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毛蒜皮的中考阅卷

（文 / 冬虫夏草）

张爱玲说，教书最难，既要做人，又要做戏。不长不短的三年教书生涯，我的演技委实没有多大提高，还是像个愤青一样郁闷、情绪化、爱钻牛角尖、不讨喜。时间与实践证明，也许我并不适合这份职业。

6月17日下午本市中考结束。如此幸运，受到学校领导的器重，我和其他4个同事被安排去批阅中考语文试卷。今年，本市首次实行网上阅卷，先通报一下我的工作任务：在5天时间内，要对一篇抒情散文的两道题，进行两万余次的批阅。分管我们的领导（即质检员）是各县区教育系统中的一些老资格——年纪可从稀疏的头发计算出，而学识的深浅谁也说不准，因为实在听不懂他们的方言。说一下工作时间：上午7点10分到11点40分，下午14点到19点。加班除外。

开工了。大家挺直了腰杆端坐在电脑前，目光炯炯，五指翻飞，那阵势好比沙场杀敌。当然，我们还要随时提防潜伏身后的质检员——更像是监工，他们在机房里悠闲地踱步，眼睛贼亮，谁打瞌睡了，谁小声嘀咕了，立马黄牌警告。这样的场景让人难免有置身牢狱之感，说牢狱也不是很贴切，因为批阅中考试卷毕竟是荣幸的，且是有报酬的。如此分析，我们与工业革命时期被机器操纵的工人境遇倒是十分相仿了。中午在食堂就餐的间隙，有兄弟笑称，自己马上快变成卓别林了，看见键盘呀按钮啊就卖力地按，小区的门铃要遭殃了。

疲劳是意料中的事，没什么可抱怨的，最要命的还是精神上的压力。电脑设计好了程序，每一道题至少要被不同的人批改两次，如果分差超过规定分值（一般在两分左右），那么批阅无效，重来，直到合格为止。实话说，大家态度都很认真，紧张却不慌张，操作逐渐熟练起来。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质检员动辄就会把人请出去狠批，通常围绕两个方面训斥：其一，速度太慢；其二，背离标准答案。第二条获罪人员居多。

不出所料，第二天上午，我被一个脾气暴躁口音浑浊的老头带了出去。在走廊里，那些不明话语伴随着唾沫星子向我劈头盖脸地砸来，我有点发蒙。须臾，另一个努力说好普通话的领导过来把这位的话“翻译”了一遍——大概意思是说，你批阅试卷的尺度太宽了，与参考答案不一致。我使劲地点头，毕竟，被批评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不仅自己丢人，且深究起来，也丢学校的脸。

战战兢兢地回到座位，瞟了瞟左右同事的脸，还好，他们都在对着电脑屏幕集中精力地战斗着，根本无暇顾及我的羞耻。然而，不幸的事在10分钟之后再次降临，我又被叫了出去。老头子两眼发红，气急败坏地指着我的鼻子呵斥道，就你的标准跟别人不一样，你怎么当语文老师的？这动作这腔调瞬间点燃了我的愤怒。我随即掏出口袋里的样卷，争辩道，到底是谁不懂语文？你自己看！很明显是吵架的阵势了，另外几个领导，还有我们单位的同事都纷纷围了过来。接下来的争辩我不想多做描述，在此，我只想呈现关于这一道试题的核心部分，以求一丝公允和慰藉：题目是《阅读文章第五段，简要说说落花“内在的美好情操”具体是指什么》。参考答案说，只要能表述出落花的坦然安宁和奉献精神两个基本点即可。老头拍板说，只要没有“奉献精神”这几个字眼就不能得分，而我认为，考生答“落叶与大地融为一体，滋养明年的花朵”是奉献精神的具体表达形式，也可以得分。

结果不用说，我受到了众人的指责——第一，说话不注意身份，集体任务只能服从；第二，答案必须要切中要害，不能鸡毛蒜皮，要保持高度统一；第三，破坏了和谐的阅卷氛围。我觉得自己很无辜，有口难辩，第一条和第三条罪状我都能接受，唯独第二条，无论是站在语文学科的立场上，还是凭借自己的经验，我不能苟同。我还是被迫道歉了，但在后来的阅卷中，我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我心目中的语文不是刻板的公式，更不能被所谓的权威所哄骗。

很奇怪，这一次，我的羞耻感消失得一干二净，胸中竟涌起一种自豪感。凭借着这种昂扬的斗志，到任务结束那天，我位居小组批阅试卷总数和正确率两项第一名。

我之前说过的，我们的劳动是有报酬的，并且是按质量评奖次发钞票。结果证明我的沾沾自喜是一种幼稚的表现，不是吗，在总结大会上，发钱的时候，我的名字被第一个报了出来，请注意——这是三等奖的最后一名，信封里装的劳动报酬是650元。等报出所有奖次与名单之后，我的愤怒也到了极点，尽管被同事反复劝说，我还是跑到了主席台前斥责不公正。这一位领导则心平气和地说，你不服从管理，并且得罪了我们德高望重的某某某，小伙子，别把自己太当一回事。在众人嘲弄的目光中，在同事的陪同下，我无言以对，顿了顿，我低声忍无可忍地骂了一句脏话。

回家的路上，几位同事像分析语文问题那样，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复安慰我开导我。我本来想声明我的鸡毛蒜皮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语文学科，我想的没有崇高，我只是想对考生负责。结果，一位同事打趣地说，不要生气了，一等奖和三等奖相差100块钱，我们几个请你吃饭。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阅卷鸡毛蒜皮中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