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弼

（文 / 朱伟）

常有想进入《周易》、《老子》而苦于茫然无径者问，何种注释能为捷径？我一直以为，捷径其实是在源头，最早的注解作为源流之初，往往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启发性的解释。而追究为什么独这些注释流传下来，另一些却散失在历史长河里，则更能发人深省。

最近，中华书局重版了楼宇烈先生1980年出版的《王弼集校释》，引发我对王弼注何以能贯通历朝流传的好奇。《周易》与《老子》这两部书，《周易》在汉代曾有13家注，流传过朝只剩下东汉郑玄注。郑玄比王弼早出生100年，郑玄注到唐朝还完整保存着10卷，到北宋就只剩1卷了，王弼的10卷就成惟一幸存。《老子》早期注释，保留下来的是河上公章句与王弼注，河上公章句的年代应早于王弼注，但其人不可辨识，真实年代也就不可考。

王弼只活了24岁，他与何晏死于同年，都是正始十年（公元249）。哲学史说，何晏、王弼共同开创了玄学，其实何晏比王弼年长30多岁，作为曹爽的幕僚，官至吏部尚书。司马懿发动政变，他与曹爽一起被杀。王弼则因放荡不羁不被重用，乐游宴而避了兵变，却在这年秋天死于瘟疫。这两人，我好奇在，玄学的基点既在无与无为，为何别人的注不得流传，反倒他俩的成为经典？细想，原来奥妙在宋明理学——刻书盛于南宋，宋明理学的影响借助刻书流传，使程朱们对典籍的理解成为主流，决定了后人注释标准，也决定了对唐以前抄本的取舍，不能广泛流传就埋没了。程朱们为什么认同王弼、何晏，还有后人郭象、向秀（他们的《庄子注》）？我想，原因一是，他们能将老庄糅合、服务于儒学，从而使儒、释、道交融。原因二是，玄学的机智后来成为一种思辨方法，它尤其体现在《周易》与《老子》注中，它所展示的机智、机锋，是宋明理学生长的一种启发性土壤。

王弼的生平，只能在《三国志·魏书·钟离传》的注中，找到何劭写的《王弼传》。何劭与晋武帝司马炎有总角之好，在司马炎身边当到侍中尚书，王弼死的时候，他应该十几岁。这篇传中，有两段王弼精彩思想的记载，后来都被南朝宋刘义庆转用于《世说新语》文学篇。两段记载，其一说他未成年时去拜访当时的吏部郎裴徽，吏部掌管官员任免，裴徽是何晏的部下，也好老庄和玄理。他问王弼，无既然是万物生长的基础，为何孔圣人闭口不说，老子却不断说到无我的境地呢？王弼回答说，孔圣人是体会到无，无又不可言说，所以不说。老子则是有者，才不断说无所不足。这是将有、无分别巧妙地转换，说孔子、老子只不过用了不同的方法，强调了不同的内容。其二说荀融不理解他写成的《大衍义》，王弼就对他解释说，明智足以察透极幽微处，却不能去除自然之性。比如孔子对颜回的判断，本在预期之中，但相遇不能没有欢乐，死了也不能没有哀伤，以小人之心看，就以为孔子未能以情从理，而今才知“自然之不可革”。比如足下对自己的判断，虽然已定在胸中，但相隔十天半月，就会出现那么多影响它的思虑。以此就能体会，孔子对颜回，可谓无大过也。“自然之不可革”，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衍是演，推演，这篇《大衍义》残文留存在韩康伯的《周易系辞注》里，只不足百字，成为对大衍之数的注释。其中说，大衍之数，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而用以通，成为数之极。其中道理在，无必因于有，所以生万物，为物之极。明白了无中生有，有即是无，就明白了“所由之宗”。

这篇传中还记载王弼与何晏的不同观点，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故不为所累。王弼则认为，圣人比常人优秀，是因智能超常人，五情同常人。智能超常人，才能冲和化解有之障碍通向无；五情同常人，才能对事应物有动以衷。两者合，就能待人接物不为所累；如因累拒绝待人接物，失之多矣。智能与智慧的超脱来自悟，很接近后来的禅宗。

《周易注》与《老子注》比，前者更深入，后者对《老子》认识，反而想象不够。比如解释《周易》开头乾卦之“见龙在田”，他说，出潜离隐，游于地上，初出不显，三为艰难乾乾，四为跃无定所，所以惟二、五居中不偏，德施周普利见大人。解释乾乾，他说，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不中之位。上不在天，不能安其尊；下不在田，未可宁其居；所以有重刚之险。但反过来，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时机，虽危而劳，又可安然无灾。每一条都如白话，解释得特别清楚。最早的注，其实都简单明了，所以是捷径。实际是，宋之后大儒，或画蛇添足，或歪曲原意，将一说成二，繁琐累积，就越说越糊涂。

王弼著作，重要者本还有《论语释疑》，唐以后随着何晏《论语集解》流行就消失了，只剩下局部，被南北朝梁皇侃保留在他的《论语义疏》里。《新唐书》记载，还有5卷《王弼集》，到宋代也流失散尽。楼宇烈先生这部校释，好在不仅可帮我们方便直接读到《周易》、《老子》注，还将流传的《周易略例》、皇侃引用的《论语义疏》及近人王维诚从《云笈七签》里摘出的《老子指略》遗存都集中起来，真是研究王弼的一大贡献。■ 何晏王 弼易经王弼孔子国学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