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百合的妇女互助储金会

（文 / 杨璐）

( 储金会第五届委员（从左至右）李艳清、王华连、许国兰、许东秀和欧阳晃南 )

不种百合的“百合故乡”

永新村的位置很偏僻，虽然已经修了水泥路，可是县城里的很多司机对村子的印象还停留在2004年之前——要上下颠簸和爬过很陡峭的山路才能到达，而更早时候，村里到县城来回要2天。现在从县城到村里，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虽然村民们普遍都建了二层小楼，但因为没钱装修，内外都裸露着砖和水泥。水稻刚刚长过半人高，还没到收获的季节，许多人都外出打工了，十几小时路程之外的广东省是经济活跃地区。

万载种植百合的历史有500多年，根据万载县志记载：“万载龙牙百合粉自宋朝开始就作为朝廷贡品，以后历朝相延”，龙牙百合粉“晶莹光洁，而味清腴，流通大埠，传为奇品”。永新村所在的白水乡就是县志中提到的百合种植地。

杨包财的记忆里，大米卖0.138元一斤的时候，百合可以卖到1元多一斤。可是许多年来，村里和乡里种植百合的人并不多，更谈不上什么规模。虽然守着天赐的自然条件，白水乡和永新村依旧是省定的贫困乡和贫困村，现实的因素制约着村民们的选择。杨包财1978年就当上了生产队长，1989年当上了村长、支书，直到前几年以66岁的高龄才卸任回家。永新村历来人多地少，他记忆中最高的数字是“人均有1亩地，而人口膨胀、造房子之后可能每人6分地都是算多的”。1982年包产到户之后，温饱问题虽然解决了，可是发展依旧缓慢，“当时还没有推广杂交水稻，我们这里的水稻产量很低。但是3个指标必须完成，公粮、定贮粮和村里的提留。亩产400斤就要交出100斤粮食，剩下的还要留出全家的口粮”。即便是上世纪80年代末推广了杂交水稻，亩产提高了，村民们还是很保守，发家致富的“胆子不大”。深圳被辟为经济特区之后，村里有人动了南下找工作的心思，杨包财都要求他们必须先种好家里的地才能想其他出路。所以，在没有取消农业税之前，杨包财眼中村里的“非农业收入”就是上山挑瓷土。

( 杨包财，永新村前任村长、村支书 )

除去交公粮的担忧，百合自身的特点依旧无法激发农民们种植的积极性。虽然号称“百合故乡”，可是白水乡并不适宜育种，种源来自湖南、山东、湖北，质量和数量的挑选余地不大，价格也昂贵。如果以百斤为单位，水稻种子卖9.8元的时候，百合种子要卖80元。另外，百合对排水和土壤的要求也很大，“同一片地，可能这块能栽，那块就不能栽”。从前在村里，种百合是有钱人的事情，把百合做成干片再翻山越岭卖到广东，钱虽然能赚一些，风险也很大。即便现在县里立志要坚持走“大力开发百合食品”之路，建立了许多种植基地，其实“那是为了取得上面支持才成的规模，白水乡的基地亏损很多”。杨包财认为，如果想调动农民种植百合的积极性，起码有两个条件：一是给农民贷款，解决启动资金；二是按照保护价收购。

天上掉下个储金会

( 储金会的成立使永新村妇女的视野和生活空间得以拓展 )

1994年永新村路下组的村民许国兰刚从乡里的木制品厂退休，在自家地上种了一些百合。3月份的一天，乡妇联的陈主任带着省妇联、县妇联的工作人员还有几个香港人到她家坐坐。“香港人问我百合什么时候种的，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挖。当时我说话他们也听不懂，还是县妇联的人做的翻译。”许国兰觉得这个访问来得莫名其妙，不过在她还没有参透其中奥秘的时候，陈主任又来了。她把湾里、路下两个组的妇女组长还有许国兰召集在一起，告诉她们，百合项目定在了这两个小组。陈主任的解释是，在这里搞百合项目就是他们投资，你们负责干。1941年出生的许国兰比其他农村妇女要有见识，她当时疑惑：“白水村和文义村都在乡中心，交通比我们方便，条件比我们好，为什么选我们呢？”陈主任当时也没有说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她安慰许国兰，既然是由省妇联带来的人，你怕什么。

香港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的袁小仙向本刊记者解释了疑惑：“90年代初，因为香港回归临近，香港社会关心内地发展，特别是农村发展。当时许多民间团体做了类似春蕾计划、苗圃工程这样的助学项目。”1993年，香港一批老师、医生和学生成立了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当时我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资料，国际上已经有有机的概念了，我们想做生态农业、环保，想在中国农村推广有机种植”。

对于1994年的白水乡和永新村来讲，这个概念太超前和难以理解了。所以最开始推介的时候并没有“有机”的要求，重点在于“推行妇女文化教育、经济互助发展等计划，鼓励妇女建立经济独立能力，增加在社会发展的机会和自信”。选点的要求是贫困村、有特产，不影响当地种植模式。白水乡很多村落符合这些要求。储金会的委员王华莲告诉本刊记者，现在看到的村民住房集中、周围是稻田的面貌在15年前还更要明显一些。就是这个相邻相依的村貌最后帮助路下、湾里村民小组胜出——这样有助于组织和管理。

1994年5月，在永新村的杨氏祠堂里，两个村民小组的妇女分为3个组，选出了管理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会计、出纳和保管。许国兰毫无悬念地当选为第一届的主席。许国兰念书的时间全加起来也没有一年，但60年代当过村里的妇女主任，1971年被招工到乡里的木制品厂，干过营业员等很多工作，在村里妇女眼里“她是在乡里机关上过班的，有名气有威望”。除了自身的素质，家庭背景也是重要因素。她的丈夫1972年被招到乡里工作，后来在乡水电站任书记，70岁才退休回家。

在那次大会上，储金会还制定了会章，凡16岁以上的妇女，认同储金会的宗旨的都可以入会，会费每人每年1元人民币。第一届报名入会的有75人。储金会还规定每周五为委员会学习日，周六则为委员会、组长学习日，周日为会员学习日。还有，储金会规定账目每月结算一次，年终在会员大会上公布。而作为发起人之一的中国社会服务与发展研究中心则只与储金会商讨合作项目，但对于储金会的行政、财政只给意见，并不干预，全部由储金会自己处理。

市场在哪里

第一年的合作并不涉及种植的问题，而是给已经种植百合的农户寻找市场，储金会所要做的是“收购老表的鲜百合，清洗包装后运到香港”。许国兰回忆，香港人第一次给了1500块钱做前期准备，还捐了一台真空包装机。储金会的会员们把百合外面的黄片扒掉，再挖掉百合筋，然后洗干净、烘干、真空包装好后，用冷冻车运走。香港的另外一个团体“绿色扶贫社”集结义工在商场、地铁口和利用自己的网络进行义卖。第一年返回来的利润是37929.5元。不过鲜百合的合作方式并没有持续下去，许国兰告诉本刊记者，村里人陆续打工去了，种百合的人越来越少，并且鲜百合容易坏掉，保存很麻烦。而香港那边也遇到了销售上的困难：金融风暴令香港经济一蹶不振，另外一个合作伙伴台湾主妇联盟因为百合不易过海关而退出，绿色扶贫社的义工也逐渐减少。1999年之后，双方的合作改为储金会租借5亩地种植百合，中国社会服务与发展研究中心先垫付种子、水电、工具、工资等费用，并且储金会要使用有机的耕作方式，完全不能用农药和化肥。无论收成如何，这5亩地的百合都会加工成百合片或者百合粉运到香港，抵偿事先垫付的费用。用王华莲的话来讲，就是“风险由他们承担，我们赚取的是人工费”。除了这规定的5亩之外，储金会自己也会种植一部分，然后自己销售。

这个新的合作模式接近于村支书杨包财对于调动农民种植百合积极性的设想：启动资金和减小风险。如果在理想状态下，收益也不错，王华莲告诉本刊记者，今年香港百合合作项目的5亩地上一共生产了600多斤百合粉，按照80元一斤的价格出售，可以卖5万多元，除去成本1.5万元和1万多元的人工费，还能得2万多元。种得越多，利润也就会越高，在这个规律下，今年储金会的利润要打些折扣，因为乡里搞的50亩百合基地面临“种子危机”，储金会从自己的4000多斤种子中拿出2000多斤转让给乡里。不过，储金会的种植规模有个峰顶，王华莲估计这个上限是10亩。

在王华莲看来，超过这个数字，生产上就无法承受了。“没有那么多农家肥，所有人都是先浇自己的地，有剩余才送到储金会来，如果距离远，几元一桶人家也不愿意挑来。而且，许多会员出去打工了，规模太大也没有那么多劳动力。”而在她的合作伙伴、中国社会服务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袁小仙眼里，没有市场才是根本问题。

最开始从鲜百合转向百合产品的时候，储金会有百合干片和百合粉两种选择。王华莲说，生产干片的品种在龙牙百合中叫做“中片”，更大更厚，对形状的要求高，风险就大；打成粉状的百合品种叫做柳片，可以小和薄。出于这样的考虑，储金会并没有选择市场上更加认可的形态百合干片，而是全部种植了柳片。

袁小仙解释，南方人更习惯于吃百合干片，而百合粉外表与藕粉一样，对于香港人来说，很陌生。冲调的方法也需要技巧，先用冷水调匀再冲入热水。冲调不好形成不了半透明的糊状物。百合粉没什么味道，还要调入蜂蜜等才好吃。“这些步骤不符合现代快节奏的饮食方式。”于是在储金会最重要的香港市场上，百合粉很难卖出去。因为百合有美容的功效，“有美容院买回去做面膜，这太浪费了，百合粉价钱又贵，后来他们也坚持不了”。因为袁小仙现在经常在北京工作，她也把一部分百合粉放在北京售卖，“北方人不怎么吃百合，百合粉只在朋友圈子里推荐和流行，做老师的人吃一些对嗓子有好处，经常熬夜的人也有备一些在办公室里，还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子有点燥，便秘，年龄太小不能吃药，吃了几次百合粉就好了”。因为有亲身体验，袁小仙认为百合粉确实是好东西，没人认可的现状让她很无奈。她知道商业操作是最好的结果，可是如果单凭储金会的农村妇女的力量许多环节很难打通，“也许需要更大的机构参与？我们的机构太小了，我们是读书人，不懂这些”。

在袁小仙的设想里，香港一方慢慢退出，储金会的百合粉在本地销售。这在许国兰看来是不可能的，“百合种植大户已经把这个市场做坏了，要不然就是在百合粉里掺其他东西，要不就是用了农药和化肥，产量高，所以价格就很便宜”。本刊记者在万载县城的土特产超市看到200克左右包装的百合粉有10块钱到20多块钱不等的价格，包装最为精美的三盒装也只要50多块钱，而许国兰生产的简易包装有机百合粉每500克要卖到80块钱。在经济并不发达的万载县城，甚至省会城市南昌，这个价格都偏高。

这导致本刊记者采访时，储金会的库房里还有1000多斤百合粉，除了今年的600斤，去年香港的一部分也没有运走。“吃百合粉的人都没有自己花钱买的，这里百合粉就像中华烟一样，都是送礼用。”让储金会稍感安慰的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了当地的高端礼品，王华莲告诉记者，就在几天前，妇联刚刚订购了一批。

矛盾与变化

储金会成立后的许多年里，村里是非特别多，最严重的“阴谋”是一年冬天，连续下了很多天雨，有人潜入仓库偷走了几百斤百合粉。小偷在门口特意留下了一把写着主席许国兰丈夫名字的雨伞。王华莲告诉本刊记者：“我们报了案，这当然不可能是许主席做的，可是村里就有人说，百合粉让我们几个委员私分了。从那以后，百合粉仓库的门上竖着安了三把锁，钥匙分别由主席、会计和仓库保管员掌握，三人一起才能打开仓库门，可以互相监督。”

范围最广的谈判是1999年，储金会要建自己的办公场所。此前，储金会的活动都在村里的杨氏祠堂进行，开大会的时候总有男人围观插嘴，而且储金会学前班的孩子们在年久失修的祠堂上课也不安全。许国兰兴起建办公楼的念头时就知道“要受气和掉10斤肉”。楼址占用路下组120平方米的土地，征地款全组平分，失地农民的土地再在组里调换。路下组的村民不但要求征地价格高于国家标准，更为复杂的是土地的光照和肥沃程度不同，调换起来总会有人不满意。120平方米的征地会议谈了多次，根本就谈不拢。许国兰说，后来是她邀请湾里组加入其中并做出了让步才让这场讨价还价圆满解决。

除此之外诸如干活多少、轻重问题，干脆把集体基金全分了，谁占了储金会更多便宜等等大小纠纷此起彼伏。“港商”投资发家致富奔小康的目标还很遥远，但是村民们并没有把这些“疙瘩”太放在心上，他们看重储金会带来的悄然变化。

1995年，储金会成立的第二年，许国兰就用上一年存留的教育基金开设了学前班，“孩子们在外面疯玩儿，把时间都浪费了，还不如学点东西”。因为不是营利性质，储金会学前班的收费是其他同行的一半，每学年还送一个书包。“村里的孩子不用再去远地方上学了，对于妈妈会员来讲，这也算是储金会的福利。”王华莲说。今年夏天一个曾经读过储金会学前班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这是全村的大喜事，祠堂里还贴着恭贺金榜题名的对联。为了表示对储金会的感谢，他的家人还特地请委员们吃了一顿饭。储金会办公楼一楼还开设了便民碾米坊，买来了碾米机、粉碎机、打浆机，在没有任何工厂的永新村，这可是村里最为重要的机械设备了，村民们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就能得到便利。本刊记者采访的几天里从早到晚，碾米坊的机器转动是寂静小山村里最大的声源。在许国兰主席的账本上，记者还看到了扶助困难村民的项目，除了会员可以临时从储金会借贷外，死耕牛的会员可以得到100元的补助，房子倒塌的会员家庭能得到90元的补助，如果有老人去世，可以得到100元的慰问金。

除了物质所得，会员们的视野和生活空间也发生着变化。许国兰说，最开始办的是扫盲班、后来买了很多农业技术的书回来，因为没钱请老师，我们就自己给自己讲，虽然后来因为水平不行停办了，可是大家的求知热情被调动起来。现在，王华莲刚刚成立了一个鼓乐队兼学跳舞，每天午饭后都有人冒着40摄氏度的高温到办公楼的三楼跟着DVD里的教练练习一段，晚上20点后还要再练一个多小时。“我出去开会，人家都说我不像只念过初中的，像个高中生。”王华莲告诉本刊记者，自从当了委员，她的急躁脾气改了很多，每天回来都要思考一下有些话该不该说、合不合适。在讨论购买机器、工资分红等储金会事务过程中，无论是委员会成员还是普通会员，处理不同意见和不满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善，彼此关系也亲密了许多。■ 妇女百合储金会百合粉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