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滇庆：龙象之争关键在人力资本

（文 / 董璐）

( 印度拉贾斯坦邦纱丽厂的女工 )

谁将首先遭遇经济周期？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18年保持在8%以上，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自2003年超过8%以后，也一直保持在高水平。当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都曾经有过高速增长，日本高于8%的经济增长率延续了10年，韩国延续了13年。经济周期是普遍规律，中国是否还能继续扩大海外市场份额，逃离经济周期？印度会不会像中国那样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回避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

徐滇庆：这取决于中国和印度所面对的市场边界。中国的出口为国内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同时也提高了国内人均收入，提高了民众的消费能力，国内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在增加出口的同时，中国产品在产业链上不断升级，从纺织品、鞋帽、玩具、雨伞开始，逐渐扩展到机械工具、家用电器，一直到电脑、手机等高档消费品。由于出口拓展了市场边界，产业升级又开辟了新的市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很快就会遭遇到的市场规模约束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得以避免经济周期衰退阶段的主要原因。但世界市场再大也有边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会逐步削弱，更多的穷国会挑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也就是说，从全球经济看，“中国制造”占有的市场份额总有一天会达到均衡状态，迟早会遭遇市场边界的约束。

与中国一样，印度最近几年内出现的高速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会逃脱经济周期规律。高科技产业在印度的GDP中占有的比例不大，即使印度在高科技领域取得大幅度扩展，仍然不能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规模。高科技为印度提供了200多万就业机会，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可是和印度11亿人相比，微不足道。由于印度还没有找到解决亿万民众就业的途径，因此国内消费市场就难以扩张。在极度短缺的状况缓解后，市场规模将停滞在一定水平上，市场边界约束将很快出现。至于印度什么时候在海外高科技市场上会遭遇边界约束，完全取决于印度和欧美、日本之间的竞争。从印度的经济增长轨迹看，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在2004～2007年出现的高增长属于经济周期的可能。倘若这一判断正确，印度目前处于周期的上升阶段，将由于市场规模的制约而遭遇经济循环的下降阶段。如果没有新的制度创新，不开拓外部市场，印度很难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相比之下，如果不能有效拓展市场边界，印度遭遇周期性衰退的时间可能来得更早一些。

又到产业转移的时候

( 徐滇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客座教授，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曾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顾问 )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模式发展不平衡和不可持续，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奇迹主要依赖于制造业的出口和国家引领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走上这条道路，是主观的选择还是客观进程？

徐滇庆：应该说主观、客观因素都有，时运非常重要。从全球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心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转移，第一次产业转移发生在1950～1955年，生产中心从美国转移到日本；第二次产业转移发生在1965～1970年，生产中心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第三次产业转移发生在1980～1985年，生产中心从“四小龙”逐步转移到中国大陆。发生转移的前提，都因为实现了充分就业，工资水平迅速上升，逐步失去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我国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也在逐步失去。据统计资料，2008年深圳的最低工资达到了1000元，与5年前比，几乎提高了一倍。同时因为经济发展，“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居民生活水平不断上升，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劳工荒”，中国是否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了？

徐滇庆：目前我国农村有7亿多人，其中劳动力有4亿多。比较保守地说，中国农村至少还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

从总量上讲，中国农村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但从地域说，剩余劳动力的分布并不均衡。在沿海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不多，在“珠三角”甚至还存在着劳工短缺现象。实际上，并不是没有劳动力，而是雇主不愿意支付较高的工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多年竞争后，利润空间很小，企业根本就不可能承担更高的人工成本。“珠三角”出现的“劳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产业转移所引起的，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在您看来，下一步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往哪里转移？

徐滇庆：产业转移是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也不断提高，制造业的名义工资从1984年的每人每年1112元，上升到2006年的1.8225万元，翻了15.4倍。根据前三次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经验，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后，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会减弱，从而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目前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下一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有多种选择：一是在国内转移，从沿海转向内地；二是向东南亚转移，例如越南、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三是向南亚转移，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

显然，第四次产业转移和前三次有明显不同。前三次转移是和平的，基本上是转出国采取主动，很多情况下，制造业厂商直接出走，到目的地投资建厂。劳动密集型产品向中国大陆转移过程中台商、港商功不可没。但第四次转移的去向取决于市场竞争。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向单位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看谁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更大优势。在许多行业，中国劳工的劳动生产率比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高3倍多，所以虽然平均工资是他们的2倍，但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依然低于印度和孟加拉国。南亚次大陆的平均工资很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心迟早将向南亚转移。但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转移什么时候才能大规模出现，会持续多长时间。

除了单位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转移成本。相同经济体内由于文化、语言和法律制度上没有差异，金融和信息系统方面的障碍较少，因此在其他条件都相近的情况下，在经济体内转移的成本要比向国外转移更低，特别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由中小企业生产，它们缺乏直接向海外投资的能力，抵抗风险的能力比较弱，因此更倾向于在国内转移。只要在中国内地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那么劳动密集型生产中心的转移就很可能从沿海向内地省市转移。但迟早有一天，劳动密集型生产中心将从中国向外国转移，这是全球竞争的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种说法认为，第三次产业转移还包括服务业从西方各国向印度转移，您怎么认为？

徐滇庆：我认为这种说法值得斟酌。餐饮、娱乐、旅游和医疗等大部分服务业，属于非贸易项目，能够发生区位转移的只有信息产业中的软件工程等有限几个项目。近年来，印度从海外得到了大量计算机软件和信息处理的合同，但是从这个行业的总量看，只不过占5%左右，项目的核心依然在美、日和欧洲。印度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外包出去的一部分工作。从目前的发展形势看，似乎还看不出位于硅谷的那些大公司要整体迁往印度的迹象。况且印度在物理、化学和数学等纯理论方面的研究实力也赶不上日本和美国。因此断言信息服务业的中心将逐渐转移到印度尚为时过早。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的软件行业还只能充当美国公司的二包工角色。技术创新的龙头还在美国，行业利润的大头也依然留在美国。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赫德森研究所访问研究员约翰·李最近发布了一篇报告称，中国和印度今年的增速仍可能超越7%，但是两国的相同点仅止于此，他认为，印度在帮助农村发展经济方面实际超过了中国，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徐滇庆：在1980年前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状况非常相似，农业占GDP的比重在30%～40%。随着时间推移，两国的农业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国农业比重从1980年的30.2%，下降到2006年的11.7%；印度农业比例从1980年的37.5%，下降到2006年的21.04%，下降幅度仅为17.2%，远低于中国农业比重的下降速度。中国经济增长靠工业和服务业拉动，农业比重下降很快，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比重已低于制造业。而印度的制造业比重增长十分缓慢，农业比重直到2004年才低于制造业比重。

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也从改革前的69%下降到2006年的42.6%，工业、服务业比重分别从原来的18.2%和13.1%上升到2006年的25.2%和32.2%。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已经超过了农业，而且这个变化趋势依然在继续发展。而印度农业就业人口从1995年的67%下降到1999年的60%，下降速度很慢，而后就一直维持在60%左右。尽管这几年印度经济增长较快，但是工业就业人口不升反降，从1995年的18%下降到2003年的12%，服务业比重从15%上升到28%，只有第三产业的就业快速增长。上世纪90年代印度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幅度依然低于亚洲各经济体，印度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大部分转向服务行业，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增加，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印度农业劳动力人数出乎意料地出现回升，这说明印度就业非常困难，以至于一些已经进城的人在长期找不到工作后无奈回到家乡。由于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人回到农村后反而拖累了农村的生活水平，加剧了农村的贫穷。由于经济结构并没有出现显著变化，印度模式并不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充满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在改革开放的这30年里，我们训练了2亿多的产业大军。我去印度考察时，看很多人不穿鞋，穿鞋就穿塑料拖鞋，我在商店里把它翻过来一看，中国制造。我就问陪同我的印度教授，难道你们连塑料拖鞋都不会生产吗？他说可以生产，但生产价格下不来，中国货太便宜了。前面也讲过，中国工人工资是他们的2.2倍，但是在很多产业，我分析后发现，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是他们的3～5倍，甚至是8倍。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这么高，是30年的训练结果，虽然30年前和印度一样低，但30年后就形成了完整的工业组织。印度教授说，他们研究过做雨伞的问题，如果他们要做雨伞，首先要召集5000个工人，进行几年培训，然后才能跟中国人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赛跑。而中国人现在的雨伞厂规模没有5000万把以下的，而且分工很仔细，做伞面的是一个工厂，做伞棍里头钢筋的是另一个工厂，装配的又是一个工厂。他说这样我们印度人没有办法了，所以类似产业一个一个都被中国人给封杀掉了。中国每年能够提供1000万新增就业，最高的2007年是1050万，印度人大为震惊，他们连50万新增就业机会都没有，原因是没有订单。现在咱们外贸下降了26%，我们也吃苦头了，所以中国人这条路叫做以人为本。

印度有11亿人，它的软件外包和生物工程等高科技确实很好，但是总共只提供了200万人就业，对11亿人口来说，这是0.2%，那99%的人怎么办呢？印度的贫富差距确实比中国小，而且还在继续缩小，原因是大家都没工作，没饭吃。所谓贫富差距，简单地讲是收入最高的10%和最低的10%之间的差距，最高的10%在印度是1.1亿人，那200万人高的和剩下的人一比，他那前边10%也很低，所以大家一下子拉得就很平，根本不说明问题。印度的高科技和金融业很好，这都是它的长处，但是99%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没有办法进一步发展，所以印度走错了。印度的贫富差距小根源在于没有解决就业，高科技和服务业是可以比制造业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要解决贫穷就必须先走密集型再向高科技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但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拉大也是不争的事实。譬如，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徐滇庆：之所以贫富差距这么大，是因为我们走的是渐进式改革的道路，这必然要求宏观环境稳定，贫富差距依靠二次分配，来实现公平。在第一次生产中要强调竞争，提高效率；二次分配则强调公平，照顾弱势群体，多征税照顾穷人。

西方的个人所得税，占整个财税比例40%～55%。说起来咱们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只有7%，实际上中国人的税收负担特别重。2008年，全国财税总收入6.1万亿元，纳税是除去农民之外的6亿多人，平均一个人交1万元，而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只有1.2万元。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什么中国人没感觉呢，因为我们采用的是计划经济色彩的税收制，85%的税收是企业交的，企业交就存在一个问题，董事长和清洁工是一样的，这就是大问题。如果企业减税，把企业的增值税、交易税、所得税和商业税等大幅度地减下来，作为工资发给员工，那么大家工资可以提高30%～50%，这时候再按照收入高低进行交税，杠杆就起作用了，就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再说物业税，很多人以为如果征收物业税就是加重税收，但实际上，从物业税征5000亿元，就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里减5000亿元，这是税种的调整，总体上是减税而不是加税。好比说，一个人一个身份证免30平方米的税，三口之家就可以免90平方米，那么有72％的人就不用交物业税，每个人再给20平方米的低税额，那么拥有150平方米以上房子的人就要多交税，150平方米以上的住户在中国不到8%，这也能起到杠杆作用。同时，目前我们的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没有全面开放民营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尚未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这都是我们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需要去改善的地方。■ 劳动密集型人力资本徐滇庆龙象经济宏观经济之争关键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