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仁道夫的社会冲突理论

（文 / 薛巍）

( 1968年，达仁道夫（中）与学生领袖鲁迪·杜奇克（左） )

政治家兼思想家

达仁道夫去世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声明说：“欧洲失去了它最重要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之一。”

刚刚庆祝过80岁生日的哈贝马斯数周前在祝贺达仁道夫的生日时说：“达仁道夫更喜欢以建设性的才智和完美的风格阐明问题，而不是玩弄解释学。他的杰出之处是他的雄辩、自如地运用论据的能力以及棱角分明的演说风格。使他卓尔不群的是他以先锋派的自信告别既有观念的能力。”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威廉姆·华莱士勋爵说：“达仁道夫把参与政治和学术结合了起来。先后担任过德国的外交使节、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委员、英国上院议员，他还是欧洲的公共知识分子、30多部著作的作者，和《时代周报》、《共和国报》等媒体长期的专栏作家。但除了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一职之外，这些职位从来都没让他感到完全舒心，他是一位乐于质疑占支配地位的共识的自由派异见分子。”

拉尔夫·达仁道夫1929年5月1日出生在德国汉堡，他的父亲古斯塔夫·达仁道夫是一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曾任议会议员，后因参与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的计划而被捕。15岁的拉尔夫也因为参加反纳粹组织而遭逮捕，父子二人因为苏联红军攻克柏林而获得自由。

最初，达仁道夫在汉堡大学读的是哲学和古典语文学专业，他1952年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马克思思想中的公正概念》，1957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并撰写了后来成为经典的《阶级与阶级冲突》。同年29岁的他就在德国萨布吕肯大学以《工业社会的社会阶级与社会冲突》论文获得教授资格。

1969到1982年，达仁道夫是一位活跃的自由民主党政治家。1968年，自由民主党召开大会时遇上了大学生的游行示威，他与学生领袖鲁迪·杜奇克在广场上的车顶上举行了公开辩论。

先后在斯图加特、波恩和布鲁塞尔从政后并不太久，达仁道夫于1974年重归学术界，到英国出任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任职长达10年。其间，BBC邀请他主讲当年的瑞斯讲座。他演讲的主题是“变化世界中的生存和公正”，阐述在局势动荡、人口爆炸、污染和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如何保存自由。此后，达仁道夫曾短暂回到德国协助创立康斯坦茨大学和到美国纽约领导罗素－塞奇基金会。1987年，他又回到伦敦，从1987直到1997年出任牛津大学圣·安托尼学院院长，同时于1991到1997年兼任牛津大学副校长。

80年代末重返伦敦后，达仁道夫获得英国国籍并加入英国自由民主党；1982年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封，获得爵士头衔；1993年又获得英国上院终身爵位。但他从未离弃德国，他在文章中说：“尽管人们频繁地寻求欧洲、拉美或其他国家的崭新身份，尽管很多人信仰四海大同，甚至是全球民主社会，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在本国生活最如鱼得水，最值得眷恋的还是他们自身所属的民族国家。”

非社会的社会性

1952年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系之后，达仁道夫从哲学转向社会学。当时他和他的同学都受到美国社会学的吸引，但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对美国社会学做了修正，认为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夸大了共识在社会中的价值，低估了权力关系和冲突的重要性。对功能主义的批评是达仁道夫《阶级和阶级冲突》（1957）一书的中心。他之所以能迅速成为学术明星，部分是因为他是在战后被美国主导的学术界首位获得国际承认的德国学者。

在阐述社会冲突的原因时，他引用了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的论述，人类社会不是纯粹合作的，“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禀赋得益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然而他同时也发觉自己有着非社会、孤立化的本性，但正是这种不合群性、虚荣心、占有欲和统治欲推动着人类摆脱懒惰倾向和无所作为的心满意足，唤醒人类的全部能力。“社会就意味着统治，统治就意味着不平等，而且不平等带来冲突，冲突构成进步的源泉，包括扩大人的生存机会的源泉，这种思想是富有意义的。”

马克思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的进步，阶级对立也会更严重，而达仁道夫则预言，随着工人阶级内部的专业化，他们不会联合起来，而是因为收入、地位和技术的不同而分化，他们之间的对立会比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要严重。他认为权力斗争和平衡对防止专制和权力的滥用、促进个人权利和法治是有好处的。

冲突不会彻底消失，但如何限制冲突呢？首先，要使冲突限于辩论而非流血冲突。用他的另一位偶像卡尔·波普的话来说，既然没有人已经找到了终极智慧，我们就应该允许不同的答案和理性的批评。“公民身份的进步、社团的权利和很多社会组织的自治导致公共领域的碎片化，代议政府变成了各个组织之间广泛的辩论过程。”

其次，要由政府保证人们的基本收入，避免市场经济造成两极分化从而导致阶级冲突。他跟米尔顿·弗里德曼有过争论，经常谈论再分配，并对亚当·斯密所说的通过市场自然地通往繁荣表示怀疑。

在70年代，定居在英国的他专注于阶级问题，他的结论是经济发展侵蚀了很多旧的划分，造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和一个被边缘化的下层阶级。旧的无产阶级和旧的资产阶级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椭圆形中产阶级社会，纵使其两端分别为极其富有的精英阶层和下层社会。社会结构本身已变得摇摇欲坠，现在已经找不到可以建立持久组织的社会群体。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在政治上都无家可归。也就是说，人们的利益随着境遇的变化而改变。这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在党派中不再有政治归属，他们的反应取决于境遇、朦胧的情绪，尤其是对感情（甚或不满情绪）的号召力。民粹主义者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崭露头角的。民粹主义者掌权的时期是潜在不稳定性的表象，这种不稳定既不利于国家进步，也无益于国际秩序。

他提到英国社会科学家迈克尔·扬1958年出版的著作《精英的崛起》：“他描写的不是什么通往希望之地的捷径，而是受极权统治而失去人性的乌托邦式的反面未来。下层社会的人会被限制甚至禁锢在底层的职位上，根本没有机会出人头地。”他认为，迈克尔所描绘的凄惨景象与今天西方社会有着怪诞的相似。新生的底层百姓——特别是移民——是精英阶层的对立面，不可能享有同等的成功机会，“精英统治意味着统治集团又一次在达到目的后关上了身后的大门”。■ 达仁道冲突理论理论社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