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盛名之下的孤独学问家

（文 / 吴琪）

( 1997年，季羡林在北京大学留影 )

平静的离去

这是一场毫无征兆的告别。

7月11日清晨7点多，98岁的季羡林睡在301医院南楼的病房里，护工听到老人家在轻微地打呼噜，睡得很沉。就在头一天，季羡林给山东卫视题字“弘扬国学，世界和谐”，季承提醒父亲时间还没有给落上，季老笑着说：“笔墨都收好了，明天上午再给补上。”老人身体一向不错，此时与人聊天半小时也不觉得累。去年给人题字时，还写上了“明年百岁”的条幅，今年初甚至说过，要活到108岁。

到了8点10分，查房的大夫发现老人家还在睡觉，便叫：“季爷爷，起来吃个早饭吧。”季羡林轻轻答应了一声，动了动身子，叹了一口气，仍然没睁开眼睛。过会儿，查房大夫感觉不对，凑近检查，发现心跳已经非常微弱，马上进行抢救。此时是8点20分，老人家已经没有了呼吸。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河告诉本刊记者，他当时接到301医院的病危通知电话，赶到医院时，老人已经停止呼吸一小时了。一般病人心跳停止后，会抢救半小时，而医院已经给季老做了一小时心脏强行按压，已无回天之力，为了使老人的身体不受损害，医院建议停止抢救。杨河与季老的儿子季承商量后，同意放弃抢救。

( 1962年的海滨聚会。左起：贺敬之、张庚、罗大纲、萧三、冯至、季羡林和朱光潜 )

天气很热，本应该马上把季老送到太平间。杨河说他希望多争取些时间，从医院那儿得知，重要人物去世后可在病房停放一两个小时。于是医院将病房的温度降下来，杨河向北京大学和中央有关部门报告了季老去世的消息，校长周其凤赶往医院。5分钟后，301医院接到电话：中央重要领导马上来探望。20分钟后，政治局委员刘延东赶到了病房，她拉了拉季老的手，对大家说：“季老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梵文、佛教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等方面贡献很大。季老在医院的6年生活愉快，他走得很安详。我和季老是忘年交，他称我为小学妹，他是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的。”

不一会儿，温家宝总理穿着一双老布鞋径直来到病房，有些动感情地说：“季老走得没有痛苦，他出身贫寒，一生刻苦，把自己的一辈子奉献给了做学问，什么也没有带走。你们要将季老的精神继承发扬下去。”温总理转头问季承和北京大学的书记、校长，“你们都记住我的话没有？”

( 1936年，季羡林（左）与同学在德国 )

最后几年负责代表学校探望季羡林的北大党委副书记杨河，感慨季老是一个特别大度幽默的老人，非常通情达理，“从来没有为难过学校”。老人家没有特意留下任何遗言，杨河对本刊记者回想，他反复嘱咐的是三件事情：一、将北大的学术传承发扬下去；二、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的核心；最后一点是北大一定要跟学生讲，现在大家是遇到了国泰民安的好时候，要好好珍惜机遇。

老人家自称是一个呆板保守的人，秉性固执。几十年养成的习惯，绝不改变。一身卡其布中山装，“国内外不变，季节变化不变，别人认为是老顽固，我则自称是‘博物馆的人物’”。四五十年来养成了早起习惯，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前后差不了5分钟。5点吃早点，吃完立即开始爬格子。对于公众来说，了解这个大学问家的内心，基本是通过他那几十年不间断的写作。及至年过九旬，季羡林的散文仍然有股孩童般的魅力，活泼真挚。

( 时年86岁的季羡林（摄于1997年） )

晚年的季羡林，住在301医院平静愉快，然而对于人们给予的盛名，反而困惑。“我一生自认为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现在之所以被人看做社会活动家，甚至国际活动家，完全是环境造成的。是时势造‘英雄’，我是一只被赶上了架的鸭子。”试图探望老人的团体、个人不断，他说，“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的肥牛。已经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以为外人道也，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

季羡林曾自比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向前走。前方是什么地方呢？老翁看到的是坟墓，小女孩看到的是野百合花。”即使看到的是坟墓，98岁的季羡林最为安慰的是，自己一直没有停歇过工作。

( 季羡林在北大朗润园的家 )

“东风”压倒“西风”

在北京大学，中年的季羡林在建国初，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第一次高峰。

( 季羡林与夫人彭德华合影 )

1946年，留德11年的季羡林回国，经陈寅恪推荐，受到胡适、汤用彤的赏识，到北大任教。仅一周，就被提拔为东语系的系主任。

今年86岁的黄宗鉴老人1949年8月进入北大东语系学习，留校后任系党支部副书记，成为季羡林的入党介绍人。他告诉本刊记者，当年为了调查季羡林的历史，黄宗鉴特意去外交部拜访乔冠华，乔冠华与季羡林既是清华时期的大学同学，又一起在德国留学过，只是后来两人走了不同的道路。乔冠华在德国翻译了德文版的马、恩著作，很快去了解放区。季羡林一直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等。季羡林给乔冠华留下的印象是，“埋头苦读，不问政治”。黄宗鉴记得，乔冠华只举了一个例子，便说明了季羡林之前对于政治的态度。在清华读书时有一次学生会选举，发给季羡林一张选票，他接过来随手就扔了。

( 2006年1月，95岁高龄的季羡林在医院借助高倍放大镜读书 )

从专业上说，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特别缺乏语言人才。在新政权强调“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下，斯大林的名言“谁要想革命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也响彻这个新建的东方国家。作为知识界前沿的北京大学东语系，很快被当做了重点发展对象。1949胡乔木特意约见季羡林，表达了中央要好好扩充东语系的想法。胡乔木与季羡林都是清华的同学，大学时胡乔木曾想发展季羡林加入共产党，季羡林没有同意。现在新中国急需大量的翻译干部，季羡林深感责任重大。

同样是1949年进入北大东语系的贺剑城长期担任东语系支部书记，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东方语言在北大原本是个很冷门的专业，全系只有季羡林、金克木、马坚等7位教师，两个班的学生，而且这两个班的学生也不全是考进来的，有些是少数民族学生，旁听后转为正式生。季羡林想招到一个如意的学生非常不易。

建国后东语系得到轰轰烈烈的扩充，中央拨了一笔特殊经费购买图书资料，又将南京的前国立东方语专、前国立边疆师专、中央大学边政系等全部并入北大东语系。“我们一下子从一个小系，变成了北大文科第一大系。”中央组织部还从各大行政区和特别市调集骨干，进入东语系学习。地方总是显得不够，新来的几百个学生年龄并不整齐，信仰伊斯兰教的学生需要做祷告，饮食要求也不一样。东语系在北大的民主广场垒起锅灶，权且吃饭。系支部书记贺剑城告诉本刊记者，食堂取了个响亮的名字“东方红”。当时40岁出头的季羡林忙得不亦乐乎，从原本招不来什么学生，变成了最受重视的专业。人们看到他瘦瘦的身影在各个部门间奔波，“再累也不觉得累”。这一拨儿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建国初期我国驻东方各国的大使。

此刻，季羡林的精神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彻底的自我洗涤。他曾回忆，建国后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他最初张不开口。但是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

1956年4月20日，在北大俄文楼二楼的音乐厅，季羡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建国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第一批。黄宗鉴清楚地记得，整个音乐厅济济一堂，挤满了参加入党仪式的人。季羡林是享有盛名的一级教授，并且是北大的工会主席，受到很大的尊重。他积极向共产党靠近，共产党也把他发展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一年后的4月20日，季羡林的转正仪式在外文楼后边的平房进行，任继愈那时正是预备党员，前来见习。黄宗鉴感慨地说，“好在我如期给季先生转正了，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很快开始，一切就不正常了”。

老知识分子的风暴

老年的季羡林给人留下温和的印象，而这种温和在老朋友黄宗鉴看来，是“不露锋芒，并非没有主张”。季羡林是山东人的爽快性格，“向他汇报工作，从来不用拐弯抹角。简单明了即可，如果说得太啰唆，先生会不耐烦”。季羡林的散文是学校公认的美文，而他本人谈吐，“没有文章那么漂亮，简练、直接”。比较起来，个子瘦小的“袖珍教授”金克木脑子极快，“说话像季先生写文章一样，漂亮极了”。贺剑城总结两个老先生的性格是，“季先生不积极同意，那就是反对；金先生不积极反对，那就是同意”。

“文革”之前的种种政治运动，刚开始只触及了季羡林温和的外在。系支部书记贺剑城很快被打倒，一些著名教授也纷纷被定了罪，而出身贫寒、之前没有加入任何团体的季羡林，一时没受到批判，他感觉长期被悬在空中。

当时在北大东语系的施振才注意到，批判胡适的运动开始后，先是从胡适“少谈些主义”开始，然后批判起他的《水经注》等学术问题。施振才告诉本刊记者，“季先生也随大流讲了一些，但他从不批判胡适‘不学无术’，对于胡适的学问，他是有亲身体会的，因此不愿违背良心。他心里非常清楚，应该把政治与学术争论分开”。

随着政治斗争逐渐深入，季羡林开始感到困惑：“我自己也越弄越糊涂，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是一个哲学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早期他也参加了揭发他人的会议，“我是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来干这些蠢事的，幻想这样来保卫所谓的革命路线。我是幼稚的，但是诚实的，确实没有存在着什么个人考虑、个人打算”。

“文革”开始后斗争形势恶化，聂元梓成为北大的“老佛爷”，耿直的季羡林终于忍不住向眼前的荒唐局面提出挑战，“自己跳了出来”，很快被打成“黑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薛克翘是北大64级印地语班的学生，他向本刊记者提到，季先生同他们一起接受再教育的时候，待遇比普通人更差，经常被“提审”，命令打扫厕所等。当时已是58岁的季羡林，身心都很痛苦，但是在那样的特殊年代，也没法同别人交流真心。季羡林的学问被批判为“无用的老古董”，他曾当过北大的工会主席，除了受学生批判外，还要被工人批判。

1967年的“文革”初期，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想法，季羡林把存折留给家人，曾将大量安眠药塞进布口袋，准备去圆明园自杀。刚想出门就被上门抄家的红卫兵给拦住，无意中救了他一命。随后虽然遭遇毒打和批判，季先生再未想过自杀。而他事后感慨起来，第一想到的是，“我生平译著约有800万字，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产品”。早期主要批判季羡林的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如果我在过去40年中没有搞点这样的“修正主义”的话，我今天恐怕是一事无成，那七八百万字的译著也绝不会出现。我真要感谢自己那一种死不悔改的牛劲了。”

书呆子与治学态度

季先生对学问的孜孜以求，成为身边人回忆、感受最深的特点。与季羡林交往60年的黄宗鉴告诉本刊记者，“季先生真是一辈子手不释卷，这方面他可真是个大‘书呆子’”。

1949年北大在沙滩的红楼办公，季羡林住在翠花胡同一个四合院的两间房子里。这是黄宗鉴第一次去季羡林家，看见他正在学俄文，炉子上热着窝头。季羡林在德国时曾学过俄文，有些基础，解放后全国一阵风地学习俄文，他也不甘人后，“从这以后我俩的交往，这一辈子唯一不变的话题，就是如何学习”。

50年代发展季羡林入党时，必须有旁证材料，“可是季先生留德11年，怎么能证明他历史清白呢？他去德国后不久希特勒上台，一直到希特勒下台他才回来，这中间会不会与纳粹社团有过联系？季羡林自己提出来，‘我在德国一直写日记，把日记交给组织看吧’”。

看到季羡林的日记，黄宗鉴说他有些吃惊，20多本日记，全是16开的外国硬皮本，每本有近一寸厚，正楷的钢笔字工工整整，一天不落。黄宗鉴用自行车驮回这些硬皮本，“他把10年来每一天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我看完后留下一个印象，他这10年全用来艰苦学习了，一直在讲梵文、吐火罗文多么艰难，很不容易攻读下来”。而季先生从不间断记日记的习惯，“让我感觉这人可了不得，一般人记日记，遇到事情就停下几天，可他没有因为任何事情停止写作”。

留德11年的苦学，季羡林曾说有如炼狱般的自我折磨，他因此患上严重的失眠症，余下的岁月都要靠大量安眠药入睡。他也一直感慨自己机遇好，来到德国科学重镇哥廷根，遇到了年轻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了10年的梵文。瓦尔德施米特对梵文语法抠得很细，很有耐心。德国学者研究一个问题，要把所有相关的文献，都要搜罗完备，博士论文答辩前夕，如果有新材料发表，那么，就要添加进去，否则，推倒重来。季羡林耳濡目染，自是感受颇深。季羡林完成博士论文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西格替他上课。西格教授用几十年的时间读通了吐火罗文，名扬全球。“他对我完全是一个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最拿手的好戏全部都传给我，印度古代语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见，一定要教我吐火罗文。”

哥廷根大学的汉学研究所有一位副教授兼主任——哈隆先生，则是在德国给季羡林留下极深影响的“编外”教师。在哥廷根一个古老宽大的院落中的二层房间里，哈隆教授孤独地研究汉学，并且创建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汉学图书馆。季羡林曾帮哈隆写信到北京琉璃厂和东四的书店，按照他提出的书单，将书运往德国。几万册的书从书架一直垒到天花板，季羡林研究中感慨自己“天降洪福，绝处逢生”，比如《大正新修大藏经》100册，哥大原本只有某教授有一套，季羡林用不了，现在竟在汉学研究所独享这第二套书。另有其他一些善本，季羡林当成闲书来读。于是在德国的绝大部分时间，他在梵学研究所度过，其余时间则大多在汉学研究所度过。

有了如此严格的学术训练后，回到祖国的季羡林准备大展拳脚。然而由于缺少最起码的资料和书刊，原来的研究无法进行，只好转向佛教史研究，包括印度、中亚以及中国佛教史。新中国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让他这样的学者远离了清静的研究殿堂。贺剑城向本刊记者回忆，那时候搞“大跃进”，农民是种地“放卫星”，北大东语系的师生则集中起来编字典，各种东方语言的字典，但是很多工作不了了之。

对于一心想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的季羡林来说，“如果我有一天工作没有什么收获，便认为是慢性自杀”，浪费时间成为最大的痛苦。到了“文革”中后期，季羡林接受完劳动改造后于1970年调回北京，在北大的35楼当上了门房。这时既无教学任务，也无科研任务，没有哪个人敢来探访他，于是开始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1979年进入北大东语系的王邦维，后来也成为季羡林“文革”后招的第一个博士生。王邦维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季老当时已68岁，但是能够重新出来工作，非常兴奋，“季老给我非常普通的一个印象，没有任何架子，就是北大校园里的一名普通先生。说他伟大，那也是他那一代老知识分子的伟大，平凡中的伟大”。此时的季羡林担任了北大副校长的工作，各种社会职务也非常多。

老人家说自己“在学术研究上，我的冲刺起点是80岁以后”。他发现，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大语言中，“糖”这一个词几乎都是拐弯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的s'arkara这个字。他隐约感到，这种日用品中隐含着一段人类文化交流史。于是80多岁的老人，每天步行七八里，从家里到大图书馆，除星期日大馆善本部闭馆外，两年内不管寒暑，没有一天中断。终于翻遍书库，还翻阅了《四库全书》中有关典籍，特别是医书，写出了80万字的《糖史》。

季先生虽然治学严谨，却主张学校给学者宽松自由的环境。北大俄语系的教授李明滨向本刊记者回忆，季老常说，学问是逼不出来的，管不出来的，管那么严干什么？北大德语系的老教授严宝瑜说，季先生虽是留洋回来，却保持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做派，最反对“买办学者”，保持自己的独立研究。晚年的季羡林一直希望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他说，外文专业过去不太重视理论建设，仅仅弄些外文鉴赏或人物研究非常不够，也不是说引进西方大部头的文艺理论就有深度。我们中国人怎么理解东方文化，老学者的学习心得，都是很重要的理论。

直到去世前，季先生一直没有停止工作，他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的目标是出满500种书，如今已出了100多种。86岁的黄宗鉴一直研究蒙古语，他给本刊记者看新近脱稿的《华夷译语》的初稿，有两寸厚，特意放大成16开的大本。“一共打印了3份，前两份分别交给中央民族大学和蒙古国的专家看，他们看完后已经返给了我。这特意放大的一份就是给季老看的，我都已经约好了和他见面的时间。”

孤独的情感领域

生活中的季羡林，平静内敛，并不是一个擅长表达内心情感的人。然而他偶尔地吐露心声，让老友印象深刻。离开祖国11年的游子，饱受思乡之苦的他，爱国之情非常深沉。有一次他对黄宗鉴说，“我看到解放军站岗，真是忍不住想过去摸一下”。50年代去印度访问，季羡林在机场看见一些人在喊口号，走进一听，原来在喊“毛主席万岁”。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原本饱受欺凌的祖国，现在也受到别人的尊敬了”。

另一样让季羡林容易动情的，是他那连名字都不曾有过的贫苦母亲。直到90多岁，每每提及早逝的母亲，他必定流泪满面。对母亲的极度思念，源于季羡林残缺的童年，他后来在精神上一辈子也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家”。季羡林的传记作者、同时作为助手的张光璘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季先生在情感上是个孤独的人，早年失去母爱，包办婚姻失去了爱情。1911年8月6日出生在山东清平县农村的季羡林，因家境贫寒，6岁被过继给了济南的叔父。早年闯关东的叔父，在东北中了湖北水灾的彩票，虽只拿到1/10的奖金，也有3000元之多。然而由于季羡林父亲的挥霍，新买来的田地和建起的砖瓦房，不到几年便以最低的价格卖了出去，季羡林称父亲是“败家能手”，“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充大爷，有点孟尝君的味道”。

在叔父家长大的季羡林，被寄予了光宗耀祖的希望，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由于缺乏母爱的袒护，年幼的季羡林性格逐渐内向，“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的一只丑小鸭，连叔父也认为我没有多大出息，最多不过是一个邮务生的材料”。一直待到季羡林从清华大学毕业，在济南高中当国文教员，薪水高了，才“看不见婶母多少年来那种难以形容的脸色”。季羡林心仪后院的“彭家四姑娘”，却受到对方母亲的阻挠，18时被叔父指定与大他4岁的彭德华结婚。在散文里，季羡林是个多情而敏感的文人，却几乎没有提及过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儿子季承也提到，“包办婚姻使得父母没有感情，这后果影响了家里的每一个人”。

“虽然感情上并不幸福，但是季先生非常恪守传统道义，从来没有背离过家庭。”张光璘说，留德11年，季先生的德国打字员伊姆加德爱上了这位中国留学生，但传统道德极强的季羡林，拒绝了这个德国姑娘，回到祖国尽赤子之责。后来有人去哥廷根大学追索季先生的留学岁月，找到了伊姆加德，她终身未嫁。

晚年住在北大朗园的季羡林，家里供养着另两位老人，一个是默默为家庭奉献的妻子，另一位是自己的婶母。叔父的原配夫人在季羡林留学德国期间病故，后来的婶母一直帮着季羡林照顾家庭，季羡林尊称她为“老祖”，养老送终。

为人温和的季羡林，极少与朋友谈论感情上的私事，他说自己把能说的都写了出来。谈到学术研究，他却不太掩饰自己的尖锐见解。北大俄文系教授李明滨告诉本刊记者，有一次开研讨会，季先生在发言时说，“某某人说的话是屁话，某某说的话是鬼话”。前者指一位不学无术的所谓国际友人，后者指中国某当红的“文化学者”。在将发言整理成研讨会文集时，李明滨问季老，要不要把这句话删掉。季老反问：“你怕他们做什么？我说的不是事实吗？”黄宗鉴说，季先生一辈子最珍惜好学上进的年轻人，尊敬读书人。

50多岁的王邦维如今主持着北京大学东方语言专业，他认为公众和媒体将季老捧得很高，却并不真正关心季老的研究。采访快结束时，他对本刊记者感慨：“随着季老去世，这一阵关心‘国宝’‘大师’的热潮也很快过去。又有几个人真正关心过东方学研究呢。事实上，季老和我们正在做的研究，可能从来就没有多少人重视过吧。我们本就是一个孤独的学科，我们也安心于做孤独的学者。”■ 季羡林学问家孤独盛名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