇储备的政府，可以允许金圆券和美元、黄金自由兑换，从而赢得公众对新币制的信赖。但是在美国看来，在这种战争形势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巨额数量的钱财也只能被无端挥霍掉，因而拒绝了蒋介石对稳定货币贷款的要求。这使得蒋介石希望通过币制改革、抑制通货膨胀来向美国证明“自救”的能力也落了空，获得美国进一步援助的梦想更成为泡影。

失去的根基

内战爆发后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开始发生动摇，这对当时的国民党来说，已是一个最危险的信号。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蒋介石到工人、农民中去？什么时候见到蒋介石关心穷苦百姓的生活和命运？从来没有。他嘴里也讲过工农士兵，也讲过人民，但他真正重视和关心的只是社会的中上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统治的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杨奎松告诉本刊记者，国民党人执政后，大量接纳中产阶级出身的大知识分子、专家进入政府，“蒋介石相信这些人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才是国民党最为稳固的社会基础”。

但是，蒋介石推行的经济政策，却最终使自己丢掉了中产阶级。

杨天石教授解释说，当年孙中山在制定“民生主义”政策时，“担心私人企业过度发展会损害民生，所以对此持警惕态度”，相对而言，孙中山比较倾向于发展国家企业。表面上，蒋介石也秉承了孙中山的这一政策，但是，因为原有社会结构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抗战胜利后，一种是美、英为代表的外国企业，它们因为资本雄厚，并不存在发展困难问题。第二种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办企业和官僚创办的私人企业，也能得到发展机会。第三种是无权无势的私人企业，他们处处受限，发展空间很小，而第二种企业就慢慢演化成我们后来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效率低，腐败严重，发展国家企业，结果变成了发展官僚企业。”

杨天石说，当时上海有一位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叫陈光甫，他原本是国民党的坚定拥护者，上世纪20年代时，还曾给蒋介石提供过资金，抗战期间也曾代表政府向美国借款。他后来对蒋介石的经济政策极度不满，在日记里写，国民党上台以来，没有给农民以任何好处，对于工商业发展也没有任何裨益。

“1949年左右，陈光甫等很多民族资本家都去了香港，国民党CC派骨干洪兰友找到他们，希望他们继续为国民党出钱出力，陈光甫在日记里写：大家都不吭声。这说明，资本家们对蒋介石彻底失望了。”杨天石说。

国民政府经济上的失策造成的恶性通胀，令民间经济也陷入混乱，特别是城市的中产阶级所受的经济损失巨大，曾出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后来在回忆录里毫不避讳地说：“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了唯一的一点积蓄。”从此以后，大多数人对国民党恢复经济信心全无，国民党失去原来最重要的支持者。

因为依靠的阶层是有恒产的中产阶级，所以国民党在农村的土地改革很难推行。“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回到奉化溪口的老家转了一圈，他在日记里写：执政22年，农村没有变化，贫困依旧，落后依旧。”杨天石说，“中国历史上，几次重要的王朝更替，比如秦、西汉、唐，都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农民问题，使农民当中蕴藏着巨大的不安定因素。”在杨天石教授看来，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也是蒋介石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杨奎松看来，国民党利用统治地方的力量是士绅，废除科举以来，中国的士绅阶层已经劣态化了，尤其是在北方，所以国民党维持其在农村的统治，必然依靠那些“土豪劣绅”。相反，被称为“穷人党”的共产党，它的基础是中下层民众，他们更容易理解广大民众的需要，更善于将这些力量组织和动员起来。杨天石说，虽然国民党官员看不起解放军，称他们为“穿上军装的农民”，但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在一套土洋结合的革命理论指导下，组织非常严密、动员力量非常强大的中共武装，已远不是过去的流民，“中国农民本来就具有翻天覆地的力量，一旦被动员起来，其能力远远超乎国民党的想象”。

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起被俘，起初他很不服气。他被押下战场后，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感叹地说:我们在战场上哪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可能动员这么多老百姓支援战争。

内战全面爆发后，受影响最深的，是在城市里生活的民众。当时大学教授的月薪也只能买六七公斤大米，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都成问题。中国共产党方面适时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动饱受生活之苦的在校学生和老师走上街头，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把对内战的不满情绪都指向蒋介石。“此时的国民党人既无法解决经济危机，也不知道如何应付学生运动。”杨奎松评价。蒋介石一如既往地出面发表强硬谈话，指责学生运动已越出国民道德和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此举不仅不能阻止饱受饥饿的学生们继续上街发泄对当局的不满，反而促成了更大规模的游行”。

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学生冲破军警包围，走上街头游行；军警强力阻止，激起了更广泛的抗议游行活动，运动一直持续到6月上旬，国民党不得不再度使用暴力，除了打砸并用高压水龙头冲之外，甚至又一次在校园里开枪杀人和投掷手榴弹。“以‘5·20事件’为标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彻底失去了中间知识阶层的支持。”

在此时的蒋介石看来，军事优势还在国民党一边，只要“用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先肃清后方，安定社会，即可再图军事上的进展。为了控制反对力量，动员社会资源，1947年8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戡乱建国动员方案》，“此时的蒋介石试图用强制性的手段，举全国之力与共产党决一死战”。杨奎松评价。

此后，国民党的统治日趋严酷，对舆论的钳制不断加强，异议声音的表达日渐受限，国民党统治区呈现出一派肃杀之气。但是国民党的强硬姿态非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相反，却把民盟等中间党派“逼”向了共产党，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呈公开的舆论，蒋介石与他领导的国民党，已被视为人民的对立面。

无法遏止的溃败

1946年底，国民党攻占了解放区在华北和华东的两大政治中心：张家口和淮阴。最受蒋介石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在攻下张家口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如用军事，三五月内可以告一段落。任何一条铁路，两星期内可以打通。”1947年初，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也难掩自得之情：“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而最重要的要算收复苏北和鲁南，因为苏北湖沼纵横，鲁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复，最便于匪军的藏匿和逃窜，而终于被国军所收复，这是前方将士英勇奋斗的成绩。政府于去年计划在5个月内收复苏北，直至今年1月底正式将共产党驱逐时为止，比预定期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

此时的蒋介石和陈诚都对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胜利坚信不疑，岂料就在几个月后，中共军队已从防守转入进攻，国民党内不仅没有人再提所谓三五个月“消灭”中共的夸张之词，而且弥漫着对其自身命运的浓重悲观气氛。

蒋介石此时深知局势之不利与严重性，“他甚至在每日祈祷时经常伤心痛哭”，而且在公开场合承认：“自从去年剿匪以来，我们前方有若干师旅团部高级指挥干部为匪所袭击，指挥官且被匪俘，这不仅影响一部分士气，而且使整个战局都受到顿挫。”

此时的蒋介石已无法把开动的战争机器停下来，为了挽回局势，他只有下更大的筹码，但这仍无助于扭转在战场上的颓势。

与国民党部队相比，中共军队在战场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前进和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有守土安民之责，所以处处受到牵制，无法集中兵力。

“中国共产党的兵不多，但总能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提及这一点，“国民党不守是不行的，不守今天姓蒋，明天就不是了；可是守也不行，守个十天半个月，我们的地方部队就把他们给‘收拾’了，蒋介石对这个仗毫无办法，始终找不出解决之道。”

“当时74师不是不英勇，他们在孟良崮也守了3天，后面增援的50多万国民党军队就差5里路，火力都可以互相交叉了，但就是突破不了。黄百韬被我们围住的不就是几十公里？但他们也就是突破不了。”陈小鲁说：“这在解放军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说守得住就得守得住，说突破就得突破。”

“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在于，因为派系林立，他们要保存实力：你是一个军，打完一个师就撤销一个师，越打越少，打光了就给你虚职。所以国民党都谋自保，谁也不愿意突出，一突出后就被包围，他知道没人救了。所以到了关键时刻，下死命令他们也不上。相比之下，我们的部队不一样，打完了给你补，打光了一个师给补一个师，所以大家不惜实力。能突破，能防守，守得住，攻得上。”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这样评价。

没有解决好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这也是后来蒋介石在军事上公认的失败原因之一。杨奎松说，在对待地方实力派上，蒋介石多半都是靠利益交换和权谋手腕处理，只要地方实力派更换旗帜，表示效忠，蒋介石并无太过残酷的方式，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也与中央政府的实力有关。“中央政府没有实力将地方部队收归中央，按统一标准供给”，所以蒋介石这种恩威并用的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国民党内部军阀林立、派系争斗的痼疾。从某种角度讲，蒋介石在1927年对中国只是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各地的军令、政令仍然被地方实力派牢牢把持着，“后来除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之外，大的军阀都没有走出地方”。

但杨奎松并不认为，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改造是彻底失败的。他说：“如果不是抗战爆发，蒋介石或许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来解决军阀问题。这种改造其实已在部分地区有了效果，比如抗战时期，蒋介石已经可以实现对川军的调动。”但是历史并没有给蒋介石更多机会。

蒋介石被广为指摘的是因其“独裁”、“专权”导致的内部争斗不断，其实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很难说这两者何为因、何为果。魏德迈对蒋介石曾这样评价：“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帮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而杨奎松的看法是“有限独裁”。

因为中央财政有限，无法按统一标准实行配给、供应，造成地方派对蒋介石颇多怨言，另外，也是因为内部各派林立，关系复杂，所以蒋介石对出自黄埔系的军人格外信任与倚重，这更加重了蒋介石与非黄埔系军官的矛盾。

“蒋介石的军事教育层次比较低，大的军事指挥上有很大局限性。”杨奎松评价。与“自学成才”的毛泽东比，蒋介石算是学军事出身，“但是，蒋介石在考虑军事问题时，关注的往往是一些细节，而在战略上的考虑却十分欠缺”。杨奎松注意到，在蒋介石早期演讲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内容，大都是如何整饬军容军纪的内容，“反映到军事指挥上，他经常关注的也是一些明显应该是由那些团长营长去关心的问题”。

蒋介石后来广被诟病的一点，是喜欢越级指挥，从当年对红军的围剿，到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蒋几乎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这种事无巨细一插到底的毛病。杨奎松说：“看看蒋介石指挥军事的电报，我们甚至会发觉，他连部队行军时应当怎样走路，怎样露营，怎样防空，怎样布哨，都要管。不少战役就是由于蒋介石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越过上一级指挥机关，直接指挥到前方部队去，从而使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汤。”

尘埃落定

1939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开办党政训练班，曾亲拟问卷，要求学员回答。其问题有：本党党务为何如此消沉疲弱而不能及时振作？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本党党员为何不肯深入民众，做基层工作？本党干部办事为何不切实际，不肯研究与负责？为何办事不彻底，无成效？为何党委变成官僚？为何民众不信任本党与党员？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一般大学教员为何要反党？

当国民党在战场上频频失利时，蒋介石对国民党高级将领训话时颇为不甘地质问：“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了，我们不但尚未把匪军消灭，而且不能使剿匪军事告一段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中共“何以能用劣势装备而且毫无现代化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症结何在？”不能说蒋介石没有意识到国民党内出现的问题，但他却开不出一剂合适的药方，在一次讲话中，他把原因归结为“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革命精神丧失殆尽”。

对此，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易劳逸(Lioyd E.Eastman)在其著作《毁灭的种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政权在推行其政策、计划，在改变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习俗方面，很少表现出有何统治能力。它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事实上，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所以，这个政权是和社会脱节的。

易劳逸认为，蒋介石对政治进程的观点完全是传统型的，“像清朝的皇帝一样，对他来说政治就是在统治层中的争斗”。因此为了扩大他的权力，他操纵和联合了一部分上层人士去反对另一部分作为他对手的上层人士。“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个时代世界上的强国是那些成功地动员了绝大部分民众而不只是以上层社会支持他们的目标的那些国家。”易劳逸说，蒋介石无疑也希望得到民众的支持。但是，在他的理解中，是“民众应该毫无疑虑地追随他们的领袖，就像士兵服从指挥员一样”。■ 蒋介石如何大陆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