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主义的慰藉

（文 / 薛巍）

( 艾伦·德波顿 )

积极思考的消极后果

1952年，美国教育家、作家诺曼·皮尔出版了《积极思考的力量》一书，他在书中声称，没有一种问题、困境或失败不能透过积极思考来解决，他鼓励自我评价低的人做积极的自我陈述。该书各章的标题有“相信你自己”、“我不相信我会失败”、“如何人见人爱”。这本书现在已经成了经典的励志类著作，但新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对有些人来说，乐观的观点弊大于利。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乔安妮·伍德和她的同事们设计了一系列实验。他们让68人做自我评价，然后要求参加者用4分钟时间写下他们心中的想法和感觉。在这个过程中，随机挑出一半的人，要他们在听到铃声时对自己说“我很可爱”。在这个实验之后，问他们“30岁的人得到快乐、甜蜜的爱情的可能性有多大”之类的问题，测量他们的情绪，看他们的情绪能得多少分，分数范围是从0分到35分。过去的研究显示，乐观的回答表明情绪是快乐的。

研究小组在《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对于自我评价高的人，对自己说“我很可爱”的人的情绪平均是31分，没对自己这么说的人平均只得了25分。对于自我评价低的人，对自己说这句话的人平均得了10分，没对自己说这句话的人则得了17分。

乔安妮解释说，积极的自我陈述在那些自我评价低的人身上导致了消极情绪，是因为这样的陈述跟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互相冲突。当积极的自我陈述严重地与自我认知互相冲突时，不仅不会克服，而且会加强本来的自我认知。那些认为自己不可爱的人发现，说他们自己可爱非常不可信，这反而强化了他们对自己的负面看法，而不是扭转原来的看法。很多励志书的读者做自我陈述，反而有可能受到较低的自我评价之苦，所以这些书不仅没有用处，也许反而有害。

( 诺曼·皮尔 )

一个人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可能只是由童年的一件小事造成的。在回忆自己一生中决定性的时刻时，德波顿说：“我最早的记忆是一个梦。我那时应该还很小，4岁左右，我梦见自己靠在公园里的栏杆上，突然栏杆倒了，我跌到结冰的水里，面临被鲸吞掉的厄运。我感到恐怖的是，我相信很结实、可以依靠的栏杆会毫无征兆地倒掉。河水和鲸鱼代表随时可能爆发的恐怖；栏杆是成人世界的保护网，它们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保护作用。这段记忆体现了我终生对生活中可能发生什么的焦虑，我很难相信一切都会很好，总是担心明显很安稳的栏杆会倒掉。为了努力构建更多心理上的栏杆，我成了一名作家，书籍是我的安全网。”

西方悲观主义的两个来源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在思考的时候，最好不要受任何情绪的影响，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情绪都可能干扰理性做出独立判断。过于乐观而做出错误判断，类似“被胜利冲昏头脑”；过于悲观会导致“大脑一片空白”。德波顿认为，适度的悲观才是正确的，乐观主义是不正常的。

他说：“至少自雷曼兄弟垮台以来，我们最应该害怕的是希望。努力相信最糟糕的已经过去，停止吓唬我们自己注定要使我们变得更加失望。我们不仅不高兴，而且会因为我们的不高兴、相信平静和快乐才正常而感到不高兴。”

“现在应该认识到乐观主义是多么奇特和会产生相反的作用。200多年来，除了偶尔受到冲击，西方世界被进步的信念主导着，这种进步以科学和商业上的成就为基础。但从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视角看，这种乐观主义是反常的。人类在他们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是通过期待最糟糕的未来而得到安慰的。在西方，悲观主义的教训有两个来源：古罗马的斯多葛派哲学和基督教，现在是重温它们的教训的时候了——不是为了增加苦难，而是为了减轻惊讶和懊丧。”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生活在尼禄皇帝统治时连续的金融和政治动荡之中，他把哲学理解为使我们在持续的危险之下保持平静的学科。他的慰藉是最严酷、最黑暗的：“你说你认为那不会发生。当你知道那可能发生、看到它已经发生的时候，还会认为有不会发生的事情吗？”在公元62年，塞涅卡提醒读者，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一直是生活的一部分，不管他们认为自己有多先进、安全，他希望由此来平复人们的不公平感。

如果我们没有老想着突发灾难的危险，结果因为我们的单纯而付出代价，那是因为现实包含两种互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连续性和可靠性会持续几十年；另一方面是毫无预兆的灾难。我们陷入两种可能的期望：明天会跟今天一样，或我们会遭遇惊人的事件，之后一切都不复从前。因为我们有强烈的忽略第二种期望的动机，塞涅卡要求我们记住，我们总是受到命运之神的摆布。这位命运之神可以让一个有50年历史的公司化为乌有，或者让一个资产平衡表因为需求而蒸发。

因为我们会受到意外事件的伤害，所以必须估计到一切可能，塞涅卡让我们记住总是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在投资、管理公司、做董事、存款时要意识到最糟糕的可能。由于相信我们的金融技能，长期以来我们以为自己是命运的主人。“我们不能考虑不会发生什么，而是考虑可能会发生什么。人是什么？是一艘只要最小的摆动、最小的颠簸就会使它解体的小船。一个脆弱的身体。”

后来，基督教强化了斯多葛派的悲观主义理论。它指出，所有的人都发现想象完美很容易，但是以为这种完美能够在世上实现是有问题的，甚至是罪恶的。人为的东西没有不带瑕疵的，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是没有终结的。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把希望坚定地放在快乐的两大组成部分——爱和工作——上，但两者都无法带来长久的满足。当美好、顺利的例外被错误地当做规律，个人难免会遭遇的不幸变成了施于我们的诅咒。

“乐观主义哲学抹去了人类先天为预期和灾难保留的位置，也就抹去了我们因为婚姻破碎、壮志未遂、股票下跌而得到慰藉的可能，使我们孤独地扼腕叹息，因为没能做出更大的成就而感困扰。我们应该记住历史上伟大的悲观主义的教导，尤其是这两句：一句是塞涅卡说的，有什么必要为生活中的一点东西而哭泣呢？生活的全部都需要我们哭泣；另一句是法国道德家尚福尔说的，人应该每天早上吞下一只蟾蜍，以确保这一天从此之后不会遇到更恶心的事。”

如同当年《纽约时报》批评《积极思考的力量》中的主要理论“过于功利”，德波顿也在陈述悲观主义的好处，而对斯多葛派或基督教来说，俗世的利益都是身外之物，得到算不上幸福，失去算不上不幸。斯多葛派表面上看悲观，其实是很乐观的，他们相信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的、有好处的，万物都是受神引导，而神会让世界成为最好。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不好的事情，从宇宙的视角、更高的法则来看则是好的。他们是对世俗的幸福悲观，对更高的、超验的幸福乐观。■ 慰藉悲观主义塞涅卡