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做的，是讲一个故事

（文 / 何潇）

( 电影《欲望都市》剧照 )

帕特里夏·菲尔德(Patricia Field)出现在我面前时，是一个暴雨将至的周六上午。天是铅灰色的，空气潮得随时要滴下水来。帕特里夏红色的头发非常醒目，叫人想起另一位红发的法国设计师。“你说我看起来有些像索尼亚·里基尔(Sonia Rykiel)，这只是今天的特例。其实，大部分时候，我看起来像黛安·冯芙丝汀宝(Diane von Furstenberg)！”过一会儿，她说起话来，身上有比焰色头发更令人注意的东西。“时尚不是一条裙子——”我倏地记起那位擅讲名言的设计师的话——当然，它也不是一头红发，它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东西”。

纽约时装博物馆或许该给帕特里夏·菲尔德，这位名列全纽约——或者该说，全世界——最佳造型师之一的女士做一个作品回顾展，以见证这10年来女权运动的又一桩胜利：女性可以一面像男人一样工作，一面像女人一样活着。在办公室里，她们衣着时髦，脚蹬海拔大于10厘米的高跟鞋却依然健步如飞——至少，在荧幕上，帕特里夏·菲尔德让她们做到了。帕特里夏让这些女人们把衣服穿得带着要革命的意味，例子包括：《欲望都市》、《穿Prada的女王》、《丑女贝蒂》、《开司米黑手党》……还有即将到来的，《杜拉拉升职记》。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帕特里夏得到了她的褒奖，这其中包括：两次艾美奖，一次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提名，以及CFDA特别为其设立的年度造型师奖。“我最近又得到了一次艾美奖提名，提名的是《丑女贝蒂》。但我拒绝了，因为他们不答应让我的两个助手也进到艾美奖的名单里。”帕特里夏·菲尔德说着，嘴角泛起笑，“我说，我不需要你们的艾美奖，他们是我团队的一部分，你们不让他们得到荣誉，我也不需要你们的荣誉，十分感谢！”

　帕特里夏·菲尔德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自小在良好的家庭环境里长大，她称之为“一个美好的花园”。谈起这个“美好的花园”，帕特里夏·菲尔德自认幸运，她很乐意说到自己在其中受到的文化教育、学会的经营技巧、得到的家人关爱，以及一个在同一个环境里长大，却风格迥异的妹妹。

“你可以想象我是什么样的孩子——我妹妹比我小5岁，以前在学校工作，是学校里的头，现在退休了。我们一起长大，但我们的模样、表达和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在她眼里，我是一个阔气的‘空中飞人’（Jet Setter）。”说到这个名头，她大笑起来，“那是60年代，那时的‘空中飞人’现在都坐公交车了，这可不是假话，在中国我就坐公交车！”

( 帕特里夏·菲尔德发布其同名品牌的英国系列“终点风格纽约” )

1966年，帕特里夏·菲尔德在格林威治村开了第一家服装店，名叫“帕特里夏之屋”。“我那时在纽约大学学习，专业是哲学，还有一些其他课程。毕业了大约4年，我在学校附近开了自己的店。那里有很多学生，开这个店合适。”帕特里夏回忆道，“它跟BIBA可不一样。我的店很小、很狭窄，有一点像老北京的小店。”40年后，帕特里夏在纽约的包厘街上开了一家新店，占地372平方米，既不小，也不狭窄。帕特里夏的网上店也开张了，在这里，可以找得到购物狂小姐戴过的那副洛丽塔桃心眼镜和萨拉·杰西卡·帕克在电影版《欲望都市》里拎的那只埃菲尔铁塔包。

　帕特里夏把自己的风格描述为“拼贴”（Collage），她把各种元素混合在一起，看起来十分协调——多数人管这个叫“Mix and Match”。这是一种精妙的时髦做法：在传统的优雅里，掺和一点现代的古怪，并不时能看到60年代的灵光闪现——有时，它会变成一顶造型奇特的花朵帽子，出现在专栏作家凯利身上；有时，它会化作一个水果色系的调色板，各种颜色，悉数落在购物狂小姐的身上。“在我处于某个年纪的时候，波普文化正当其时。我的店开在校园里，到了80年代，经常有一些日本学生来我店里。实际上，是波普文化给我打开了通往亚洲的大门。”

( 电视《丑女贝蒂》剧照 )

　1990年，帕特里夏·菲尔德就凭借给《鹅妈妈的摇滚曲》（Mother Goose Rock'n'Rhyme）做的造型，第一次获得了艾美奖，而这距离她真正开始为电视、电影做造型指导，不过4年时间。5年后，帕特里夏在为《迈阿密狂想曲》做造型的过程中，遇到了萨拉·杰西卡·帕克。这一对组合，后来通过在一部电视剧中的配合，让帕特里夏得到了第二个艾美奖，让帕克成为新一代时尚偶像，并影响了全球女性的穿着。

“每次做造型时，我都在想讲一个故事，我会去思考造型对象将要遭遇的情景。”帕特里夏·菲尔德说。在她担任造型指导的作品中，一件服装的出场，往往有内在的逻辑。在《穿Prada的女王》中，甜美的小安迪开始对那个冷酷无情的时尚圈进行回击，正是从帕特里夏·菲尔德给安妮·海瑟薇穿上第一双香奈儿过膝长皮靴开始的。

“我生活在未来，同时衷心地向过去学习。”帕特里夏声音变得很低，像是个哲学家在耳语，“我喜欢历史。历史就像是你的家庭，它全力保护你，同时，把你引向未来。真是这样。”

采访快结束时，我问帕特里夏，有没有过出书的念头。她微微向前倾了倾，反问我：“你觉得这本书该是什么样，你想象中它是什么样的？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突如其来的反问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信口给了个类似Taschen图书的模糊答案。“那么，里面具体放什么呢？”她的追问出乎意料，“我问你是因为，有出版社在跟我谈出书的事情。当然，我可以随便给他们一些图片，写一些东西，但我希望关于我的书不会把我写错。其实，我对这本书有一个想法。”帕特里夏把身子靠到沙发上，开始描述她心目中这本说自己的书的模样，并谈到一个叫蒂娜·保罗（Tina Paul）的摄影师朋友。蒂娜与帕特里夏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结识，当时蒂娜还只是一个在SVA学摄影的学生。从那时起，蒂娜开始给帕特里夏拍照，至今已20多年了。

“如果我出一本书，将是这样的一本书，名字也许就叫做《帕特里夏·菲尔德——与蒂娜·保罗在一起的30年》，书里全部放的是这些年来，蒂娜为我所拍摄的照片。”帕特里夏·菲尔德说，“这本书将关于俱乐部、派对、工作、时尚、友谊、生活……所有的一切。书的封面将会是什么样？一张照片。也许，正是我自己。”■

“出了森林，才见得到森林”

( 8月6日，帕特里夏·菲尔德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时尚酒会，将与徐静蕾合作新片《杜拉拉升职记》 )

——专访美国造型师帕特里夏·菲尔德

三联生活周刊：您过去是一个哲学系学生，现在是时尚造型师。在很多人看来，这两者差距非常大，哲学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与严肃相关的东西。

帕特里夏：为什么要把哲学归入严肃的范畴呢？它的思想是严肃的，但不等于它的思维、理解和生活方式也是如此，这一点都不严肃。哲学对我而言，不在于严肃，而在于理解，它让头脑感到愉悦，是一种脑练习。而造型是一种体验，它更像在讲故事。人们经常问我，该如何来打造自己？首先，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不能说，单靠一条格子裙和一顶帽子，就可以完成一个造型，所有人都可以这么做，不能说得如此细致。你可以想象，去到一个情景里。比如，想象你来采访我的情景会是怎么样。你给自己构造一个舞台，然后想象出自己在这个框架中的样子。这就像是，在森林的时候，你只看见树木，而出了这座森林，你可以看见整片森林。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来看待造型师与服装设计师的不同角色？

帕特里夏：时装设计师设计的是一件服装，你可以体验它。而造型师的范围更广，负责整个生活方式。设计师与造型师的活动不一样，一个好设计师可以制造出美丽的衣服，比如约翰·加里亚诺，他把艺术带进服装设计中，他的服装反映的是一个概念，一个梦，或者其他。而造型师所做的，像将所有的艺术元素拼接起来，将各种文化的影响放到一个范围更广的结论中去。就像香奈儿说的，是空气中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在做造型指导的时候，您首先考虑的因素是什么：造型对象的体貌特征、个性、气质，或者其他？有没有遇到过让您觉得完全不能为之做造型的对象？

帕特里夏：这得看我是在为谁做造型，比如说，为广告模特做造型与为演员做造型，考虑是全然不同的。相同的一点是，明白你的造型对象，对方的体形、个性、态度、活力，等等一切。这是因为，用一种平和的方式给造型对象着装，你需要了解这个人，而不能违背对方的身体特质或精神特质。比如说，遇到一个活力四射的人，你该给他一些与之相配的打扮。在我的职业生涯里，不常遇到不能造型的人，有过一两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个人不喜欢我，大门是关上的，不让我走进。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做造型的时候，有一点像在绘画，把各种颜色、各种材质拼凑在一起，就像画家放在一块画布上。譬如在《一个购物狂的自白》里，有一个橘色、红色等颜色放在一起的搭配，这种色彩搭配也经常在Lacroix的设计里看得到。

帕特里夏：我喜欢这么做，把所有的颜色、不同的东西拼贴在一起。我总是把同样的东西放到一起——同样的颜色组合，同样的形状……就像某种酒似的。就在昨天，我给徐静蕾做一个杜拉拉的造型，就是一个类似的：红色裙子、橘色腰带、珊瑚红色鞋子……但看起来很棒。这就像是，你看到一篮水果，里面有梅子、橘子、樱桃……它们就是这些颜色，放在一起很美。因为它们是近亲，颜色是邻近色，放在一起一定会好看。你说到Lacroix，确实有那么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这种造型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它来自哪里？

帕特里夏：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方式，更多是其过往经验的累积。过去的经验积攒着，现在的经验环绕着，过去种种与现在种种相结合，就是不同的组合。如果你的脑中有很多信息，需要把这些信息整理成一个结论，过去的经验会帮助你在头脑中形成一幅图画，这非常抽象。《一个购物狂的自白》里的那个女孩，可以看成一个例子。你看，演员是这样，角色是这样，因为她是一个热切的购物狂，所有她有很多的积攒，在她身上，你可以看到很多颜色，她自我表达的是发了疯的精力。

三联生活周刊：在很多人眼中，《杜拉拉升职记》与您之前指导过的《穿Prada的女王》、《欲望都市》等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电影。

帕特里夏：它们很不一样，但并不是全无相同。它们选择的环境都是工作的环境，都是女人在工作世界里的情形。而时尚是这个工作的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叫我来做这个电影。因为工作的世界那么无聊，所以有了时尚，人们的感觉会好一点（笑）。杜拉拉有一个上升的过程，她的驱动能量不是从一开始就很盛，她的爆发将会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所以她开场的衣着也会不太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希望能从服装上得到力量，希望通过改变外部造型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就像造型师在电影里给主角做的那样——她的人生从此不同了。他们相信衣服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变。

帕特里夏：对自己是什么模样有意识，对自己看起来会怎样有兴趣，将这两者结合，同时加上自身经验，这就是我所认为的自我造型。这需要自我体验，需要自我意识和兴趣，不然，一条裙子改变不了她的生活，钻戒也改变不了。裙子只是裙子，除非这条裙子上撒了魔药，并且被身体吸收了，那她会变。生活是丰富而广阔的，任何一个有趣的人，都会穿得很有趣，能改变生活的是性格，不是裙子。

三联生活周刊：从60年代开始到现在，您的经历跨越了好几十年。在这期间，发生在时尚文化领域的事情，最让您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帕特里夏：时尚就是文化，对我而言，最有趣、最前卫的经验都是在60年代。这一段时间里，人们的所有感受都是摩登与积极，所以，文化就是这种氛围，时尚感受的也是当时的氛围，给人感觉非常好。比较有趣的是我的亚洲经历。我去过日本很多年，大概10年前，我去了伊斯坦布尔，去了中东，后来又来了中国。我感觉到，从东到西，整个亚洲都在前进。去到的每个地方，所有的一切都在生长、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帕特里夏：我喜欢中国，有自己的原因，其他人可能是别的原因。我很喜欢中国的一点是，人们的步伐与周围氛围非常协调，这种氛围是乐观向上、生机勃勃的，这是一种非常健康、有益的环境。它让人想起美国的50年代，我小时候那会儿——人们都很积极，充满活力，当我来到中国，我又重新感觉到了那种氛围。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菲尔德故事一个杜拉拉升职记欲望都市穿prada的女王丑女贝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