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里叫蛐蛐

（文 / 李晶晶）

( 明宣德剔红镌刻填金“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横款虫罐 )

“纽约这次要拍的那件东西真好！”

“的确是好，现在查完，全世界仅此一件。”

“估价不高，可便宜不了。”

“极有可能过百万。”

……

这是香港苏富比来北京做春拍预展的时候，国内一位知名收藏家和苏富比中国艺术部主管仇国仕的对话。整个对话，双方只字未提要拍卖的物品，却都心领神会，只是让一旁的人听着有些摸不着头脑。按他们的话说，这是明白人之间的对话。

其实，他们所说的是一只被纽约佳士得标为“明宣德剔红棋罐”，镌刻填金“大明宣德年制”6字横款的虫罐。果不其然，在纽约拍出了不俗的价格——估价15万美元，成交66.25万美元。

( 青花怪兽纹虫罐 )

可在这位收藏家看来，这个价格只是“合适”、“还行”，并未与这只剔红小罐的地位相当。或许和拍卖公司标注为“剔红棋罐”有关。“这是一只典型的明宣德时期的蟋蟀罐，一般围棋罐的盖是上鼓，宣德蟋蟀罐的盖是下凹。你可以看到它与传世的宣德时期瓷的蟋蟀罐是一个样子。”这位收藏家告诉本刊记者，“宣德官窑蟋蟀罐历史上就很贵，在晚明时价格就已了不得。”

明代沈得符的《万历野史编》中有这么一段：“今宣窑蟋蟀罐最珍贵，其价不减宣和盆也。”民国徐珂辑《清稗类抄·鉴赏》中也有“（宣德）宫中贮养蟋蟀之具，精细绝伦，故后人得宣窑蟋蟀盆者，视若奇珍”，足见珍贵。

( 景德镇中华路出土的青花虫罐 )

宣德的蟋蟀罐名气大和宣德皇帝有直接的关系。宣德的政权来得比较容易，到了他这儿，大明已迁都北京日久，不需要再创业，守着就可以，所以他非常喜欢玩儿。史书中说宣德帝是“雅好词翰”，“精于绘事”，“酷好促织之戏”。

“促织”是蟋蟀，也称“趋织”、“蛐蛐儿”。不知是谁先发现的，雄性的蛐蛐儿好争斗，斗起来挺好玩儿的，于是就把它们逮回来，令其争斗、观其胜负，以博一乐。用蟋蟀相斗取乐的娱乐活动，开始流行于全国多数地区。每年白露、秋分、寒露，是斗蛐蛐儿的高潮，“勇战三秋”，就指这三个节气。深色土中出淡色虫大多善斗，淡色土中出深色虫必凶。

( 景德镇珠山路与中华路出土的虫罐 )

宣德皇帝酷爱斗蟋蟀，出于晚明笔记，正史没有记载。估计是当时的史官认为一国之君沉溺小虫，说来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但斗蟋蟀在皇帝的影响下已是风行海内，野史所载俯拾即得。据记载，当时品质最好的蟋蟀出自苏州，《万历野获编》就说：“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吕毖《明朝小史》记：“宣宗酷爱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价贵至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用骏马换小虫，足见宣德有多爱这小虫了。

宣德青花蟋蟀罐的传世品非常罕见。传世至今并有记录的宣德官窑蟋蟀罐全世界仅有3件：一件为苏州文物商店所藏青花牡丹纹平盖式虫罐，一件为日本户栗美术馆藏宣德晚期青花怪兽纹平盖式虫罐，一件为1989年苏富比公司《中国艺术品目录》中刊出的宣德黄地青花瓜果纹坐盖式虫罐。过去见到时，还不知道是蟋蟀罐。

( 黄地青花瓜叶纹虫罐 )

日本户栗美术馆所藏的宣德晚期青花怪兽纹平盖式虫罐，原为大仓家族的收藏。大仓家族的收藏开始于大仓喜八郎，他是明治时期的实业家、大仓财阀的创始人，父亲是新发田藩的大名主。大仓喜八郎18岁时上东京闯荡，1865年创立了大仓屋枪炮店，并在戊辰战争中获得巨利。明治维新后，组建大仓组商会，着力于对外贸易行业和建筑业。此后，在“台湾出兵”、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继续通过贩卖军火大发战争财，由于在日俄战争中出资援助日军，获封男爵称号，被称为“政商”。同时，也积极地对朝鲜、中国进行投资。1902年以中国汉阳铁工厂借款为契机，涉足我国矿山、木材、银行、纺织等行业，并在大连设支店，1906年任满铁创立委员。1911年辛亥革命时应黄兴要求，为南京临时政府借款300万元。1912年肃亲王善耆，以100万元的价格，将历代肃王传下来的敕封金册抵押给大仓喜八郎……

大仓喜八郎爱好戏剧、书道、邦乐等，对东洋美术尤为痴迷。据说义和团起义的时候，满载着中国美术品的俄国船只进入长崎港，准备着如果在日本找不到买主，就前往美国。害怕文物散佚的大仓，把它们全部买了下来。1917年他在自己家里设立了日本第一个私人美术馆——大仓集古馆。

那件宣德晚期青花怪兽纹平盖式虫罐，后来传到了大仓喜八郎长子、日本棋院创始人之一的大仓喜七郎手里。1924年，大仓喜七郎慷慨出资兴建了日本棋院，从此结束了日本棋界长期分裂对峙的状态。吴清源当年在日本学习，大仓喜七郎每月资助300元生活费，以帮助他在日本安心学习。宣德青花怪兽纹平盖式虫罐被当做棋罐收藏着，只是令大仓喜七郎遗憾的是，这围棋罐只有一只。后来，不知何故，进了户栗亨创办的户栗美术馆。

也难怪大家会误把这蟋蟀罐当成围棋罐，因为实在是太少。整个清官藏瓷中的1774件宣德瓷器里不见一只蟋蟀罐。143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朝政由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与元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掌。张太后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宣德那些玩乐的事，显然不符合儒家英主的规范，所以张太后在宣德帝死后当年，就发布命令：“将宫中一切好玩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于是把他所有玩儿的东西全砸了。这是宣德八年（1433）进士英宗朝翰林学士李贤的记录。

所以后人无法证明宣德有此爱好，直到1993年这个谜底才被揭开。当时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器厂东门故址附近开探沟一条，在沟的北端距地表深约1.5米的宣德渣中发现一呈窝状的青花残片。把这些残片攒起来，就是宣德时期的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单行青花楷书款。纽约佳士得拍卖的剔红蟋蟀罐内所镌刻填金“大明宣德年制”的款与这些出土的青花罐上的款是一致的。紧接着又在下层褐黄色的沙渣与祭红、白釉、紫金釉刻款盘碗废品堆积中，发现另一窝青花瓷片，经复原，也是蟋蟀罐，一共21件。蟋蟀罐的成堆出土，证明史书记载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景德镇发掘复原的蛐蛐罐，成组成套，数量比世界上现有存世的同类珍品之和还要多，成为当时轰动学术界和收藏界的一件大事。

散落在不同地点的3件传世宣德青花虫罐，据原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在《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一书中所述，很有可能是宣德皇帝赏赐臣工的礼物。因为明代文献有宣宗赠宠物于大臣的记载，如明人黄佐就记载过宣德三年（1428）帝将十八笼鹦鹉分别赏赐给杨士奇等人的史实。如果这个推测不错，那三个虫罐就因离开了紫禁城而侥幸逃脱了灭顶之灾。而明代御器厂在宣德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没有烧造虫罐，大明宫中的养虫与斗虫之风终止。

被标注错误的那只明宣德剔红镌刻填金“大明宣德年制”6字横款的虫罐，对于它的来源只知道是上世纪50至60年代收藏于亚洲地区，其他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又多了一个需要去探寻的谜。■ 紫禁城蛐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