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两岸影展，专访侯孝贤

（文 / 李东然）

( 侯孝贤作品《咖啡时光》剧照 )

机制，合作，未来

“影展，影展，他家爱搞的，关我屁事！”这是当年侯孝贤对影展的态度，被朱天文记在自己的文章里，让人印象深刻。

如今，奔走两地，讲话，交流，观众见面，样样一丝不苟。其中缘由，他这样对本刊记者解释：“数数看，我今年就又接下台北导演协会会长、台北电影节主席、金马奖主席等好多位子。60岁出头，想做的事情就不一样，重点不只有自己拍电影吧，台湾电影也好，大陆、港澳地区的电影也好，还是说华语电影也好，年龄大了，做事不只看眼前，或者，到了哪个点儿该做哪样事吧。”

“不是等老了才想起来要交流，而是前几年这种事，你做不来的。去年马英九当选后，状况有了不同，所以现在就是通常说的做事情的时间点。此行我的重点很明确，就是要谈一些很实际的长效性的事情，比如建立一个机制，然后给它时间，让它一点点调整得更好，正常运作下去。谁都知道台湾地区电影工业土崩瓦解，合作对我们有用，对于整个华语电影面临的状况，同样有用。”

侯孝贤眼里，华语电影是让人鼓舞的概念，他说，这意味着一种新局面的可能，而华语电影的“多元而丰富”是他强调的可能的前提。“面对西方，那是出路，也是捷径。对抗好莱坞，不是说说的，不对抗就死掉。不要以为好莱坞就那些片，拼拼资金场面就可以，他们是几十年积累的蓬勃有力的产业，一切都是良好稳固的商业循环。华人电影至今能有的机会就是这一点——多元，你都要追上人家的大工业那要多久？还不等你追上，观众已经彻底看惯了‘西片’，除非你做到给观众多元而丰富的选择。”

( 侯孝贤首部法语电影《红气球之旅》剧照 )

“何况，在如今的好莱坞，还在拿全世界的‘多元’做养分，他们有自己的独立制片，有各个层面的电影输出体系，全世界英语体系的人才都汇总到那里。可人家还不满足，墨西哥导演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ón)一部《你妈妈也一样》拍得不错，他们马上连导演一起拿过去。还有我们的《无间道》也是这样，好莱坞版马上出来，好莱坞永远准备吸收全世界年轻导演的能量。在我们自己的华语世界里，这么一方小田地里还要故步自封么？想都不要想！”

那么放弃故步自封，侯孝贤的心里是否早有转战大陆的计划？他却这样回答了本刊记者：“张艺谋、陈凯歌都是很早就认识的朋友，早说叫我来大陆拍片，但是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拍。你是家里一胎的小孩吧（问记者）？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拍你们这种家庭，一个小孩子上面两个大人盯着，这两个大人上面还各有两个老人，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家里，结构是怎样的。我们都是有兄弟姐妹的，两种家庭互动的方式肯定也完全不一样吧，我不懂的，抓不准。”

( 侯孝贤 )

侯孝贤说，把互动落在实处，但也要把差异看在眼里，取长补短的合作才有价值。“台湾地区和大陆这几十年，整个社会在现代性积累上，台湾地区比大陆要早一点点，大陆在开放之后也在经历这个阶段，但它不是应急工程。关于个人的自觉意识，是需要时间来累积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两岸有差距。当然，在整体电影的文化背景上，资源实力和市场工业基础上，大陆有更多优势和潜能，这些全是合作的意义。”

他说，寻求合作，大家尽管有自己的尝试，就他自己而言，最大的可能就是到大陆做监制。“和做导演不一样啊，能站在局外审视一部电影，不管是台湾片还是大陆片，拍了这么多年，至少可以比较出电影是不是有新意，我认为，这是电影制胜的关键！”

( 侯孝贤作品《最好的时光》剧照  )

“关键是找到属于自己的local！”

于是问侯孝贤，如果身负监制之任，究竟什么够得上他眼中的“新意”。他分外干脆地用一词“local”就做了回答：“既然是新意，就绝对不是模仿的，但也不是看不见摸不着，艺术殿堂级别的东西。就我而言，标准好简单，就是local。要拍出你们的当代性，也就是拍你们的社会和现在，不是模仿别人的过去或现在，这才是重点。你们拍出你们的现在，那就是全世界没有的，只有你们有，这就最厉害了，不是新意才奇怪。”

侯孝贤告诉本刊记者，他自己找寻local的方法就是利用生活本身。“也都是在做的过程里找到的，就像他们总说我只能拍文艺片一样，没有缘由的。年轻时，我就看不上那些台湾演员了，他们在台湾电视剧里留下的惯性太千人一面，我喜欢研究形形色色的人，受不了那种拍完一条回头就看导演的演员，于是开始用那些非演员。对他们就不能太逼，我只是把镜头摆一个过瘾的位置，规定好电影里的时间，比如说现在就是电影里的早上10点，那么，通常时间的生活轨迹大家都清楚啊，你是什么人就干什么事，我全当演员都是创作者，定下我们彼此都明了的判断依据，那么演吧。比如演上学回来，他自然就书包一丢，跑到了房间里，那我作为导演就判断要不要跟进去呢。非演员哎，你跟进去能有什么用？那就算了，只管记下来里面的声音就是了，何况后面你还能修剪自己究竟用多长，就成了所谓的风格。我开始自己都糊涂的，后来，我想清楚，不过就是你如何使用生活的元素，你怎么看待身边的人，这两个方面就是我的local的概念。”

侯孝贤说，导演寻找自己表达、呈现自己当下（local）的方式多种多样，善于利用生活本身，和只会利用生活本身，是他自己的长处，也是短处。自己明白了自己，就努力做到把生活本身利用得精彩。“比如《戏梦人生》里拍李天禄，80多岁的人生好漫长，这时间的沧桑感怎么拍出来？我就选择跳跃。3岁的小女孩和母亲之间有一段时间很亲密的时光，她总要妈妈妈妈地叫个不停，问她什么事，她肯定摇头说‘没’，但是等一下又叫，那时候是母女最亲密的时候。但是到了叛逆期，十三四岁的时候，比如我女儿那时候就和我太太每天打电话吵架，两个人在电话两头一齐哭，我觉得那时候母女的关系也是微妙的，我就把这两个时间拍下来，两个镜头而已。可是你想象，这样两个细节接在一起有多过瘾，这些东西你把握好了，就能在生活的河流里跳跃。意思就是这样，生活都在那里，你要像一个训练有素的网球手一样，下意识地，就能在球来的瞬间做出判断，因为实际上那刹那的制胜不是苦思冥想来的，是感觉积累下的判断。创作者对于生活的把握也是一样，等你思考清楚，那生活已经流走了，你没捕捉到，呈现一种臆断的东西很可笑。对我而言，那就是模仿的，是不够local的东西了。”

侯孝贤也说，“local”如果不易，那是因为靠一种眼光、一种敏锐，获得也不在朝夕之间。如今接很多电影界的职务，其中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在台湾地区推行电影教育，和大陆合作寻突破也好，挽救台湾本土电影也好，新体系的建立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人才，而人这种人才绝对是从小养成的。他说：“我自己感触最深，那种眼光真的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小时候住的地方就是城隍庙，一群人在一起。哥哥辈的一群人，叔叔辈的一群人，弟弟辈的一群人，谈不上帮派，就是少年，喜欢和人家斗。群体里，我看到人群的意义和与人相处的门道，明白了分辨谁是负责说话的那个人，谁不会讲话只会打，这些都是和生活的亲近过程。城隍庙也是地方戏汇演的地方，我最喜欢看布袋戏，是那些旧小说文言文的唱词吸引我。虽然性情顽劣，从小学开始，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线装本的旧小说，我都能看下来，电影就看得更多。零用钱不够也没有关系，只要戏院换新片，我就爬墙进去看。但这是一条曲线，不好走，回过头会后怕的。现在孩子的环境全变了，连曲线都没得走，生活空间封闭而虚拟，影剧更有必要进入教育，小学、中学都应该由一个国家的协会组织买下那些优异的电影戏剧的广播版，利用网路，成为教学的一部分，从默片开始把完整的电影体系展示给孩子。不仅为电影本身的价值，电影和现实生活的紧密，以及和文学的关联都能让孩子们受益匪浅，能给他们在今后的生活里建立一个更加丰富的参考系。比如，大多数的孩子正因为网路和文字渐行渐远，好的电影能缩短这距离，叫孩子拿起书能读下去，首先要给机会让他们知道那个高度和趣味。这种人文素养的培养应该有人帮孩子们用心地铺排好，那么我们民族的今后，不管是华语电影还是华语什么，都是最厉害的！”

背对观众开始的创作

如今，和侯孝贤的交流，话题总是不经意地就转向了因社会职务而来的种种，你能感受到，在那些看似与他格格不入的事务性工作中，他怎样地希冀着一种新的未来。但是，喜欢侯孝贤电影的人，毕竟不希望这种工作真成了侯孝贤的全部，作为华语文艺片招牌之一的侯孝贤电影本身，也该有自己的未来。比如，那部早在去年韩国釜山电影节上就已经曝光的新片《聂隐娘》，过千万美元的预算，舒淇，张震等等“御用大牌”的阵容，至今，又成果几何？

“在台湾地区，我保持的拍片前的习惯是，不管手边干什么，每天在咖啡厅里，差不多4个小时，就是看书。比如写这个《聂隐娘》，唐代，很遥远，就不能凭我自己的随便想象，很多事情要扎实地做下去。从《资治通鉴》开始，到大陆出的那本很厚的《隋唐史》，那些制度上的文武官制啦，藩镇制度啦，方方面面都要自己研究过才能明白。实际上从去年弄剧本就在看书找资料，书就是这样，没完没了的，你觉得东西积累够多了，架构才能出来，架构好了之后再慢慢淡化掉，人物才能出来。这个过程，我总觉得是急不得的。”

熟悉侯孝贤电影的观众，大都听过他的这么一句话——“背对着观众，创作才能开始。”他确实早已用自己的电影，解释明白了这种一心自我表达的痴迷状态。如今，《聂隐娘》的故事早就定下，取自唐代裴铏所撰《传奇》，以唐代藩镇割据为背景，讲述一个出身官宦世家的女儿受世外高人的指导学习武功，后成为一名女刺客的经过。这个略显平淡的故事，不仅将成为侯孝贤第一次尝试的武侠电影，并且也将是为数不多的，大量运用职业演员与商业运作模式的侯孝贤电影，于是，那种“背对观众的”创作过程，在《聂隐娘》中还有没有继续的可能？

“背对观众我的创作才开始，至今我遵照这原则。实际上，这话意思是说，面对观众的就是电影工业生产线在做的事情，为了能叫电影取得最大的票房才选择的生产方式，创作的成分较少。比如好莱坞，那里有比较大量这样的电影，首先把文化打破，再按规则编织出一种没有符号标志的一次性消费品。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华人地区的导演，基本上永远不用去思考这个，因为我们缺少那种电影工业的基础与结构，真正做到面对观众其实也不容易，永远努力去想他们究竟怎么想，永远不许说究竟自己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一不留神表达出点作为‘人’对生活的看法也会危险，我觉得做不来。我心里的电影其实很简单，好的电影也是简单，但是要简单而深邃，做到这一点实际就是从你自己出发。”

从自己出发确实是侯孝贤电影的不二法门之一，甚至说，大多数的侯氏电影中或多或少地都带着自传色彩也毫不夸张，看得多了，对号入座，总不难在电影里找到导演自己的影子。如今到《聂隐娘》故事放在了唐朝，那么这样的电影里，他自己的位置又将定在哪里？

“拍电影这么久，一遍遍地找寻，自己的位置找来并不困难，有兴趣的东西就是一直累积成了风格，也就是在自己电影里一贯的出发点。电影最吸引我的就是人本身的状态，人的不同，尤其那种人的个性差异、人的独一无二。单独去说个性这件事没有意义，比如我确定下两个演员，那么我考虑的不是这两个人各自的特点，而是这两个人做加法的结果，就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基调。你去观察吧，现实里每一对的父母都不一样，每一对的夫妻都不一样，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基调。这基调延伸进这个人的朋友世界、情感世界等等，这就真成了一个人，丰富的、有趣的，带着社会背景的人，也是拍他生活的根本意义。这种基调是关于生活的扎实的想象的状态，放在哪里都一样，唐代一样，60年代或者90年代的台湾地区也一样，就是我的出发点。”

侯孝贤告诉本刊记者，曾经凭借直觉拍电影，那时的创作是寻找的旅途，很容易因收获陷入自足的快乐中。如今一路走来，到了这个岁数，很多的直觉都变成了自觉，“我们讲‘行而后知易，知而后行难’，就是这道理，自觉了，知道了，就有了障碍，就麻烦，要和自己较劲，最后成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就像是文学家，依靠自己成长背景成就的高度毕竟有限吧，成熟的作者大都不再依靠自己的成长背景为依据，或者说没有成长背景做参照，也能写出有力道的作品，这就是自觉的作用了。做到这点，唯一的可能就是要彻底艰苦地挖掘自己。大江健三郎说他的作息总是这样，6点钟准时起床，走路一小时，喝一杯咖啡，7点钟一直写到12点，下午看书，晚上19点到22点留作思考的时间。这对我很有触动，那才是我心里理想的创作生活，靠的是规律、彻底，也只是这样才能不断地去探自己的底线。到这个年纪，我真不相信那种‘啪’就写出来的传世佳作了，大江健三郎说要用自己的努力改变日本民族文化中那种阴暗的顽固的一面，他就真为南京大屠杀不应该被日本历史忽略掉奔走，写那些至今在日本还要吃官司的冲绳岛集体自杀事件，我欣赏这种作为创作者该有的思考和行动。”

侯孝贤说，曾经，很多人看他的电影，问这家伙说什么，他自己也心里难过迷茫，现在，对他来说，问题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用自己对于影像的能量，我关心如何呈现世界”。

目前在台湾地区，侯孝贤经营着一座自己的电影院，被他说成从影30年“最大”的收获。“我在台北的这家电影院，基本上就是以一个古建筑为基础的，本来是美国最早的领事官邸，后来 台湾地区和美国断交之后，20年就荒在那边，都成了‘鬼屋’。7年前，我们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募了6000万台币做了修复，我又接下来，那停车场就改成了放映厅，很小，80多个座位，但是这么多年真的是积累下大量的艺术电影的观众。就是一个小洋楼，有放映厅、书店、咖啡厅，放各种各样的艺术片，还不错，很过瘾，又能给年轻人多一点选择。”■ 首届两岸侯孝贤电影专访电影节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