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一场引发所有战争的战争

（文 / 朱步冲）

( 1947年12月6日，反对巴勒斯坦分治的示威者在耶路撒冷捣毁犹太商店 )

为锡安山而战

“1948年战争几乎是自19世纪80年代第一批犹太移民抵达巴勒斯坦后，民族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本尼·莫里斯在《1948——第一次中东战争史》一书开篇就一针见血地做出了论断。1896年，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之父”的西奥多·赫兹尔在其著作、被锡安山运动（“复国主义”的另一别称）的追随者奉为圭臬的《犹太国家》中，首次将欧洲殖民主义的开拓精神与犹太人传统中的天定命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奠定了历代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将巴勒斯坦看做一片呼唤犹太人回归的“无主之地”的传统。1942年，在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于纽约通过的“比尔特摩纲领”中，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就旗帜鲜明地表示：“要么就是犹太复国主义通过大规模移民和定居，为一个自由、自治的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奠定基础，使成千上万被驱赶出家园的犹太人的最迫切需要得到根本而迅速的满足，要么就毫无意义可言。”

“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在这片祖辈的土地上成了迟到的殖民者。”正如斯塔利夫·阿诺斯在《全球分裂》中论述的那样，由此早期犹太移民和阿拉伯原住民和睦相处的田园牧歌式情调才被剑拔弩张的敌对气氛所代替。与犹太人的民族家园意识相同，阿拉伯人的民族独立意识也已经在19世纪末反奥斯曼帝国的武装起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轴心国的拉拢鼓动中酝酿。

早期锡安山运动的领袖们发现，在全心全意协助英国赢取二战胜利（共计有2.6万名犹太人参加了英军）后，他们被无情地抛弃了。自1944年开始，锡安山运动组织开始将矛头对准英国，其中最令人胆寒的地下武装，就是梅内姆·贝京指挥下的伊尔贡(IZL，全称“国民武装组织”)。一开始，它统共只有600名行动队员，拥有不到100件武器，面对的是英国在巴勒斯坦的2万驻军。但是，伊尔贡日复一日地展开袭击、暗杀，迫使联合国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了第181号决议，正式宣布在1948年5月14日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托管统治，在巴勒斯坦境内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由此，巴勒斯坦真正拉开了战争的序幕。

“我们中没有一个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在联合国决议通过的第二天，哈加纳（犹太复国主义军事组织，于1948年6月改组为以色列国防军〔IDF〕）情报部门主管大卫·沙尔蒂尔在日记中写道：决议刚通过一天后，11月30日凌晨8点20分左右，一支来自雅法、由8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组成的游击队，连续在沿海公路上伏击了两辆属于犹太定居点的公共汽车，打死了7名乘客，标志着战争的开始。哈加纳由此在各个犹太人城市和定居点与巴勒斯坦武装展开零星、频繁的交火。

( 1948年1月18日，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统治的英军士兵在耶路撒冷城区的哨所中站岗 )

这种战争模式虽然是阿拉伯人所擅长的，然而以色列人对战争的准备更充分。“早在1946年12月，本-古里安就预计到，未来新生的以色列面对的第一场战争对手将不是英国占领军，而是在内线与巴勒斯坦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展开一场不分前线与后方的全面冲突。”莫里斯在接受采访中对本刊记者强调。为此，哈加纳参谋本部正式制定了完整的代号“C方案”的作战计划，要求在初期确保各城镇、定居点安全之后，向外逐步反击。

“表面看，这是一场大卫面对歌利亚式的众寡悬殊的战争，但以色列在兵员素质、指挥统一方面的优势却已经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莫里斯告诉本刊记者，“哈加纳拥有大约3.5万名战斗人员，此外还包括2000名伊尔贡行动队员和500名以色列自由战士（LHI）。”“不要忘记，还有大批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志愿者。”根据莫里斯的统计，从1947年11月至1948年12月，共有4000多名来自各国的犹太和非犹太人志愿者来到巴勒斯坦，其中包括空军飞行和地勤人员、海军水兵、无线电通信兵和汽车驾驶员，以及战地医疗急救队。以色列空军（IAF）成立之初的193名飞行员中，有171名为国际志愿者。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担任哈加纳/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参谋顾问、后被授予将军军衔，曾在“二战”中担任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参谋的戴维·米奇·马库斯。

( 1948年5月，加利利地区的巴勒斯坦难民开始逃离家园 )

“1940年，我没有能够参加不列颠之战……那些被关入集中营的犹太受难者呼唤我们在今天去尽责，我会为这个新兴的犹太人国家竭尽全力。”美国空军后备役上尉米尔顿·鲁本菲尔德在日记中说。同时，各犹太定居点的秘密兵工厂开始加紧制造武器，根据解禁档案显示，仅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5月之间，哈加纳就生产了1.5万支仿英式MKⅢ斯特恩冲锋枪、4000万发9毫米子弹和20万枚手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拉伯、巴勒斯坦方面招募的志愿者虽然多达8000名，但素质良莠不齐，只有少数在“二战”英军阿拉伯部队中服役的退伍老兵和逃避盟军军事法庭追捕的纳粹德国党卫军，以色列国防军拥有足够的军事经验。

相对于对手的井井有条，巴勒斯坦方面情况显得杂乱无章。他们采取的战争模式和1936年反英起义时一样，无数缺乏统一指挥和配合的武装团体各自为战，对邻近的犹太定居点发动规模不一的攻击。这些“圣战者”中，规模最大的一支就是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以及来自叙利亚、伊拉克的志愿者组成的阿拉伯解放军（ALA），根据哈加纳情报部门1947年10月的统计，它拥有大约5000名战斗人员，武器不足且规格五花八门，不得不尴尬地依赖周边阿拉伯国家提供给养与后勤。其他力量则是各个阿拉伯村镇的民兵，只会偶尔协助一下自己的邻居，在一次战斗完成后，无论胜利或失败，成员都四散回家，等待下一次首领的召唤。阿拉伯解放军领导人阿明·艾尔·胡赛尼和其他武装组织领袖，于1947年12月在大马士革举行会晤，达成了一个粗略的划分，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地区划归ALA，耶路撒冷地区指挥官为阿布德·阿尔·卡迪尔·侯赛尼，南部地区则由埃及志愿者负责。“然而这些任命不过是纸上空文。”莫里斯告诉本刊记者，“阿拉伯人依旧习惯于效忠部落、氏族，这些领袖之间也互相猜忌，当时，对他们来说，巴勒斯坦仍然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名词。”

( 1948年5月16日，在特拉维夫附近，正在准备射击的以色列哈加纳迫击炮阵地 )

在经历最初40天的防守后，本-古里安决定开始回击这个看似强大实则虚弱的对手。1948年1月，哈加纳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攻势——纳赫雄行动，1500名哈加纳士兵护送给养车队，摧毁了阿布德·阿尔·卡迪尔·侯赛尼民兵的防线，强行进入被围困的西耶路撒冷犹太人区。4月8日，在耶路撒冷西北小镇艾尔盖斯托（Al-Qastal），耶路撒冷阿拉伯武装的最高指挥官阿布德·阿尔·卡迪尔·侯赛尼意外身亡，这一事故极大地打击了巴勒斯坦人的士气。4月22日，伊尔贡已经逼近巴勒斯坦境内最大的阿拉伯控制城市雅法。“本-古里安和哈加纳是在和时间赛跑。”莫里斯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他们决心在全部英国占领军撤离前基本摧毁巴勒斯坦境内的阿拉伯武装力量，否则无法应付阿拉伯联盟的干涉。”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以色列在美国设立的影子公司索尼伯恩（Sonneborn）不顾联合国对交战双方施行严格的武器禁运，向以色列输送急需的武器装备与资金：4月1日，一架包租的美国C54运输机送来了200支步枪、40挺MG-34机枪。第二天，更多的武器通过海运抵达特拉维夫港。“我们的士兵热泪盈眶，他们忍不住俯下身去，紧紧拥抱、亲吻这些还被厚重防护油脂覆盖的武器。”哈加纳参谋总长伊萨尔·加利利在回忆录中写道。

“枪杆子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取得的节节胜利，使“外交复国主义”的游说活动变得异常顺利。起先，即便是在战争开始后，美国国务院仍在推敲联合国托管的可能性，时任国务卿马歇尔认为，在没有一个大国军事和外交支援的情况下，以色列的坚持不会超过两年。美国国务院当时曾提出形形色色的和平协议，包括停火期间，阿拉伯和犹太双方都不谋求在巴勒斯坦建立各自的主权国家，以色列大幅度削减移民配额等。尽管一些在美国的复国主义领袖倾向于接受这些条款，以换取华盛顿的支持，但本-古里安坚决反对。在他的影响下，犹太执行委员会负责人摩西·夏里特向马歇尔表示：“我们不会为了友谊，而做出自取灭亡的举动。”正是以色列的迅速胜利，推动了美国国务院重新考虑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3月18日，在华盛顿犹太院外集团的极力游说下，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会见了魏兹曼，根据以色列外交部解禁的档案和杜鲁门之女玛格丽特的回忆，杜鲁门当时表态，美国支持181号分治决议，并认为内盖夫沙漠等地区应划归在其领土之内。这时，对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阿拉伯联盟国家的直接干涉了。

( 1948年11月，一辆以色列国防军装甲车在当地阿拉伯居民的注视下驶入巴勒斯坦马吉达勒市区 )

建国与扩张

1948年5月12日，即将登台成为新以色列国临时政府的以色列人民委员会在特拉维夫举行会议。和街道上热烈庄严的气氛截然相反，首脑们显得忧心忡忡——亚丁将军预计一场阿拉伯国家的进攻将在几天内发生，相对乐观的本-古里安也认为，新生的以色列虽然能顶住联合武装干涉的压力，但势必付出沉重的代价。尽管如此，他仍然反对在宣布建国时标明领土范围，理由是，一旦以色列转入反攻状态，那么西加利利与耶路撒冷等分治协议外的领土就可以纳入疆域之内：“这些都将是以色列未来的一部分，没有理由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从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中建立信心的以色列领导者，已经事先预料到，阿拉伯人的武装进攻是将新生的犹太国家扩展至联合国分治决议外领域的天赐良机。5月14日16时，在匆忙装修粉饰过的特拉维夫博物馆，以色列的建国典礼只持续了短短的半小时，11分钟后，杜鲁门总统就通电宣布承认以色列。

( 1948年7月停火期间，阿拉伯联军和以色列国防军代表在协助联合国工作人员划定非军事区 )

对于阿拉伯联盟国家来说，无论以色列建国与否，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早在4月，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扎姆就在阿曼表示，挽救巴勒斯坦境内阿拉伯国家命运的唯一途径，在于用武力将犹太人“赶下海去”。然而潜台词却是：“这些国家需要一场战争，来外化解决自身层出不穷的社会经济矛盾。”希伯来大学政治学教授、巴勒斯坦问题研究专家什洛莫·阿伦森这样认为，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英法两国通过控制依附性王室和上层阶级所建立的殖民统治体系当时已经弊病丛生，而宗主国的撤离则标志着土崩瓦解的开始。”战争发生第二天，埃及首相诺库拉西就被暗杀。叙利亚军队总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在3月刚刚发动了军事政变，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和埃及的法鲁克一样，与中产阶级军人、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激进派离心离德。在英国中东事务局的一份秘密报告中这样描述：“大马士革、开罗和巴格达街头布满了要求复仇的狂暴呼声，任何不顺应民意采取军事行动的阿拉伯领袖都会遭遇政变颠覆和暗杀的危险。”

以色列抓紧了每一分钟来保证自己的胜利。来自境外代理公司和黑市的武器源源不断：根据莫里斯从解密的哈加纳档案中得到的数字，仅在1948年4月，以色列购买的武器就包括来自捷克的10架S199(“二战”中大名鼎鼎的德国Bf109G战斗机的仿制版)，几百挺ZB-37与MG34机枪，以及来自美国的几架退役B-17空中堡垒轰炸机、C-46运输机与M3半履带装甲车、法国H-35轻型坦克。哈加纳在4月到6月的短短几十天内，就把战斗兵力从6个旅扩张到了12个——兵员来自世界各国的犹太移民。“那些皮肤深褐或白皙，无论疲惫或矍铄都一概斗志昂扬的年轻人，从海法、特拉维夫各个港口的拥挤渡轮上一登岸，就从哈加纳部队的训练军官手中接过新旧不一的武器，加入不断延展的志愿兵行列，等待前往叶海姆、哈密佛雷兹等闻所未闻的地点，去保卫这个陌生的祖国。”

( 阿拉伯解放军领导人阿明·艾尔·胡赛尼，巴勒斯坦早期独立领袖 )

与以色列的缜密相比，阿拉伯联盟却沉浸在盲目自大的天真想象之中。按照年轻的英国阿拉伯军团退役军人瓦斯非·塔尔拟定的作战计划，从5月15日起的11天内，黎巴嫩军队将沿海岸快速推进至阿克；叙利亚军队兵分两路，最终占领阿富拉；埃及军队则沿海岸北上，经马吉达勒直奔特拉维夫；其他联盟军队以利达和拉美拉为目标西进，伊拉克的努尔·阿尔丁-马穆德将军被任命为联军指挥官。盲目乐观情绪笼罩着阿拉伯世界的各个角落，曾担任约旦军队最高指挥官的英国陆军中将约翰·格拉布在自传《阿拉伯人中的战士》里回忆说，5月15日午夜零点，即将从阿伦比大桥跨越约旦河进入巴勒斯坦的约旦军队士气高昂，GMC装甲卡车上都装饰着棕榈叶与夹竹桃花，所有人的感觉都像是参加一场轻松的阅兵式。然而实际上，联军在行动伊始已经四分五裂——位于大马士革的联合司令部没有为协调作战准备任何措施，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名义上是联军指挥官，但在5月初，就已经在阿曼与以色列秘密特使果尔达·梅厄夫人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以色列人民委员会的秘密档案显示，在会谈中，约旦国王对即将发生的阿拉伯联合军事行动毫无信心，并保证约旦军队不会进入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定的以色列疆界，同时希望能在约旦河西岸领土上得到某种回报。伊拉克的首要目标也不是挽救巴勒斯坦，而是力图占领拥有先进炼油厂设施的天然良港海法。同样，埃及为了防止约旦独占西岸，又增加一条东部进军线路，从贝尔谢巴直指耶路撒冷，并暗中下令阻挠军火送往约旦。

在这样的背景下，初期的防御后，以色列迅速取得了主动。“是哈加纳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迅捷最终决定了战争的结果。”莫里斯告诉本刊记者，“1948年6月、7月的停火，并非只对以色列有利，双方都需要整顿，只不过以色列的成果更为优异。”第二次停火结束后，以色列国防军从5月时的3.5万人扩充到了约6万人，并成功地从苏联和捷克获取了更多的武器。然而阿拉伯国家却在这方面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主要的武器供应商——前宗主国英国和法国，不得不严格遵守联合国的武器禁运条令。而到了1948年底与1949年初的第三次停火时，以色列军队已经深入西奈半岛，并在法卢加把4000名埃及远征军团团围住。摆在阿拉伯联盟面前的，只有走上谈判桌一条现实出路了。

(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任阿拉伯联军的最高指挥官 )

胜利奠定的恐慌

1949年7月，以色列在签署了最后一份停战协议后，发现他们赢得了战争和一个国家，但没有赢得和平。正如古德隆·克莱默在《巴勒斯坦简史》中描述的那样：以色列控制的巴勒斯坦领土面积从181号决议规定的57%增长为77%，逃亡的90万阿拉伯难民使得犹太人终于在自己的国家里变成了多数民族，但却“把一场巴勒斯坦内部的以色列与阿拉伯种族冲突，变成了一个犹太国家与所有接壤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地区性冲突”。本-古里安也不得不承认，“在军事角度上，以色列总是能占据攻势，而在外交与政治上，我们却总是被迫防守”。正如阿莫斯·艾伦所批评的那样：“为了获得想象中的防御空间和隔离带，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已经20年，并于1982年入侵黎巴嫩，打破了这个国家关于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自卫的承诺，然而这些军事行动带来的只是更大的恐慌。”

( 本-古里安，以色列第一任总理与国防部长 )

毫无疑问，以色列“被迫防守”的另一原因就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出现。“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产生的70万巴勒斯坦难民既不单纯源于以色列系统、有计划的驱逐，也并非完全出于阿拉伯各国政府出于孤立以色列的指示。”莫里斯告诉本刊记者，“然而从解密的哈加纳档案看，尽管总体上没有一条不分畛域地驱逐巴勒斯坦境内阿拉伯人的原则，但为了保卫在新生以色列境外的犹太人定居点，哈加纳授权指挥官可以选择占领、摧毁敌对或有敌对倾向的阿拉伯村庄。”作为佐证，莫里斯告诉本刊记者，在查阅犹太复国主义地下民兵组织帕尔玛赫的解密文件集时，他发现了当时身为指挥官的伊扎克·拉宾亲笔签署，授权部下在利达、拉马拉等地驱逐阿拉伯原住民的命令。莫里斯说：“这些难民的存在，无疑破坏了以色列由于‘二战’造成的受害者形象。”

“难民也成为周边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排挤以色列的有力宣传工具。”阿伦森这样告诉本刊记者。今日，有将近900万巴勒斯坦难民生活在贝鲁特、大马士革、阿曼、纳布卢斯等中东大城市郊区拥挤、贫穷、肮脏的难民营，有些人成为恐怖组织的人力资源桶。而构成以色列总人口20%的130万阿拉伯裔公民当然也很难获得身份认同感，而更倾向于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发生共鸣。

( 西奥多·赫兹尔，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主张于巴勒斯坦或中东其他地区建国 )

当然，对于输掉战争的一方来说，战争的后果更为苦涩——它促使5个卷入战争的阿拉伯国家都陷入了社会动荡，迫使它们走上了一条较为曲折的现代化改革道路。根据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统计，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的10年内，参与战争的5个阿拉伯联盟国家都以军人政变的形式进入了政治集权化的“普力夺社会”：1949年8月，胡斯尼·扎伊姆被另一次军事政变推翻，动荡局势一直延续到1970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军人阿萨德上台。1952年，法鲁克一世被纳赛尔军人政权取代，6年后，复兴党军人政权又在伊拉克推翻了费萨尔王朝。“尽管政权更迭，但历次中东战争的失败给阿拉伯国家遗留下了某种屈辱性的身份认同。”莫里斯告诉本刊记者，“尤其是与穆斯林历史上对中东地区的光荣征服相比的时候。”正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耻辱战败后，宗教激进主义在中东地区重新走回主流，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传统伊斯兰意识形态更适合作为巴勒斯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依托。

以色列自由战士的领导人之一内森·雅林·莫尔在回忆录中说，1967年以前，以色列边防部队只需数千人，国防预算只占GDP的12%，然而今日的以色列却需要维持一支17.35万人的常备军，人均国防开支高达2300美元，占据GDP的1/3以上。但他又说，假如把一个非军事化的西奈半岛还给埃及，将一个非军事化的戈兰高地还给叙利亚，并且允许巴勒斯坦回复到1967年的疆界，那么以色列会以少得多的代价获得高度安全。然而问题在于，无论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都很难相信1948年的战争已经成为某个在历史著作中才能彰显意义的事件，也都很难放弃这场战争所奠定的关系基调：仇恨已经成为生存的力量之源。■

( 1948年6月，在耶路撒冷巷战中的阿拉伯联盟军队 )

（感谢本尼·莫里斯与什洛莫·阿伦森教授对本文提供的资料与大力协助）

专访柏林自由大学伊斯兰研究所教授古德隆·克拉默

( 1948年5月，在耶路撒冷玛丽皇后大道布满了铁丝网，把犹太人区和阿拉伯人区完全分隔开 )

三联生活周刊：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是否像许多历史研究者宣称的那样，进入了一条持续的死胡同？

克拉默：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一些阿拉伯国家仍然表现出和谈的意愿。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要求以约旦河西岸领土为代价实现缓和。1949年3月上台的叙利亚军队总参谋长胡赛尼扎伊姆上校曾以太巴列湖中段重新勘界，允许30万巴勒斯坦难民返乡为条件，希望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埃及国王法鲁克也提出以返还加沙、西奈沙漠为建交前提。本-古里安在日记中，也承认如果想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实现真正和平，难民与边界问题就必须解决。虽然这些谈判从来没有正式开始，但至少可以肯定，以色列在1948年后，并非毫无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造成的阿拉伯难民问题，一般历史学界有两种解释：部分西方和以色列史学家认为，这是阿拉伯地方首领的策略；另一种则认为难民潮应完全归咎于以色列入侵。那么在这两种论断外，还有什么全面一些的新观点？

克拉默：在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1948年6月拟就的报告《关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迁移问题》中，就包括了驱逐阿拉伯原住民的策略，比如“在村庄附近持续炮击，或以高音喇叭反复播放恐吓性宣传内容”。181号决议规定的以色列领土内，大约有34万阿拉伯居民。到1948年6月1日，IDF情报部门估算，其中大约23.9万人已经逃离居留地，在阿拉伯控制地区，难民人数则达到15.2万人。大规模难民逃亡出现在4月，即哈加纳开始对海法、雅法等阿拉伯聚居城市发动攻势时。各种政治原因，无论是英国托管政府的撤离、以色列的建国，还是阿拉伯地方领袖的号召，对难民潮的增长确实影响有限。在IDF报告列出的原因中，头两条即是哈加纳直接针对阿拉伯居民定居点的直接敌对行动，以及这种行动传闻对周边村镇造成的恐慌，造成了超过70%的难民逃离事件，特别是德尔亚辛村惨案发生后。其次才是阿拉伯零散武装分子的抢劫清洗，以及对以色列报复行动的恐惧。因阿拉伯当地抵抗组织下令而逃离的难民不到总数的5%。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的冲突，是如何逐渐上升到文化冲突层面的？

克拉默：早期巴勒斯坦人与犹太移民的冲突大多因经济纠纷，或纯粹的刑事案件性质。其中一个转折点是1921年5月初的骚乱，激进的犹太社会工人党在从雅法向特拉维夫游行途中，英籍警察朝天鸣枪示警，引发围观阿拉伯民众骚乱，部分阿拉伯民众开始在雅法、哈得拉袭击犹太人商店与定居点，哈加纳的前身——犹太安全卫队进行了报复，显示了两者之间因经济、文化差异造成的猜疑与仇恨。1927年，犹太移民人数已经达到15.4万，拥有的土地已经接近100万杜南（10万公顷），上世纪30年代由于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和欧洲新一波排犹主义，更多移民来到了巴勒斯坦。1931至1936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达到37万，工业总产值增加了70%，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GDP比重从57%压缩到了43%。在海法出现了诸如Sheman这样大规模的化工企业，对传统阿拉伯作坊行会式的经济是一种绝对的威胁。

实际上，大部分出售给犹太人的土地都是来自根本不定居在巴勒斯坦、对阿拉伯农民漠不关心的奥斯曼帝国官员与当地大地产所有者。由于土地价格在20世纪上半叶暴涨，出售土地是极为有利可图的行为。出售土地的位置也由未开垦的荒地，逐渐转移至阿拉伯人聚居点周边的耕地。经济上的恐慌于是逐渐转变为政治上的对立与敌意。阿拉伯人缺乏类似特拉维夫、海法等因为城市繁荣而诞生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国家观念无法渗透到星罗棋布的农村中去，只能借助伊斯兰宗教意识形态来诉诸其要求——认为犹太移民的扩张，预示着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土地和宗教圣地的威胁。早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都是旧式的地方望族，比如耶路撒冷的穆夫提（教法说明官）阿明·阿尔·胡赛尼。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胡赛尼家族就担任耶路撒冷市政官。1913年，他进入伊斯坦布尔陆军军官学校，并在“一战”中加入土耳其军队，后来投奔英国，担任最高穆斯林委员会主席。通过修复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胡赛尼逐渐恢复了耶路撒冷的地位，从而也让巴勒斯坦问题变成了全体穆斯林阿拉伯世界的问题。1935年1月，胡赛尼终于颁布了自己的教令，宣布整个巴勒斯坦境内的土地，都是托付与全体穆斯林不可转让的财产，任何将土地出售给犹太人的行为都是对古兰经的背弃。于是在30年代中后期，就出现了伊兹·阿尔丁·卡萨姆这样的伊斯兰改良主义宗教领袖，开始建立带有地下武装性质的穆斯林团体，旗帜鲜明地把英国的托管殖民统治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同时当做危及巴勒斯坦的敌人。■ 德国难民耶路撒冷阿拉伯所有一场引发英军军事历史战争中东局势武装移民欧洲移民1948以色列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