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古

（文 / 晓峰）

小古是我的法国同事，他可比一般的法国人帅得多，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宽阔的肩膀，修长的身材，无论是英俊的面容，还是标准的形体，绝对是和阿汤哥一样级别。他的老家在法国西部靠海的一个城市，他跟我说了很多次名字，我记不住。他不愿意在小城市默默无闻地生活，于是选择了到巴黎上大学，上MBA，再进入500强的大公司，先派驻到亚洲小国锻炼一下，回到法国当了两年经理，又派驻到中国当上了一个部门总监。在一个世界瞩目的新兴国家从无到有为公司的一个部门创立一个体系，作为自己的成就，也许将来回到欧洲便可以提升成公司的“官僚阶级”。看着他这些年的经历，经常让我想起两个字：奋斗。

在他刚刚下决心来中国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只是认识。他来之前的一周，我正好在法国的总部培训，中午在公司的餐厅和他一起吃饭，好像有很多他的法国同事知道他要离开总部，来中国工作几年。特别是女性同事，都上来与他寒暄一通，经常是拥抱，拉丁式的吻颊礼，甚至还有几个同事哭了，并很惊讶地表示：“去中国工作，那是一个怎样落后的国家？”“你要去受苦了。”我坐在边上，心里很不爽。其实当时小古心里明白，他来中国，薪水至少比在法国涨一倍，在这边的住房，用车啊，子女教育，都是公司给的福利。而且他来到中国后又发现了一个好处，中国的物价比法国便宜太多了。刚来中国，他兴奋得天天拉我们一起在公司楼下的餐厅吃饭，几百元一顿饭，他感觉非常便宜，真切地抢着埋了几次单。

由于工作关系，他来中国后我和他的联系比较紧密。由于我们年龄相仿，我善意而不刻意提醒了他几次，来到北京后，如果有什么困难问题，可以随时找我，我可以尽力帮他一下。但是西方人还是显示出了强大的独立性和互不干扰性，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分得界限明显。半年时间，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多姿多彩，买了一辆三轮摩托，涂抹成了“军用跨子”的式样。每到周末，小古骑着“跨子”已经开始横行于北京的热点时尚地区，后海、锣鼓巷和三里屯。我想他的“跨子”一定是没有正式牌照的，北京的警察可能也不屑于管这些外国人。

夏天的一个早上，我7点多赶着去机场，路过靠近公司一条上下八车道的马路，坐在出租车里等着过路口，一个骑单车高大威猛的身影从车的左侧“呼啸”而过，我定睛一看——小古，他疯了，怎么在机动车道的上下行分界线骑自行车呢？而且他骑行的速度足有40公里。两侧的机动车司机，都边避让边惊异地看着这个外国人。我当时想如果小古是中国人的话，早收到无数的关于他爹妈的“问候”了。我到机场后打了电话给他，称呼他是——阿姆斯特朗（环法自行车赛的6届冠军），我严肃地问他，为什么如此无视中国的交通法规和不注意安全。他的回答倒是把我噎了回去：“在自行车道上骑，被机动车赶来赶去，太慢也不安全。在机动车道上可以骑得很快，我是外国人没人敢撞我。”语气中颇带一种不屑。

公司要在上海开一个汇报会，我和他同机飞往上海，路途上我们就一个达成共识的问题商量好，如何在会上提出自己的主张，避免其他部门的相左意见影响我们共同期望的流程。按照我俩的约定，应该由他表述一下，做个引子，我再展开说。大老板好像没有任何兴趣听这个问题，说就这样吧。我看着小古。他看见我了，冲我做了一个让我当时百思不解的姿势，右手的食指、中指放在了自己的肩头，并且按了按。随后就走开了，并不想和我说什么。后来数天后，我看一个关于抗日战争的电视剧，看到了日军军服的肩章，瞬时间明白了他当时动作的含义——看军衔，谁是老大听谁的。

有一些让小古的下属们非常不爽的事情，小古的下属们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颇有工作能力，屡屡和政府的相关部门打交道，提出一些合理或者不合理的申请，总被政府部门所拒绝。小古给他们开会，开始总是不理解在中国办事的一些“潜规则”。他总是喜欢说，请拿出条文，什么不可以。这可让他的属下犯了难，中国特色就是没什么条文，政府的人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小古开始怀疑属下的能力。不过要说他的属下也不是吃素的，想了一个堪称“芝麻开门”的办法。每次申请办事，碰了钉子，就向政府抬出了他们的老板，带着小古一起约见政府，屡试不爽，百战百胜。小古也乐此不疲，说中国的政府还是给外国人面子。快3年了，如小古所愿他在中国已经完成了他的一次升职，在中国区，他这个系统里已经没有比他还官大的人。小古每周参加老板的例会时，都会虔诚地睁着他蔚蓝的眼睛跟随老板的一举一动。■ 古中国中国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